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忆山

乎乎堂

故乡的山不远，都在村子周围。

南山最近，就在我家山阴老屋的背后。出大门右拐，穿过一条十几米的小谷洞南走五十步不到，便可登南山而小村庄。东山稍远，出大门东行百米，下东沙坡，跨过东河再上坡到马疙瘩，然后连上三块梯田，越过两盘老坟，便可直达东山圪岭。东山圪岭南接小淅山、尖山和我们的南山，北通石佛岭向四义、巴公绵延，中途向西杈出一条山岭。山岭的阴坡是我们邻村的白杨坪。山岭的阳坡，隔东河下游的沟壕、水库与我们南边的村庄相望，故称北山。

故乡没有明确的西山， 村西只有一座不大的孤山耸立，与东山圪岭遥相对应，其状如同家里蒸的馒头，其高也不过村庄以上百米。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该山山顶庙里供着东汉时期得道飞升的两个仙姑，所以就叫二仙山，我们的村也就因山而名曰：二仙掌。二仙山地处南来北往的冲要之地，所以它过去的庙会名气很大，老辈人说，鼎盛时期的影响曾远及河南的焦作、济源甚至洛阳。

从大的地形看，我们的南山上去再往南，还有紧连着的方山、白马寺山等。从白马寺山南面下去，不远就到了城里。如果从白马寺东面下去，先是我大姑姑所在的大张村，再就是大片大片的矿区、以及母亲称为“东乡”的村庄。东乡一带的人管我们这边叫司马山，因为这里曾是三国时期曹魏权臣司马昭的封地。老辈人还说，东山这边落过凤凰，所以清朝乾嘉以后到民国，我们的县就叫凤台县。俗话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果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采出了山西最优质的煤碳。晋城矿务局的凤凰山煤矿就在东山圪岭的东侧。小时候早晨醒来被窝里听到的，首先就是凤凰山煤矿风井上的鼓风机声。

小时贪玩，一到山花烂漫的季节，就盼着白马寺山那边大张村的表哥和大姑姑来我家走亲戚。因为山路漫漫，表哥总会给我们逮个什么好玩儿的活虫儿。比如又大又肥的绿蝈蝈，装在麦秆编的笼子里，乘人不注意它就会“括括括”的叫个不停，让人爱不释手。有一次，表哥竟然还捉了一只麻点斑斑的嘎啦鸡来，这东西跑的比飞的还快，很少有人能抓到，也不知道表哥用的什么办法。正当我们围着这个稀罕宝贝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这嘎啦鸡居然扑噜一下，挣脱绳子跑掉了。尽管大家一阵忙乱，终究还是无济于事。这让我乐极生悲了很长时间。

那时常听人说“城市妖精乱，村山鬼事多”，所以很多小孩都害怕上东山，我也不例外。因为马疙瘩坡后塄的陡崖上裸露着好几具腐棺人骨，每次路过我都脊背发凉。再加上半山腰那几处柏树森森、荒冢磊磊的墓地，很多鬼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

但俗话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很多事偏偏就发生在你最害怕、最不愿去的地方。寒冬腊月的早上，父亲要我和他去东山那边的凤凰山煤矿卖萝卜，父子俩一前一后，他挑重的，我挑轻的。我个子小，力气也小，挑着前三后四七个萝卜很是费劲。好不容易上到马疙瘩的半坡上，不知怎么前翘后坠，后面四个萝卜的筐子从扁担上脱落，前面三个萝卜的筐子连同扁担也都撂翻在地，七个萝卜滴哩咣啷又滚回了坡底。面对一堆摔得疤疤瘌瘌的大萝卜，父亲的惊诧、心疼和无奈，与我的惶恐不安，至今仍历历在目，宛然如昨。翻山越岭到了煤矿以后，由于我初涉买卖，加上小学生爱面子，当着那么多的同龄小孩，怎么也喊不出父亲那样“卖萝卜啦----，卖--萝卜！”的效果，因此屡遭他的白眼。那时候，我真的既伤面子又伤心。

不过此后，父亲却再也没有让我和他一起去卖过萝卜，每次都是他独自前往，且常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当时村里传言，东山圪岭上有大片大片的迷魂草，夜行人一旦踏入便会迷路，直至天亮都难以出来。母亲不放心，就让我和我哥到东沙坡上朝东山圪岭长一声短一声的喊“噢——噫，噢————噫”，以此接应父亲迷了方向的魂魄。不能喊爸爸，也不能喊名字，以免被鬼附身，摊上大祸。所以，每逢父亲天黑还没回来，我们弟兄俩就得到东沙坡上用手卷个喇叭，一个劲的朝东山圪岭喊，直到听到父亲大声答应“回来了”、“知道了”、“不要喊了”为止。

不知何故，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用陶诗打发时光，每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句子时，就会勾起沉淀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南山往事。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南山是村里除了平川地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农作物生产场所，从我家房后上去不远的南岭、圪梁山，到张山、宋涧、畲地、小尖山等，有着一百多亩的山地耕种。此外，山上的田间地头、沟壕等地还长着很多老山楂树、老柿树等，也是队里副业收入的重要来源。那时候一个村就是一个生产大队，大队下面又分为若干生产小队。我们大队有三个小队，我家所在的村东片区属于三队，主要负责南山一带的劳动。那时的我，已然是十二三岁的高年级学生。父亲眼瞅着我日益增加的饭量和年龄，一有机会总要想办法让我参加队里生产，尽可能给家里多挣点工分。

那时候的我并不怕劳动，怕的是劳动时和父亲做搭档。可队长偏偏就爱把我安排给父亲，让我在父亲扶犁耕地或摇耧下种时给他牵牲口，打下手。父亲一贯寡言少语，对子女非常严肃甚至严厉，在家里我都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田野上除了牲口就剩我们父子！或许父亲也觉得我俩干活太过沉闷，老说我不言不语像口木钟，不敲不响甚至敲都不响。老实说那时的我玩性未改，干活也不专注，特别是听到“地牤牛”或而东山哞、或而北山哞的时候，我就更加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动不动就牵着牲口走偏了方向，弄得后面执犁端耧的父亲大发雷霆，他的吼叫，有时比“地牤牛”的声音还大。

和父亲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九七四年的大年初四中午，我正在炕上和同伴兴致勃勃的下军棋，父亲却突然吼着要我和他一起上南山去给自家承包的山楂树刮树皮，以防开春后寄生虫泛滥。我当时非常不情愿却又不敢反抗，气愤之余便将棋盘上的军旗扬在了炕上。父亲见状就想抓我，我便纵身一跳，夺门而逃，父亲提着两把刮树皮的小铲锄在后面紧追。我跑到南岭，回头一看父亲还在尾追不舍，便又抄近道窜回了院里。父亲追到南岭，眼看抓人无望便只得自己一人去了圪梁山刮树皮，一直到月明星稀的晚上才郁郁归来。

以后到了年长懂事的年龄，不论寒暑假还是星期天，我都会自觉主动的要求和大人一样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类似于担粪上山与挑粮下山这样的重体力活也就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累人。对于我年龄不大就能挣成人一样的公分，父亲还算比较满意，因此一度打算让我七年级初中毕业就开始彻底务农。但面对没完没了、周而复始的山地劳作，再加上难得温饱的村野生活，我却越来越感到腻烦和不寒而栗。对当时“批林批孔”所谓“耕也，馁在其中矣”的谬论，我真的是明里反对，暗暗赞同。

我最后一次上山劳动，是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随大队人马在畲地收黍子，地块儿不大，长势也一般，所以早早就收割完毕。当我挑着一担青黄黍子回大队路过家门口时，被家兄叫住说有我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到故乡的山上劳动过。

这几年，偶尔我还会回故乡的山上转转，有感于山形依旧，世事沧桑，自然免不了内心的一顿唏嘘。小时候栽过松树苗的小尖山，现在林木苍翠，已经成了白马寺森林公园的一部分。给父亲牵过牲口的那些小块儿山地，大多已弃耕撂荒。只有父亲他们刮过皮的老山楂树，现在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站在曾被父亲抓捕未果的南岭上，右侧山脚下的山阴老宅早已荡然不存。左前方宋涧地里父母的坟茔，也都柏树参天、荆芃如盖矣。