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言之有物】知青回忆中的历史痕迹（二）：“再哭，知青来了！”；搭伙证；上海街道乡办；“符离集烧鸡产业链”；检查组

白纬

　　上山下乡城市知青关于廿世纪七十年代的回忆中，除了情感倾述外，还保留了很多当年的历史痕迹，这些多属于知青正史中较少涉及的部分。

　　但是，这些历史痕迹中真正保存下了当年上山下乡城市知青的辛酸苦辣，远比一切情感倾述更能够客观、真实地反映出他们当年的处境。

    

　　　　　＠悦耳的专栏—美篇

　　　https://www.meipian.cn/c/61031239

　　＠悦耳的知青文中处处点出了廿世纪七十年代的历史痕迹。

　　如仅用“还哭？再哭，知青来了！”这句无心之言，就深刻地反映出当年城市下乡知青在农民心中的真实形象。这真的远远出乎城市下乡知青们的自我感觉，但大家回想一下往事，似乎又确实在情理之中。

　　又如用“广元搭伙证”五字，立即点出这篇美文的时代背景与地点，胜过几百字的介绍。

    

    

    　 　　 相遇（＠悦耳）

　　“还哭？再哭，知青来了！知青来了！”家属用恐吓的语气说。

　　就像听到“鬼子来了”一样，娃娃马上缩成一团不吱声了。

　　D老师连忙训他家属：“你在胡说啥呢？她们两个都是知青。”说着指了指悦耳和Z老师。

　　家属立刻红了脸：“啊，对不起，我不晓得你俩个是民办教师，是知青。我们那里农村都是这样吓唬娃儿的。”

　　家属不经意间流露出的这个真实笑话，把周围的洋槐树都惹笑了。

    

　　（评论）当年用“知青来了”吓唬孩子，虽未亲耳听到，但应该是真的。

　　我务农地有一生产队，上海知青“混混”们曾闹得全队男劳力逃走了事。这些都记录在美篇《插队落户淮北知青“混混”的故事》中。

　　更不用说，刚下乡时上海知青小偷在集市上的猖獗。他们的“手艺”在当年的农村，真正是降维打击！这能不激起老乡的愤怒与恐惧吗？

　　就以我为例，我完全不欢迎村里小孩来我的寝室串门，一见就大声驱赶。因为一下乡就被副队长儿子偷走晾衣服的木夹子。 因此，老乡用我来吓唬小孩是完全有可能的。

    

　　（悦耳）这个老师的家属，是个很纯朴的农村妇女，她脱口而出那句吓唬孩子的话，蕴含着很大的信息量。我们当然明白其中含义。

　　虽然大多数知青是安分守己的。广元的知青，虽然还没被人拿来吓唬孩子，但也有小偷小摸的，带刀子扎乡区干部的，赶场抢东西的。一般没人敢欺负知青。这是那时的真实情况。

    

　　　嘴脸 （外一篇）（＠悦耳）

　　一九七一年夏天，我和知青好友大丽，路过广元体育场，

　　也许是近亲繁殖，来自基因的诅咒，这个人竟没有眼睛和鼻子！而且连个眼窝窝，鼻洞洞的痕迹都没有，他是三台县人，从娘胎里带来的残疾，亲人早没了，公社敬老院就是他的家。他嫌自己白吃闲饭是个累赘，就学会了编草鞋报答大家。他不想老麻烦乡亲们，不愿坐吃等死过一辈子，想趁着腿脚还好，去“看看”外边的世界。

　　大家叹息着纷纷解囊，掏出一角两角纸币和钢镚，一两二两粮票和广元搭伙证，塞入他手中，

   

 

　　（评论）一个“广元搭伙证”，立即点出六七十年代的四川痕迹。

　　百度：搭伙证，是一种特殊证件，主要用于特定场景下的集体用餐或活动。

　　四川省最早使用的搭伙证，是1960年成都市流动人口搭伙证。当年粮食减产，全国粮票和四川省粮票都不能在成都流通，只有换成“搭伙证”才能买到东西。

　　随后搭伙证开始在四川省内各个地区使用，使用范围几乎囊括了四川整个省，种类繁多。到1992年结束，使用时间长达32年。

　　搭伙证在某种程度上是一种“地方封闭”的产物，因为全国粮票、四川省粮票换成地方搭伙证容易，而地方搭伙证想换成全国粮票、四川省粮票就相当麻烦了，其中必然存在“权力寻租”的空间。

　　因此，全国只有四川实行搭伙证的时间最长，并非偶然的，这一点就显示出四川的封闭性。

　　而最早使用搭伙证的是浙江省，时间是1955年，但使用时间仅5年左右。

　　七十年代，白纬在安徽淮北务农时，全国粮票在安徽全省各地都通用无阻。

　　（悦耳）白纬老师一眼就发现了最具时代特征的东西。

　　那时粮票分三类：全国粮票，省粮票，地方粮票。表示它的使用范围。级别越高，越不容易用粮食换取。

　　“广元搭伙证”就是只能在广元使用的地方粮票，长得与正规粮票差不多，广元老一辈人都知道。

    

    

　　　　　郑孜平的专栏—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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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郑孜平的知青文中点出了廿世纪七十年代的历史痕迹。

　　如他于1979年回到上海后，参加街道乡办的工作，主要参加甄别那些已经在外地参加工作、与当地人结婚，试图“造假”的上海知青情况。

　　又如他通过烧鸡在符离集的销售，以及烧鸡作坊、社员养鸡的情况等，点出了廿世纪七十年代的“符离集烧鸡产业链”对当时的“割资本主义尾巴”的抵制。

　　郑孜平还通过他参加落实中央关于知青工作的26号文件的工作组经历，给出了上海女知青受到农村干部欺压的具体案例。

    

　　　街道乡办~老知青杂忆（＠郑孜平）

　　到派出所报好了户口，还到街道粮管所转好了油粮关系，我才重重的舒了一口气，我算是真正的从农村回来了。十年插队落户的农村生活从今天起，告了一个段落。

　　原来让我在街道乡办帮忙工作，收入是每天七角钱。

　　许多在当地招工了的，成家了的知青，按照当时的政策，是不能回来了。于是，再想法退回农村的，开出假证明的，假离婚或者真离婚的，等等，各种情况都有。

　　一位女知青朋友，她在县师范学习完毕，县教育局就安排她在乡的中学教书，担任语文教师。她也搞起了病退，而街道乡办对她感到怀疑，就派人去了她所在的农村调查，要看看她究竟上调了没有。

    

　　（评论）很难得的素材，可以近距离旁观人世悲欢。

　　上海知青己上调的，在国企、机关工作的，动脑筋回上海较难。当上县级干部的，似乎没有设法回上海的。公社干部一级上海知青，都回上海了，因为必然被挤下台的。

    

　　

　　　不平常的出游~老知青杂忆（＠郑孜平）

　　因为地都湿透了，无法劳动，于是我们知青仨人出游几天，商议着去符离集吃烧鸡，不远，还能到处玩玩。

　　（评论）离符离集这么近，回城很方便的。

　　不知当年是否有农民在符离集站扛活？ 当年火车站卖“符离集烧鸡”的，都是国营的吗？

　　无论如何，即使在计划经济年代，“符离集烧鸡”实际上也形成了一条产业链，其中包括了农户养鸡。于是很可能私下里突破所谓“一家只准养两只鸡”的规定吧？

    

　　（郑孜平）符离集火车站有农民卖烧鸡，当年我还买过，味道好。

　　当年也没有现代人的脑子，专门为烧鸡而伺养鸡，卖烧鸡的作坊，其鸡的来源是到各村收购。也不都是国营单位，很多都是私人偷偷做了拿出去卖的。

　　农民养鸡多少，倒是没什么限制，就我们男知青六人，共养80多只鸡，十来只鸭呢。

    

　　（评论）这就是“符离集烧鸡产业链”的威力。

　　 美友linda描述当年利辛县胡楼生产队，盐碱地占一半，十个工分才八分钱。但村里人人做鞭炮，每家收入二、三千元。盐碱地可熬土硝，硫磺与纸外购。形成“鞭炮产业链”，连刮“割资本主义尾巴”风时，都没能砍掉胡楼生产队的鞭炮业。

    

    

　　　　检查组~老知青杂忆（＠郑孜平）

　　中央关于知青工作的26号文件下发，县委为了落实中央的文件，开展了这次检查活动。检查组的组成，按照县里的要求应当由县委干部，贫下中农和知青代表组成。

　　原来那个队长对这些女知青图谋不轨，女知青讲了许许多多，让我们两位夜访干部听了极为气愤，整理了材料上报公社。

　　公社召开全社的生产队长以上的干部会议，在会上，韩主任当场点了这位队长的名字，当场宣布撤销了他的队长职务，并将这些女知青调离那个生产队。

　　（评论）知青文描述参加路线教育队的经历，一般说的都是“割资本主义尾巴”等负面情况。

　　其实当年上级下派的工作队，对基层干部有一种镇慑作用，对百姓而言，有了一条上诉的渠道。 如本文就是个好例子。

　　只是这几位女知青也太那个了，即使不敢向上反应，不能向同下乡的男生诉说吗？

    

　　　　黄山黄河的专栏——美篇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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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黄山黄河的知青文中给出上海知青办的故事。

　　　　　　　知青办干部

　　知青办，是“知识青年上山下乡办公室”的简称。行使知青下乡以后的安抚稳定职能，直至后期的知青返城审批及回城以后的分配安置职能。

　　那时，知青回沪治病并不是一件易事，必须凭县知青办的证明，到原先分配时所在区的知青办调换允许在沪治病、并注明时限的证明，然后才能到指定的医院就诊。

　　一部分知青通过落实独生子女、病退等政策，回到了上海。这部分知青的安置，大都有知青办负责。

　　捱过难熬的三年待业生活，无奈之下，本人只得听从居委干部的意见，干起了工资关系挂在生产组、但到居委任团支部书记的工作。

　　知青中的一部分人是无法回沪的。这部分人中主要有在农村与当地青年成婚的，有已经上调到工矿企事业单位的等。然而，上述两种对象中不乏欲回上海者，他们会通过各种手法，办出回上海的证明甚至所谓“调令”。

　　一位在当地已上调并提了干部的女知青，早已将当初为共产主义事业奋斗终身的誓言抛于脑后，全然不顾共产党员的形象，整天到我们办公室闹访。

　　以后不知通过什么手法她还竟然回到了上海。几年后，当见到其摇身一变成为一名机关干部时，还真感到非常诧异。

 

　　（评论） 知青生肝炎的，回上海一呆大半年，全部“自摸”。 只有一知青在县里开会时吐血，县知青办才出钱出力。

　　是啊，哪有资金来管这么多知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