唐代隶书的寂寞

方圆

唐代，被誉为“书法盛世”的时代，楷书端庄、行书流畅、草书狂放，各领风骚，共同编织着书法艺术的辉煌篇章。然而，在这众多书体的簇拥下，隶书，这一源自汉代的官方书体，虽已不再是书坛的主角，却并未因此而黯然失色。它如同一位淡泊名利的老者，静静地守候在岁月的河岸，以寂寞的风姿，谛听着过往与未来的对话。

提及唐代隶书，不得不提其初承魏晋遗风，又融入新时代气息的独特特质。这是一种似隶似楷、隶楷交融的奇妙境界。有的作品中，隶书的古朴韵味占据上风，楷书的规范严谨则悄然渗透；有的则是楷书之骨架撑起全局，隶书之柔美点缀其间，二者相得益彰，随笔所致，依刀而现，尽显书者之性情与才情。欧阳询、薛纯陀等初唐书家的隶书之名，便是这一时期的见证，他们的笔下，隶书不仅承载着历史的记忆，更融入了新时代的审美追求。

及至开元年间，唐玄宗的一声令下，隶书再次迎来了它的春天。丰碑高碣，隶据其半，唐隶新体如雨后春笋般涌现，蔡有邻、韩择木、史惟则等书法大家，以其精湛的技艺，赢得了大诗人杜甫的咏歌与赞誉。他们的作品，不仅是书法艺术的瑰宝，更是那个时代文化繁荣的象征，展现了唐代隶书在艺术创新上的无限可能。

唐代隶书的艺术特征在于其结构的严谨、笔法的稳健与字形的方正。每一笔，每一划，都透露出书者对美的极致追求。结构严谨，使得每一个字都如同精心雕琢的艺术品，笔画间的关系处理得恰到好处，既不失隶书的古朴，又融入了唐代的审美理念。笔法稳健，即便隶书已非主流，那些坚守隶书阵地的书法家们，依然保持着对笔法精髓的深刻理解和传承，使得隶书的笔力不减当年，稳健中透露出一种不屈的精神。字形方正，与楷书的端庄相呼应，给人以稳重之感，仿佛是那个时代社会风气与文化底蕴的缩影。

而谈及唐代隶书，不得不提的就是唐玄宗所书的《石台孝经》。这部作品，虽名为隶书版，实则融合了楷书的元素，展现出一种独特的隶书风格。这既是对汉代隶书传统的继承，也是对唐代楷书主流的借鉴，体现了书法艺术在时代变迁中的融合与创新。《石台孝经》的字体特点，正是唐代书法从隶书向楷书演变趋势的生动写照。其结构布局整齐有序，文字排列紧密，整体呈现出一种庄重和谐的美感，每个字的结构都严谨至极，反映了唐代书法对形式美的极致追求。笔法上，虽保留了隶书波磔明显的特征，但又显得更为圆润流畅，线条清晰而不失力度，既有隶书的古朴韵味，又融合了楷书的规范性，展现了唐代书法艺术的高超技艺和深厚底蕴。

《石台孝经》作为一件书法艺术品，不仅展示了唐代书法的高度成就，更具有较高的艺术价值，是研究唐代文化和历史的重要实物资料。它并不是一个纯粹的隶书作品，而是隶书与楷书之间的一种过渡形式，这种混合风格的作品，反映了当时书法艺术的发展状态，对于研究中国古代书法的演变具有重要意义。如今，它静静地躺在西安碑林博物馆内，成为了历史的见证，让后人得以窥见唐代隶书的风貌与魅力。

唐代隶书与汉隶相比，虽不再受后世如汉隶那般广泛的追捧，但其作为一种书体的存续，依然值得我们去深入探讨和研究。在现代电脑字库中，官方应用的隶体字往往就是唐隶，这说明其应用性仍然十分广泛，便于大众接受。这不仅是对唐代隶书艺术价值的肯定，也是对其生命力的延续。

回溯往昔，上世纪七十年代上中学时，正值那个特殊的年代，文化革命的风暴席卷全国。那时的我，有幸接触到了第一本字帖——集唐隶的毛泽东诗词。那是我习书的启蒙，那些刚劲有力的笔触，深深烙印在我的心中，至今无法割舍。尽管近年来，我更多地摹写汉隶，但我的创作作品中，始终掺杂着唐隶的影子，那是我书法之路的起点，也是我艺术探索中不可或缺的一部分。

然而，我这样的选择引起了一定的争议。一些大书家，特别是那些专攻汉隶的书人，常指摘我的隶书作品古意不足，认为我过于留恋唐隶，而未能完全沉浸于汉隶的古朴之美。面对这样的批评，我始终保持着一份淡然的心态。习气难丢，我行我素，坚持胎袭，自得其乐。在我看来，书法不仅仅是技艺的展现，更是情感的流露，是对美的个性化追求。我享受在唐隶与汉隶之间游走的过程，享受那份既传统又创新的乐趣，这便是我理解的书法真谛，也是我对艺术的真实观照。

袁文长二〇二四年九月十六日于锦绣观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