邹滨年：忆忠原

冰雪丹妮

作者邹滨年

原黑龙江省政府

经济研究中心主任

忆 忠 原

文：邹滨年





去年（2006年）10月，噩耗传来，忠原和病魔战斗了近两年，还是倒下了。尽管朋友圈子里的很多人一直寄托于奇迹发生，甚至希望像七八年前那样，他的病是一次误诊，但大家最终不得不面对一个残酷的现实：我们没有忠原了！

忠原患病之后，我是朋友当中很少去看望的。他在北京住院时，我外出路过去看看，应该是顺理成章的；即使专程去一趟，也不是什么难事。究其原因，不是不想去，而是不敢去。我是一个不善于掩饰自己的人，当着病人的面环左右而言它，很难做得逼真。记得他在省医院做完手术，我前往探视，虽然表面故作轻松，但心里一直非常紧张，生怕哪句话说的不得体。

向他告别的那天，我一直犹豫是否要去休息室看看他的父母，白发人送黑发人已经是一件令人心碎的事了，如果见到儿子生前好友引起两位老人更大的痛苦，我就更不知如何面对了。思前想后，我决定还是去表达一下心意，好在两老似乎已经有了思想准备，相见的场面还算平稳。在告别大厅，随人流前行，望着他的遗像，我心里默念着：忠原走好！忠原走好！没等到遗像前鞠躬，不觉已潸然泪下。长眠不起的他并不知道朋友们来送行，我也没必要掩饰自己的感情了。

说起和忠原交往的历史，有一件事是不能不提的。大约是在40年前的1968年，我已下乡到柳河五七干校。当时省委机关造反团举办了一个"黑帮"子女学习班，在此学习班上，造反派们使用种种阴谋手段，揪出一个反江青、反中央丈革的"反革命集团"，我"不幸"牵扯其中。今天看来，所谓"反革命"集团的各位"反革命"，也并非有什么很高的政治觉悟，不过是看到许多革命老干部（当然也包括自己的父母）被打倒，背地里流露了一些对文化革命、对江青、对中央文革的不满情绪而已。然而在当时的政治环境下，如果把这种情绪上纲上线，就完全能导致灭顶之灾。我因为已经下乡到柳河五七干校，所以暂时逃过一劫。但是省委造反团和柳河五七干校是紧密相连的，如果相应的材料转过来，我肯定没有好果子吃。特别是在毫无思想准备的情况下，加之我又不知那边到底揭发出什么人和事，突然提审，必然措手不及。所幸的是，忠原由于年龄较小，没有卷入，参加学习班之后，还可以自由活动，于是来到柳河五七干校，并向我通风报信；我姐姐也来了一封信，大概说了类似情况，使我能够多少先考虑点对策。在随后的巨大压力下，我一直"大帽子底下开小差"，抽象地承认对文化革命有抵触思想，具体的人和事一律回避。多年以后我们每每说起此事，忠原常说他曾救过我，这话应该不为过。

忠原的为人就是如此，在关键的时候向我伸出援助之手，决不只是上面一件事，有些情况涉及其他当事人，这里不便细述。至于别的方面的关照，就更是不胜枚举了。有朋友说，忠原帮人常常不需要你张嘴（当然张嘴就更不言而喻了），完全是他自己主动的，而且决不图回报。他是普通人时如此，当了官也如此；他对当了官的人如此，对普通人也如此。当今商品交换的原则在相当程度上已经深入到人际交往之中。有用的人就交，没用的人就不交；用着你的时候就交，不用你的时候就不交；你有用的时候就交，你没用的时候就不交：我给你办事是为了你也给我办事；权权交易，权钱交易，此类事情已绝非个别现象。像忠原这样古道热肠之人，虽不能说是凤毛麟角，但起码是比过去少了。

我和忠原交往几十年，双方的经历都很相似。都经历了文化革命和上山下乡，又都经过艰苦努力获得了重新上学的机会，毕业后又都到了省直机关，后来又都当了机关的主要负责人。但我们俩的性格却有很大差异。从性格和气质来说，忠原特别适于当一把手，刚毅、果敢、能谋善断。我虽然不知道忠原在机关工作的情况，但我认为他一定是个好的一把手。我则不同，始终脱离不了一介书生的形象，不大适于当一把手。虽能谋而不善断，当副手很能出主意，但当正职拿主意、拍板定事则常显得犹豫，谨慎有余，果敢不足。为此忠原常点拨我，传授一些当一把手的经验和"秘诀"，言谈之中时有惊人之语和精辟见解，令我佩服不已。

现在讲某人逝世，往往谈到损失。忠原离去，别的不好说，但绝对是我省外事工作的重大损失。我理解，所谓损失分为两种。一种是年龄很大的老同志逝世，这时讲的损失主要是指其人过去的贡献乃至丰功伟绩而言。忠原离去的损失不属于这一种，他不仅过去工作有贡献，更重要的是他正值年富力强的好时候，本可以有更多的业绩，这种损失可能更令人痛心（在此决无贬低前一种损失之意）。

应忠原妹妹明非之邀，写了这篇短文。也感谢明非，使我们这些忠原的朋友有了一个悼念他的平台。

（作者为原黑龙江省人民

政府发展研究中心主任）

2007年5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