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 故乡的山不远,都在村子周围。</p><p class="ql-block"> 南山最近,就在我家山阴老屋的背后。出大门右拐,穿过一条十几米的小谷洞南走五十步不到,便可登南山而小村庄。东山稍远,出大门东行百米,下东沙坡,跨过东河再上坡到马疙瘩,然后连上三块梯田,越过两盘老坟,便可直达东山圪岭。东山圪岭南接小淅山、尖山和我们的南山,北通石佛岭向四义、巴公绵延,中途向西杈出一条山岭。山岭的阴坡是我们邻村的白杨坪。山岭的阳坡,隔东河下游的沟壕、水库与我们南边的村庄相望,故称北山。</p><p class="ql-block"> 故乡没有明确的西山, 村西只有一座不大的孤山耸立,与东山圪岭遥相对应,其状如同家里蒸的馒头,其高也不过村庄以上百米。但山不在高,有仙则名,该山山顶庙里供着东汉时期得道飞升的两个仙姑,所以就叫二仙山,我们的村也就因山而名曰:二仙掌。二仙山地处南来北往的冲要之地,所以它过去的庙会名气很大,老辈人说,鼎盛时期的影响曾远及河南的焦作、济源甚至洛阳。</p><p class="ql-block"> 从大的地形看,我们的南山上去再往南,还有紧连着的方山、白马寺山等。从白马寺山南面下去,不远就到了城里。如果从白马寺东面下去,先是我大姑姑所在的大张村,再就是大片大片的矿区、以及母亲称为“东乡”的村庄。东乡一带的人管我们这边叫司马山,因为这里曾是三国时期曹魏权臣司马昭的封地。老辈人还说,东山这边落过凤凰,所以清朝乾嘉以后到民国,我们的县就叫凤台县。俗话说凤凰不落无宝之地,果然上世纪五六十年代,这里就采出了山西最优质的煤碳。晋城矿务局的凤凰山煤矿就在东山圪岭的东侧。小时候早晨醒来被窝里听到的,首先就是凤凰山煤矿风井上的鼓风机声。 </p><p class="ql-block"> 小时贪玩,一到山花烂漫的季节,就盼着白马寺山那边大张村的表哥和大姑姑来我家走亲戚。因为山路漫漫,表哥总会给我们逮个什么好玩儿的活虫儿。比如又大又肥的绿蝈蝈,装在麦秆编的笼子里,乘人不注意它就会“括括括”的叫个不停,让人爱不释手。有一次,表哥竟然还捉了一只麻点斑斑的嘎啦鸡来,这东西跑的比飞的还快,很少有人能抓到,也不知道表哥用的什么办法。正当我们围着这个稀罕宝贝不知如何是好的时候,这嘎啦鸡居然扑噜一下,挣脱绳子跑掉了。尽管大家一阵忙乱,终究还是无济于事。这让我乐极生悲了很长时间。</p><p class="ql-block"> 那时常听人说“城市妖精乱,村山鬼事多”,所以很多小孩都害怕上东山,我也不例外。因为马疙瘩坡后塄的陡崖上裸露着好几具腐棺人骨,每次路过我都脊背发凉。再加上半山腰那几处柏树森森、荒冢磊磊的墓地,很多鬼的故事就发生在那里。</p><p class="ql-block"> 但俗话说“万般皆是命,半点不由人”,很多事偏偏就发生在你最害怕、最不愿去的地方。寒冬腊月的早上,父亲要我和他去东山那边的凤凰山煤矿卖萝卜,父子俩一前一后,他挑重的,我挑轻的。我个子小,力气也小,挑着前三后四七个萝卜很是费劲。好不容易上到马疙瘩的半坡上,不知怎么前翘后坠,后面四个萝卜的筐子从扁担上脱落,前面三个萝卜的筐子连同扁担也都撂翻在地,七个萝卜滴哩咣啷又滚回了坡底。面对一堆摔得疤疤瘌瘌的大萝卜,父亲的惊诧、心疼和无奈,与我的惶恐不安,至今仍历历在目,宛然如昨。翻山越岭到了煤矿以后,由于我初涉买卖,加上小学生爱面子,当着那么多的同龄小孩,怎么也喊不出父亲那样“卖萝卜啦----,卖--萝卜!”的效果,因此屡遭他的白眼。那时候,我真的既伤面子又伤心。</p><p class="ql-block"> 不过此后,父亲却再也没有让我和他一起去卖过萝卜,每次都是他独自前往,且常常披星戴月,早出晚归。当时村里传言,东山圪岭上有大片大片的迷魂草,夜行人一旦踏入便会迷路,直至天亮都难以出来。母亲不放心,就让我和我哥到东沙坡上朝东山圪岭长一声短一声的喊“噢——噫,噢————噫”,以此接应父亲迷了方向的魂魄。不能喊爸爸,也不能喊名字,以免被鬼附身,摊上大祸。所以,每逢父亲天黑还没回来,我们弟兄俩就得到东沙坡上用手卷个喇叭,一个劲的朝东山圪岭喊,直到听到父亲大声答应“回来了”、“知道了”、“不要喊了”为止。</p><p class="ql-block"> 不知何故,有段时间我特别喜欢用陶诗打发时光,每到“采菊东篱下,悠然见南山”、“山气日夕佳,飞鸟相与还”的句子时,就会勾起沉淀在自己内心深处的那些南山往事。上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南山是村里除了平川地之外的另一个重要的农作物生产场所,从我家房后上去不远的南岭、圪梁山,到张山、宋涧、畲地、小尖山等,有着一百多亩的山地耕种。此外,山上的田间地头、沟壕等地还长着很多老山楂树、老柿树等,也是队里副业收入的重要来源。那时候一个村就是一个生产大队,大队下面又分为若干生产小队。我们大队有三个小队,我家所在的村东片区属于三队,主要负责南山一带的劳动。那时的我,已然是十二三岁的高年级学生。父亲眼瞅着我日益增加的饭量和年龄,一有机会总要想办法让我参加队里生产,尽可能给家里多挣点工分。</p><p class="ql-block"> 那时候的我并不怕劳动,怕的是劳动时和父亲做搭档。可队长偏偏就爱把我安排给父亲,让我在父亲扶犁耕地或摇耧下种时给他牵牲口,打下手。父亲一贯寡言少语,对子女非常严肃甚至严厉,在家里我都避之唯恐不及,更何况田野上除了牲口就剩我们父子!或许父亲也觉得我俩干活太过沉闷,老说我不言不语像口木钟,不敲不响甚至敲都不响。老实说那时的我玩性未改,干活也不专注,特别是听到“地牤牛”或而东山哞、或而北山哞的时候,我就更加东张西望心不在焉,动不动就牵着牲口走偏了方向,弄得后面执犁端耧的父亲大发雷霆,他的吼叫,有时比“地牤牛”的声音还大。</p><p class="ql-block"> 和父亲最激烈的一次冲突发生在一九七四年的大年初四中午,我正在炕上和同伴兴致勃勃的下军棋,父亲却突然吼着要我和他一起上南山去给自家承包的山楂树刮树皮,以防开春后寄生虫泛滥。我当时非常不情愿却又不敢反抗,气愤之余便将棋盘上的军旗扬在了炕上。父亲见状就想抓我,我便纵身一跳,夺门而逃,父亲提着两把刮树皮的小铲锄在后面紧追。我跑到南岭,回头一看父亲还在尾追不舍,便又抄近道窜回了院里。父亲追到南岭,眼看抓人无望便只得自己一人去了圪梁山刮树皮,一直到月明星稀的晚上才郁郁归来。</p><p class="ql-block"> 以后到了年长懂事的年龄,不论寒暑假还是星期天,我都会自觉主动的要求和大人一样参加队里的生产劳动,类似于担粪上山与挑粮下山这样的重体力活也就越来越频繁,越来越累人。对于我年龄不大就能挣成人一样的公分,父亲还算比较满意,因此一度打算让我七年级初中毕业就开始彻底务农。但面对没完没了、周而复始的山地劳作,再加上难得温饱的村野生活,我却越来越感到腻烦和不寒而栗。对当时“批林批孔”所谓“耕也,馁在其中矣”的谬论,我真的是明里反对,暗暗赞同。</p><p class="ql-block"> 我最后一次上山劳动,是一九七九年八月二十三日下午,随大队人马在畲地收黍子,地块儿不大,长势也一般,所以早早就收割完毕。当我挑着一担青黄黍子回大队路过家门口时,被家兄叫住说有我一封挂号信,拆开一看,是我的大学录取通知。从此,我就再也没有到故乡的山上劳动过。</p><p class="ql-block"> 这几年,偶尔我还会回故乡的山上转转,有感于山形依旧,世事沧桑,自然免不了内心的一顿唏嘘。小时候栽过松树苗的小尖山,现在林木苍翠,已经成了白马寺森林公园的一部分。给父亲牵过牲口的那些小块儿山地,大多已弃耕撂荒。只有父亲他们刮过皮的老山楂树,现在依然枝繁叶茂、硕果累累。站在曾被父亲抓捕未果的南岭上,右侧山脚下的山阴老宅早已荡然无存。左前方宋涧地里父母的坟茔,则已柏树参天、荆芃如盖矣。</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