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河南·安阳】殷墟博物馆——梦回殷商，追溯中华文明探源历程的起点与基石

阿狼故事

2024年10月2日 河南省安阳市殷都区 去过不少地方，但基本都在华东地区，我像是久在樊笼里的鸟儿，被生活和勇气限制了活动范围。2024年的国庆，我不仅迈出了一大步，更跨越了时间的长河，我终于走出华东，奔向中原，飞入河南，翻过历史，梦回殷商。

　　首次游河南，第一站没有选择洛阳，没有选择开封，也没有选择焦作，而是选择了安阳。这一趟下来，才知这个临时的选择是无比正确的，在安阳，我们不仅避开了国庆节汹涌的人流（虽然人也很多），也见识了挺立中原的太行之壮美，更在殷墟博物馆穿越历史看见了三千多年前中华殷商文明的辉煌。理解“老家河南”，还有比安阳更好的地方吗？

　　殷墟是中国历史上第一个有文献可考、为考古发掘和甲骨文所证实的商代晚期都城遗址。 随着殷墟考古成果不断丰富，原殷墟博物馆难以满足保护和展示需要。2020年11月，殷墟博物馆新馆开工奠基，2024年2月，殷墟博物馆新馆开馆。

　　殷墟博物馆新馆，以殷商时期的国之重器“鼎”为设计意向，通过对青铜方鼎元素的抽象、演变，以整体大气、简练有力的四方之形为博物馆建筑载体，馆上面的纹理和图案是殷墟出土的青铜器文物上的纹理演变而来。 该设计以《诗经·商颂》为源，以绿野草台、鼎立大地、层叠深邃、青铜装裹为形，以绿色低碳、可持续的发展模式为要，形成具有殷墟文化内涵和考古学意义的“中华之范、文明圣殿”。殷墟博物馆正门上用甲骨文写着“大邑商”三个字，大邑商是商朝人对他们的国都的美称。

　　博物馆设8个展厅，地上共三层，是首个全景式展现商文明的国家重大专题博物馆。 新馆聚焦“伟大的商文明”主题，设有3个基本陈列、4个专题展览和1个特色沉浸式数字展。 展出青铜器、陶器、石器、玉器、甲骨、车马坑等文物近4000件套。

　　殷墟博物馆门口与游客互动的古装帅哥靓女们身上穿的、头上戴的不知道是不是真是商朝特色，感觉对于那个年代来说，有点过于超前了。如果真是，抛开艳丽的颜色，单就款式来说，真的很漂亮，不比唐宋元明清的服饰差。不得不说，老祖宗的审美真是一直在线啊，三千多年的传承，不曾落下。

排队大约半个小时，跟着人流涌进博物馆大厅，头顶是一只有着修长身姿的大鸟雕塑。商氏族自认为他们的祖先是上天命令玄鸟而生的，《史记·殷本纪》记载，商契的母亲简狄在郊外，因吞玄鸟之卵怀孕而生下商祖契。玄鸟是商族人的图腾。

探索商文明

甲骨文的发现，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持续近百年的殷墟考古再现了三千多年前东亚地区高度发达的青铜文明。同时，殷墟也是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最为系统的实验田，是中国考古学人才培养与成长的摇篮。由已知求未知，对殷墟晚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和认知，为新中国成立之后全面探源商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不仅如此，商代都邑研究极大地促进了先商、早商、中商、晚商考古学文化的研究，清晰呈现出以都邑为中心的王权国家的政治地理图景。 甲骨文发现以前，商史研究资料匮乏，孔子曾有“殷礼吾能言之，宋不足征也，文献不足故也”之叹。1899年，王懿荣等人偶然发现并辨识出甲骨文字，掀起了甲骨文研究热潮，开启了探源商文明之旅。 1928年，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古组开启殷墟考古，这是由中国学术团体主导的自觉考古活动，初步揭示了殷墟青铜文明盛况；中国现代考古学理论与方法也在摸索中逐步形成；第一批中国考古学家得到锻炼与成长。
1928年至1937年，殷墟考古在时局动荡中艰难起步，10年间共进行15次发掘。依据重要考古收获及考古方法的改进，大体可把该阶段分为三期，第一至三次为探索期，第四至九次为发展期，第十至十五次为鼎盛期。考古成果显著、考古方法不断完善、考古人才不断成熟是殷墟早期考古的主要收获。

　　探索期——殷墟第一次发掘以搜寻甲骨为目的，这存在明显局限性。李济加入殷墟第二次发掘后，采用水平地层发掘法，关注最具普遍性的陶器研究，注意甲骨的形态与埋藏状态等，标志着殷墟发掘开始脱离金石学范畴，走向现代田野考古学。此外，他所提倡的科学考古要点及考古学家不收藏古物的不成文约定影响至今。大龟四版、仰韶文化彩陶片等是第三次发掘的重要成果。

发展期——1930年山东城子崖遗址发掘中积累的田野考古经验极大地推动了殷墟发掘，"兼探四境"得以实施，石璋如、刘耀等更多年轻人的加入，也为殷墟发掘注入新的活力。以后冈三叠层为代表的地层学研究，以出土器物分类为代表的类型学研究，以及系统的田野发掘制度，标志着殷墟考古发掘走向科学的轨道。
　　鼎盛期——1934年10月至1935年秋，梁思永主持发掘王陵，规模之大，内容之丰富前所未有，在国内外学术界产生了巨大影响。小屯宫庙区的第十三至十五次发掘，主要由以石璋如为代表的年轻人负责，发掘理念与方法得到进一步更新，大量版筑基址、YH127甲骨窖穴、宫庙区祭祀坑、众多随葬青铜器的墓葬等是这一时期发掘的典型遗迹，复杂的地层及众多遗物，使考古地层学与类型学得到不断的应用与修正，标志着遗址发掘方法的逐渐形成与完善。

　　1937年至1949年，全面抗战和解放战争期间，中国的考古工作近乎停止，殷墟的考古发掘研究工作也因战争中止。

1950年重启殷墟考古发掘，中国科学院考古研究所（1977年改隶中国社会科学院）主要负责殷墟考古工作。70余年来，在承袭已有理论、方法与研究成果基础之上，几代殷墟考古人接力前行、不断求索，取得了一次又一次重要发掘成果，极大地推动了不同时期殷墟考古研究。

五十年代、七十年代考古人员留下的考古手稿。

　　器物类型学，是考古学最基本的方法论之一。根据地层叠压关系与器物的形制、纹饰制作技术等演化特点，判断器物之间的相对年代，从而建立器物的年代学序列，这为考古学研究提供了科学的年代依据。陶器因其数量众多、最具普遍性、且形制变化速度较快，因而成为类型学研究的核心，也是考古学文化分期的重要依据。殷墟陶器特征与偃师商城陶器及二里头夏都遗址陶器有着显著的继承性，亦有明显的不同，成为判定年代的重要依据。

　　1936年李景聃等人到豫东商丘寻找殷墟文化的前身；1950年韩维周发现郑州二里岗遗址，打开郑州商城发现与研究之门；1959年徐旭生的"夏墟"调查发现洛阳二里头遗址，进一步填补了仰韶、龙山与殷墟文化之间的空白。关于二里头遗址、郑州商城的年代与性质，学术界进行了长期的探讨。

　　对夏商都邑的深入研究，为同时期不同区域的商文化研究提供了对比标尺。商王朝"邦畿千里"范围内晚商、中商、早商文化面貌逐渐清晰，在不断追溯商文化的源头——先商文化与同时期的二里头文化、岳石文化进程中，夏商考古学体系得以完善。

　　先商时期——是指成汤灭夏之前。主要包括郑州二里头、洛达庙、邯郸涧沟等遗址文化。考古发掘与研究表明，先商文化不断与周邻文化交错、碰撞、吸收与融合，为商代夏后的文明大爆发奠定了基础。

商代早期——是指成汤灭夏至仲丁迁隞（嚣）之前。主要包括二里岗遗址、偃师商城和郑州商城遗址文化。此外，还发现了望京楼、焦作府城、东下冯、垣曲、盘龙城等多处商代早期城址。南抵江汉地区、北达长城以南、东至泰沂山脉以东，西至关中地区，以二里岗遗址为代表的商代早期文化表现出高度一致性。

　　商代中期——是指仲丁迁隞（嚣）至武丁即位以前，历经九世之乱、都城五迁。目前学术界一般将小双桥遗址、盘庚迁殷后前期的洹北商城遗址划入这一时期。

　　商代晚期——是指武丁即位至纣王失国。主要是盘庚迁殷后期的殷墟都城遗址文化。此外，还涵盖殷墟都城之外以河南为中心，东至海岱，西至关中，南到鄂北豫南，北至翼北辽西的遗址。这些遗址随山形地势、傍河谷平原，各自形成区域中心。以滕州前掌大、青州苏埠屯、济南刘家庄、定州北庄子、栾城周家庄、灵寿西木佛、武安赵窑、灵石旌介、浮山桥北、临汾庞杜、闻喜酒务头、辉县褚丘、温县小南张、荣阳小胡村、正阳闰楼、罗山天湖、西安老牛坡等遗址为代表，展现了商代晚期的蓬勃盛况。

　　“相土烈烈，海外有截"，商王直接控制的王畿是商文明的核心。王畿之外分布着大量的方国，西到关中，北至幽燕，东到沿海，南越长江，文化面貌与王畿地区大体一致，尤以青铜礼器为代表的礼乐文化受到广泛认可。

　　王畿与四方地区的交流、交往、交融，极大推动了文明进程。商文明也正是在这一过程中，走向了中国青铜文明的顶峰。

　　殷墟近百年发掘取得的丰硕成果为探索商文明奠定了坚实的基础。然而，令人不可思议的是，即使殷墟考古持续了近百年，即使考古成就丰硕，但是殷墟仅仅挖掘了约5%。

回顾中华文明探源历程，殷墟是其起点与基石；回顾商文明探源历程，殷墟是其主干与支撑。商文明探索虽然成果丰硕，但探索永无止境。

商代简史

　　商代是中国历史上极为重要的一个时期，地位举足轻重。商王朝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为之后的中国历史奠定了坚实基础，产生了深远影响。

商氏族是华夏文明的开创者之一，商文明以浩浩汤汤之势推动中华文明的齿轮，在历史的长卷中晕染上浓墨重彩的一笔。以古为镜，可知兴替。商文明上承史前与夏代，下启周秦，为寻绎中华优秀传统文化的连续性、创新性、统一性、包容性、和平性提供了可靠证据，为人类留下了宝贵的精神财富。

"天命玄鸟，降而生商，宅殷土茫茫"，记述了"商"这一古老族群的起源。传说商族的祖先为契，受封于商地，商族由此得名。商族首领带领族人繁衍生息、发荣滋长，用智慧和勇气共同开启商文明辉煌华章。 商族首领成汤宅心仁厚、以德服众，重用贤臣伊尹，领导四方诸侯运用战争的暴力手段一举推翻腐朽的夏朝的统治，建立了新的王朝——商朝，在位30年，商朝兴盛。成汤还确立了嫡长子继承制，直到雍己统治时期，政局稳定。

　　仲丁从其叔父雍己手中夺取了王位，破坏了成汤建国初确立的嫡长子继承制。这种情况一直持续到阳甲在位时期，共经历五代、九王，史称"九世之乱"，导致王朝几经衰落。

　　盘庚迁殷后实行新政，结束了王朝衰落的局面，为武丁中兴奠定基础。武丁时期，商王朝空前繁荣。

盘庚侄子武丁执政时，殷商国势达到鼎盛。武丁在位共五十余年，日夕思复兴殷，他娶妇好为妻，在傅说等人的辅佐下，国势强盛，政治清明，百姓富庶。商王武丁惟才是举，衣食朴素，推进了商朝最鼎盛的时期。武丁在位时期，灭躬方，亡土方，平西羌，定荆襄，扩疆数千里。故史书将武丁统治的59年间（公元前1250年—前1192年），称为“武丁中兴”。 传至文丁，重用周公季历，后又杀之，为商王朝的衰亡埋下了隐患。帝乙时，诸侯方国离心，商王朝逐渐走向了衰亡。 帝辛，子姓，名受 （一作受德）， 商朝末代君主，世称纣（一说为“受”之音转 ）、商纣王等。

　　帝辛是帝乙少子，继位后，在内大兴土木、加重赋敛、严格周祭制度、改变用人政策、推行严刑峻法，对外屡次发兵攻打东夷诸部落。其种种举措既在统治集团内部引发矛盾，也动摇了商王朝的统治基础。牧野之战，商军被周武王所率诸侯联军击败，帝辛身死，商朝灭亡。
　　在传统史学叙述中，帝辛沉湎酒色、穷兵黩武、重刑厚敛、拒谏饰非，是与夏桀并称“桀纣”的典型暴君 ，终致众叛亲离、身死国灭，相关典故有酒池肉林、炮烙之刑、牝鸡司晨等。

车辚辚 马萧萧

　　精妙绝伦、气势磅礴的商代文物诉说着辉煌灿烂的商文明。装饰华丽、结构精巧、机动灵活的马车，展现着商王朝卓越的制造技术，是中国目前所见最早的马车实物标本，更是对3000多年前商文明的生动诠释。

　　马车不仅用于日常交通，还用于战争、礼仪、田猎等方面，更是商王、贵族的重要身份象征，也作为随葬品埋于其墓葬附近或墓道内，继续为亡者服务。

　　历史更迭，木铜朽蚀，一代王朝的恢弘盛景已随岁月悠然远去，唯有深埋地下的庞庞马车载乘着我们穿越千年时光，一窥当年"车辚辚、马萧萧"的壮阔景象。

殷墟马车多埋于大型墓葬附近或墓道内，以车、马、人合葬居多。殷墟早期以车马器陪葬，车马器套数代表主人所拥有的马车数量，见证着主人身份等级的高低，晚期马车陪葬成为中、上级贵族的专属，彰显着墓主人的赫赫权威，亦是马车陪葬制度的萌芽。 经过近百年探索，殷墟已发掘车马坑九十余座。考古学家对其进行了深入研究，使商代马车结构得以复原，车马配饰逐渐清晰。马车制造集细木加工、金属铸造、雕刻髹漆等先进工艺为一体，工序繁复、庞杂，展现出商代手工业技术的高超水平。

　　商代马车上的各种结构件，皆为青铜制造。

　　商代马匹管理已成规制，马车结构更加科学，驭马方式更为灵活。稳健快捷的马车不仅作为王室贵族的代步工具，也在驿站传递、田猎出行、载兵作战等方面发挥着重要作用。历史文献、甲骨卜辞与殷墟车马坑相互印证，真实再现了商代礼制下的马车功能配置。 该处车马于2005年出土于安阳钢铁公司第二炼钢厂西南、北辛庄村东，位于三座大型墓葬的西南部，呈南北一线排列，为同期殉葬，推测为三座大型墓葬的公共陪葬品。坑底部挖有轮槽，均内置一车两马，马匹相背而卧，均有殉人。
　　M1-M3的马络带串饰圆形铜泡，保存有踵饰、害、辖饰、轭饰等铜车具及镳、额饰、鼻饰等铜马具。M3车舆内左侧出土若干铜镞，右侧出土一柄青铜短剑。M1-M3均殉一人。M4、M5马络较为豪华，车后、车侧各殉一人。豪华的马络和数量较多的人殉显示出两车等级较高。 该车于2017年出土于安阳大司空村，坑底部挖有轮槽，内置一车。马车形制较小，直辕直衡，保存有踵饰、 T 形车具、帆饰、害、管状衡饰、管状牛首衡末饰等铜车具。车辕左右各殉一人，呈俯身姿势，头部置于车衡之下。
　　根据该坑马车形制与人殉姿态，可确定该车为人力车，为殷墟首次发掘，对商代车马出行及车马随葬形制的研究有重要意义。 商代战车又称"寅车"，通常用作冲锋陷阵、兵戈交搏。车门一般开在后部正中，作为战车组织也可能根据作战需要设定车门方位。马车关键部位装配铜车器用于加固和防御。
　　战车装备可分三组，一组以驭马器为主，兼护身武器；一组为弓矢，一组为戈，用以武装战斗人员，侧面表明一部商代战车多配备三名乘员。
　　
该车马于2020年出土于安阳钢铁公司，坑底部置一车两马。马车构件摆放较为散乱，铜车具附着其上。曲衡横置在前，左右装配双轭，末端装配三角形衡末饰。辕竖直延伸至车舆。车舆竖状放置，门朝一侧，方管状舆饰、 T 形车具、弓形器、铜镞置于车舆内部。车轴断裂，两端装配铜害，置于舆后方。不见车轮痕迹。马匹相背而卧。坑内殉一人，呈俯身姿态置于车舆上方。
　　根据摆放散乱的马车构件，推测此坑为拆车葬。此类车马陪葬类型在殷墟出土的车马坑中较为少见。 该车马于2007年出土于安阳高楼庄西、水利局旧址东侧，坑底部挖有轮槽，内置一车两马。该坑经盗扰，马车、马匹和殉人均被扰乱，但仍可辨认马车形体较为宽大，车舆有"轼"结构遗存，马匹相背而卧，车两侧各殉葬两人，车后殉三人，多为青少年。
　　车一侧保存有长木杆，长度超过马车，为殷墟出土的其它车马坑所不见，加上殉人数量较多，显示出马车较高的等级，故推测该车做仪仗用车，长木杆为仪仗杆 拂去历史尘埃，黄土下的马车徐徐显现。浩浩荡荡的马车、华丽精巧的车马器，再现了商人精于创造的智慧才干和千里驰骋的宏大图景。商代马车以广阔的视角展现着交通工具在社会生活、四方征战、礼制建设等方面所发挥的重要作用，展现着3000多年前东西方历史文化的交流互鉴与革新。
　　历史洪流滚滚向前，商代古朴厚重的车马文明延续不断，为后世王朝所继承和发扬，并在传承创新中打下了中华文明不可磨灭的深刻烙印。

伟大的商文明

　　商代以玄鸟为图腾，以青铜为礼器，以文字为记载，商人汇聚灿若群星的史前文明，继承夏代王朝初态，在交融与共中形成辉煌壮美的商代文明。
　　商文明巩固了以中原为中心的天下体系，形成了后世统一多民族国家的基本版图。
　　商文明中以商王为核心、宗族为单元的基本格局，形成了牢固的组织结构，奠定了早期中国"家国同构"的社会秩序。
　　商文明中的青铜器代表了中国古代青铜器的最高成就，其中蕴含的礼仪与礼制、秩序与地位，是世界青铜文明的杰出代表。
　　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商代文字距今3000多年，把中国信史向上推进了约1000年。其文字体系一脉相承，发展至今，维系了中华民族的形成和发展，成为传承中华文明的重要载体，承载着中华民族共同的记忆，是真正的中华基因。
　　商文明丰富的文化内涵，在很多方面都达到了世界先进水平，对人类社会的发展作出了重要贡献。
　　商文明上承四方汇集文明之趋势，下启连续不断、多元一体文明之格局，构成了中华文明的主根主脉与核心文化基因，奠定了中华文明和东亚文明的基础，成为世界文明的重要组成部分。
　　这是一个伟大的文明！它是中国的，也是世界的；是历史的，也是现代的，其蕴含的精神依然影响着我们当代的生产生活，并通过文明的交流与互鉴影响世界，推动人类的发展进步。 司母戊鼎（复制品）

　　商后母戊鼎，又称司母戊鼎、司母戊大方鼎，是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铸品，于1939年出土于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现出借到中国国家博物馆《古代中国》基本陈列展厅内 。商后母戊鼎高133厘米、口长110厘米、口宽79厘米，重832.84千克；器厚立耳，折沿，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 。器腹四转角、上下缘中部、足上部均置扉棱。商后母戊鼎器身与四足为整体铸造，鼎耳则是在鼎身铸成之后再装范浇铸而成 。

商后母戊鼎，形制巨大，雄伟庄严 ，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精巧的盘龙纹和饕餮纹，增加了文物本身的威武凝重之感 。足上铸的蝉纹，图案表现蝉体，线条清晰 。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字体笔势雄健，形体丰腴，笔划的起止多显峰露芒，间用肥笔 。

商后母戊鼎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为商后期（约前十四世纪至前十一世纪）商王祖庚或祖甲为祭祀母亲（即商王武丁之妻）而铸；商后母戊鼎的铸造，充分说明商代后期的青铜铸造不仅规模宏大，而且组织严密，分工细致，足以代表高度发达的商代青铜文化 ；2002年1月18日，被国家文物局作为国家一级文物被列入《首批禁止出境展览文物目录》

二楼基本陈列“伟大的商文明”，是博物馆的核心展厅，按照先商、早商、中商、晚商的划分，展览了陶器、青铜器、石器、玉器、祭祀坑等文物，全景式展示了商代在政治、军事、农业、手工业、文字、都邑建设等方面的重要成就。 一、商族兴起，王朝始立

　　商是一个具有悠久历史的古老部族，文献记载商人的始祖契助禹治水有功，受封于商。商族不断发展，成为一个强大的部落，创造了灿烂的先商文化。

　　《史记．殷本纪》记载："自契至成汤八迁。"商族自契到汤建立王朝前的活动中心转移了八次，即契居蕃，昭明居砥石、迁于商，相土居商丘，王亥迁殷、复归商丘，上甲微居邺，汤居毫。此八迁与商族的起源密切相关。

　　公元前约1600年，商族首领成汤率领各方国联军以革命的方式推翻了夏王朝的统治，建立起中国第二个王朝——商王朝。自公元前约1600年至公元前1046年，成汤立国至帝辛失国，历五百余年，达到中国古代青铜文明的顶峰，诠释了三千多年前人类文明的新高度。

先商陶器（夏代陶器）:陶深腹盆

由于商的历史长，文化面貌比较清楚，商的陶器前后差别较大，陶瓷史家们往往也把它分成四个时期（含先商）来介绍。

先商陶器:盆形鼎、深腹罐、圈足盘、豆

　　先商陶器即夏代陶器以泥质灰陶、夹砂陶较多，黑陶（包括黑衣灰陶）和棕陶次之，红陶已极少见。 主要器形有：作炊器的鼎、罐、甑，作饮器的觚，作食器的豆、簋、钵、三足盘，作盛器用的盆、瓮、缸，等等。纹饰主要是篮纹、方格纹、绳纹，还有一些素面磨光或在磨光陶器表面拍印的回纹、叶麦纹、涡漩纹、云雷纹、圆圈纹等。陶器盛行在器表加饰数周附加堆纹、划纹、弦纹。陶器造型方面的特征是：折沿平底、三底足、圈足为主，圜底器少量出现。陶器在烧成工艺上有些进步，出现了能产生更高温度的馒头窑：窑室呈圆形弧壁，并向上逐渐收敛，封顶隆起形似馒头，故名。馒头窑可以提高陶器的烧成温度（火候）陶器的质量得以提高。

先商陶器:鬲

鸣条之战

　　为实现灭夏的战略目的，商汤采取先剪除夏朝羽翼、各个击破的策略，相继攻灭夏商之间的韦、顾、昆吾等夏朝的属国，使夏朝孤立无援，后与夏军战于鸣条，大败夏军。夏桀逃往南巢，商朝建立。鸣条之战是灭夏立商的决定性战役，是中国历史上以革命方式推翻没落王朝，建立新秩序的肇始。

桑林祁雨

　　夏商之际，旱灾盛行。商朝建立后，干旱依然肆虐，史书中有"大旱七年"的记载。商汤于是以自身为祭品，拟自焚以祈雨，最终感动上天，降下大雨。桑林祈雨是中国古代帝王祈雨的开端和民本主义思想的萌芽。

　　偃师商城遗址，位于洛阳市偃师区，古称西亳 ，是第一个商代都城 ，是一处二里岗文化（商代早期）时期的遗址，夏商文化界标。为商汤灭夏后所建，总面积约2平方公里。

　　郑州商代遗址，位于河南省郑州市管城回族区，东起凤凰台以东，西到西河口以西，北到花园路北段，南到二里岗及陇海铁路，是一座早于商代晚期都城—安阳殷墟的商代遗址群。郑州商代遗址由占地约3.25平方千米的都城遗址（包括三重城垣遗址、宫殿区遗址）和分布在城外手工业作坊区、居民区、墓葬区遗址组成，总占地面积约25平方千米。

早商陶器（偃师商城遗址出土陶器）

早商陶器（郑州商城遗址出土陶器）

　　偃师商城遗址和郑州商城遗址皆在早商都城亳境内，出土文物多为早商文物。早商陶器以泥质灰陶为主，夹砂灰陶较夏代为多，有少量红陶、棕陶和白陶，而黑陶、黑衣陶已很少见。主要器形有：炊器类的鼎、罐、甑、鬲。鬲逐代替鼎而成重要炊器。饮器类的觚、爵，食器类的豆、簋、三足盘，盛器类的瓮、盆、大口尊缸，等等。大口尊、圈足盘、簋 是新出现器形。这时期陶器纹饰以印痕较深的绳纹为主，约占五分之四强。另有少量磨光素面，及磨光面上拍印的云雷纹、双钩纹、圆圈纹，附加堆纹的运用已较前大为减少。

商都五迁

　　商族频繁迁都，多因于河患和战乱。东汉张衡在《西京赋》中说：“殷人屡迁，前八后五”。 所谓“前八”指的就是"自契至成汤八迁"至亳（今郑州内）；所谓“后五”就是从成汤灭夏返回亳建立商朝到周人灭商这一时期，共有五百多年，商朝在这段时间共进行了五次迁都，分别是仲丁迁嚣（隞）、河亶甲迁相、祖乙迁庇、南庚迁奄和盘庚迁殷。

二、商邑翼翼，四方之极

　　商代的安阳西依太行，东临古黄河，系典型的"表里山河"之地，是商人心目中的天下之中，甲骨卜辞中称为"中商"。公元前1300年，商王盘庚定都于此，结束了之前"商人屡迁，前八后五"的历史，从此政局稳定，四方来朝。

　　《竹书纪年》记载："自盘庚迁殷至纣之灭，二百七十三年，更不徙都"。在此期间，逐步形成商中期洹北商城和商晚期殷墟两座都城。这一时期的商王朝，都城规模宏大，青铜器高度发达，文字系统成熟，成为天下四方的典范和中心，展现了中国乃至世界青铜文明顶峰的璀璨壮美。 洹北商城为商代中期都城，位于安阳市北部、洹河北岸，总面积超过4.7平方公里。城址平面近方形，方向北偏东13度，由郭城、宫城、手工业区、居民区等部分组成。宫城位于城址的中部偏南，城内北部是手工业作坊，并发现有大面积居民区。城外3.8公里处的陶家营聚邑，属于洹北商城的"卫星城"。洹北商城的发现，填补了商代中期都城的空白。

中商陶器:盆

中商文物多出土于洹北商城。中商陶器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最多，约占同期陶器总数的90%以上，另有一些夹砂粗红陶、泥质黑皮陶、泥质红陶，白陶的数量占陶器总量的比例仍很小，但较商代早期有所增加。器形主要有：作炊器的鬲、罐、甑，作饮器的爵、觚、杯，作食器用的簋、豆、钵、鼎、作盛器的盆、瓮、大口尊、罐、壶，等等。在造型上，商代中期陶器口部折沿基本不见，多为卷沿，底部主要是圜底和袋状足，圈足器增多，平底器大为减少。商代中期陶器的纹饰，绳纹所占比重更大，几达98%。在制作精细的簋、豆、盆、罐、壶、瓮的腹部、肩部、圈足上，常有由图案纹饰组成的带条，主要纹饰有：饕餮纹、夔纹、方格纹、人字纹、花瓣纹、云雷纹、涡漩纹、曲折纹、连环纹、乳钉纹、蝌蚪纹、圆圈纹、火焰纹等。其中以饕餮纹组成的带条最多，一般是三组饕餮纹构成一个条带。饕餮纹在陶器上大量拍印，仅在商代中期最为盛行，到商代后期就很少见到了。

晚商陶器:陶三通

陶三通出土于安阳殷墟白家坟的水管，水管每节长42厘米，管外径21.3厘米。出土时三通水管呈“T”形，南北一条水管保存17节，全长7.9米；东西向的一条保存水管11节，全长4.62米。两者交接处有一个三通水管连接，表明当时铺设地下排水管时已形成网络分支。

　　晚商陶器仍以泥质灰陶和夹砂灰陶为最多，另有少量的泥质红陶。特别值得注意的是，商代晚期我国白陶得到了高度发展，成为当时占陶器中比例不大却十分名贵、重要的一个陶器品种。商代晚期陶器的器形，作炊器的主要有爵、觚、甑，作炊器的鬲、罐、甑，作饮器的爵、觚、杯，作食器用的簋、豆、钵、鼎、作盛器的盆、瓮、大口尊、罐、壶，等等。纹饰仍以绳纹为主，另有一些刻划纹、凹线纹、弦纹、附加堆纹、镂孔，等等。商代中期盛行的饕餮纹、云雷纹、方格纹等带条状精美图案纹饰，这时期陶器上已很少见到，这一点是我们区分商代中期与晚期陶器的参考之一。在造型上，商代晚期陶器中的平底器，圈足器较前一时期明显增多，袋状足也不少，而圜底器则有所减少。

晚商陶器及青铜器

晚商文物多出土于殷墟。

晚商青铜器:铜盘

青铜器在古时被称为“金”或“吉金”，是红铜与其他化学元素锡、铅等的合金。中国青铜器开始于马家窑至秦汉时期，其中以商周时期的器物最为精美。在中国仰韶文化早期和马家窑文化时期就已经出现。中国最初出现的青铜器是小型工具或饰物。夏代始有青铜容器和兵器。商中期，青铜器品种已很丰富，并出现了铭文和精细的花纹。

　　商晚期至西周早期，是青铜器发展的鼎盛时期，器型多种多样，浑厚凝重，铭文逐渐加长，花纹繁缛富丽。随后，青铜器胎体开始变薄，纹饰逐渐简化。春秋晚期至战国，由于铁器的推广使用，铜制工具越来越少。秦汉时期，随着陶器和漆器进入日常生活，铜制容器品种减少，装饰简单，多为素面，胎体也更为轻薄。

　　中国青铜器制作精美，在世界青铜器中享有极高的声誉和艺术价值，代表着中国5000多年青铜发展的高超技术与文化。

晚商青铜器:司母辛鼎

司母戊鼎原件藏于国家博物馆，但是在殷墟博物馆，你可以看到司母辛鼎。1976年，殷墟妇好墓出土了一对青铜方鼎，“辛”即妇好的庙号，妇好是商王武丁的妻子，“母辛”是子辈对其母辈的称谓。妇好本人集将军、祭司、王后、母亲等多重身份于一体，司母辛鼎的发现也佐证了她至高无上的地位。这一对鼎，一件藏于殷墟博物馆，一件藏于北京的中国考古博物馆，因而，展厅内左边是金灿灿的铜制司母戊鼎复制件，一旁是已经斑驳的司母辛鼎青铜色原件，复制件可让观众观赏、触摸，既让人了解方形器一出就是两件的惯例，又可感受到青铜器历经千年岁月的流变。

　　司母辛鼎通高80.1厘米，口长64厘米，宽48厘米，重128千克。器口为长方形，短沿方唇，两耳立于短边口沿上，腹壁较直，下部略内收，平底，圆柱形透底空心足，足孔深28厘米口。口下四面及转角饰兽面纹，腰边底饰乳丁纹，足上部兽面醒目，兽口向下，目字形眼。鼎内壁清晰刻有“司母辛”三字铭文。

晚商青铜器、玉器、石器、骨器

青铜器原本的颜色

　　刚刚铸造完成的青铜器是金色，但因为出土的青铜因为数千年的时间流逝产生锈蚀后变为青绿色，被称为青铜。

　　1976年发掘妇好墓，位于宫殿宗庙遗址西南侧，是迄今所知保存完好、随葬品最为丰富的丽代贵族墓葬。年代属殷墟二期，墓主为商王武丁配偶妇好。

　　墓圹为长方土坑竖穴式，方向10°，上有夯土建筑，疑为享堂，墓口长5.6、宽3.85-4、深7.5米。墓内殉人16、殉犬6，其中墓底腰坑内殉人1、殉犬1。有棺有椁，椁盖板上粘有红黑彩绘。棺髹漆，上覆麻布、薄绢等。

　　随葬品主要摆放在墓室填土内、椁顶、棺椁间以及棺内。共出土随葬品1928件，包括铜器468（未计小铜泡）、玉器755（未计少量残片和有孔小圆片）、石器63、宝石制品47、骨器564（末计碎竿头）、象牙器3及残片2、陶器11、蚌器15，还有红螺2、阿拉伯缓贝1以及货贝6820余个。其中铜礼器210件，多铸有"妇好"或"好"、"司母辛"、"司母""亚其"、"子束泉"或"束泉"等铭文。

嵌绿松石骨虎

中商青铜器:兽面纹铜方鼎

　　铜方鼎口近正方形，口沿上置固拱形外槽式双耳，内侧素面，外侧耳槽内饰一道圆拱凸弦纹：直腹、平底，下附四个圆柱形空足。腹部饰兽面纹与乳钉纹，足跟饰兽面纹。鼎腹壁和底、足间有烟炱痕。出土时口沿已破，鼎腹亦已变形

中商青铜器:刀、锯、矛、戈、钺、锛、戣

中商青铜器

在商二里冈文化期和殷墟文化期之间，有几批青铜器出土。这些器物有某种商代早期的特点，然而已有较多的演变；也有某些殷墟时期青铜器特点的肇始。但这一类器物在殷墟发现并不多，而在其它地区有的反而比殷墟的更为典型而精好，如今还找不出像二里冈或殷墟那样生产这类青铜器的商代大都邑。由于这类青铜器具有早期至晚期的过渡特点，所以有的将之断在二里冈期（早商），有的断为殷墟文化早期（晚商）。商代中期青铜器这一时期接近早期的器形有爵、觚、斝等。爵尾虽然与早期相似，但流已放宽，出现的圆体爵是见所未见的。斝在空椎状足之外，出现了丁字形足，底多向下臌出，平底已较少见。早期虽已出现了宽肩的大口尊，这类器形在此时有较大的发展，像阜南的龙虎尊和兽面纹尊这样厚重雄伟的造型，在商代早期是从未出现的。瓿这类器形，也是这个时期发展起来的，藁城的兽面纹瓿是其典型。早期体型较高的罍，在这时发展为体型比例较低而肩部宽阔的式样，故宫博物院所藏的巨型兽面纹罍是其典型。这时的圈足器上的+形和方形的孔，与早期相比，有所缩小。鼎、鬲类器比较突出的变化是一耳不再与-足对立，形成不平衡状，而是三足与两耳对称，成为以后所有鼎的固定格式，但这时浇铸时芯范悬封的方法还没有完全解决，因而中空的鼎足还有与器腹相通的情形。纹饰分为两类，一类是二里冈期变形动物纹的改进，原来粗犷的线条变得较细而密集，一股如平谷的兽面纹鼎和肥西的斝与爵，而阜南龙虎尊和嘉山泊岗的主纹兽面纹已较精细，圈足上的兽面纹仍保持早期的结构和风格。第二类是出现了用繁密的雷纹和排列整齐的羽状纹构成的兽面纹。这类兽面纹双目往往突出。如果不是浮雕，则无论是头像还是体躯都没有明显的区分。这方面的实例如藁城的瓿和故宫博物院收藏的大罍，已采用较多的高浮雕附饰，但线条轮廓有浑圆感，与晚期浮雕轮廓线峻直锐利的风格不同。 商代中期青铜器一般仍保持着不铸铭文的习惯，但个别器上发现铸有作器者本人的族氏徽记，但是没有发现被祭祖考的日干之称。

晚商青铜器

殷墟为商代晚期都城，位于安阳市区西北、洹河两岸，同时期人口多达14-16万，殷墟规模东西6千米，南北超过5千米，面积超过30平方公里，商人自称为"大邑商"。小屯一代为商网的宫殿宗庙区，侯家庄西北冈为王陵园和祭祀场，构成殷墟的中心，以手工业为主的大量族邑呈层层拱卫之势分布四周。三横两纵的干道及族邑间的次要道路，西北东南走向的干渠及其支渠，共同构成殷墟都城空间的骨干框架。殷墟是商晚期一座布局合理、人口众多、手工业发达的开放性繁华都邑，也是当时世界上规模最大的城市。

　　殷墟出土的青铜器多为晚商青铜器。晚商青铜器按照具体情形， 又可区别为前后两个阶段。

　　商代晚期前段：本期新出现的器类有方彝、觯、觥等。方形器大为发展，几乎所有的酒器都为方形。纹饰方面，动物形象比较具体，有的甚至有写实感，主体花纹和地纹明显区分，地纹常为细雷纹，与主体花纹构成强烈对比。主体花纹多采用浮雕手法，风格有浑圆、峻锐两种。铭文多为一二字，为器物所有者的族徽。器形方面，鼎的变化较大，除通常样式外还出现了分档鼎。方鼎都是槽形长方，柱足粗而偏短。簋仍为无耳，腹变浅，最大腹径上移。觚的造型向细长发展，喇叭口扩展，大十字架镂孔退化为十字孔，或穿透或不透。扁体爵大减，圆体爵盛行。斝的变化是斝板上始见兽头装饰。三足明显增高。戈出现了带胡带穿。

商代晚期后段：器类方面，无肩尊和扁体卣是新出的典型器，始见马衔等车马器。多沿用商代晚期前端的器类。这一期纹饰最为发达，艺术装饰水平达到高峰，以动物和神怪为主体的兽面纹空前发展。纹饰不仅仅施在器身，有些视线不及的底部也装饰花纹。花纹总体风格森严庄重。这一期出现了记事形式的较长铭文。但最多不过三四十字。铭文铸工精细，内容有族徽、祭祀祖先、赏赐、征伐等。器形方面鼎除柱足外，出现了蹄形足；圆鼎较多，直耳略向外撇。簋最大变化是双耳簋急剧流行觚基本似前段，仍为细长身喇叭口。爵的变化不大，仍为圆体爵，平底爵消失，爵柱后移。斝仍见兽头装饰，继续流行袋足斝，但体较低而宽，柱饰粗壮。戈多有胡，胡上有一二穿。

晚商青铜器: "司巧母"铜斝

斝是古代中国先民用于温酒的酒器，也被用作礼器，通常用青铜铸造，三足，一鋬（耳），两柱，圆口呈喇叭形。商汤王打败夏桀之后，定为御用的酒杯，诸侯则用角。

该铜斝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侈口，伞形柱，下腹较大，底近平，三棱形锥尖足，腹侧置兽首鋬（pan，器物上用手提的部分）。口下饰短蕉叶纹，腹饰兽面纹，足饰对夔蕉叶纹，腹、足皆以云雷纹衬地。内壁铸铭三字"司母"。司巧母铜斝的用途主要包括盛酒和温酒。它通常在特定的礼仪活动中使用，如祭祀或宴飨。

晚商青铜器: "司巧母"铜方壶

壶，盛酒器和水器。流行于商至汉代，用于装酒和装水。壶使用的年代较长，式样也很多，大致有圆形、方形、扁圆形、八角形、弧形等。断面为扁圆形，深腹下垂，带扁方形贯耳和圈足的壶大多为商代器物，但商代也有长颈鼓腹的圆壶。

该方壶1976年安阳殷墟妇好墓出土。方唇，折沿，束颈，折肩，下腹略内收，平底，高圈足。庑殿式盖上置庑殿式钮。四角及四面中部皆有扉棱。口下饰蝉纹，肩部饰浮雕式怪鸟，上腹饰一首双身龙纹，盖面、下腹及圈足皆饰兽面纹。内底铸铭三字"司巧母"。主要用途是盛酒器。‌

晚商青铜器

晚商陶器:陶瓮

陶制储藏器或水器，也有用作葬具的。器形较高大，口和底较小。

陶瓮棺

瓮棺葬是古代墓葬形式之一，中国流行于新石器时代直到汉代，以瓮、盆为葬具，常用来埋葬幼儿和少年，个别成人也有用瓮棺，一般用2或3件较大的陶器扣合在一起，多数埋在居住区内房屋附近或室内地面下。瓮棺葬的葬具一般是日常使用的陶器，底部一般钻有小孔，作为死者灵魂出入的地方。无论是幼儿瓮棺葬或是成人瓮棺葬，随葬品一般较少，多则几件，少则一件，或没有随葬品。婴幼儿瓮棺葬多出现在居住区，是体现当时人们对小孩子的体贴和爱护，以防止野兽对小孩子尸体的伤害；再或是因小孩太小，未行“成丁礼”，故不能埋进本族成年人的公共墓地。也有研究者认为瓮棺是死者实现转生前所居的模拟“子宫”，成人瓮棺葬的墓主是某些原始氏族部落的精英人物 ，用瓮棺葬埋葬这些精英和夭折的儿童是为了加速死者的二次转生。

夯土房基与柱洞 鹰形螺蛳图案

　　王族居住在宫庙区，其他族邑以宫庙区为中心，分层级分布于洹河两岸，随着时间发展，族邑数量不断增加，人口不断增多，规模不断扩大，最终连成一片，形成方圆数十平方公里的“大邑商”。

晚商三足簋

　　簋，是古代中国用于盛放煮熟黍、稷、稻、粱等饭食的器皿，也用作礼器，圆口，口有双耳或无耳，作用相当于我们现在使用的大碗，人们使用工具从簋中取食。流行于商朝至东周，在商周礼制中，青铜簋通常在祭祀和宴飨时以偶数组合与以奇数组合的列鼎配合使用。簋是中国青铜器时代标志性青铜器具之一。

晚商铜尊

　　尊，今作樽，是商周时代中国的一种大中型盛酒器。青铜器，尊的形制圈足，圆腹或方腹，长颈，敞口，口径较大。尊盛行于商代至西周时期，春秋后期已经少见。较著名的有四羊方尊。

晚商铜鼎和铜觚

　　左：鼎，是古代用以烹煮肉和盛贮肉类的器具，是古代最重要青铜器物种之一。“鼎”（炊器）被后世认为是所有青铜器中最能代表至高无上权力的器物。夏商周三代及秦汉延续两千多年，“鼎”一直是最常见和最神秘的器具。鼎有三足的圆鼎和四足的方鼎两类，又可分有盖的和无盖的两种。

右：觚，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饮酒的容器，也用作礼器。圈足，敞口，细腰，长身，口部和底部都呈现为喇叭状。觚初现于二里头文化，到西周中期已十分罕见。盛行于商代和西周早期。

晚商铜爵

　　爵，是中国古代一种用于盛放、斟倒和加热酒的容器。爵流行于夏、商、周，在商代和西周青铜器的考古发现中是非常常见的。爵可以说是最早的酒器，功能上相当于现代的分酒器或温酒壶。爵的一般形状，前有流，即倾酒的流槽，后有尖锐状尾，中为杯，一侧有鋬，下有三足，流与杯口之际有柱，此为各时期爵的共同特点。

商朝水井

　　在井底有很多青铜器和陶器，因为在干旱季节，水位忽高忽低，商人便向井中投放一些青铜器和陶器，目的是抬高水位，更为了祈求下雨，愿井中有源源不断的水。

晚商红陶

　　纵观整个商代，陶器都以灰陶（泥制灰陶和夹砂灰陶）为主，红陶只有很少一部分，但是在晚商时期，红陶较之前也增加了很多。红陶分细泥红陶和夹砂红陶两种，主要原料是粘土。它的烧成原理是：陶坯入窑焙烧时采用氧化焰气，使陶胎中的铁转化为三价铁，器表便呈红色。根据陶胎粗细及含砂与否，分为泥质红陶和夹砂红陶。

“戈齐”铭文青铜器

　　安阳殷墟M11墓葬出土铜器，有“戈齐”铭文。戈族为商代重要的族邑之一，墓主人应为中等偏下贵族。戈族是一个古老的氏族，最早可追溯至夏代，因在部落战争中发明、制造和使用兵器——戈而得名。此前在山东、陕西、湖北、山西、辽宁等地，出土过西周时期带有“戈”字铭文的器物。上世纪以来，安阳曾在郭家庄东南、洹北花园庄、徐家桥北地等地发现带有“戈”字铭文的青铜礼器、骨器，这表明，在商代晚期，戈族聚集在殷墟附近，是拱卫京畿的重要力量。

　　

殷墟作为商晚期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军事中心，已具有了国家政治区域的概念，王邑、内服和外服三个层级构成了商王朝的基本政治地理架构。商文明对周边区域影响深远，同样，周边文明也对商文明产生了重要影响。 商王朝经由盘庚迁殷和武丁中兴，发展为"邦畿千里，维民所止，肇域彼四海"的强大王国，其影响东到海岱，西及陇山，南跨江汉，北至燕山。"四海来假，来假祁祁",王畿与周边部族形成了文化上的交往、交流与交融，不断丰富着包容汇聚的商文明。 晚商陶器

　　晚商陶器发展到了顶峰，不仅保留了灰陶，黑陶、白陶、红陶也较商朝早、中期多了很多。其形态大致和青铜器形态一致。陶器在商代社会中被广泛使用，尤其是在普通民众的日常生活中占据重要地位。陶器制作相对简单，成本低廉，因此成为大众化的生活用具。青铜器则主要是贵族日常用品及祭祀工具。青铜器的制作成本高昂，技术复杂，因此只有贵族阶层能够使用。在商周时期，青铜器主要用于制作酒具和炊具，象征着贵族的身份和地位。普通民众则无法使用。

晚商陶鬲

　　陶鬲（táo lì），中国古代陶制炊器。新石器时代晚期出现。中国商周时期继续流行。其形状多为侈口、圆腹、三个袋状足，有的颈部有双耳。器形与鼎相近，区别在鼎有实足，鬲是袋形足。从其相似的功能与形状来看，鼎应该是由鬲发展而来。新石器时代已出现，至春秋战国时期消失。一般来说，腿长裆深的陶鬲年代都早，可以直接支在地上，便于填柴引火。后来，随着灶台的广泛使用，陶鬲的腿的功能逐渐淡化，遂成为锅釜，也就是所谓“破釜沉舟”的“釜”。

三、王权国家，统御天下

　　商晚期，已形成稳定而复杂的社会结构，商王一人独尊，贵族地位崇高、人数众多的平民构成了社会的基石，并通过制礼作乐来规范社会秩序。占卜和祭祀制度进一步完善，职官制度法律体系进一步完备，强大军事实力全面彰显，王权国家的特征体现鲜明。商王朝凭借一系列的治理措施，实现对广阔势力范围的有效统治。

1. 占卜制度。

　　"发动举事，必先决蓍（shi）龟"。占卜起源于原始宗教，至商晚期已经形成完整的占卜体系、占卜流程和占卜礼仪，成为社会生活中的重要组成部分。这一时期占卜以龟甲、兽骨作为主要占卜材料，辅以彩石占卜，并出现了数字占卜。
　　商人信奉神灵、崇尚祖先，他们以龟甲、兽骨为媒与上天沟通，问吉凶、占祸福、求庇佑。为确保占卜结果的准确性，商人发展出"一事多卜""习卜""三卜"等不同占卜制度。专司占卜的职官贞人，是商朝统治系统中的重要组成人员。

2. 祭祀制度

　　商人敬畏天地神灵，崇拜祖先，形成了成熟的自然和祖先崇拜意识，并在商晚期逐渐建立起较为严密的祭祀制度。从甲骨卜辞及考古发现的祭祀遗迹可以看出，商代的祭祀活动十分频繁，所用的人牲、动物牺牲数量庞大。

牛角祭祀坑

　　2011年发掘于安阳刘家庄北地。平面略呈圆角长方形，坑长1.8，宽1.32米，深0.9米。表面可见牛角约35支，骨质保存一般。

牛祭坑
　　2023年发掘于安阳大司空。坑口平面近圆形，直径2.3米，发掘至8米深见水。牛骨架位于坑内2.3-2.5米深的填土中，头东尾西，嘴朝南，脊背向北，四肢蜷曲，侧卧姿势。骨架较完整，骨质较好。年代为殷墟四期。 犬祭坑和猪祭坑 晚商青铜器：罍

　　罍，是中国古代大型盛酒器和礼器。流行于商晚期至春秋中期。体量略小于彝，罍有方形和圆形两种，方形罍出现于商代晚期，而圆形罍在商代和周代初期都有。从商到周，罍的形式逐渐由瘦高转为矮粗，繁缛的图案渐少，变得素雅。

晚商青铜器：鼎、鬳、簋

　　中：鬳或甗，古代蒸煮食物的器具。形制有圆形或长方形：有上下两部分，或为合体或为分体。上体用以盛食物，称甑，下体为鬲，用以盛水加热，中间有带孔的算用来通气。

晚商青铜器：弦纹铜甗

此甗中有一头颅。据说这个头颅来自安徽地区的一个十几岁少女，她为一个部落的贵族，在对商的战争中战败，她作为俘虏在那场古老的人祭仪式上被砍下了头颅并放在甗中蒸煮，殷商贵族用此来祭祀，祈求神灵的保佑。

晚商铜甗

内也有一人头颅。

人祭坑

　　2017年发掘于安阳豫北纱厂。坑口平面呈圆角长方形，长约2.0、宽约1.2米；坑底呈椭圆形，长径约1.4、短径约1.2米；坑深约2.3米。坑内埋葬2人，皆呈跪姿，头顶各扣1件陶甑，旁边各放置1件陶鬲（甑与鬲组合即为甗）。故推测应是人祭坑，用甗蒸煮后埋葬。年代属殷墟四期。 马祭坑

　　2023年发掘于安阳大司空。坑口平面近长方形，长2.30、宽1.35米，深0.1-0.5米。马骨位于坑底，头东尾西、嘴向南，脊背朝北，前肢略蜷曲，后肢较伸直，侧卧。骨架较完整，骨质较好。颈骨下方、前肢东侧放有两件陶器：陶罐放于陶盆内。两件器物可能为马匹吃粮、饮水的器具。年代为殷墟四期。

陶器和彩石占

　　彩石占法是利用彩色小石子进行数占，是商代的一种占卜手段。

3. 秩序分明

　　商晚期，随着整个社会的发展，王朝制度进一步完善，逐渐形成由商王、贵族和平民组成的社会阶层。各阶层间墓葬形制规模、随葬品器类数量等都有极大差异，体现出鲜明的礼制特征。商人通过礼制规范社会秩序，奠定了中国古代礼制制度的基础。

大司空M1017
　　2023年发掘。墓扩为长方土坑竖穴式，墓口长1.6、宽0.7-0.77、深0.1米。无葬具。墓主为儿童，依据牙齿鉴定为4-5岁左右，其口含贝，手握贝，脚下也有贝。墓主为平民，年代为殷墟时期。 安钢M3
　　2006年发掘。墓室长2.35、宽0.95米，内置一棺。现发现随葬品有铜觯、凿各1、陶鬲、簋、觚、盘各1，另有大量海贝，且大小不一。从随葬器物组合推测，海贝下方应还压有铜觚、爵及陶爵等遗物。从墓葬规模及随葬品判断，墓主人虽为一般贵族，社会地位不高，但其非常富有，经济实力较强。墓葬年代为殷墟四期。 晚商青铜器：彝

　　彝，古代盛酒器，青铜制，器身有高有矮，作方形或长方形，带盖，彝也称“尊彝”，古代青铜器中礼器的通称。

此彝1995年安阳郭家庄M26出土。长方形口，平沿，下腹略内收，平底，长方形圈足，圈足四壁正中有弧形缺口。器身四周及四面正中饰扉棱。庑殿式盖上置庑殿式钮。盖面及下腹饰兽面纹，钮饰云纹，口下饰鸟纹，圈足饰象纹。内底铸铭文。

晚商青铜器：龟纹铜盘

　　盘，古代盥器，圆形，浅腹，盥用匜（yi）浇水于手，以盘承接。此盘1997年安阳白家坟M5出土。方唇，折沿，侈口，浅腹，圆底近平，圈足外撒。器腹内壁饰凤鸟纹、鱼纹、蟠龙纹、蛇纹、龟纹，器腹外壁饰夔龙纹，圈足饰云雷纹。

8-9 磨石；10-12玉柄形器；13-15玉戈 晚商石器：石磬

　　磬，是一种中国古代石制打击乐器和礼器。 甲古文中磬字左半像悬石，右半像手执槌敲击。磬起源于某种片状石制劳动工具，其形在后来有多种变化，质地也从原始的石制进一步有了玉制、铜制的磬。击奏体鸣乐器。

磬最早用于中国古代的乐舞活动，后来用于历代帝王、上层统治者的殿堂宴享、宗庙祭祀、朝聘礼仪活动中的乐队演奏，成为象征其身份地位的“礼器”。唐宋以后新乐兴起，磬仅用于祭祀仪式的雅乐乐队。

郭家庄M160出土青铜器

　　1990年发掘。墓坡为长方土坑竖穴式，方向105°，长4.5、宽3、深5.7米。墓室内置一椁一棺，墓底有一腰坑殉人4，殉狗3，其中腰坑内殉人1、殉狗1。随葬品353件，包括铜器291、玉器33、陶器16、石器6、骨器4、象牙器1、竹器1、漆器1。其中铜礼器41，包括10套铜觚、角，铭文多为"亚址",表明墓主应是商代"址"族的首领或高级贵族，同时也是商王朝的高级军事将领。墓葬年代属殷墟三期。

晚商青铜器：“亚址”铜卣、“亚址”铜提梁鼎

卣，是中国古代一种盛酒器皿，具体出现时间未知，盛行使用时期为商代和西周时。当时用来盛酒用，所以外观上大部分是圆形或椭圆形，底部有脚或足圈，周围雕刻精美的工艺图案。

郭家庄M160 郭家庄M160出土玉器 郭家庄M160出土玉器：玉笄（ji）

　　笄，古代的一种簪子，用来插住挽起的头发，或插住帽子。没想到簪子有这么长的历史。

4. 治理有方

　　商王朝因地设官，采用与国家政治地理架构对应的内服、外服兼分封制的职官制度，有效治理广大疆域。西周继承发展这种制度，形成分封制和爵位制，成为西周政治管理制度的核心。商王朝法律完备，并经后世不断完善奠定了先秦时期的法制基础。

商代职官 刑罚有典

　　“商有乱政，而作汤刑”，建国之初，商王朝制定了法律，经后世不断加强完善，形成了有效维护王朝统治与商王权威的法律体系。正如荀子所言：“刑名从商”。

4.军威凛凛

　　商王是武装力量的最高统帅，步兵、车兵、射兵均已齐备，还有一定数量的骑兵和舟兵。同时，军事礼仪和军事思想初步形成。完善的军事制度、先进军事装备、绝对优势地位。初步的军事思想相互发挥效应，构成商王朝在军事上的绝对优势地位。

战车和步兵

商王朝已有军事礼俗和军事思想

青铜兵器

四、物阜民丰，百工兴盛

　　商人继承并发扬了远古先民重农传统，形成了更为完善的农业生产管理体系，成为商文明繁荣的坚实基础。商代农业生产技术已具相当水平，农作物品种齐全，在农业生产的各个环节均有发明创造。发达的农业为商代的政治活动和其它经济活动提供了强大支持。

存在三千多年的农作物种子和果实 晚商骨器：刻辞卜骨
　　祭祀贯穿于商人生产生活及政治活动始终，并指导农业活动。该卜骨详细记录了商人何时占卜祭祀天地，以祈求丰收。 晚商青铜器农具 商晚期农具的使用功能已十分明确，包括起土、中耕和收割农具，其中青铜农具的使用是农业生产进入一个全新阶段的标志。同时，农业生产者也掌握了一整套田间耕作技术，从而保证了农业的良好收成。 畜牧渔猎。畜牧业是商代社会经济的一个重要部门，是商人社会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发达的畜牧业不仅为祭祀及陪葬用牲提供了保障，也是商人肉食与骨料的主要来源。渔猎活动作为补充，丰富了商人的生产和生活。 晚商鲤鱼骨

　　

中商骨器：鳄鱼骨板；晚商骨器：鱼形骨镞、鲟鱼盾鳞、丹顶鹤左桡骨、雕尺骨；晚商陶器渔具：陶网坠

　　商代中、晚期的骨器表明了商人的捕鱼、捕猎技术已经很成熟，渔猎、食用、打造骨器体现了商人充分利用动植物资源的智慧。

晚商玉器

晚商玉器

玉器打造的各种畜禽、动物形象，惟妙惟肖，充分展现了商人认识自然的能力以及精湛的雕琢雕刻技艺。

晚商羊头骨

刻辞卜骨

中商牛角和晚商鹿角

从出土动物遗骨看，很多在现在中原地图很难看到的动物，如丹顶鹤、鹿、鳄鱼等等，在当时的中原地区是很常见的。

　　以工兴世。商代手工业门类众多。早商时期，即发现有制陶、铸铜、制骨等手工业作坊。中商时期的洹北商城，出现各种手工业集中成片分布的现象。至商晚期，在大邑商内已形成以宫庙区为中心的中部、东部、南部及西部四大"手工业区"，证实了甲骨文中"百工"的记载，展现了商代手工业的繁盛全貌。王室控制下的家族化手工业生产方式，保证了手工业技术的传承与发展。

晚商青铜具:1.夔龙柄铜刀；2—5.铜刻针

模拟还原晚商手工业生产场景

晚商陶器:陶大口尊

商代农业手工业的繁荣也促进了酿酒业的突飞猛进。在新石器时代谷物酿酒的基础上，商代已经使用人工培植酒曲发酵造酒。酒、醴、鬯等分别用于饮用、祭祀及赏赐等不同场合，同时已出现果酒和药酒。商代先进的酿酒技艺以及酒中蕴含的礼仪奠定了中国酒文化的基础。

晚商陶器（盐仓库出土）

盐是人类生存的必需品，文献称"食者之将" "人人仰给"。商代的制盐业已初具规模，形成晋南、鲁北和豫东三大产盐区。商代采用捞取、晒制、煎煮等方法获取结晶盐，设置"小卤臣"管理盐业，并出现较大规模盐业生产和运输网络，同时拥有国家控制下的食盐集散地。

晚商嵌蚌漆罍

晚商陶窑及出土陶器

晚商玉器

晚商骨料

晚商骨器

商代乐器：鼓和磬

　　以商传国。商人的经商传统由来已久，到了商晚期，随着手工业的进一步分工与城市的发展，商业迅速兴盛。各类商品、贝币与度量衡显示出当时商业活动的繁荣。四通八达的交通网络，也为商业活动提供便利。

晚商货币：海贝

商晚期，海贝作为货币得到广泛应用，极大地促进了商业的发展与繁荣。以贝为币一直延续至西周时期。在汉字中，从贝之字，多与价值有关，保留了其货币价值意义。 晚商青铜器：箕形器

　　外型和现代家庭中的铲斗一模一样，用途应该也类似，即作为清洁工具。

商代乐器：陶埙

　　埙是中国最古老的吹奏乐器之一，大约有七千年的历史。最初埙大多是用石头和骨头制作的，后来发展成为陶制的，形状也有多种，如扁圆形、椭圆形、球形、鱼形和梨形等，其中以梨形最为普遍。埙经历了漫长阶段，大约在四五千年前，埙由一个音孔发展到两个音孔，能吹三个音。进入奴隶社会以后，埙得到了进一步的发展，在甘肃玉门火烧沟出土的父系社会晚期至奴隶社会初期的埙，有三个音孔，能吹四个音。后期的陶埙有几个音孔，到了殷商时代发展为五音孔，能奏出完整的七声音阶。

商代乐器：铜铙

　　铙，执钟，是中国古代使用的青铜打击乐器之一，其最初的功能为军中传播号令之用。流行于商代晚期，周初沿用。其是铜制圆形的乐器，常和钹配合演奏。

晚商青铜器：1-2.卣；3.尊；4-5.壶；6斗

　　斗，铜制的方形有柄的器具，用以盛酒食。

晚商青铜器

1-3.晚商调色器；4.角形器 晚商铜柲帽 晚商蚌项链 五、甲骨耀世，文字大成

　　商晚期，高度发达的政治、经济，文化促进了文字的发展与成熟，以甲骨文为代表的商代文字耀世而出，将商代文明推向高峰。

甲骨文是中国目前已知最早的成熟的文字系统，"六书"皆备，其文字结构、书写方式以及基本语法等流传数千年，至今仍为世界上五分之一的人口所使用；包罗万象的文字内容为重建商代史提供了实证，将中国有文字记载的历史向前推进了约1000年，对中国上古史及中华文明史研究具有重大意义。

　　商晚期，文字已发展到成熟阶段，六书完备、载体丰富、书刻自由。目前，殷墟已出土16余万片甲骨，发现单字约4500字，已释读约1500字，其中既有一、二字的小片甲骨，也有多达上百字的大版甲骨。已发现带铭文青铜器6000余件，字形14000余个，其中既有单字族徽铭文，也有四十多字的长篇记事铭文。

商代青铜器铭文，内容多为族氏名、族徽、祖先日号、官职名号、器物用途及事件等；多铸在器物的不明显部位，如器内底或内壁、器口内、把手处和圈足内等。

彭尊
　　器腹内壁有三行十二字銘文："辛丑，亚易彭吕，用乍（作）母丁彝。未。“ 铭文大意为：辛丑日，亚赐予一些铜，彭用这些铜为其母丁铸造此尊以示纪念。 商代文字内容丰富，事项众多，凌厉婉转的刀锋笔意展现着3000多年前贵族平民、祭祀战争、农牧渔猎等历史场景，记载着医疗卫生、历法天文等方面的卓越成就，传承千年，影响至今。

　　甲骨文中关于疾病与生育的详细记载，表明商代对疾病医疗的认识已经达到相当高的水平，为后世中医学体系的建立和完善奠定了基础。

商代已经能区分不同的疾病。甲骨文中记载的疾病种类已达五十余种，囊括现代医学中内、外、耳鼻喉、牙、泌尿、妇产、小儿、传染等各科。 商人针对不同的疾病采用不同的治疗手段，已经认识到植物的药用药效并广泛使用，同时在治疗上尝试开颅术和针砭术。
　　在殷墟后岗9号墓出土的一具成年男性头骨前自门处发现一穿孔，穿孔内创缘直径约8毫米，外创缘直径约19毫米，呈喇叭型，可能是当时采用开颅术治理有关疾病的遗留。
　　安阳殷墟大司空东地发现的一具儿童骸骨，其中颅骨发现有一规则的圆形孔洞，可能是当时采用开颅术治理有关疾病的遗留。
　　商末，为挽救渐趋颓式的王朝，商王帝辛实施了一系列较为激进的措施，在加强中央集权的同时，也激化了王权与王室权贵之间的矛盾。此外，为了平定东夷的叛乱，帝辛开始对东夷长达数十年的征伐。西土周方趁机起兵反商，激烈的牧野之战后，帝辛自焚，商王朝灭亡。
　　周朝建立后，为安抚商民、保留商祀，周武王将帝辛之子武庚分封在故殷地，帝辛兄微子启分封于宋，帝辛叔箕子则带领部分族人远赴东北。周公平定三监之乱后，将商遗民迁置成周（洛邑）、宗周（西周王畿地区）、齐国、鲁国、燕国、卫国等地。商遗民带去百工技艺，推广先进耕作文明，习行礼乐之制，促进了商文化的传播与传承。
　　后箕子朝周，过故殷墟，感宫室毁坏、禾苗丛生，乃作《麦秀歌》"麦秀渐渐兮，禾黍油油！彼狡僮兮，不与我好兮！"到达宗周后，箕子从九个方面向周王讲授治国的理论与方法，是谓"洪范九畴"。
　　分封迁置的实施和洪范九畴的流传使商文明在周朝得到最大限度的保留，进而对后世中国产生重大影响

子何人哉

1991年10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对殷墟花园庄东地一编号花东H3长方形窖藏进行考古发掘，出土龟甲与兽骨1583版，其中689版契刻2250余条商王武丁时期的占卜记录。本次经科学考古发掘揭示的商甲骨文，信息完整，内容集中，是为洞察殷商社会的可信史料。"子"，系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问卜者之尊称．其决疑事项包罗祭祀、军事、田猎、贡纳、宴飨、天气及人学、乐舞、射箭、御马、疾病等众多领域，可谓"子"的起居实录，丰富生动，桢桢如画："子"，乃商王武丁之子，王室之胄，躬身祭祀"上甲""大乙"及"大甲"等先公先王，并对"租乙"及其配偶"妣庚"．亦即商王武丁之父母隆礼是尚；"子"虔心侍奉商王武丁及"妇好"，同时也深得两王武丁及"妇好"之关爱有加，干戈共扬，振旅远方；"子"位高权重，其他商王朝诸子、诸侯及内服外服职官唯命是从，显赫异常；"子"人学受业，载文载武，习练射御，兼修乐舞，田车既好，弓矢斯张；凡此幕幕，亦真亦幻之间，交错闪回，商王朝王子的生活面面真实而鲜活。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荣膺1991年度"全国十大考古新发现"之一，并同1936年6月前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考占组主持第13次殷墟考古发掘，于编号YH127窖藏出土17096版刻辞甲骨及1973年3~12月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在殷墟小屯村南进行考古发掘出土5335版刻辞甲骨，被誉为殷墟甲骨文的三次重大发现。荤荤大端，迥异于以往所发现商王作为问卜者的大宗占卜记录，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子"占卜记录所凸显出的商人宗法制度、社会结构及家族形态，无疑是探颐索隐股商社会历史的一处关键。 『子』与商王武丁妇好。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有许多内容涉及"子"与商王武丁、妇好之间的密切关联。"子"向商王武丁、妇好请命告事，贡纳玉器、牲畜及丝织物，并伴随田猎、征战；同时商王武丁与妇好对"子"赏赐丰厚，关心其学业，与其宴享同乐，显示出彼此之间的至亲至爱。

『子」与「多子』及诸侯职官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有大量"子"与贵族"子某"、诸侯大臣及酋王朝"内服""外服"职官往来的记述。这些贵族和职官为"子"占卜吉凶，向"子"贡纳献礼，并受命与"子"进行田猎、征战，与"子"共同构成商王朝统治集团的核心。

『子』之起居

"子"，身为商王武丁之子，亲自主持祭祀，关注农业生产；受商王武丁之命，率军出征；伴随商王武丁或组织田猎活动，驰车竞逐。"子"进入"大学",研习"射""御""舞""乐"等当时贵族子弟必备的技艺与礼仪规范，用心不倦。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为我们勾画出一位身份显贵、文武兼修、兴趣广泛的商王朝"王子"形象，清晰生动。

　　"子"的祭祀神主包括自然神祗，先公先王、先妣与父母兄子，或为四时常祭，或因事特祭；牺牲、人牲、鬯酒、食及丝织物等祭品，种类丰富，且用量极大；祭祀方法繁多，间或"子"亲作祝辞，进行舞蹈表演，以示虔敬；注重祭祀方向以及祭品摆放位置的选择，与商王保持相同礼俗；积日累岁，祭祀时日几乎遍及60甲子；祭祀地点众多，随处行礼。

　　"子"，系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问卜者，其占卜事项遍及祭祀、军事、田猎、贡纳、宴飨、天气及入学、乐舞、射箭、御马、疾病等众多领域，几乎囊括了其日常生活的全部。"子"在占卜活动中袭用的一系列礼俗，整体与商王相同；同时也在某些细节保留自身的独特风格。200多例新字及新字构型，数十处频繁举行祭祀、田猎的地名，10余位商王朝诸子及大量方国、属地与职官，汇聚于"子"占卜记录之中，是具有重大学术价值的殷商社会历史研究史料。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载有10余位商王朝其他诸子，与问卜者"子"往来频繁；其中如"子雍""子画""子利"及"子发"等人也见于商王占卜记录，均为商王武丁时期统治集团的核心要员。这些诸子与身为商王武丁之子的"子"之间产生的密切关联，详实生动，是我们了解商王朝"子族"这一重要统治阶层的关键。

　　殷墟花园庄东地甲骨契刻占卜记录中，出现了如"麓""贼""狼"及"夭"等大量此前未见的新字，异于以往发现的众多新字构形，如"射""豕""登"及"璧"等。这些新字与新字构形，不仅极大增加了此前所知商代汉字的使用数量与构型种类，也更加丰富了我们对于所涉及相关内容的认识，是商代甲骨文的一次重大发现。

长从何来

　　2000年冬，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安阳工作队在殷墟花园庄村东地抢救性发掘了编号为2000HDM54的商代墓葬，共出土随葬品577件。该墓葬是殷墟继妇好墓之后出土随葬品数量最多的墓葬，也是继妇好墓、亚址墓之后殷墟发现的第三座保存完好的高等级贵族墓葬。据铭文可知，墓主为"亚长"。亚长墓的发现，填补了殷墟文化二期晚段，即商王祖庚、祖甲时期保存完好高等级贵族墓葬的空白，为研究晚商时期墓葬制度、礼仪制度、军事制度、生活习俗等提供了珍贵资料。

透物见人，墓葬是墓主生前世界的缩影：觚爵鼎尊、璧琮戚玦，体现亚长的位高权重；钺刀戈矛、车马辎重，彰显亚长的赫赫军威；锛凿铲刀、璜环笄篇，再现亚长的生活场景……

　　亚长墓位于殷墟宫庙区南部，南临防御沟，东近花园庄东地H3甲骨窖藏，与妇好墓、子渔墓一样，是埋葬于宫庙区、未被盗掘的贵族墓。

作为非王族之人，能够埋葬于宫室之所，应有其特殊原因。抢救性考古发掘揭开了墓主的神秘面纱，青铜铭文使"亚长"初现。

科技考古进一步揭示了亚长的基本信息。人骨鉴定表明，亚长为男性，35岁左右，身高约170cm，同时揭示了亚长的生活习俗、疾病创伤，甚至死亡原因。

亚长铜手形器

铜手形器比一般成人手略小，右手，呈微曲半握状，五指比例适中，关节清晰，指尖圆滑，指甲微露，手背之上装饰半个饕餮纹、手腕截面呈椭圆形，其内残留碳化木柄。其功用有"假肢""权杖""工具"等说法。

　　亚长玉器

亚长墓共出土各类随葬品577件，其中青铜器265件、玉器222件、骨器60件、陶器21件、石器6件、象牙器2件及竹器1件。另有铜镞881枚、铜泡149个、金箔125片及货贝1000多枚。以9套青铜觚爵、7件青铜钺为代表，表明亚长是一位军权在握的高等级贵族。

亚长墓是殷墟继妇好墓之后出土玉器数量最多的高等级贵族墓葬，222件玉器基本都放置在棺内。依据其功能，分为礼器、兵器、装饰器、工具等。另外，在棺盖四周还发现有金箔，可能作为某种装饰镶嵌在棺盖上。可谓揽玉贴金，尊贵至极。

亚长金箔

亚长玉戚

玉戚，‌是一种古代玉器，主要用于礼仪和祭祀。‌ 玉戚最早在新石器时代出现，最初是仪仗用器，到了商周时期，尤其受到王权的重视，成为王者象征的礼器之一。玉戚通常由青玉或其他玉石制成，整体呈扁圆状，前端较窄，刃端阔而呈弧形。两侧斜边各有六个锯齿牙形装饰，中部有一穿孔。玉戚主要用于治军、仪仗和祭祀，是显示墓主身份的随葬品‌

亚长墓出土玉戚共6件，其中3件器型较大，两侧均有脊齿，中部有较大的管钻圆形穿孔，多素面，为仪仗兵器。

亚长龙形玉玦

玦是我国最古老的玉制装饰品，为环形形状，有一缺口。在古代主要是被用作男子的耳饰和佩饰，数量为一块。

玦与珏同音，意思也相似但也有不同，两者都是形如环而有缺口，但是从文字学角度来分析，两者的区别一目了然，珏，从字形上看，左边的王旁，也是玉，意思是两块玉在一起，所以珏是成对的，多见于出土古墓女主双耳侧。

亚长玉琮、玉环、玉璧

玉琮，是一种内圆外方筒型玉器，是古代人们用于祭祀神祇的一种礼器。

玉璧，是一种中央有穿孔的扁平状圆形玉器，为我国传统的玉礼器之一，也是“六瑞”之一。

玉璧、玉琮连同玉圭、玉琥、玉璋、玉璜称“六器”，古代祭祀天地四方的礼器，即以璧礼天，以琮礼地，以圭礼东方， 以琥礼西方，以璋礼南方，以璜礼北方。

亚长玉兽头饰

玉熊为青灰色，背部、头部及脚部有杂褐斑，呈站立状，弓背，低头，体略前倾，背部有对钻穿孔，便于悬系。高5.87厘米，长6.85厘米。

"亚长"铜方尊

方尊口部近方形，束颈，平底，高圈足略外撇。颈部以扉棱为对称轴饰八个焦叶纹，肩部正中为浮雕兽头，四角各立一鸟状浮雕怪兽，腹部饰蝉纹及饕餮纹，圈足亦饰饕餮纹。颈部外侧有铭文"亚长"。出土时内部泥土有竹篾痕迹，推测为竹篓。通高51.9厘米，重27.43千克。

"亚长"铜觥（ gong )

古代盛酒和饮酒器。铜觥器身短宽、流微上扬，近流处饰象纹一大一小，大象张口扬鼻、双腿之间还饰一小象，纹饰生动活泼。腹呈扁圆形，后有扁平状鋬、鋬内有凹槽、上部为兽头状，其后饰云纹。器盖前端窄小。形似怪兽、中部有菌状钮，底较平，下有四个三楼锥状足。器盖内壁及器底内壁均有铭文"亚长"。通高18.7厘米，重1.35千克。

亚长铜盂

盂，古代盛水和饭的器皿。青铜制或石制。侈口，深腹，圈足，有附耳。石制器型，较小，有盖。

"亚长"铜盂侈口，深腹垂直，高圈足微外撇。沿下有两个对称半环形牛头状耳。颈部饰饕餮纹，半环形耳下有凹弦纹带。腹部、圈足上饰饕餮纹，主纹均以云雷纹做地纹。翟（ pan ）部有铭文"亚长"。

亚长铜觚和铜爵、铜鼎

亚长族军列阵形式推想图

"亚长"铭文表明墓主是"长"族族长，也是军权在握的首领。墓中出土的7柄铜钺、3把卷首刀、73件铜戈、78件铜矛、881枚铜镞等诸多兵器，以及以6件弓形器为代表的车马器，与人骨鉴定确认的亚长重创而亡相呼应，呈现了一位久经沙场的商代武将形象。

亚长墓中除墓主亚长外．还有近身随葬者6人（或代表族军次级首领）。锶同位素鉴定结果他们与亚长或为同乡。结合墓中出土7柄铜钺、3把卷首刀、73件铜戈、78件铜矛（王陵区1004号大墓铜矛以10件为一组，如此推测亚长墓铜戈、矛约为七组）、7件圆盘形錾刻铜器、881枚铜以及象征6辆马车的弓形器。推测墓中或是一个家族族军编制的缩影。

亚长铜簇

亚长铜钺

钺，作为中国古代的一种兵器。其形制似斧，以砍劈为主。此外，还把斧背上有勾或刺，杆端有的斧，称为钺。

"亚长"牛尊

牛尊造型呈写实水牛形，体态健壮肥硕，抬头伸颈，微张口，口内中空，背部微凹，上有长方形铜盖。牛身布满龙、鸟、鱼等动物纹饰，尤以腹部两侧虎纹最为突出。牛颈部下方及器盖内壁有铭文"亚长"。通长40厘米，带盖高22.5厘米，重7.1千克。

亚长铜方斝

方斝口部呈长方形、腹壁较直，腹部一侧饰兽头鋬，平底，四足呈四棱尖锥状。周身以云雷纹为底纹，颈部饰大三角焦叶纹，下饰对夔纹，腹部饰饕餮纹，足以扉棱为中心饰三角纹。口沿内侧有铭文"亚长"。通高66.6厘米，重22.15千克。

"亚长"铜卷首刀

亚长墓出土的3件铜卷首刀形制基本相同、刀身较长、前锋弯卷，与背平行，背有三个长条形穿孔，后有短柄，三穿与短柄应是用于安装木柲（ bi )，两面均有相同的一条夔纹带，其中一面近柄处有铭文"亚长"。

　　亚长墓中出土青铜礼器40件，以9套青铜觚、爵为核心、辅之以斝、尊、彝、觥、罍、鼎、簋、盂等，彰显亚长生前的崇高地位。青铜礼器均精致华美、厚重端庄，大型青铜方斝、方尊、盂、甗等虽仅有1件，但同等体量者仅见于妇好墓。青铜牛尊、尊形敞口方鼎、锥足铜觥等为殷墟首次发现。编铙与大型石磐表明礼乐制度已趋于成熟。

亚长弓形器

一种认为与弓有关；另一种认为是与马车有关的"挂缰钩"。弓形器在商代后期至西周早中期的墓葬和车马坑中多有发现。亚长墓中的6件弓形器可能象征马车陪葬。

亚长铃首锥状器

该器整体呈曲波形，尖部呈锥状，尾短接一圆形铃。

亚长铜兽首刀

根据卜辞记载，商王武丁时期，商人与活动于太行山东西两侧及冀北山地的北方族群有过频繁的战事。这些铜兽首刀明显带有北方草原文化特色，可能是商人与北方部族战争中的战利品，也可能是北方外来文化因素传入殷墟后在当地制作而成。

　　亚长铜铃

除行军作战外，亚长还参与农耕稼稿、往来易市等生产生活，不仅有征战杀伐的功业，也有田园归家的日常。

亚长墓共出土铜铃23件，其中6件出土于殉狗颈下。

海贝

亚长，来自异乡，统率族军，受命勤王，驰骋疆场！悲哉，马革裹尸归都邑。壮哉，一代战神美名扬！科技让亚长得以"重生"，考古让商史再现辉煌！

世界的商文明

　　商文明是人类社会发展进步的重要成果，具有全球意义。

青铜器、玉器、甲骨、白陶等商代文物流散至美、日、英、法、德、加等数十个国家，被60余家收藏单位保护、研究、利用。

无数外籍学者孜孜以求，为保护商代文物、探索商文明的深层内涵殚精竭虑，留下大量精彩论述和真知灼见，商文明传播至远。

在与美索不达米亚文明、尼罗河文明、印度河文明、迈锡尼文明等比较互鉴中，商文明呈现出显著的东方特色。它历经千年沧桑而延绵不绝，以强大的包容性与创新性，成为中华民族向心力和凝聚力的源泉。它是现代东亚文明的基础，更是人类文明多样性的见证。

2006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安阳殷墟纳入《世界遗产名录》;2017年，联合国教科文组织将甲骨文列入《世界记忆名录》，充分彰显了商文明在人类众多原生文明形态中不可动摇的世界地位。

　　流失海外的商代文物。

落后就要挨打，特别是当你浑身都是财富却还依旧落后的时候，你的财富必然会被抢。商代文物流失，或许是这个伟大的文明在3000多年后落下的唯一遗憾。你在他乡还好吗？

流散海外的甲骨

　　公元前1600﹣公元前1000年间，人类步入历史的精彩六百年。此时的地球，高度发达的文明在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黄河和长江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爱琴海地区多地并存。美索不达米亚地区进入加喜特王朝时期、古埃及进入新王国时期、古希腊进入迈锡尼文明时期、古印度进入早期吠陀时期。各地区文明独立发展，体现了人类文明形态的丰富性与多样性。商王朝使用甲骨文，创造了独有的天文历法，又以块范法铸造青铜容器并用于规范社会秩序，使之显著区别于其它地区文明，特征十分突出。

公元前1000年后，各地文明迎来不同结局。两河流域、尼罗河流域、印度河流域以及爱琴海地区的迈锡尼文明，其古老的文字系统皆不再使用，而以汉字（甲骨文）、阴阳合历、四合院建筑和东方式礼制为特点的商文明，其影响延绵不绝，持续至今，并影响到整个东亚的日本、韩国、越南，成为现代东亚文明的基础。

　　离开殷墟博物馆，恰好遇到无人机灯光秀表演。数百驾无人机在空中固定位置盘旋，在最恰当的位置，最恰当的时机变换着灯光，在安阳殷墟博物馆的夜空中准确的画出国旗、中国地图、龙等图案，表达着对国家的祝福，对来自五湖四海华夏同胞的欢迎，也是对自夏商周开始几千年光辉文明史的赞美。

　　商文明是人类文明发展的辉煌篇章。

商文明中绚烂的历史文化、神秘的历史文献、多姿多彩的历史文物和深远的历史文化影响力，给后人留下无穷的思考和研究空间。繁盛的城市文明、完善的礼乐文明、发达的青铜文明、灿烂的文字文明以及高超的科技文明等共同建构了早期中国的出彩时代。

商文明中蕴含的绵延不断、开拓创新、多元一体、兼容并蓄、和平与共的民族特质，框定了此后3000多年中国文明历史的总体走向，造就了生生不息、不曾中断的中华文明，也为世界文明交流互鉴贡献了中国智慧和中国方案。

"中原文化殷创始""观此胜于读古书"。

商文明是物质的存在，更是精神的象征，是中华民族自豪感和凝聚力的突出表现，也是建设现在、启迪未来的智慧之源。回顾商文明，我们浴光而行，沐风而翔，与历史对话，与祖先对话，感受商文明汇聚四方的文明要素，探索以商文明为支点的文明源流，触摸中华文明绵延不断的时光长河，在溯古知今的过程中，获取古为今用的民族智慧，增强砥砺奋进的前行力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