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七）成长的二十一军文工团

鲁宁

编辑：夏鲁宁

此篇献给在21军文工团工作、战斗过的老前辈！！！

金日成主席接见志愿军代表团

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入朝参战,是在朝鲜战场上美李军在“三八线”上无法突破壁垒森严的正面阵地,特别是1952年秋季,美军在上甘岭战场遭到我兄弟部队痛击之后,不甘心其失败,为挽回败局,拟重演仁川登陆的故技,妄想从朝鲜半岛的“蜂腰部”东、西海岸两侧实施“两栖登陆”,以实现其占领北朝鲜进而侵略我国的野心。志愿军第21军于1952年底受命入朝参战,1953年初跨过了鸭绿江,部队冒着严寒翻山越岭,进驻朝鲜东海岸咸兴地区,担任支援朝鲜人民军5军团东海岸的守备任务。以临战的姿态抢时间、争速度,立即投入打坑道,挖工事,修公路,进行反空降反登陆训练,准备迎击敌人。61师在执行筑城战斗任务时,正值严冬季节,天寒地冻,冰厚雪深,气温在零下20摄氏度，冻土层达1米左右。但广大指战员以顽强拼搏的战斗作风,坚韧不拔的意志,忘我劳动,昼夜突击施工,以8小时打断45根钢钎的高涨情绪,终于战胜重重困难,圆满完成了筑城备战任务。63师受领了抢修昌城至妙香山段公路,克服了重重困难,提前按标准完成了筑路任务,受到了志愿军司令部的表扬。由于中朝两军作了充分准备,迫使美国和“联合国军”不得不放弃“两栖登陆”进攻的企图;接着,我军采取反击作战,并于1953年发动了“夏季金城反击战”。此时,21军奉命从朝鲜咸兴地区开赴东线。部队求战杀敌热情无比高涨,不顾敌机扫射、轰炸,不顾脚板连续打泡,不顾连日行军的疲劳,按照志愿军总部的要求,准时赶到了指定的地区,归20兵团指挥,参加反击战。金城反击战,是胜利结束朝鲜战争的压轴之战,我军61师和62师 185团,负责接替60军原北汉江以东阵地,西起北汉江735.6高地、东至方形山949.2高地和文登公路西侧一线阵地。7月13日黄昏,金城前线全面反击战打响了,一举突破敌人25公里宽的坚固防御体系,消灭李伪军4个师大部与美军一个重炮团,共毙伤俘敌7.8万余人,把战线向南推进了10多公里,迫使美军于1953 年7月 27日在停战协定上签了字。

1953年冬 ，志愿军21军首长在朝鲜自在洞留影。

后排左起：军长吴咏湘、政治部副主任姜林东、政委谢福林。

前排左起：副军长周长胜、政治部主任严政、参谋长胡炜。

战 地 三 部 曲

郑哈岚回忆：

误落雪坑

入朝前，六十三师文工队，在丹东的一个小镇进行轻装准备，并把两个女同志班化整为零，分别插到各个男同志班里。

1953年初的一个傍晚，我们怀着兴奋和神秘的心情，背上背包，向着朝鲜进发了。出发地离鸭绿江不远，走不一会儿，就来到了中朝交界的鸭绿江大桥。两岸山野，白雪皑皑。

一跨上大桥，就有人唱起了“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的《志愿军战歌》，大家跟着唱了一遍又一遍，直唱到桥的那一头。过了桥，歌声停止了，路灯不见了，前面一片漆黑，开始走山路，气氛马上变得紧张起来，每个人都意识到已进入朝鲜国土，这里在进行着战争。

接连几天的黑夜行军，脚上都打起了血泡。实在是人太累了,也顾不得脚痛,一到宿营地，倒头就呼呼大睡，要不是肚子“造反”，甘愿睡觉不吃饭。

一天傍晚，大雪纷飞,天还没有黑下来,部队又要出发了。队长说今晚要赶一百一十里路，争取天亮前到达目的地，叫大家把白床单披在背包上作掩护，鞋子扎上带子防滑。此时在我的家乡浙南，已是莺飞草长的季节，哪儿见过这样漫天飞舞的雪花?天渐渐黑了，雪越下越大，如霰如雾，很快便积了厚厚的一层，脚踩上去，嚓嚓作响。四野迷迷蒙蒙，若不是前面不时传来急促的“跟上，跟上”的口令声，真想伫足观赏一下这幅从未见过的白雪夜行图。不知道已爬了多少个山头，也分不清东西南北，只是同前面男同志保持着一定距离，盯着他的背影往前走，疲劳与困倦便隐隐袭来。走着，走着，我感到有点头重脚轻,身不由己。这时,我心里默念着,要跟上,千万别掉队。但坚持不了多少时间，我又感到腿脚轻飘飘地不听使唤了，接着像卧在一块软绵绵的地方，浑身没劲，想喊也喊不出声来，想动又动弹不了，接着便什么也不知道了。待我恢复知觉时，只见小黑子班长和葛兴超同志在我前后走着，叫我跟上队伍。这时，我才发现身上的背包、米袋、手榴弹都没了。我问班长怎么回事?班长说:“丢不了，你快跟上吧!”到了宿营地，大家才你一言我一语地说开了。原来在行军路上，我踩在路边的积雪上，滑到两米多深的雪坑里，脸朝下，来了个“嘴啃雪”，已经昏迷过去了。幸亏在我后面的老葛同志发现前面的距离拉大了，他快步往前追，追到前面的人，一看不是我，立即报告班长，哈岚走不见了。他俩打着手电筒，轻声地喊着我的名字，一路回头找，终于在路旁的深坑里发现了我。班长迅疾跳下坑，像抓小鸡似的连人带背包一把将我提了上来。要不然，定会冻死在雪坑里，这条命就是他俩给拣回来的。

这次行军连续走了七个夜晚，才到达我们驻地。同志们跟我开玩笑说:“你怎么一路上这英雄的土地，仗还没打，连朝鲜老百姓也没见一个，就急着去马克思那儿报到啦?”我说:“就因为还没完成任务，马克思才不肯收我呢。”夜过冰河

抗美援朝期间，文工队经常行军，到一个地方能有坑洞住，就算运气。山上积雪，坑洞漏水，就用雨披、脸盆，甚至罐头盒来接水。

每到一地都住不了多久，一声令下，说走就走。为避开敌机轰炸，总是天黑出发，天亮宿营。每次行军要到哪儿，往南还是往北，从来不知道，也不想打听，反正心里只有一个愿望，跟上队伍不掉队，就行了。

这一天傍晚，临出发了，天下起了蒙蒙小雨，大家都拿出雨披(当时无雨衣，只有一块一米多见方的雨披)，披在背包上，踩着泥泞的小路往前走。大约走了一、二十里地，不见有山，雨也停了，感到一阵轻松。心里暗自庆幸，今天我正好来“例假”，没爬山，算我走运。正在暗喜之际，忽然队伍步子放慢了。队长传话下来:前面要过河，大家注意!时值初春，积雪初融，夜晚的温度非常低。有些河段，水下的冰还未化尽，上面又结上一层“新”冰，脚踏下去，吱吱喳喳，稀里哗拉。棉胶鞋里灌了水，冻得直刺骨，棉裤脚湿透了，紧箍着腿，走起路来比绑上两个沙袋还沉。

在荒无人烟的黑夜里，在如刀刮面的寒风中，我们走了一程又一程，见河过河，见溪过溪。时过半夜，我们已过了不下十来条小河小溪了，裤管和鞋始终是湿的，因此，吱、吱，“水鞋”声也始终伴着我们一路行军。

走着，走着，眼前忽然出现了一条大河，河面宽达数十米，桌面大的冰块在水里浮动，前面几位高个男同志，把提琴、手风琴等乐器顶在头上,才只走了十几步,水已淹到他们腰部。队长命令我们女同志站住别动，待男同志把乐器运过河，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炮兵副师长杨益三和同志们合影留念

回头再带我们过去。我们几个女同志急不可耐，先后都踩到水里。起先，水还不到我的膝盖，觉得自己还行，再迈开几步，水就快到了胸部，立即感到胸闷喘不上气,脚踩不到底,人也浮起来了。我不会游泳，从未下过这么深的水，我意识到将被河水冲走，怎能“出师未捷身先死”呢?鼓起平生勇气挣扎几步，一把抓住回头带我们的葛兴超同志，这时吉尔太同志也回过来了，他们一左一右架着我，连走带拖地过了河。

上了岸，发现我们女同志个个棉衣、背包都湿了一大截。休息时，大家都用手拧棉衣上的水，拧到裤管，水已结成薄冰，沙沙作响。

天还没亮，我们到了宿营地。几间空荡荡的泥巴房，墙上和地上的石块，有火烧烟熏的痕迹，可能也有部队在此住过。周围没有一家老百姓。我们在附近拣了一大堆树枝，就在泥巴房里生起了几堆火，大家围着烘烤棉衣棉裤。

熊熊火焰驱赶了一夜行军的疲劳，有人打趣说:“今天我们碰上水鬼了，没爬山，光下水，这一夜过了十八条溪和河。……"

这次行军后，我患了哮喘病，久咳不愈，脸上浮肿，“例假”也不正常了,后经住院治疗才得以康复。

在战俘营演出

在朝鲜战场，我们文工队除了到自己部队演出，还经常要到兄弟部队-一朝鲜人民军驻地慰问联欢。朝鲜出门见山，每次演出坐汽车，总是翻了一山又一山，一路颠颠晃晃。女同志常常被颠得五脏翻滚，呕吐得直不起腰，男同志也没几个能顶得住。遇上冬天，山路路面底层是冰，上头是雪，汽车轮都要带上防滑铁链才能转。每次外出，我们都要分编成两组，分坐两车，拉开距离，以防万一翻车，留下一车仍可以演出。在朝鲜翻车的事听多了，车上姑娘、小伙子们，还是有说有笑，谁也没把这放在心上。这一年，几乎大半年都在汽车上颠簸，过着“打一枪，换一个地方”的演出生活，虽说辛苦 还带点危险，可感到新鲜、有趣。

最使我难忘的还是那次去俘虏营演出。

我已记不起俘虏营是在什么地方，只记得我们的汽车翻过大山后渐渐地开慢了，忽然停在一条平坦而宽阔的大道上。大道两边,各有两名中国人民志愿军和朝鲜人民军哨兵站着,他们礼貌地敬过礼后，其中一人走近车头，跟带队的说了几句话，车就放行了。

汽车沿街缓缓而行，队长告诉我们俘虏营到了，要我们站好，别说话。我们这才注意到，这是一条特殊的街，街面很宽，街道上无行人，更增添了几分神秘色彩。街的右边是一排整齐而明亮的平房，门口站有三三两两高鼻子、蓝眼睛的大高个儿。眼前的事实使我们发懵，战俘们怎么不蹲监狱，反倒住这么好的房子?在我们想象中的俘虏营，总是跟铁窗、牢房什么的联在一起。这时，战俘们发现车上有不少男男女女，就有人吹起了口哨，一下子平房里的战俘都出来看热闹了，有向我们挥手的，有交头接耳指指点点的，我们听不清也听不懂。

车上有人拉一下我的衣服，让我往左边看。左边是一片大操场，有一群战俘在打篮球，看球的人也不少，时时传来喝彩声。当我们的汽车开近时，又有人吹起了口哨，打球的人也停下了，所有的目光都转向我们，朝我们挥手，还有的往车上送飞吻，表示欢迎。

整条街并不很长，车子开得很慢，大约几分钟就到了街的尽头。这里也站着中朝两国的四名哨兵。哨兵一见车子就举手敬礼，我们也向哨兵挥挥手，有人高声喊着“高马斯米达”(朝语:谢谢)。

我们在俘虏营的大厅里，一边化妆，一边看战俘们整队进场。他们大都是高鼻子的白种人，也有几个黑皮肤的，还有人左耳戴着一支手镯那么大的耳环……每人都自带一张小板凳，有秩序地一个挨一个坐好。战俘营的工作人员，也同样自带板凳坐在战俘边上，既没有带枪，也不闻有训斥声，只有胸前的符号，标明他们是负有神圣使命的战俘管理人员。

我们演出的节目以舞蹈为主，穿插些合唱、器乐合奏等，要让这些来自不同国家的“特殊观众”不用翻译都能喜欢我们的节目。由于语言、意识、风俗、习惯的不同，我们也担心演出很可能会成了“对牛弹琴”，效果不好。但大大出乎意料，演出的节目大受欢迎，热烈的掌声说明演出是成功的。有人说，你们刚当面骂了美国佬，他们还鼓掌呢!我们莫明其妙地面面相觑，原来，我们合唱的三首歌中，有一首《志愿军战歌》结尾一句歌词是“打败美国野心狼!”

演出结束，俘虏营的领导和工作人员都来后台看望我们，并等我们换好装，分头带我们去参观营地。一位戴眼镜的文教(他会英语，说是文教，实际是翻译)带我们先到战俘俱乐部参观。一进门就见好大的一架钢琴，壁上挂着好几把提琴，还有吉它、手风琴等乐器，质地都比我们文工队乐手们用的乐器要好得多，我们都看呆了。真没想到，当了俘虏还有这么高级的享受。

据文教介绍，这里关押的是“联合国军”的战俘，有美、英、法、土耳其、卢森堡等十多个国家的俘虏，少数高级军官集另处。战俘集中在这里，主要是受教育，使他们懂得社会发展史，分清战争性质，让他们从心里感到这儿不是集

志愿军第61师183团卫生队入朝前合影留念

中营，更不是监狱，是志愿军俘虏管理处，是学校。

走出俱乐部，迎面飘来一股浓郁的奶油香味，原来我们已走进了炊事房，只见炊事班长往盆子里分面包。文教诙谐地说:“这儿是专供战俘吃的食堂，他们可都是按小灶待遇享受的呵!我们的伙房在那头，今晚可能是白菜粉条，你们今天来演出，兴许改善一点，也还够不上小灶待遇，只有当了‘俘虏’才能得到优待。”我们越听越有气，真想不通，对战俘干吗还有这么多特殊照顾!这时，炊事班长笑着说:“这，你们就不懂了吧!俘虏是“爷’，我们是‘兵’，有理说不清。"接着他就叙述起一次由于想不通而没给战俘做肉包，被首长狠批了一顿，还是文教帮忙写了检讨，差点没被撤了班长的职。首长说运输再困难，宁可我们自己同志忍冻挨饿，也不能让俘虏们缺吃少穿，优待俘虏是政策。炊事班长给我们上了一堂生动的人道主义课。

从炊事房出来，我们穿过几间战俘们的宿舍，统一的上下格子床，窗户明亮，内务整理得也还可以，只是墙壁上、床沿旁都贴满了花花绿绿的画报和女人头像。文教指了指一张金发女郎的照片说:“这是约翰的妻子，不久前从美国寄来的。”战俘们在这里除了规定参加上课外，文体活动就成了他们生活的主要内容。他们可以跟国内的亲人通信，信由我们代寄，不花邮票，这条优待，战俘们最是高兴。

几个打球的高个子战俘身穿背心匆忙跑进宿舍来取什么，只见他们胸前、手臂上都刺有蛇、头像等花纹。文教说:“别看他们肥头大耳，个子高我们一截，劳动起来可差劲啦，有时派他们出公差抬大米、面粉，他们又拿绳子又拿扁担，两个大个子抬一袋面粉，还摇摇晃晃，看见我们的同志一个人两袋面粉一扛就走，就会翘起大拇指，连说:“OK! OK!",这些战俘是会吃不会干，大都是些没劳动过的少爷兵。

我们在整个营地转了一大圈，除了街头街尾的哨兵背着枪站岗外，里面的管理人员，都没见带枪，战俘们也都三三两两随意走来走去，像没有人看管，也不受任何约束。我们不禁发问，他们不会逃跑吗?文教说:“不怕，战俘逃跑的事是有过的，不过，他们跑出去不知道路，没吃的，肚子饿了，自己又跑回来了。”有个别战俘给家里写信说，俘虏营生活比家里还好，愿意当一辈子战俘，这恐怕在世界上也是少有的。

1994年3月12日写于南平

1952年底，志愿军第二十一军奉命赴朝参战，政治部各科科长合影留念

向“阿爸基”借背心

冯若兰回忆：

1953年初,二十一军志愿入朝参战。为了战地宣传鼓动工作的需要，解散不到半年的文工团重新恢复。当时，正在一八一团任文化教员的我，又被召回文工团。

四月的一个晚上，文工团在通化经过短期的节目排练之后，跟随军机关开赴朝鲜前线。当火车行驶在鸭绿江大桥时，一串串照明弹把夜空和江面照得通亮，好像在欢送英雄儿女光荣出征。尽管上级规定不准喧哗、唱歌，但我仍然压制不住激动的心情，轻轻地哼起“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用歌声来表达我的庄严誓言:决心以自己的鲜血来保家卫国!

在新义洲下了火车之后，便开始了昼宿夜走的长途行军。四月，在祖国的江南，已是桃红柳绿，鸟语花香，可此时的朝鲜，还是冰封雪冻，寒风刺骨。行走在白皑皑的山路上，一步一滑，提心吊胆。每个人的身上除了背包以外，还有鼓囊囊的米袋，沉甸甸的罐头，蓝晶晶的铁锹，加在一起少说也有四十多斤。大家越走越累，气喘吁吁，汗流浃背，肚子里也唱起了空城计。这时候，极自然地便想起临海的馄饨，温州的汤圆，宁波的包子。

几天以后，我们到达了第一个目的地--孤山。部队在这里稍事休整。一天，文工团突然接到军政治部的命令，当天下午为驻地群众组织一场慰问演出。大伙儿立即行动起来，积极排练，分头准备。午饭后，演员们化好妆，有关人员带上乐器、服装、道具等，翻了一座山坡，来到一片密林中。林中的一块平地就是天然的舞台，等候观看节目的朝鲜老乡已经坐满了山坡。演出马上就要开始了,就在这时,我突然发现跳朝鲜舞的男演员应穿的蓝背心忘记带了。没有蓝背心就不象朝鲜服装了，怎么办?赶回驻地去拿，时间已经来不及了。我是服装组的负责人，此时就像热锅上的蚂蚁，急得来回转。这时，不知是谁说了一句:“向现场的朝鲜老乡临时借一件嘛!”是呀!怎么就忘了这一招呢?我被战友的提醒解救了，急忙奔向一位穿蓝背心的老大爷:“阿爸基，你的这个(指背心)借用一下行不行?”连说带比划，重复了好几遍，老大爷终于明白了我的意思，毫不犹豫地脱下背心交给我。我高兴地连声说:“高马斯米达!”(谢谢)便转身飞快地跑回后台。朝鲜舞曲响起来了，男女演员翩翩起舞，姿态优美。朝鲜老乡看得喜笑颜开，手舞足蹈，不断高喊:“乔司米达(好)!”这时，我激动万分，不觉眼泪夺眶而出。站在身旁的团长安慰我说:“任务完成了，还哭什么?”他接着又风趣地说:“下回跳新疆舞，可千万别忘了带帽子，不然就没有地方可借了。”逗得大伙哈哈大笑。从那以后，这件蓝背心总在提醒我鞭策我:干工作一定要精心细致啊!

不久，文工团又向第二个目地一一自在洞进军了。

胜利坚守阵地18昼夜的181团1营加强排，最后撤离前沿时的合影

纪      律

杨树回忆：

1953年初春，文工团领导组织第二批赴朝小分队到朝鲜东线前沿部队(该部正在执行艰巨的抢修公路任务，为全线反击战作准备)去开展文化娱乐活动。小分队的成员有林湘、彭守哲、杨建民和我等七位战友。我们接到这个任务后，个个兴奋不已，这是对我们的信任，也是考验和锻炼自己的好机会。我们满怀激情，背着背包、乐器跨过鸭绿江，冲过道道封锁线，到达了朝鲜东海岸某团的一个连队。到连队后，我们立即和战士们一道投入了紧张而又繁重的修路架桥。当时小分队的任务是边劳动边收集好人好事，及时编排演出，激励部队士气，活跃部队生活。

有一天，趁战士们劳动休息时，我们几个人拉的拉，唱的唱,战士们围着看演出,忽然发现战士中夹杂着几个高鼻子、蓝眼睛的外国人。这是怎么回事?这里怎么会有美国兵?待节目演完后，这几个美国兵一转眼又不见了。事后才得知，这些人原来是从附近俘虏营里出来的俘虏兵。据说他们睡不惯朝鲜式的地炕，要求睡高床，俘虏营里的我军领导，按照志愿军一贯优待俘虏的政策，让他们自己出来上山伐木制作睡床，刚才那几个俘虏兵，就是砍树队伍中的“游勇散兵”。打这以后，我们几乎每天都可以看见三三两两往来于工地路上的俘虏兵(当时看管俘虏是远距离警戒)。这支特殊队伍是由不同肤色，高矮不等(土耳其兵最矮小)的多国部队组成的。他们穿着都是俘虏营里统一发给的新服装，个个脸色红润，头戴帽子怪里怪样，有的还叼着自制的卷烟，走起路来悠哉游哉，好不自得其乐，不知底细的人，还看不出这些人是被我英雄人民志愿军打败了活捉过来的俘虏兵。战士们向我们谈论起不少俘虏营里的趣闻:据说有些俘虏身在囹圄心却想入非非，他们竟向国内发去征婚启事，也有不少女郎寄来照片和印有口红的应征书信，俘虏们为了求得精神上的一丝补偿，竟将这些书信贴在床头自我安慰。有些俘虏为了逃避劳动，故意制造事端，违反纪律，争取关禁闭“休息”;有的则为了抢一口好菜，常常扭打争吵不休。

给我印象较深的一桩事:一天，一个俘虏兵经过工地时，正巧战士们坐着休息，他忽然心血来潮，对着大家装着怪脸，伸出大姆指，学着不三不四的中国腔:“你们的……大大的好”。一个调皮的小战士跟他开玩笑，示意让他举起手来，表示缴枪不杀。这个黄头毛的大个子俘虏兵竟然扑通一下跪倒地上，举起双手，做出投降的狼狈相，逗得大家捧腹哈哈大笑。此事，很快被连队领导知晓，认为这不是相互逗玩，应该提高到执行纪律、执行俘虏政策的高度来认识。于是，连队召开了军人大会，连指导员在会上举例说明“政策是党的生命，纪律是战胜一切敌人的重要保证”的道理。他说:遵守政策纪律.每个革命战士必须处处时时牢记，从小事做起，取笑俘虏是对他人格的侮辱，决不是小事，同时也是纪律所不允许的….听了指导员一席中肯的话，对我启迪教育很深。我们来到战火纷飞的朝鲜战场，不仅培养了吃苦耐劳不怕牺牲的革命精神，还学到了人民军队三大纪律八项注意的光荣传统，使自己成为一个自觉执行和维护政策、纪律的文艺战士。

事后，我们创编了一个小戏叫《这决不是小事》。

谢振华军长与五军团郑兵甲将军含泪拥抱告别

亲爱的文工团

赵松庭回忆：

笛艺生涯六十春，遍尝人世甘与辛，莫因穷达衡功过，爱吾神州意自真。

这首不大像样的诗，写于九十年代，曾在四五家报刊上发表，因为它说出了自己的心里话，所以也把它作为这篇短文的开场白。

我是个民族音乐工作者，九岁开始学吹笛，青少年时期，一面读书一面学习民族器乐。我的父亲是个法官，他望子成龙，所谓龙，是能“克绍箕裘”，与上一代接成一条龙。但我的志趣被民族乐器迷住，在家庭及当时社会人士心目中，是个不肖之子，不务正业的浪子，他们筑成我人生通路上的两条高墙，想逼我走另一条不愿意走的路。我徘徊、彷徨、苦闷、消极，感到人生没有什么意思。

1949年，我的家乡解放了，二十一军文工团招考文工团员。带着试一试的心情到杭州报考，没有想到考试的项目，与我的爱好完全对了口，琵琶、二胡、笛子、唢呐，我都能得手应心，发榜时居然名列第一。这件事轰动了我的家乡，谁也不敢再鄙视轻视我了，过去被人看不起的民族乐器登上了新中国的大雅之堂!于是我带上亲密的伙伴一一笛子，脱下了羊皮袍子，穿上棉军装，从东海之滨到战火弥漫的朝鲜战场，我从一个封建的少爷公子，成为一个新的文艺工作者。由于我年纪比较大，因此被选为班长，起早摸黑的训练和工作，星期天包饺子，一星期一次生活检讨会，半夜里站岗放哨，生活紧张而愉快。到朝鲜后，背负行装突破封锁线，炮火硝烟里为战士们演出，负伤不下火线……六载文工团的战斗生活，给我留下了无数珍贵的回忆，在那么艰苦而且具有危险的环境下，为什么大家都那么乐呵呵呢?这大概就是老一辈所说的:革命人永远是年轻吧!

忆往昔峥嵘岁月稠，四十年弹指一挥间，尽管逝者如斯不舍昼夜，但“文工团”一段光荣历史，却永远放射出宝石般的光芒。它是精神升华的闪光，是接受磨炼的闪光，像是温暖的电流，点燃我人生道路上的一盏明灯。在事业建树上又像一把钥匙，遇到艰难坎坷时，它又是我的精神支柱。

初进文工团时，我並不以笛子为专业。凡是工作需要的无条件地去做，当时部队提出的一专三会八能，我衷心拥护。因此，除了演奏各种民族乐器外，我也曾演过话剧、歌舞剧，写了不少歌曲，也会拉大提琴、小提琴。我曾演过一个知识分子类型的角色，受到了称赞，但扮演一个炊事员时，就不知怎么说话，怎么走路了。这也说明了生活是艺术的源泉，没有生活，就无法进行艺术的创造。当然，我的主要专业是吹笛子，它是我从小就练习的乐器，由于我较长期地和民间艺人接触，相当熟悉婺剧和昆曲，这就使得我的演奏和创作素材，带上泥土气息。我主张，搞民族艺术必须植根于泥土，然后才能把枝叶伸向高山海洋，伸向空间和大洋，坚决反对不是从地上去提高而是从空中去提高，反对崇洋媚外，反对低级庸俗。我至今还非常怀念五十年代的文工团精神，我丝毫不怀疑“文工团精神”的文艺思想是正确的。

我的笛艺水平，在当时是很一般的，由于接触面太小，眼光短浅，比如说我从未见识过北方风格的笛子演奏是怎么一回事。北曲拿手“吐、滑、垛、花”，这“吐、滑、垛、花”四种技巧，我当时都不会，我的舌头连嘟噜也打不起来。在文工团时听到一位姓杜的首长，用花舌演奏取得很好的效果，才开始想练习，练了半年毫无进展，几乎怀疑是否生理条件不好。有一次在行军路上，我一面走，一面狠狠地练，当走到台州附近的一座大山下时。突然间，舌头弹跳着滚动起来了，我高兴得跳了起来，整个班的战友，都向我表示祝贺。值得庆幸的是，著名笛子演奏家刘管乐老师，到朝鲜来慰问演出时，领导支持我跟着他学习了两个星期。自此之后，我下定决心，要把北方风格的演奏技巧学到手，脑筋也开了窍，懂得了必须兼收並蓄，必须进行创造性的劳动，必须跟上时代的发展，必须不断提高自己的艺术修养。在这些思想指导下，从1953年起，开始创作独奏曲《早晨》，一开始就遇到了困难;由于乐曲构思第一段要塑造由暗到逐渐明亮的艺术形象，当时我就不具备这种强弱能变化，音高不可变，音色要纯净的技巧。这就迫使我去进行摸索，足足化了半年以上的时间，总结出了“口风粗细随我意”，“口劲松紧由我心”的要诀。接着，我想塑造出万物复苏，流水不断的艺术形象，气不够用怎么办?于是使我想起了为什么不能把吹唢呐的循环换气技巧运用到笛子上来?当然，在技术上，这是有很多困难的，我摸索了很长一段时间，始终未能圆满地解决。记得有一次，我在一所破旧的空房里狠命练习，团长陈三百同志，听到我吹得这么难听，就进来问我，这是怎么一回事?我把设想和意图告诉了他，他听后大加赞赏，认为这是值得化力气去探求的。在他的鼓励下，我终于创作出来了。1956年，我将这首经过三年劳动创作出来的笛曲处女作，在全国第一届音乐周上献演，取得了意想不到的成功。我的成功，靠明灯指路，靠钥匙开窍，靠精神支柱，靠文工团员的精神!呵，亲爱的文工团!

1956年，我因身体不好，复员到地方。随着政治形势，卷进了风浪。“笛艺生涯六十春，遍尝人世甘与辛”,所谓“甘”，事业上稍有成就，被公认为开创了一个笛艺流派，在学术上略有建树，培养了一批青年演奏家，获得了特殊贡献奖，担任四座大学的兼职教授……所谓“辛”那就是劳改、牛棚，二十余年，这就不必多说了。

不管风吹浪打，胜似闲庭信步，最困难的时候，文工团员精神始终在支持着我。感谢您呵，亲爱的文工团!

【作者简介]赵松庭，男，1924年生。曾任二十一军文工团乐队分队副，浙江音乐家协会名誉主席。

1958年5月23日，朝鲜副首相朴成哲率代表团来61师慰问时与军师领导合影。左1：符先辉副军长、左2：志愿军政治部丁莱夫副主任、左3：朴成哲副首相、左4：谢振华军长、左6：师政委刘建功

一 片 枫 叶

王嘉桢回忆：

在我的一本红色封面的旧日记里，夹着一片四十年前摘自朝鲜金刚山的枫叶，无须翻阅那密密麻麻的本子，只要看见那片完全枯萎的红叶，就会复活许多清新、明晰的记忆。它储存着只有在我们共和国建立之初，只有抗美援朝在异国三千里战斗的土地上，只有在一群穿着绿军装的少男少女中才能发生的故事。岁月可以冲淡当时战场的紧张气氛，可以模糊战地艰苦的感觉，唯有战友的情谊，像葡萄美酒，随着日月的筛滤、随着风雨的洗涤，沉淀下越发清纯、醉人的芳香。

一

在浙江下陈演《白毛女》的时候，是我们六十三师文工队的鼎盛时期。1952年在奉化改编为志愿军文工队，一百多人仅剩下队长张继科，副指导员刘大呜和二十七名队员。其中有我们八位女同志一个班，全是从温州参军的十六、七岁的女孩，全是第一次离家稚气未脱的中学生。我们有共同的追求、共同的习性，一同说起温州家乡话，更是亲密无间。我们能一起去朝鲜，个个自豪得像突然长大几岁，兴奋得终日热血沸腾。每个人都拿津贴叫老百姓织了一双毛线袜，这是我们唯一的御寒准备。

乘了三天两夜的火车,我们从南国到了鸭绿江边。从未见过这么大的雪，从末见过这么厚的冰，看汽车在封冻的江面上往来，广袤的宇宙白成一片，大地温柔、纯洁、肃穆，雪景美得让人心灵颤栗，我们拥到雪地上打滚，面对隔岸战火，仍像一群无忧无虑的学生。

一过了鸭绿江情景就完全不同了，飞机时时在头上盘旋，空战十分激烈，一次亲眼看见一架我方的飞机被击落，就掉在离我们仅一百多米的溪中燃烧。到处是残垣断壁，到处冷冷清清。我们睡觉没有了东北的热炕,整个人冻成冰棍,抖成树叶，脚上、手上、脸上都长满了冻疮，钢笔结了冰不能写日记，苹果结了冰煮了才能吃，连眼睫毛都结了冰，这才懂得雪花绝不是温柔之物。但只要血管里的血没有结冰，女孩们 依然快乐，依然说笑，依然在簌簌发抖的薄被子里做美的梦。就是再也不赞美冰雪。

对女同志来说，最艰苦的要算行军，又全都得了妇女病。美国有空中优势,我们行军全在夜晚行动。一次向导带错了路，走了一百多里仍没到宿营地，天已很亮了，我们借兄弟部队住处歇下了，八个女同志睡在一间民房。一匹马暴露了目标，四架敌机在我们头顶又是轰炸、又是扫射。男同志和兄弟部队统统撒到山上，等了好久，不见一个女兵，他们惊呆了，以为统统牺牲了,跑进民房一看,我们八个齐刷刷蒙在被子里睡大觉。他们掀掉被子抓起我们叫快跑，大家迷迷糊糊到了山坡松树林。队长说:“炸弹落到枕头边了，怎么还睡觉?”班长黄铮铮眨巴眼说:“现在不睡觉，晚上行军怎么走得动?”把男同志全说笑了。可是一到山上竟看见两只漂亮的蝴蝶，大家又来了劲，去抓“梁山伯、祝英台”，队长大吼一声，我们才躺倒松树下。敌机又换了一批在上空盘旋，轰炸扫射，我们顾自接着做梦。

我们队二十多个男同志都比我们稍稍大几岁，他们都像大哥哥那样爱护关心我们。八个女兵行军时都分散到男同志三个班，走得最疲倦的时候，男同志自己都拖不动腿，还来抢我们的米袋、背包;中途休息，怕我们受凉，喊着不让我们睡觉，有时硬拉起我们跳一跳。有一次爬山，我又饿又累躺到地上说:“我再也走不动了!"苏子可竟拿出仅有的两粒药丸哄我:“嘴巴动动三分力,吃了它就有劲了!"后来让我牵着他的挎包走。

一到宿营地，八个女孩又聚在一起,说话最响,笑声最高，又唱又闹，男同志笑我们:“好像春游回来。"

二

外人看来，我们似乎是一群极相像的姐妹，其实我们八个人的性格、爱好千差万别。

林梅影小小的个子精细过人，人称小精豆。她工作上生活中都极肯吃苦，演出中独唱、跳舞、演唱大鼓，是个挑大梁的角色。行军时背包直拖到屁股下面,人家走一步,她走一步半,还在班里抢集体的步枪、脸盆往自己身上压。有一回，队伍走到半山坡，一条宽宽的溪流发洪水挡住了去路，水流不仅湍急，水下的卵石还结着冰非常滑，而不远处就是一个极深的潭。大家手拉着手，行进十分艰难。副指导员走在前头大声喊叫:“手一定要拉紧啊!”黑黝黝的山谷传出阴森森的回音，气氛非常紧张。可是天气寒冷，衣服湿透，手脚全冻麻木了。突然，梅影脚下一滑冲出好远，大伙儿又喊又叫，她倒悄没声的,两个男同志把她救了回来，她只是伸伸舌头淡淡一笑。后来行军时劝她跟开路的先走，她总说“我能行!”小小个子透出

炮兵副师长杨益三和人民军首长合影留念

一份不甘落后的倔劲。

张小兰没有一点女孩的扭妮，是我们女同志中最撒得开、最敢闯的人。她唱歌的声音夹“豆沙”，还时常出现手风琴键缝里的声音，可演戏 绝对有天才。歌剧《白毛女》她演黄世仁母亲，半闭着眼睛，念着佛珠，一个小姑娘，那语调、那步态、那神情，都极准确地把握了一个狠毒刻薄的地主婆形象。在朝鲜她说过山东快书，那钢板打得溜溜的，那腔那调那架势都学得足足的。为配合宣传祖国卫生战线除四害，队里排了个活报剧，小兰自告奋勇演臭虫，挺漂亮的小姑娘上台一点不怕丑，肚子上捆了个大包袱，画得黑一道、白一道地上场，无论大家怎样捧腹，她却绝对沉得住气，笑声越多她越来劲。只是在朝鲜得了夜盲眼，天一黑什么都看不见，遇到晚上行军，她左手握着根绳子被男同志牵着，右手柱着拐棍，跌跌撞撞跟着队伍跑，不知摔了多少跟斗，真是可怜兮兮的，可是天一亮，尽管浑身青一块紫一块泥人似的，她马上抢回自己的背包又神气活现地嘴巴不饶人。我们让牵着她的三班长熊光荣晚上扔她下山喂狼去，她说:“可惜我臭虫肉狼不吃,换上你的才香。”后来行军让她白天与师部理发员、管理员打头阵，每当我们走了一夜最疲惫的时候，就说:“小兰怎么还不来呀，她不会是睡着了吧?”只要一听到她喳喳喳发叉的高音，知道宿营地到了，大家高兴地“小兰小兰”直叫,特别亲切,她骄傲地说:“我才是大家最可爱的人。”

薛蕴菁是位极漂亮淑女型的小姑娘，尤其那双明丽清纯的大眼睛总含着天真的笑意。她父亲是位国外学成归来的著名化学专家，曾受过周总理的召见。她从小家庭生活优裕，特别爱吃零食，哪怕是开很严肃的会，她也会偷偷塞块什么在嘴里，然后不动声色地独自品味。无论什么报告、什么发言，她似乎都十分关切，好像总生活在自己营造的童话世界。

在朝鲜最缺的是零食，有一次她对我说看到不远处 有桑葚，我和她一起溜了去，桑树倒不高，只是桑葚很小，才刚刚发红。也是馋得久了，树上摘下就往嘴里塞，还采了一包带回来女孩们分了吃，结果好几个肚子疼，而谁也不敢吭声找卫生员。小薛的生活里动作柔柔地像舞蹈，可是真正跳舞动作总慢半拍。当时黄铮铮是我们队的舞蹈皇后，无论跳刚劲的、轻柔的，举手投足都很有韵味，她负责我们集体舞蹈排练。张继科队长常嫌我们舞蹈不整齐，戳着那根受过伤的手指骂黄铮铮:“七上八下、稀稀拉拉,你怎么排的?”我们知道这对恋人是“敲柱子震墙壁”演戏给我们看，我们就隐在松树后偷笑。可确实为了小薛的慢半拍，我们在松树林多耗了许多排练时间。

最让人怜惜的是薛蕴菁行军脱肛的事，她又不好意思叫男卫生员看,走起路来鹅行鸭步,尤其跑步过封锁线,涉水过河,那个惨样就甭提了，我难以想象她是怎样咬紧牙关跟上队伍的。只有这个时候，她的脸才会因为疼痛流露那点严肃。

我再次见到小薛是1990年秋，原六十三师文工队在杭州西子湖畔聚会,朝鲜一别近四十年,很多老战友相见不相识，但无须多少时间，马上发现每个人的性格几乎没什么改变。唯薛蕴菁大大不同于过去，眼神里坚毅中含几分忧郁、行动里利索中带几分干练，那谈吐更是流露出成熟、自信和倔强。我十分吃惊于她的变化，原来她在文化大革命中为父亲之死吃了许多苦头。在朝鲜战场，虽然身休倍受艰苦的磨炼，但生活在集体的温馨中、在友爱的呵护下，她仍是一个甜妹子，一旦心灵受了伤害，那脸上就会留下不灭的痕迹。在朝鲜坑道生活中，晚上的时间最难熬，敌机轮番在头顶盘旋，灯火管制极为严格，偶尔封严了洞口，燃一支蜡烛，大家忙着收拾一下最紧要的，或匆匆就着微光记日记，烛泪一旦淌尽，一切复又笼罩在沉沉的黑暗中。洞里晴雨都滴嗒着水，每人选好一角依靠着背包，黑着、闲着、无所事事着，大家就谈家乡、念亲人，馋那奉化香喷喷的馄饨、温州甜丝丝的汤圆，可是最有兴趣的是听郑哈岚讲故事。

哈岚是我们女孩中最有才学的人，也是个极富感情的人，她常常为别人流泪。她不仅舞跳得好，讲故事的口才也是一流的。

在黑漆漆的山洞里，我第一次听到莎士比亚的悲剧，《聊斋》善良的孤狸精，福尔摩斯这神勇侦探。哈岚时而叫个个前仰后合,时而让人人眼泪婆娑,她还能绘声绘色制造种种恐怖，吓得姑娘们毛骨悚然抱成一团。白天在隆隆的枪炮声中，在男兵面前，有祖国的重托在肩，大家坚挺着是个英勇的战士;在夜幕隐蔽下，在我们自己的圈子里,解除了武装,拆除了防线，毕竟都是十六、七岁刚刚离开母亲照护的女孩。

我十分钦佩哈岚，也希望拥有她那样多的知识，可是在朝鲜战地，书是上等奢侈品，经常行军，棉被减到三斤，谁敢背书!队里号召大家都来创作文艺节目，每次下连听到战士许多可歌可泣的事迹,我多次产生创作冲动,尤其师里出了英雄雷发生，我真想编个节目，可是一提笔脑子空空的，寻词觅句是那样困难。我渴望学习，而且我发现好几个女孩同时有了这种醒悟。

朱非素性格豪爽豁达，话像个男孩，她有副金嗓子，是战

志愿军第六十三师文工队员在朝鲜

士最欢迎的百灵鸟，常常在山林不见她影子，却能听到她嘹亮婉转的歌声和朗朗的笑声。她是我们女同志中最小的一个，也是最无忧无虑的一个。我问她:“胜利了回祖国是不是专门去唱歌?”她说:“我文化低，胜利回国第一件事就是上学。"

杨宗琨是我在温州瓯海中学的同班同学，我们一起到六十三师文工队，一起上台演评弹《英雄邱少云》。她对我说:“回国后我们再一起去上学，拿出朝鲜爬大山的劲头，一定会学得好。"

一天，我们到野战医院慰问伤病员，当当当，我骤然听到敲击挂在树上炮弹皮的声音，清脆悦耳空灵悠悠，多像学校上课的钟声，一下子荡起许多亲切甜蜜的课堂回忆，荡起许多遥远和平的遐想，不意竟滚下泪水。我回国以后一定要读大学中文系的决心就在这个时候酿成的。

四

朝鲜停战的时候，我们六十三师正守在东线最高峰鱼隐山，恰在三八线上，我们文工队住在金刚山麓。大家走出坑道，自己伐木盖起了草房，演出任务极为频繁。部队在三八线驻扎非常分散，我们常常化好装从早上到晚上沿着山边走边演，山上没有路，又怕闯过军事分界线被抓起来。三班长走在前头说:“我一叫鬼子，大家赶紧回头跑!”但没有了飞机的盘旋，没有了隆隆的炮声，走在阳光下，毕竟是一片和平气息。

那是一个秋日晴朗的下午，我们从炮兵团演出归来，猛拾头，竟是一片通红的枫树林，我蓦地仿佛从长久的绿梦中惊醒。长年生活在山野，大自然从脱去冬日的白衣裙，由春到夏尽是一身绿色轻装一一绿树在摇曳，绿草在繁衍，绿泉在荡漾。我们身上的军装是绿的，鞋子是绿的，衬衣衬裤是绿的，被子、雨衣、脸盆、水壶全是绿的，住在绿色的草房，雾气中弥漫着绿，雨滴中流淌着绿，每一口呼吸都充溢青春的绿。早就企盼着绚丽斑斓的色彩了，枫树林把云天染红了，把山也铺红了。眼里，一幅殷红的画;心里，一首殷红的诗，一下子我融融地陶醉了。金刚山原本是朝鲜著名的风景区，我第一次发现了它的美，摘下一片枫叶，夹进了我的日记本。

四十年了，每当我看见这片枫叶，就会浮现许多生动的情景。回忆中的八个女孩永远长不大，一起在前沿部队慰问，一起行军穿越封锁线，一起滚雪山趟江河，一起到人民军联欢庆功，一起在三八军事分界线照相，一起到战俘营演出采访，一起迎接祖国慰问团的亲人，一起抓头上的虱子，一起在汽油桶洗澡，一起钻在被窝里抱着簌簌发抖到天明……如今我们都已步入晚年，但经历过那一段艰苦、友爱、无私无畏战斗生活的人，拥有过那一段多姿多彩辉煌人生的人，应该永远像一片举着殷红希望的枫叶:

枫叶是绚丽的她用火红装点大地

枫叶是深沉的她用热血孕育风采

枫叶是潇洒的她欢快地吟唱秋歌

枫叶是真诚的她挚爱地奉献生命

1994年秋

志愿军和祖国慰问团合影留念

火 线 生 涯

叶兵回忆：

“连部新来了个小文书”，“听说是从师文工队来的。”“他还不到十六岁呢。”

嘻，又在说我了，没想到自己到连队的消息传得这么快

.....

“同志们，我们要到前沿阵地接防了。明天就上战场，今天大伙儿包包‘饺子’，好好儿吃 一 餐。吃 得 饱，跑得快嘛!”指导员在作战前动员讲话。

“连长一一第一次上战场的滋味怎么样?”我追着连长问。

“小鬼，不要怕!最要紧的是跟牢我。”

太阳刚下山，连队就出发了。战士们一个紧跟一个，全身的东西都扎得牢牢的，鞋带系得紧紧的，挂着的水壶、米袋、枪枝弹药、手榴弹等绝对不许发出一点儿声音。大炮被拆卸下来，骡马留在后山营房里，由饲养员战士管理。炮手们扛着两百斤重的炮身与战士们一样的向前跑。我们的连队百把人，跟在老连长的后面，前进的速度时快、时慢、时紧、时松。为了安全，我把连里的文件和全连的军人登记表用背包布包好，紧扎在腰上。我双手抓着背包带紧紧跟在老连长的身后，一步不离，并不断地向后传递着连长的口令:“快跑!”“紧跟上!”“卧倒!”

美国鬼子的“小油挑”压着山林俯冲，在山沟的上空隆隆而过。山那边就是战场，不停地传来各种枪炮声，炸弹的爆炸声和刺刀的拼杀声，震耳欲聋。前沿部队运伤员的担架队也络绎不绝地下来了。挂彩的步兵战士，满腔怒火，紧握着发烫的枪，一拐一瘸地跟在担架队的后面。看了这些，我们的心绷得更紧，疲劳和安危意识全没了，心里只想着快走，快跟上队伍。

“前面的山沟就是敌人的封锁线。连队全速快步前进，不准一个人落下。没有命令，不准停步!”老连长让通信员迅速传达命令。全连就在这后山的壕沟上就地休息，养足气力，准备作最后的“冲刺”。

“连长，跟在你的后面挺安全的……”我不好意思地小声地说。

"小鬼，好戏在后头呢，作好思想准备吧!”老连长看着前方山头说。

我回过头看见战士们严肃、绷紧着的脸，双手握着身上的武器，靠着背包就地在休息。

当“小油挑”的隆隆声过去不久，连长看了一下手表，发出命令:“出发，不准一个掉队!”话音刚落，他已经跨出战壕，伏着身子向前沿山沟跑去。我紧紧跟在老连长的后面。

刚才敌机在这条山谷里投下了许多炸弹，山背后的前沿急救站被击中，许多伤员再次负伤甚至牺牲，遍地血肉模糊。树木上挂着被炸断的手脚，溪流中淌着红水，整个山沟笼罩在硝烟和血腥之中。连长用最快的速度跑过了这段封锁线，我紧紧地跟在后面，发软的腿不知哪来的劲，跑得飞快，连趟水时脚被铁丝网扎出血的疼痛都没有感觉到，只想快跟上连长。

过了这血染溪流的山涧不久，又要爬山了。我们连队的炮兵阵地就在前面偶阴山的944高地上。山路陡峭，上山 更要力气。我拉紧了背包带，低着头向山上爬的时候，又看到了阵亡的许多战士，这是昨日来接防的我营四连战士被排炮击中，牺牲近百名。连长昨晚在营里开会时知道了这一情况，所以今天他不许在敌人排炮封锁的后山休息。

“紧紧跟上，天黑前一定要赶到前沿阵地。”老连长在前面发着命令。我们五连在经验丰富的老连长率领下顺利地完成了接防任务，全连安全无恙，连一个受伤的也没有。到达944高地后，一切都在静悄悄地进行着:打扫坑道、架起山炮、观测目标、架设电话线……

"小文书，你带二十名战士到前沿坑道去搬炮弹，每人两发。快去，快回，注意安全。”副连长急匆匆地把任务交给了我。

“是一一”我放下背包，二话没说就带领大家出发了。顺着战壕，我们猫着腰 直向前沿坑道跑去。这里虽是第二线的炮兵阵地，面前还看不到敌人，但敌人撤走时战壕全被炸平了，整个山头光秃秃，见不到一棵树木。由于天色渐暗，敌炮打得不那么激烈了，可是从坦克上经常有机关炮弹打来，在四周激起尘土，阻挡着我们前进。翻过了一个小山头，就到了坑道口。这里原是某炮连的前沿炮阵地，他们撤走时还留下许多炮弹。我们每人背了两发就往回走。我第一个在前，指挥大家拉开距离，紧跟队伍，学着老连长的模样，俨然是个指挥员。山炮炮弹虽不很大，但每发也有二十多斤。好家伙。矮个子的军械员一人背了四发，通信员小唐也背了三发，真够英雄的。我数了数一共六十发，全连四门炮，足够打两天了。回来照原路还算顺利。

三个月过去了。

七月的朝鲜还有点寒意，可山头的坑道里又潮又闷。不仅炮弹要到山下去搬运，就是粮食、蔬菜、连每天用的水也都得从山下往上搬，来回总得走大半天。虽然这些活都由战士们干，有时战斗紧张起来，战士们分配不转，我们连部的文教、文书、军械员等也得抽出来帮忙。坑道里虽然又脏又臭、空气不好，还是安全的，一出坑道，就有生命危险了……

最近，连里的伙食愈来愈差，不仅没有准时开饭，而且有时还要饿肚子，等上个三、四小时才能吃上。这饭都发霉了，那些咸鱼、咸菜常常吃出虫来。鼻子早已失去了嗅觉，霉的、臭的都分不出来。因为很久没有刷牙了，每天分到一点水只够润润喉，痰和鼻涕全是黑色的。坑道里日日夜夜点着菜油灯，二只鼻子就成烟囱管了。

渐渐地，战斗激烈起来。

连长、指导员常常不在连部，我守着两架电话机，每天向营部汇报连队的人员伤亡情况及其它统计数字，还要随时记录班排里发生的战况，及时向连首长报告，所以，是寸步不能离开连部的。

指导员特别强调，不准任何人走出坑道，严防无谓牺牲。坑道生活毕竟是艰苦而寂寞的。

坑道里又潮又湿。阴雨天常常是外面下大雨里面下小雨，就是外面不下雨，坑道里的岩石缝隙也会滴着水。坑道里是没有下水道的，里面的积水汇成了一个个小池塘，炮弹箱都做了床铺,两只脚也经常是湿了又干,干了又湿。战士们诙谐地说，

志愿军第六十一师巾帼英雄

我们是住在水晶宫里!

战斗空隙，战士们围着打打扑克、聊聊天，要么干脆睁着眼睛睡大头觉。那天，天气放晴，战场上的太阳特别招人喜爱。指导员到营里开会去了，二排副见缝插针，一看太阳出来了，早上一人悄悄地把自己的短裤拿到坑道外面去哂。指导员回来召集排以上干部开会，传达营教导员布置的战地思想政治工作。

散会后天色将晚，二排副想起自己的短裤还晒在坑道外，就找了个借口跑出坑道。他刚出坑道不久，只听到“轰”的一声巨响，一组排炮落地，二排副负伤倒地。指导员派战士把他抬了进来，只见他的下身被炮弹炸伤，露出了血肉模糊的屁股，手中还紧捏着那条短裤。

连续的战斗和艰苦的坑道生活，小唐看到连长、指导员消瘦的面容，干瘪的嘴唇，心里很不自在，可也想不出好办法来。

“小文书，你说人活着最主要的是靠什么?”晚上临睡时小唐突然向我问了这么个莫名其妙的问题。

“人的生存当然离不开吃和睡啦。”我随口说。

……小唐似乎是太疲劳了，没有怎么吭声就睡熟了。我也挺累的，一合上眼也睡着了。

那天下午，一个不幸的消息传来，小唐牺牲了。指导员派战士赵乐福和我去收葬小唐的遗体。一路走，赵乐福跟我说起了小唐的事:

“昨天，轮到我去山下背水。在回来的山路口，遇见了去营部送信归来的唐益民。我俩一起走了不多远，他说要到山后去采些野菜，改善改善伙食，还要去拾些干树枝，垫在床铺上，做什么‘钢丝床’，让连首长吃得好些、睡得香些。我劝他小心地雷，他提着挎包说:‘没事的’，说着就拐下山去了。等我把水箱放到猫儿洞里，刚转身出来，就听到山后的轰隆声，我想是出事了。我飞快地跑去一看，只见他……”

听了赵乐福的叙述，我想起他昨天晚上临睡觉时，还在问我人为什么要活着的谈话，分外伤心。

我俩找到了出事的地点，看到了小唐的遗体，心情都不能平静。

美国鬼子在撤离的时候，埋下了成千上万个地雷。这些地雷名目众多，什么跳雷、母子弹、香烟弹、蝴蝶弹……有的埋在地下，有的扔在地上，有的伪装得使人看不出来。最难辨的是蝴蝶弹了，外形很像花蝴蝶，四周拉着比头发丝还细的铁丝网，只要碰着任何一根铁丝就会立即爆炸，威力甚大。估计小唐是踩响这种蝴蝶弹了。

我们到处寻找小唐的遗体，找了好一阵才找到一片他的上衣，翻了领口才看到模糊不清的“唐益民”三个字，这是在上战场前指导员动员以后，我亲手为他写的名字。赵乐福在另一处找到了那只放有野菜的被炸破了的挎包。

遵照指导员的指示，我们把小唐就地安葬了。

想起小唐,他那可亲可爱的模样就会出现在我的眼前。他比我大二岁,勤劳好学,常常向我问这问那要我教他学文化，他也为我洗衣、送饭，生活上是我的好帮手，他是我在连队里最亲密的战友。

战斗愈来愈激烈了。成群结队的美机“小油挑”，压着山头，轮流地进行狂轰烂炸。还有不定时的排炮和坦克炮，向我阵地猛烈射击。敌人歇斯底里的疯狂，企图把整个山头削平。守在坑道里，犹如睡在摇篮里，整座大山都在摇晃。

令令令……电话铃响了，我赶紧拿起话筒:“喂，我是，连首长都不在。什么?五班长受伤，双目失明。好，我马上叫卫生员来。”

五班的炮是连里打得最漂亮的，班长也多次立功。

不久，老连长和指导员拖着疲惫不堪的身子急急地回到连部，他们已经有两天两夜没合眼了。指导员把连部的人都召集在一起，他说:“敌人正准备夹着尾巴逃跑，我们反击的时刻到了。上级命令我们把阵地上的所有炮弹统统打光，‘欢送’他们。班里的战士已经太疲劳了，你们虽然不是炮手，这是个好机会，也去打它几下。”

“太棒了!”我与胖文书几乎同时喊了起来。

我选择了到五班去打炮。五班的炮阵地居高地之最，直接能看到敌阵地上敌人的动向。炮班有战士十二名，除正副班长外，有瞄准手、拉炮手、装填手、弹药手等。

我来到了五班，看见战士们个个汗流浃背，疲惫不堪。班长已被送下阵地，去包扎所医治。炮阵地周围被敌机和敌炮炸得千疮百孔，坑道口不断地有尘土落下。大炮上伤痕累累，炮身滚烫。战士们拖着疲累的身子坚持打炮，不过战斗已经不像以前那样激烈。我问起班长双目失明的情况，副班长对我说:“昨晚，子夜过后，敌人的炮声渐渐稀疏下来，班长从望远镜里看到美国鬼子从阵地上伸出头来，东张张、西望望，后来又缩了回去。过了大约半小时，许多鬼子匆匆地从阵地里跑出来，看样像要逃跑。班长告诉我们做好准备，等候反击命令。正在这时，连长的命令来了,要我们狠狠地打,把阵地上所有的炮弹全部“回敬’美国佬。火炮打得太久，炮身发热，炮弹卡了壳，有的炮暂时不能打了。敌人的飞机来了，连续地低空袭炸扫射，坑道口堆起了泥士和石块。班长带领我们去搬石头时被机枪射中，两眼又让燃烧弹片划伤，失明了。班里不断有人伤亡，人手不够啊。”副班长细细的对我说。

"小文书，你能打炮吗?”

“我就是来打炮的。”我捋起双袖，奔到炮身后面，拿起了拉火炮绳，对瞄准手说:“把炮身对准逃跑的美国鬼子，我要狠狠地揍他们。。”

我一边拉着发炮绳，一边大声地喊着:“这发炮弹为牺牲的小唐报仇;这发炮弹为受伤的二排副报仇;这发炮弹为双目失明的五班长报仇;这发炮弹为在朝鲜战场上牺牲的战友们报仇……”

我的热血，我的怒火，我的仇恨，统统集中在每发炮弹上。此时此刻的我，感到无比的痛快，无比的精神，无比的满足!

大炮在怒吼，坑道在摇晃，山头在震荡……

我不知道打了多少发炮弹，打死了多少美国鬼子。后来知道，这次战斗，便是使美军伤亡惨重，彻底粉碎了他们黄粱一梦的夏季反击战，迫使他们在谈判桌上签了字。

震天的枪炮声，渐渐地平息下来，战士们疲惫不堪的身躯，一贴近地铺便坠入梦乡，前沿战地出现了从未有过的平静..

点点晨曦从坑道的小洞口钻了进来，还没有吹起床号，战士们就神速地起床，冲出了坑道口。啊，原来是停战了!

战士们在弹坑遍野，焦烟迷漫，毫无生机的前沿阵地上跳啊、喊啊、跑啊、追逐戏闹啊……平静了一夜的战场又沸腾起来了。

旭日东升、霞光万道，我们第一次发现，浴血奋战的战场竟然是如此的美丽!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