另眼看《敦煌马圈湾汉代简牍》的书法史意义

老孙

有句网络话叫“只有你想不到的，没有你～不到的”。从此角度看当代的书法人，那是幸运之最，老天爷赐予了我们互联网，能看到许多东西都是几十年前想都不敢想。比如简牍、帛书、残纸、遗书，等等出土文字信息，每每都是惊喜。《敦煌马圈湾汉代简牍》便是落在玉盘上的一颗小小珠子。

1979年它出土于甘肃敦煌西北95公里处的一座汉代烽燧遗址，大小长短不一的简牍共出土有1217枚，它们的材质绝大多数是红柳或胡杨木，学术上称作“木牍”；竹制的极少，称“简”，仅有16枚。这千余枚简牍不是很多，却是汉代简牍在敦煌地区出土最多的一次。内容异常丰富，涵有诏书、奏记、檄、律令、品约、牒书、爰书、符传、簿籍、书信、历谱、数术、医药、契券等。其中有63枚有纪年，最早者的是西汉宣帝本始三年（公元前71年），最晚者为新莽地皇二年（21年），前后九十余年。它的形制也不少，包括简、牍、符、觚、封检、削衣等。就文献的角度而言，马圈湾汉代简牍的发现为探索汉代玉门关址位置提供了重要线索。

作为书法人更关心的是简牍上的文字书写情况。其实那些结字、用笔、章法和风格只在审美意识自觉的情况下才有价值，于当时几乎没有意义。西汉后期的文字书写尚处于完全使用时期，还没有自觉审美意识，当代人可不能把自己的意识强加于古人。或许有人会想到“六书注我”，可惜！二者的语境、精神完全不同。一旦真的发生了强加现象，则无异于亵渎传统文化，特别是在以尚古、尊古为文化特征的国度。

就本简牍就用笔而言，基本是露锋，由于是硬毫，又肩负使用需要，书写运笔速度必定较快，横转竖时往往是提笔而过，直来直去，不躲躲闪闪是总体感觉。笔画形体特征有特别强调隶书的基本特征笔画雁尾之倾向，有的雁尾特别、超常的大，这时靠笔的性能和运指都显得力不从心，怎么办？于是就反复添笔加大雁尾。与字的协调与否似乎关系不大，目的就是要强调雁尾。这种用笔方式在唐朝及以后都是不允许的。

再看结字，几乎没有相同或相像者，随性感强烈，规律性的东西很少，与同时代属于“铭书”范畴的碑版汉隶，相去甚远。前者是日常书写，趋于便捷；后者由镌刻而成，含有庄重的意义。不仅是当时书写状态的某些侧面，且是典型的两种，其它的因时间久远，加之书写载体的保存问题没能流传。

站在书写技术角度审视，两汉仅是书史的一环。如果按学科划分，当以文字史为主，书法只是附属。若站艺术角度，审美因素是首先对象，很遗憾，汉时的书写尚处于启蒙期，尽管这种行为已有逾千年的历史。艺术一定有审美因素，但具有审美因素不等于是艺术，就像有雁尾的字体一定是隶书，但隶书不一定有雁尾。

书写铭书的人会是精英，在自然的书写人群中他们的人数和普通书写者相比较，谁多谁少？不言而喻，前者稀少，后者必多，呈金字塔状。正常情况下以精英代表普通，问题不大。问题是那个时代没有真实可靠的精英墨迹传世，普通书写者的墨迹就显得弥足珍贵。

如果把出土文物中的简牍文字看成书史的一部分，一种尴尬现象出现：和所见书本知识大相径庭。于是不自主地问：书法究竟是什么？更愿意相信是文化现象，宽泛自在。定义为艺术门类后，短短二三十年从事者熙熙攘攘，心很累！不自在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