不负韶华的艰苦岁月(西宁印象)（副本）

丁力

　　1964年仲夏，我的母亲和父亲拍摄于西宁市乐家湾原马步芳兵营 (背景处为四陆军医院分配给我母亲住房的屋前一角，屋角前身单影绰的幼童疑似大妹丁兰)。值此，它乡水土滋养的容颜，已被青藏高原的风尘，吹拂成灰头土脸的模样。

　　上世纪五、六十年代青海，地广人稀，地大物博，是个亟待要开发的处女地。西宁是青海省省会，同时位于青海和青藏高原的东北部。湟水，波澜不惊流淌过西宁市城北的一条母亲河，随后在兰州西面的达家川注入黄河。所以，西宁市距离最近的兰州市尚有一百多公里距离，这里即是青海省门户，又是青海与内地交往的窗口城市，素有“西海锁钥”之称。不过，西宁市城市人口基数偏小，在全国28（今扩展成30）个首府、省会城市中排名倒数第二。旧中国，这儿又是西北军阀马步芳的老巢，红军西路军西征时，在青海与甘肃交界的祁连山，惨遭马匪围堵而西征失败，剩下四百余人的队伍，经延安营救，才艰难地走入新疆。

青海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及所属七个团(支队)，只记得总队和我父亲早期任职作训股长的七团留驻省城。总队位于西宁市西郊昆仑路上，在其东南方向俗称“南滩”的地方，原有两处马匪屠杀西路军被俘红军将士的万人坑，解放后西宁市人民政府对该两处万人坑内西路军烈士遗骨进行过一次清理。迨1955年收殓工作结束，移葬至南川新建烈士陵园，择其可俯视新城的山脊处 ，耸立起偌大的一座圆拱形坟冢，供后人瞻仰与凭吊。早年，偶听大人们议论说，有一个西路军女战士，被俘后遭马匪奴役并强纳成妾，解放后因划作匪属身份而受到不公待遇，便在抑郁中寻此，用头撞向烈士陵园门柱而身亡，以这种极端方式，魂随战友而去。难不成信念在人生尚有来处，信念去人生只剩归途？我父亲所在七团，驻西宁市东郊湟水北岸又名“中庄”的地方，“中庄”别无它意，因居两庄之间而得名。这儿房屋多为土木结构的庄廓形式，呈现庄子套着庄廓的格局。大户人家砖修大门，而推门进入庄廓院内，则雕窗阁楼，柱子落地；唯见普通人家屋顶平坦，不挂砖瓦。紧邻团部的北面，原由乡绅（又说军阀）修建的一处庄廓被划作家属区。印象中，我家后由四陆军医院搬来至此，分住在一幢带斗拱檐廊的二层建筑内，一层居中那一大间，再用木板隔成二三个小间居住。居住在土木结构的屋子里，傍晚入睡常能听见老鼠啃噬木头吱吱的磨牙声。七团下属承担警卫任务的连队则分驻于西宁市各要害部门。1958年夏秋之交，我父亲凭借原武汉公安军司令部军事教员身份，调派青海警察总队协作完成的一项重要警戒任务，既执行对藏传佛教，第四世却西活佛由西藏返回青海塔尔寺履新途中，在西宁境内的安全护卫工作，顺带着青海总队又考察了我父亲应变能力的强弱。因寺院方已提前组成了一支最高规格的礼仪队伍，伴途扎帐迎接，所以安检环节也须跟上，另外还有沿途百姓观礼场面的安全巡查工作。随后，挽留在了轮训大队做教官，协助大队领导共同担负起青海总队交给为期两年轮训连排干部的紧迫任务。

　　西宁是1959年通上的火车。上世纪五十年代初，我国将自行研制原子弹，便选址青海海晏渺无人烟的一块荒地（金银滩），于1958年建成一座原子城，对外秘密称作221厂，嗣又铺设了一条铁路支线通向该厂。221厂先后由青海武装警察总队四团、六团担任警卫任务。1961年，我父亲随总队首长来海晏指导检查警卫工作时，得悉小妹丁晏出生的喜讯，遂许下一个心愿，顺手便拈来“晏”字作小妹名。(图片来源于网络)

西宁火车站就修建在湟水北岸，北山根下，铁路由东向西正好从七团营房的北(背)面通过，记得小时候经常趴在铁轨上听火车。一般来说，从部队大院走出的孩子，生活在相对封闭的环境里，与外界互动交流少。甚至于家中大人的职务变更，居住环境也随之改变，所以缺失常人的乡土观念。严格意义上讲，部队倡导的是五湖四海的阶级友爱，念旧只会削弱部队的战斗力。不过，大院里男孩子淘气，喜欢打架斗勇。往往这个时候，同一大院父辈官阶低点的孩子，更好强争勇些，反倒是父辈官阶高点的孩子，要么城府在胸，要么少年老成，轻易不惹事上身。大院里男孩子打架说白了，就是原本口音有别孩子融入院内小伙伴，平日淘气时，也可理解成一块厮混，能够耍点小脾气、自作主张的投名状。小小年纪也学会模仿《水浒传》中人物情节，“但凡好汉们入伙，须要纳投名状”来，这种非友善行为，对增进大院孩子的凝聚力却大有裨益。话说到了这儿，便想起一句老话道：“少不读水浒”。偏巧，时而又阅读到网络上一篇文章《北京部队大院的故事》，这里面讲述者就毫不掩饰地说: 京城各部委中“局长、部长的儿子窝囊废有的是，军队大院里长大的孩子们当中，没听说过有这么二货的”。

再则，从另一个层面来讲，人民军队的缔造者毛主席，可以说一生中熟读史书，对古典文学《水浒传》亦酷爱三分。打仗时他读过水浒，便懂得运用水浒中的计谋；建国后读过水浒，便会在许多讲话中，引用水浒中的典故来说明事理。所以，水浒书中人物品行对部队干部的言行，不排除有说教式影响。以往部队野营拉练的间歇，部队首长们也会给大家讲水浒故事，大伙听着入神，疲惫也就消失了，而这种潜移默化作用无疑也影响到了部队干部子女。起初，青海省地方武装力量互不相属，几经整编才形成青海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规模。拿换防新疆后我父亲调任参谋长的一团(在青海时驻格尔木三团)来说，即由青海军区独立二团一部、原一军三师直属二连全部，加上湟源武装大队、西宁武装大队、大通县武装大队三支地方武装组建完成。该三支地方武装多又为解放过来的前国民党警宪人员，其干部主要来源于西北军区所属各支部队，少部分由当地政府派遣。1958年南京公安部队内卫团五连，在执行押解犯人到青海格尔木农场服刑后，也并入到该团建制。所以，青海省人民武装警察总队人员构成，早期较为庞杂，因而连排干部需要分批接受为期三个月的轮训，以便整齐划一。幸而，当我在梳理驻格尔木三团组建过程中，通过互联网又有缘阅读到丁长林《千里押犯记》这篇回忆文章，丁长林自述其1958年3月参军入伍，后分配至南京公安内卫团手枪连。这一年10月，该连奉命由南京押送1200名犯人到青海格尔木，因需就地组建青海格尔木金峰劳改农场而并入青海总队三团的经过。

　　乐家湾从古至今都是一个兵家必争之地。据《青海风土概况调查集》称：“西宁县城东罗家湾有营垒遗址，相传为汉将营”。又《西宁府新志》介绍：“汉将营在县东十五里，周围三十里，宽阔平坦，人传汉将营，今乐家湾是也”(在西宁方言中“乐”常音同于“罗”)。可见，吾邑世称西汉旧地，自古人文荟萃，稗史所载犹历历在目。民国年间，马步芳亦屯兵于此，旧有一说，马步芳传令官兵爱营如家，遂将罗家湾改称乐家湾的。话又说回来了，我这绝没有虚美隐恶之意，更不会忘记马匪对红军西路军犯下的滔天罪行。不过，在青海回族花儿中，倒有一首《马步芳修下的乐家湾》民曲传唱。说到了民族音乐，西部歌王王洛宾与西北军阀马步芳还有过一段音乐忘年交。殊不知青马超脱于宁马、甘马而逞强西北*，很大程度上就是靠花儿小调传递力量。犹如郭德茂在《王洛宾与马步芳的故事》中描写那般:“马家军没有了这个音乐教官，没人教歌了，部队的气氛和往日大不同，士气仿佛都低落了许多”，解放后王洛宾就为这蹲了10年监狱。到了晚年王洛宾才直言：“没有马步芳，就没有我王洛宾，那些红遍大江南北的西部民谣，很多都是马步芳唱给我听的，我只是修改加工一下而已”。

1945年9月抗战胜利，压在中国人头上的乌云散去，举国欢庆，西宁也不例外要举办一场声势浩大的歌舞盛会。就在上上下下紧锣密鼓准备节目这会儿，马步芳叫来了王洛宾，把在河州（今甘肃临夏）自己家乡过去传唱的一曲花儿小调唱给他听。因离家时间太久，马步芳已记不得少年时期的歌词了，但曲调始终忘不掉，就自编自唱了一曲。王洛宾对于这种曲调并不陌生，采风时也收集过此类曲子，他觉得马步芳的唱词基本可用，就连夜对词曲加工润色，遂改编成一首唱响后世的经典曲目《四季调——花儿与少年》。

走乐家湾若从西宁火车站那儿出发，跨湟水沿新修建国路南行不足两公里，在西宁大厦十字路口处左拐出城，向东再走六、七公里远的地方便是，这条路如今就叫八一路。乐家湾与湟水北岸“中庄”隔河相望，两地近在咫尺，却无桥梁沟通，只有在西宁火车站那边，因建火车站而架起一座连通两岸的建国桥，所以两地是呈U字型道路互联的。1952年，为适应青海省经济建设需要，西北军区决定一军免兼青海军区，原驻乐家湾一军医院亦脱离一军建制，转隶西北军区后勤部卫生部管理，改番号为陆军第四医院，当地百姓更习惯称其为四陆军医院。在这之前，青海军区还曾一度代行过省人民政府职权，而这段看似不起眼的短暂历史，却给六十年代掀起的那场轰轰烈烈的文化大革命运动埋下了伏笔。当年，为切实做到还政于民，青海军区随即被降格为三级军区，以驻西宁市一军三师机关和留守部队为基础，重新组建新的青海省军区，隶属于西北军区(一级军区，驻兰州)建制。

　　1949年9月9日，一兵团解放西宁后接西北野战军司令部命令：“一军留驻青海，二军向新疆进发”。于是，一军一师二团进驻大通县桥头镇；二师四团进驻湟源、海晏，五团进驻湟中、贵德；三师七团留守西宁，八团进驻乐都、民和，九团进驻化隆和循化。右上图：1949年9月23日，一军三师九团二营四连战士由化隆(循化)县寄山西崞县家信。左上图：1950年3月31日，一军二师某大队战士由湟中县寄山西赵城县家信。(图片来源于王剑智《青康藏邮驿史》)

　　1959年秋，我母亲的军籍落在了四陆军医院，仍分配在医务处工作。次年，大妹妹丁兰降生，那时我的母亲还指望东归，就选用了兰州首字为名，这样大妹丁兰又默默承载上了母亲这份心愿。图为我的母亲在医院工作十年间，获得荣誉和各种表彰证明材料。相信我的母亲把从省外城市大军区医院学到的本领和乐于助人的品行，都带到了建院时间短促，根底浅薄的四陆军医院。

乐家湾多呈黄土高原地貌，地表可见土壤被剥离和被冲刷的痕迹，由此形成一条宽大而沟底平坦的铁骑沟，另将此地又分作上乐家湾与下乐家湾。铁骑沟以东，地势平坦，但相对较低处为下乐家湾，1934年马步芳在下乐家湾修建了一座飞机场，解放后改作军民两用机场，并一直延用至1991年12月，民用机场才搬去曹家堡新址。铁骑沟以西，地势较高处为上乐家湾，马步芳兵营主要修建在上乐家湾。上乐家湾除建有兵营、马厩、草料场外，还辟有好大的一片杏园。显然，这片杏园最早是由原住乡民栽种，马步芳强行要求军营跟民房隔离开来，硬将这儿的乡民整体向西迁走了五里，解放后这块空地随之划给了青海民族学院。

说起这片杏园，偏又勾起我童年记忆里最美好的一桩往事。记得有一年，在杏子成熟的季节里，适逢医院开展爱民优属活动，便把结满果实的杏树逐颗分给了医院住户家属。于是，各家各户大人小孩齐上阵，每户人家至少可以摘满一篮子杏子。高原上的杏子酸多甜少，杏仁全是苦的，我的母亲便用水煮的办法，一遍又一遍清除苦味，然后用小火焙干，变成美味坚果，可吃上好一阵子。我的童年因在乐家湾淘气时间日久，脚板上还留下一块刻骨铭心的疤痕。记得那天，我独自一个人跑到湟水边上下河玩耍。为啥敢独自来玩，因家里烧饭及饮用水，多半是从湟水岸边担回来的，再倒进一口大缸，用纱布裹着明矾，在水里搅一会儿，水就慢慢的澄清下来，变得清冽而甘甜。后来，院内建了自压水井，然而井水口感偏咸，多用来浣洗衣物，一家人仍保持饮用湟水的习惯。因常跟着奶奶到河边担水，路途就熟了，不料这次一脚下去，竟踩到一块尖锐的玻璃碴子，右脚板内侧被划开4公分长的口子，也不知当时哪来的勇气，从衣角上撕下一块布条裹在了脚板上，一步一拐满脚带血走到了医院，至今脚板上还留有缝过五、六针的疤痕。回忆起童年时光，就觉得父母亲工作很忙，忙的疏于对孩子的行为管教。这时，两个妹妹也逐渐长大，奶奶一人带不过来，便又把大的放进医院托儿所里。可我即将告别童年时光，哪还愿意听从托儿所阿姨的呵斥，总想偷跑出来玩，岂不就孤行影单了。我儿时的偷逃行为，令负有监护责任的托儿所阿姨多次找上家门。

　　上图，通车不久的建国桥，远处框架即建设中的西宁火车站；下图，上世纪五十年代乐家湾军民两用机场，跑道是用沙石、胶泥、胡麻草、石灰碾压而成。(上下图片来源于网络)

1954年9月，西宁经格尔木至拉萨公路，亦即青藏线路修通，所有进藏物资的85%，出藏物资的90%，均由青藏线路承担，多时有4个汽车团的车辆在青藏线上运送物资。跑青藏线的汽车兵，后被指定到四陆军医院看病就医，久而久之就出现了泡病号的。这些泡病号的战士常把卫生员(护士)送到床头的药片丢弃到窗外，被不知这样做，可能伤害到身体健康的小孩捡起，在糖果属于凭票供给的年代，就去舔食裹在药片上的糖衣那点甜味。还有一些泡病号的胆大战士，偷偷摸摸向医护人员兜售从拉萨带过来的外国瑞士手表。显然，这些手表是从印度经尼泊尔走私进来的，我的母亲亦从这些战士手中买到过三块手表。直至后来，1962年中印边境战事爆发，以后柳园至敦煌、敦煌至格尔木公路线路修通，运送物资的汽车团搬去了格尔木，这种私底下的交易行为才算终止。尼泊尔原为清蕃属，时称廓尔喀，自清乾隆至民国，百多年来西藏与廓尔喀的民间交往从未间断。

　　如今，家里只保留下一块瑞士百浪多牌手表，即当年我的母亲买给我父亲佩戴的，随后为自己又买了块瑞士梅花牌女表。我母亲买的第三块手表是劳力士牌子的，是走私到拉萨最好的牌子。按说我的母亲买到两块手表已明显够用了，谁知有天一大早，一个汽车兵战士因家中遇上点难事，就带着这块本打算自己留用的劳力士牌手表，跑到医院挨个科室急于找人变现。可这会儿，科室人员不是嫌表太贵了不太适合于自身佩戴，就是手头紧张。怎奈医院享受24、20级别的尉官(医院年轻医护人员多为连排干部领尉官衔)，每月津贴也就六、七十块钱，手头并不阔绰。我的父母亲属于双军人家庭，经济条件尚较宽裕，但真实的原因，却是医院同事明知我的母亲心存助人为乐的品行，到了这会儿，不会不体谅到这名战士的难处。于是，在医院同事的怂恿下，我的母亲做出这辈子最奢侈的一件事，买下了这块劳力士牌手表。

　　清光绪二十三（1897）年，后藏军粮府衙门寄廓尔喀国王信件（图片源于王剑智《青康藏邮驿史》：济隆寄加得满都），即明示了两地交往的一种常态。

　　粗略看上去，劳力士牌手表（左）与百浪多牌手表（右），在款式、规格上并无太大区别。

百浪多和梅花牌两块手表单价当年均不超过200元钱，买劳力士牌手表花了多少？因买表钱是跟医院同事买表时凑出来的，现已过去了五、六十年，我的母亲真记不得了。不过，听那名战士讲，用四块大洋(银元)换来的却记忆犹新。在新中国成立之初，边疆少数民族地区仍有使用银元的习惯。新疆在解放初期，即使用以银元为本位的新疆币，亦即银元票。起初，银元尚可自由流通，私自买卖，结果造成银元与银元票的比值大幅度攀升，嗣经新疆省政府强行干预才降了下来，并将人民币（老币值）与银元票的比值稳定在450比1，到了1951年降至350比1时，决定停止使用银元票。据悉，西藏迟至1959年结束使用银元，在这之前，人民币与西藏银元的比值，大概维持在200至150比1范围。所以，我的母亲至少花了600至800元钱，才有可能买到这块劳力士牌手表。1987年，我父亲在武警新疆总队负责营建时，在街头遇见一位高价收购劳力士牌老表的中年男子，上前一打听，对方竟开出了十几倍于原表购买价格的优渥条件。于是，我的父亲动了恻隐之心，卖掉了这块对于我的母亲来说，极富纪念意义，又饱含岁月沧桑的劳力士牌手表。后来才晓得，那款劳力士手表中含有一粒价值不菲的钻石。那个年头，乌鲁木齐市街头经营金银钻饰的店铺总用这条广告语来昭告市民：“钻石恒久远，一颗永留传”。我母亲自带的那块瑞士梅花牌女表，一直护佑着我的母亲到上世纪九十年代末，退役多年后在父亲家乡合肥市的2路公交车上被小偷扒去。

　　我的母亲总对儿女絮叨着这些对她说来，一定是牵肠挂肚的陈年往事，亦由此引出我在西宁市读小学那段旧情。在这中间，我父亲所在部队的隶属关系也发生过两次变化，先是1962年改称中国人民公安部队青海总队，继而又在1966年改编成中国人民解放军青海省军区独立师，再次归建到人民解放军序列。在独立师大院的旁边，是西宁市一所昆仑路小学，独立师为了解决部队子女的读书问题，在师部幼儿园里，专门为入学子女开设了一个托管班，以解决孩子们的住宿与生活管理问题。孩子们就近在昆仑路小学上学，吃住在师部幼儿园里，有专门的生活老师看管，每逢周六下午孩子父亲所在团部、队部会派车把本部门干部子女接走，周日下午再把子女送回师部幼儿园里。就这样，为接送方便，我家也搬进了“中庄”七团院内居住。

注*: 民国军阀混战时期，青海马步芳、宁夏马鸿逵、甘肃马鸿宾统称西北三马。1944年5月，尚在兰州国民党监狱服刑的王洛宾被马步芳保释到了西宁乐家湾，并委以音乐教官。1949年9月，西宁解放后又跟随王震进入新疆，但对于王洛宾再入军籍一事，随同王震入疆的军职人员颇有微词。对此王震坦诚道:“马步芳能做到的，我们就做不到吗？我们的人民军队更需要音乐”。暮年，王洛宾感言:“如果你爱音乐，就会发现丝绸道路是用美丽的民歌铺成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