凤凰花开风雨后（第四章） ‍ （自传体小说，共六章）

阿德(林建德)

第四章

钟哥的讲述被叫吃晚饭的喊声打断。饭菜丰盛可口，我与钟哥连干几杯白酒，不胜酒力，脑袋有点晕乎。饭后继续坐在石桌旁泡茶聊天，中秋的月亮又大又圆，皎洁的月光透过凤凰木羽状的叶子，照在地面上，像洒满一地的碎银。地上点着一盘蚊香，我和钟哥各拿一把蒲扇轻轻搖着，继续下午的话题。

12月25日开业的日子只剩下一个月时间，我一到任，对工作的激情与渴望，像掩埋地下多年的泉水遇到缝隙便源源不断地迸发出来，全然忘记半年来受到的种种折磨。开业筹备工作，对于已有五六个市场开业经验的我来说，驾轻就熟。开业典礼搞得非常隆重，招商入驻率达80%以上，中央空调、扶手梯、灯光、广告、店招一应俱全，硬件设施一流，开业便在社会上刮起一阵旋风。我和李董商量，请曹主任前来剪彩，接受电视台采访，特意让他风光一把。

　　开业顺利，李董很兴奋，决定在春节前宴请商家，联络感情，我很赞成。我做市场有一条体会就是＂两个服务＂，服务消费者，服务商家，商家有钱赚，市场才会稳固。考虑到春节后淡季的因素，我觉得有必要给商家打个预防针，让他们练好内功。我说市场是需要培育的，一定时间段内商家要耐得住寂寞，谁知这句话刚出口，就有个＂刺头＂跳出来说，他们是小本生意，市场要减租金、免物业费，底下有几个商家附和，气得李董数次要站起来反驳，都被我按住了。在这种场合只有忍，我表态一定会竭尽全力，办好市场，共担风险。事后我向李董检讨了言语不妥之处。我反复思索商家提出的一些问题，有的确实不无道理，当时建材销售流行的还是街区模式，费用成本低；商场模式，虽然舒适便捷，但管理成本也高，最大的危机还来自市场的规模偏小，三层裙楼加起来才7000平方米，很容易被边缘化。我意识到，我们必须走出一条与其他市场不同的差异化经营的路子。家装市场的亮点就在于“家装”二字。彼时，老百姓房子装修大多熟人介绍或找游击队，质量难以保证。正规家装公司，以设计为龙头，工程、选材、监理到验收付款都有一套完整的流程。我敏锐地觉察到抓家装公司带动建材市场的重要意义。李董建这栋大厦是跟台湾吴老板合作的，建成后，按照当初约定，吴老板分写字楼，李董分裙楼与后座商品房，眼看商品房已销售一空，裙楼作为市场已经开业，写字楼却没租出几套，吴老板颇有微词。我上门拜访，提出把写字楼与裙楼纳入家装市场范畴统一管理、招家装公司入驻的建议，租赁事宜则由他们自行负责。坐享其成的事谁不干？吴老板自然应允。接下来，我把招商工作的重点放在家装公司上，除了老市场拆迁带过来的以外，还大力引进深圳满堂红、广东星艺，北京业之峰、好易居、中瀛、迪克斯，浙江九鼎等国内知名连锁品牌企业。不到一年，写字楼入驻的家装公司近三十家，家装市场经营面积扩展至15000平方。

我们这一代人是读毛主席的书成长的，我做市场这几年的实践中深深体会到，学习运用毛主席的哲学思想，对于商业运营同样具有指导意义和现实意义。抓住了家装，就是抓住了市场的主要矛盾，牵一发而动全身。我先后组织了“家装市场路在何方”的公益讲座，“家装质量监控是一项系统工程”研讨会，“诚信家装承诺书”发布会等活动，每个话题都成为市民关注的热点，对规范全市家装行业的健康发展起了个好头，无形中也给市场做了广告。

在建材经营上，我们注重抓好品牌建设，我们的口号是“诚信立市，品牌兴市”，招商设定门槛，宁缺毋滥。市场刚开业的前半年，生意较冷清，但前期投入大，租金标准定得比较高，有些小商家顶不住撤离市场，我们坚持不降租，对于一楼空出的店面，李董自己成立一家建材经营部，代理名牌卫浴，填充店面，保持商业动线的流畅。待市场做旺才逐步退出。第二个举措是召开家装主材推介大会，促进楼上楼下家装公司与建材经销商的互动，说白一点，就是肥水不流外人田，设计师直接带客户下楼选材，商家给予适当优惠。第三个举措是优胜劣汰，不求最全，但求最精。经过两三年的调整，终于形成一楼卫浴，二楼木地板、吊顶，三楼橱柜、五金为主的精品市场。对于经营中发生的问题，我们不推不拖，第一时间解决，如针对家装公司扎堆在电梯间拉客问题，及时出台＂行业自律公约＂。有一家较大的家装公司在没有预兆的情况下跑路，影响恶劣，我们马上组织＂诚信家装联盟＂单位站出来，主动承担六户未完工业主的剩余工程，除材料以外其他都给予减免，把坏事变成好事。家装市场在强手如林的竞争中站稳了脚跟。本省和全国同行纷纷前来参观取经，我在全国建材市场高峰论坛上作了＂细节决定成败＂的发言，协会会长和专家教授专门作了点评，我结合工作实际写的好几篇文章在行业刊物上登载。

我在家装市场工作五年，是一辈子过得最舒心和轻松的，不用看领导的脸色行事，我只对董事长一人负责，随时可以走进他办公室沟通，工作效率很高。只是身份还是＂公家人＂，像被一根绳子扯着，有所顾虑。不够中心已经不太管我，我乐得逍遥。让我意外的是，我到家装市场不久，市局人事处告知我，几年悬而未决的工资关系已按副处套上，正所谓＂打一巴掌给个甜枣＂，在＂搞倒搞臭＂的背景下，我对鲍局还有点感激涕零。

我一心扑在专业市场的运营上，李董特批我每年都可以去全国各地参观学习，那几年正赶上房地产热，商铺热销，有商业运营经验的人才稀缺，于是我成了行业的香饽饽，我在开发多个专业市场时曝光度较高，有不少开发商找上门请教，也有跟李董关系好的，把我“借”去项目帮忙，其中一个项目在泉州，我来回跑了半年，帮助他们招商、策划，直到顺利开业。我成了李董的左膀右臂，市场以外的事情也跟我商量，包括合同修订、项目谈判等等。我唯一担心就是中心随时把我调离。不过李董早就未雨绸缪，跟曹主任“私交”不错，经常一起喝酒、唱歌、桑拿，不亦乐乎，自然在某种程度上保护了我。

　　曹主任此人小我两三岁，论军龄、工作能力，众人公认有不小差距，是靠关系还是凭运气上位的不得而知。我觉得他不自信，总怕被别人瞧不起。刚调来中心时，每天上班就往鮑局办公室跑，回中心放下公文包的第一句话“我刚从鲍头那里来，鲍头有几点指示......”，让人觉得滑稽。他对我还算可以，至少表面客客气气。有一次李董请吃饭，让我作陪，酒过三巡，曹舌头有点大，对我说道，“老钟，你对殷现这个人怎么看？”我颇感意外，他们不是一伙的吗？没等我搭腔，曹便自言自语说下去，“他妈的，简直不是人！当初我把他搞到中心，不感恩算了，背后还告老子的黑状！”

对殷现这个人，我一见就恶心，长着一张阴沉太监的脸，小眼睛，面色萎黄，略带浮肿，见不到半点笑容。当初调来我分管的开发部当经理，从不主动向我汇报工作。有一次分管局长打电话给我，让我准备一份简要的专业市场介绍材料，他要带去参加市里的经济工作会议。我把任务交给殷经理，叮嘱下午四点钟要，他不置可否。我透过主任室的玻璃窗看开发部的工位，殷坐在那里看报纸，不像在忙材料的事，也许交代下面人做了吧，我心里不踏实，自己上电脑收集数据材料，拟了个提纲。下午上班，我问他，材料准备得怎样，他回答，“没呢”，接着又补充一句“写不来”！当时把我肺都气炸了，使劲瞪他一眼“你是这样对待工作的吗？”来不及与他理论，我转身回办公室，在上午拟好的提纲上作些扩展，终于在四点前交到分管局长手中。谁也想不到，他那样有恃无恐，原来他的真实身份是上面派来刺探军情的先头部队，说间谍也不过分。因为协助工作组有功，我离开中心后，他被提拔取代我的位置。如今，阻碍他权力上升通道的只有曹主任了，他的所作所为正印证了一句名言“没有永远的敌人，也没有永远的朋友”。

没多久，曹主任调回市局，只安排一般职务，返聘的老主任调去市场协会当会长。中心主任由殷现代理，一年后扶正，连升三级！服务中心从此暗无天日，大搞一言堂，甚至“白色恐怖”。最初与我一道创业的老人，有的被调离部门和分站领导岗位，有的受到口头警告。有一次中心通知我参加党员大会，我见财务经理头上、肘上缠着绷带，隐隐渗出血迹，座位旁边的同事附着我的耳朵，悄悄地说道，前几天回家路上被几个蒙面人用面粉袋套头挨了棍子，已报警，凶手是谁没人见着。据说，后面还被打过一次，只因他是曹主任调进的人，说了不该说的话，传到某人耳朵里才遭此厄运。为了维持统治，殷不惜搞封建王朝那一套，在各部门安插亲信，甚至别出心裁，配置监察专员，收集黑材料，搞得中心人心惶惶，无心工作。经营业绩年年下滑，露天农贸市场被逐步取缔，专业市场在我走后只新开过两个，均以失败告终，亏损几百万元收不回来，也不见上面追责。我辛辛苦苦开发的水果批发市场拱手让给私企。他们告知的理由是斗不过水果商！我暗地冷笑，一个背靠大树的国营单位还怕私人老板？后面发生的事实颇有讽刺意味，水果市场成为海峡两岸水果贸易集散中心，国台办主任和台湾国民党主席连战前来参观题字，批发商生意红火。他们按照我当初的规划，建起市场大棚和综合楼，同时配套仓储冷链、旅馆餐饮、交通运输等等，一应俱全，赚得盆满钵满。只一个市场就足够养活中心几百号人了！至今想起来心疼。

不过，在当时的背景下，人家根本不让你讲话，你只有忍。我在日记本的封底内页上工工整整抄录了一段话，寒山问拾得曰：“世间有人谤我、欺我、辱我、笑我、轻我、贱我、恶我、骗我，该如何处置乎？”拾得答曰：“只需忍他、让他、由他、避他、耐他、敬他、不要理他，再待几年，你且看他。”每当气不顺时我就拿出来默读几遍。鲁迅有句名言“躲进小楼成一统，管他春夏与秋冬”，在特定环境下，民主斗士尚且如此，我一个小人物还不得退避三舍？

后面的日子，我潜心学习钻研中外经济和管理方面的著作，如布鲁克、卡耐基的成功管理学，稻盛和夫的《活着》等书籍，重温毛主席的哲学著作以及世界观方法论的文章，写下不少心得体会。除万不得已，我不踏入中心半步。记得我主动找曹、殷只有两次，一次是工资关系到位后，我拿着报告找曹主任，要求补发工资。前面提到，中心成立之初，为赶进度，人员除工商局合同工分流一部分外，其他都是从外单位调入的，来不及上工资关系，有的则是从企业调事业被卡在。针对这个情况，我们主任办公会研究并报备市局人事处，决定每人每月发600元临时工资，待劳动人事局办完工资关系再予以补差，大概在半年内这个问题基本解决，只剩我一人上不了，问题出在编办与人事局相互扯皮上，编办根据办管脱钩的文件下达中心为正处级的事业单位，但没有与人事局会签，人事局不认，还说工资关系最高只能按正科套，这点不说我本人不同意，老局长也不同意，就这样搁下来数年，所以那几年是我经济上最紧张的年头，我儿子的牛仔裤都是在地摊上买的，每日菜篮子不见海鲜，好在我们长期在江西生活惯了，有辣椒下饭就行。

曹主任接过报告看了一眼说，那是前任的事，这么久了，怎么补？又问我数额多少，我说大体算下来五万多，办公室人事有账可对的。他推托要了解一下情况就没有下文了。后来他调回局里，我只好找殷主任，结果更气人，他只看一眼就把报告丢还给我，“谁决定的找谁去”，“顺便通知你一声，你住的房子是集体宿舍，必须搬出来”！我的头一下子都要炸开了！当初我从外地调入，住某办事处的房子，后来他们盖了新房，老房子低价出售，我提供信息给中心，刚好外地分配进单位的几名大学生没房子住，我带老主任去看了，觉得合算，就一起去找老局长请示，三套房近300平方，总价才32万元，局长表态同意购买，并指示，把我作为引进的高管，按租用公房处理。现在他们翻脸不认了，说要有文字记录才算数。在他们的逼迫下，我只好花二十多万元，买了一套没有产权的军队集资房。为了这笔资金，我东借西凑，在兄弟、战友、老乡的帮助下才买下这套房子。而退出来的房子殷竟然指名给那个监察专员住，后来人调走了也照样占着不退，简直没有天理！

不少人暗地里替我打抱不平，为我叫屈，但也有人认为我怂，甚至认为我有辫子被他们抓在手中，因而不敢反抗。其实我心里跟明镜似的，鲍头如日中天，下面的人抱紧大腿，你奈何得了人家？若要鸡蛋碰石头，非头破血流不可！当然，外人更不知道我当时的真正想法，我再三忍让的背后是，我翅膀硬了，有了新的人生规划！

　　经过这几年做市场的摸爬滚打，交了那么多学费，我觉得自己成长了，有了自立的底气和勇气。一个人最大的盲区在于不能认识自己，有的人半桶水却淌得很，有些人才高八斗，却自卑到极点。谁也不知道自己的潜力有多少，或许只有在高压下，潜力才能迸发出来。很长一段时间，有人说我不懂经济、不懂社会，只适合做行政和后勤，但我不信邪，我认为一个人能走多远，取决于学习力如何，不断学习，就能不断进步。我在中心受到孤立，但在外界美誉度却不低。我的努力和汗水没有白流，随着专业市场在国民经济中发挥的作用越来越明显，找我交流咨询的人不断增多，其中有不乏实力的老板向我伸出橄榄枝，动员我辞去公职，彻底下海，待遇问题根本不用考虑。李董也跟我交底，跟他干绝对不会亏待我。但我舍不得，不是舍不得体制内这份工作，而是跳不出固化的思维模式：脱离体制，就等于抹杀了几十年参军、从政的历史。“避而不离”才是当下必须解决的主要矛盾，正面硬扛不可取。毛主席的斗争哲学是真理，但胜利不是靠脑袋发热，而是靠实力，需要计算机会成本！

从52岁那年开始，我就一年打一个报告，要求离岗待退或者提前退岗，那时政府年年搞机构改革，精减人员，确实有这方面的政策，但中心卡住不办，说局里没有先例，直到2005年，在打第四个报告时，有高人指点，去医院打了个不能坚持正常工作的疾病证明，市局这才批准我提前退岗。

林建德 写于2024年9月中秋节

（未完，待续）部分图片选择网络，致谢作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