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村的堡垒户

品茶听雨

堡垒户，是指在抗日战争极其残酷的环境下，能够舍弃身家性命支援、保护、协助抗日力量最坚决的抗日群众，是在敌后坚持抗战的共产党和八路军最值得依靠的基本群众家庭。

　　山后柳家村的土崖之上，近千年树龄的木豆树仍然是枝繁叶茂，荫蔽着一方土地，也惯看着春风秋雨，日升月沉。默默无语，却又洞察一切。与木豆树一路之隔，有一栋前后两进院落的古朴民居，东西厢房，鱼鳞瓦屋顶，屋脊六兽，前出檐后出厦，磨砖对缝，建造考究。这种房屋的住户，在百十年前绝对是小康人家。那是我村的堡垒户用荟老爷爷的老屋。一段不寻常的历史，在这里上演过。

　　范心然同志，原名范用毅，今龙口市东莱街道百盈村人。熟悉黄县抗日史的人，对这个名字耳熟能详。范心然是黄县抗日武装三军三大队重要的发起人之一。他是三军四路的军需处长，是圈杨家兵工厂的创立者，是胶东军工事业的奠基人，为民族独立和解放做出了突出贡献。荟老爷爷的父亲雪堂先生（范公讳明善，字雪堂），原来在黄县城县府上班，与范心然同志私交甚厚，并且百盈范姓与山后柳家范姓同为范氏东三支。故老相传，雪堂先生，古道热肠，侠义风范。他在县府受理诉讼案件时，遇有黄水河以东相识的百姓争讼，总是晓以大义，居中调停，化解矛盾，不使民疲于官司。美德被称颂了几辈人。

　　随着日寇铁蹄的侵略步伐，1939年3月2日，黄县城第二次沦陷。3月1日我抗日民主政府和军政机关人员即撤往东南部山区。为防范日伪汉奸迫害，范心然同志的妻儿在县城沦陷前秘密来到山后柳家村用荟老爷爷家里隐姓埋名生活。 那是1939年春节后的一个上午，一辆骡马大车驮来了一家四口。车上坐的是范心然同志的妻子和一个儿子，两个女儿。最大的儿子9岁，一个女儿4岁，另一个两岁。一行人风尘仆仆，从黄城赶过来已是人困马乏。先得到消息的雪堂先生和老伴，两个儿子早早就等在村口，见到来人急忙上前迎接。寒喧过后，一家人被安顿在雪堂先生的前院，荟老爷爷的新房里。孩子们好奇地打量着这个很多地方和城里不一样的新家。他们不知道的是，要在这个陌生的地方住上近两年的时光。雪堂先生的夫人和范心然的妻子对外以表姊妹相称，只说是表妹一家人为躲避战乱，投奔亲戚。因为雪堂先生在周围十里八村威望素著，人缘颇佳，加之乡下人大多淳朴善良，忠厚老实。所以，他们的到来在村里并未引起什么波澜。

　　两家人相处融洽，雪堂先生和夫人在各方面多有照应。范心然同志时任胶东八路军五支队后勤负责人，事务繁忙，加之抗日战争初期战斗频仍，部队各处转战，很长时间才能和家人相聚一次。后勤工作，是抗日部队能够生存的保障。军火，被服，粮食，钱款，药品。缺一不可。东北抗日联军失败的最重要的原因之一就是叛徒出卖了抗联冬季赖以生存的秘营，秘营里有各种军需物资。所以说，雪堂先生一家人掩护范心然同志的家属既是侠义心肠的善举，又在一定程度上支援了抗战，是大义凛然的爱国行动。受范心然同志的影响，雪堂先生倾向中国共产党和抗日政府，积极为抗日工作奔走。用荟老爷爷后来当了民兵，积极参加掐电线，扒电杆，破坏鬼子公路，站岗放哨等抗日活动。他的兄弟范用萃同志，1947年参加中国人民解放军，为华野三纵战士，在荷泽沙土集战斗中壮烈牺牲，时年18岁。

山后柳家村东面就是火山，往东南是炮台山，山连山，岭连岭，越过重重山岭，就可以进入艾崮山区，我抗日根据地。这是有利于隐藏的条件。1940年百团大战以后，敌后战场的斗争形势日益艰苦卓绝。胶东作为战略要地，日寇更加横行肆虐，频繁扫荡。1941年3月至6月，日寇为巩固统治，奴役人民，掠夺氟矿石，在山后曹家炮台山修筑了炮楼，派驻日伪军。修建了一条连接山后曹家到黄城集炮楼的汽车公路。两个炮楼相当于在我东南部山区楔入了两枚钉子，公路是锁住周边村庄的锁链。从此以后，更加肆无忌惮地奴役压榨我各村的劳苦大众，派粮催捐，要水要柴，拉驴抓夫，苦不堪言。在当时的形势下，窝藏抗日人员和家属是要杀头的。尤其是1941年6月我黄县党组织内部出了个大叛徒，这个家伙投靠日寇以后，四处抓捕地下党员和抗日家属，抗日形势一片血雨腥风。

1941年深秋的一个晚上，范心然同志从根据地到敌占区执行任务，路过山后柳家，与妻女团聚。吃罢晚饭，刚要休息时，发现村外南耩上来了一伙人，都打着火把，吵吵嚷嚷，也分辨不出是干什么的。联想到自鬼子修建山后曹家炮楼后，经常在夜间出来活动，范心然同志在第一时间，掩藏好了随身携带的证件和文件。带着妻子和孩子交给雪堂先生，让他帮忙藏好。他自己把随身携带的手枪打开了保险，大张着机头，爬上了房子的“过垅”。下定了拼死抵抗的决心。雪堂先生在做了准备之后，出了门迎着那帮人走过去，探听消息。一问才知道，原来是山后曹家的村民，丢失了马匹，到处寻找，才有了这虚惊一场。

还有一次，炮楼上的二鬼子（伪军）到村里借着“搜查八路”的名义，搜刮钱财。一个二鬼子到处乱翻，在用荟老爷爷媳妇的首饰盒里翻到了一张军工图纸（据荟老爷爷的三儿子讲是当时的我兵工厂人员藏在这里的）。这个家伙，如获至宝。如果被日本鬼子知道，雪堂先生的家人都要跟着遭殃。千钧一发之际，雪堂先生把这个二鬼子叫到没人的地方，先讲抗日形势，再说乡里乡亲，最后是钱财开路，总算把这个事情压下来了。这个二鬼子，本就是周边村子的人，为钱而来，也不愿节外生枝，欠下血债。

形势严峻，出于对安全的考虑，在组织安排下，范心然同志的妻子和女儿（儿子在1939年底左右离开）在1941年冬季从山后柳家村转移出去。

雪堂先生由于1947年的不公正对待，抱恨离世。范心然同志在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中的贡献突出，他领导下的胶东贸易局，胶东行署实业处，胶东军工局，出色地完成了发展生产，支援战争的工作。他辛勤地为党工作，辗转于黄县，威海，烟台，上海，北京。建国后，即使是“位高权重”，工作繁忙，他也没有忘记雪堂先生一家在抗战中的援手之谊。两家人书信联络，往来不断。据范心然同志的女儿范培华女士（北京大学光华管理学院教授，曾参加全国硕士研究生入学考试数学命题工作14年，并提任经济类命题组组长，任全国高校经济数学学会副理事长。）回忆，解放后用荟老爷爷应邀去北京做客。她说他是个很朴实的人，吃饭时吃馒头，很少夹菜。她拿着用荟老爷爷巧手编制的条帚，坐在公交车上，令很多人艳羡。生活困难时期，范心然同志考虑到用荟老爷爷一家的革命贡献，儿子又多，希望帮助他几个儿子外出务工。用荟老爷爷不愿意麻烦他，就婉言谢绝了。

范心然同志和他的家人，因为在山后柳家住过这段历史，对这片土地感情至厚。对于山后柳家的人也倍加亲切。有些在外工作的山后柳家人都直接或间接得到过他们的帮助。采访范心然同志今年已经89岁高龄的大女儿范培华女士，她说“1982年我们姐妹俩拜访过山后柳家，还在木豆树留了合影。用荟叔叔和婶子盛情招待了我们。从地瓜井里现拿出来的地瓜很新鲜，山后柳家的地瓜吃着很甜。大概两年后我哥哥也去过，村里人还记得他。第二次我是18年10月份去过。见到了用荟叔叔的小儿子，说起了当年的事情。”话语之中，分外亲切。他们把这里当成了第二故乡。一片赤诚，令人赞叹！

患难之交，鱼水情深。战火淬炼的友谊，穿越时空，历久弥新，感召着后辈。不忘来时路，犹记当年情。在日益物质化的今天，这最纯粹的情感却弥足珍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