试做一个大题目：中华诗词的伟大传统及百年回顾

万龙生

一
“从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屈原、王羲之、李白、杜甫、苏轼、辛弃疾、关汉卿、曹雪芹，到‘鲁郭茅巴老曹’，到聂耳、冼星海、梅兰芳、齐白石、徐悲鸿，从诗经、楚辞到汉赋、唐诗、宋词、元曲以及明清小说，从《格萨尔王传》、《玛纳斯》到《江格尔》史诗，从五四时期新文化运动、新中国成立到改革开放的今天，产生了灿若星辰的文艺大师，留下了浩如烟海的文艺精品，不仅为中华民族提供了丰厚滋养，而且为世界文明贡献了华彩篇章。“
以上是习近平前几年召开的全国文艺座谈会上的报告中的一段话。我们可以发现，其中提到的中国伟大文化大师中，古代的除老子、孔子、庄子、孟子几位先秦思想家、哲学家外，全部是诗人。当然，王羲之、关汉卿、曹雪芹的主要身份是书法家、戏剧家、小说家，但是毫无例外同时也是诗人，关汉卿所写的的杂剧就是诗剧！而现代人物的列名中居然只有郭沫若一位诗人。而且，郭氏的诗歌创作成就得到公认的也就是他早年的新诗；同时他也是一位诗词家。
下面是习近平谈到继承中华传统文化的一段话：
“我们要结合新的时代条件传承和弘扬中华优秀传统文化，传承和弘扬中华美学精神。中华美学讲求托物言志、寓理于情，讲求言简意赅、凝练节制，讲求形神兼备、意境深远，强调知、情、意、行相统一。我们要坚守中华文化立场、传承中华文化基因，展现中华审美风范。”
当然谈得很好。我觉得如果把中心词“中华优秀传统文化”换成“中华诗词”亦无不可。这就充分表明中华诗词在中华传统文化中所占的地位之高，是其他品类所难以企及的，中国做为伟大的诗国在世界上也是独一无二的！中国古代文学史，其核心或主体内容无疑就是一部诗歌史。这部诗歌史产生了许多伟大的和优秀的诗人，形成了灿烂辉煌的诗的星空。他们留下的浩如烟海的精美诗歌，成为中华民族珍贵的文化遗产、精神财富博大精深的宝库，世代相传，具有永恒的价值。中华诗词在记载历史、传承文化，启迪思想、陶冶情操，交流情感、丰富人的精神世界、提升民族凝聚力、推动社会文明进步等方面，一直发挥着重要的作用。而如果不止于阅读欣赏的层面，那么，对于个人而言，则更赐予你抒发的快感，创造的欢乐，追求的力量，付出的满足。
二
早在春秋时期，孔子就说过：不学诗，无以言。古典诗词的营养已经化为汉语的血肉，许多时候，我们不知不觉就运用了诗词的妙语嘉言。比如谈天气说“雨雪霏霏”，谈风景说“杨柳依依”，谈处境说“如临深渊如履薄冰”，这些都源自古老的《诗经》，我们往往习焉不察。至于“欲穷千里目，更上一层楼”“横看成岭侧成峰”“问渠那得清如许，为有源头活水来”之类富于哲理的名句也往往冲口而出。甚至在横扫一切旧传统的“文革”非常时期，“山雨欲来风满楼”，“病树前头万木春”之类诗句人们都耳熟能详。至于中华诗词中那些精品的思想、历史、美学价值，就无需一一论列了。
习近平在讲话中喜欢引用诗词名句，早已尽人皆知。试举几例：
2012年2月14日，他和美国副总统拜登共同出席中美企业家座谈会，希望企业家们“不畏浮云遮望眼”，出自宋代政治家王安石《登飞来峰》：“不畏浮云遮望眼，只缘身在最高层”。
2012年11月15日，习近平当选总书记，与中外记者见面时，用了“夙夜在公”，就是日夜都为国家谋利益的意思，出自《诗经·召南·采蘩》。
2012年11月29日，习近平同志在参观《复兴之路》大型展览时说，中华民族的明天，可以说是“长风破浪会有时”。这句诗出自唐代李白《行路难》“长风破浪会有时，直挂云帆济沧海”。
2013年1月22日，习近平同志在中央纪委全会上，连用了唐代诗人白居易《长恨歌》中的四句诗，“春宵苦短日高起，从此君王不早朝”，来比喻腐败懒政；“渔阳鼙鼓动地来，惊破霓裳羽衣曲”，来形容天下大乱，终于打破歌舞升平。他又引用了唐代李商隐《咏史》：“历览前贤国与家，成由勤俭败由奢”；唐代诗人刘禹锡《金陵五题·台城》：“台城六代竞豪华，结绮临春事最奢。万户千门成野草，只缘一曲后庭花”，说明腐败就会亡国。
2013年3月25日，习近平同志在坦桑尼亚演讲时说，中国人民和非洲人民有着天然的亲近感，“人生乐在相知心”，出自宋代政治家王安石《明妃曲》。
古典诗词并没有随着时间流逝、消亡，永远和中华民族在一起，和我们在一起。不但如上所言，一些经典的诗句人们经常有意识引用，使语言增光添彩，而且更有许多诗句已经化为成语，人们不知不觉就得到了古典诗词的恩泽。

三

人们还注意到一个事实，就是在这次座谈会上，应邀与会的全国各方面一流文艺家中，属于文学界的竟没有一个当前走红的诗人（只有少数作家从前写过诗）！这就与中国古代诗人在报告中所受到的“礼遇”适成鲜明的对比。须知，近百年来，“五四”文学革命就倡白话废文言，诗词成为打倒对象，贬入冷宫了啊！而以白话为载体的新诗早已成为诗坛的主流新体，堂而皇之，登堂入室。为什么到今天竟没有一个人能够代表诗界出席这次盛会呢？这只能证明毛泽东早在1950年代谈论新诗时那句名言“迄无成功”并没有过时。在上世纪末，著名国学大师季羡林又语惊学界，似乎是一种有意无意的呼应，也说新诗“是一个失败”，新诗界衮衮诸公恨得咬牙切齿。殊不知余波未尽，早两年新诗界又跳出来一个“叛徒”，以新诗出名的流沙河公然宣称“我不相信，中国的诗歌能把传统抛开，另外形成一种诗。最大的可能是把传统的东西继承过来，然后把现代的一些观念、一些文学、各种认识结合起来才有前途。”这实际上也是对时下那种远远背离传统的新诗进行了委婉的否定。那么这就引出了一个那些在新诗百岁之际为其大唱赞歌的人们怎么也不肯承认的结论：新诗至今没有站稳脚跟，更谈不上脱胎换骨，实际上还没有取得民族身份的“认证”。

那么，诚然如前所述，不可否认，中华诗词有着辉煌历史，在今天还有着巨大的艺术魅力，可是这种古老的形式还能够用于反映今人的思想感情、今天的社会生活吗？有人未免心存疑虑。

回答当然是肯定的！“五四”文学革命以后，虽然诗词一直处于被打压的地位，生态环境极其恶劣，但是却进行了顽强的抵抗，事实上压而不垮，打而不倒。其顽强的生机活力令人叹为观止！

经过长期的发展，中国诗歌的形式不断变化发展，由《诗经》的四言、楚辞的六言（虚词略去不计），演变到五七言古风、乐府，进而发展为五七言近体诗，以至宋词、元曲的“长短句“。这一过程，是形式适应内容表现的需要不断发展丰富的过程，也是诗的格律由简到繁、由宽到严的过程，各种形式不是后者取代前者，而是后者丰富了诗的形式，各种形式共存并荣，最终形成一个包括诗、词、曲的各种体式的诗歌体系。可以这样说，中华诗歌史又是一部格律发展史。诗人们可以根据表达的需要去选择最合适的样式。这样的格局在世界各国诗歌中是都是少有的。这种成熟、系统的格律体系和前人丰富、高超的艺术经验为我们今天继续运用和发扬奠定了良好的基础。自宋代以来，举凡重要的诗人都是诗词兼用的“两栖诗人”，无非有所侧重而已。众所周知，温庭筠是晚唐“花间派”重要词人，他不是也留下了《商山早行》这样的杰作吗？其中“茅店鸡声月，人迹板桥霜”一联成为世代相传的名句。李清照不是以词名世吗？可她也写过这样的千古绝唱：“生当作人杰，死亦为鬼雄。至今思项羽，不肯过江东！”

借此机会，我要澄清一个观念，希望能解除一种误会：一些人（包括爱好诗词、支持诗词事业发展的马凯先生）总是爱把近体诗迳称“格律诗“，这是不妥当的。因为按照逻辑学的原则，概念具有排他性，这样一来就把中华诗词中其他的诗体都排斥在格律诗之外了，这是完全违背事实的。因为近体诗形成之前的多种诗体，无非格律不那么严格，并不是不讲格律；而其后的词、曲别看诗句长短不齐，其实每一种词牌、曲牌都有一定之规，其严格程度绝不亚于近体诗。中华诗词的这一特色也是优势，是值得我们引以为自豪的！有的人甚至荒唐地认为中国在近体诗之前的诗歌都是自由诗，这与只承认近体诗是格律诗不无关系。其实从欧美引进的自由诗，其自身的历史从惠特曼开始，至今也不足200年！

不仅如此，我们的前辈对诗歌美学还有其他的重要贡献，试举其要者言之：

首先，对诗的起源讲得很清楚，最初是与音乐共生的：《诗·大序》曰：“诗者，志之所之也。在心为志，发言为诗，情动于中而形于言。言之不足，故嗟叹之。嗟叹之不足，故咏歌之。” 既然简单说话有不足那么就感叹，如果感叹也不足以表达那么就歌咏，歌咏也有不足，不能表达出身体形态所具有的感染力。这样就是鲁迅所说的“杭育派”。诗是从生活中来，从劳动中来，从人心中来，是为适应表达、倾诉的需要而产生的，是与音乐为一体的。音乐性是单独以文字形式呈现的诗的无法摆脱的优良基因。

促进中华诗词发展的一个重要因素是民歌的影响几乎贯彻始终，这是音乐性的后天沾溉。《诗经》《楚辞》与民歌的渊源自不待言，汉乐府不但对五言诗的形成起到了关键作用，而且其自身也包含许多五言诗精品。著名的王昌龄、高适、王之涣三位诗人旗亭画壁的故事充分证明七绝也是普遍入乐可唱的。敦煌曲子词是宋词的滥觞。元曲与音乐的关系更为密切，似乎又回到诗与音乐彼此难分难舍的地步。

其次，对诗的性质也阐述得很清楚：《诗经》的作者关于作诗目的的叙述中就有“诗言志”这种观念的萌芽。作为一个理论术语提出来，最早大约是在《左传·襄公二十七年》记赵文子对叔向所说的“诗以言志”。《尚书·尧典》中记舜的话说：“诗言志，歌永言，声依永，律和声。”《庄子·天下篇》说：“诗以道志。”《荀子·儒效》篇云：“《诗》言是其志也。”这“志”就是情志，言志就意味着主情，为诗的抒情性定下了铁则。尽管前些年新诗界怪论迭出，什么“反抒情”、“反语言”之类胡言乱语甚嚣尘上，诗的这种本质的规定性是不容动摇的。

再次，对于诗的社会功能，早在两千多年以前，孔夫子所说的“兴观群怨”四个字就说得一清二楚，不容置疑。如今新诗界一些狂妄之徒口口声声自诩“贵族”，声称诗只能供“小众”创作、欣赏，与大众无关。其结果是把诗引上一条越来越窄的道路。如不迷途知返，势必把诗拖进死胡同，而成为诗歌之敌。

事实已经证明，中国诗歌几千年的优秀传统是不能抛弃的，中国新诗百年来走过的道路所提供的主要不是经验而是教训。而百年来诗词的发展历程则证明了中国诗词的生命力并没有也不会因为社会生活的变化而丧失，反而不断被“激活”，被强化，从而得到新的动力，处于发展之中，因而拥有光明的前景。

四

百年来，中华诗词的概貌已经简略地做了介绍。毋庸讳言，

在这个时段，诗词创作大多数时候都是僻处边缘，连其生存的合法性都不具备。尽管如此，其成就仍然不可小觑。如上所言，以诗词这种古老的艺术形式表现现代人的生活、思想、感情，不但是可能的，而且其艺术表现力和艺术魅力是别种艺术形式所不可替代的。《20世纪诗词评注》就收有300余位诗家的600多首作品，其中不乏佳篇。然而这样的工作还仅仅是开始。20世纪丰富的诗词宝藏还有待进一步发掘、研究，使之上升为民族的文化、精神遗产，泽被百世。

目前，20世纪前期诗词界代表人物俱已作古。然而，又涌现出一些新的骨干力量，不可小觑。30年前，一些前辈眼中的“青年诗人”而今已经成为吟坛的中坚力量。这种态势，与新诗的日薄西山形成鲜明的对照。

具有大家风范，曾被埋没，其成就却足以沾溉来者的诗人，在这里介绍两位：早已闻名的聂绀弩与发现未久的牟宜之。胡乔木在聂绀弩《散宜生诗》序言中这样评价：“希望一切旧体诗新体诗的爱好者不要忽略作者以热血和微笑留给我们的一株奇花——它的特色也许是过去、现在、将来的诗史上独一无二的。”而李锐在《牟宜之诗》序言里则这样写道：“他的诗有如一座尚待开发的富矿，其艺术性、人民性、正义性品位极高。”虽然二位的主要作品并非写于20世纪后期，但是只有在这个时候才能成为难以估价的“出土文物则是不争的事实。

牟氏作品前已介绍一首，下面再看聂绀弩的作品吧：文史学家程千帆这样评价聂诗，说它“敢于将人参肉桂、牛溲马勃一锅煮，初读使人感到滑稽，再读使人感到辛酸，三读使人感到振奋”。可谓是揭示了聂诗的特点。像作者在文革中遭受批判所写下的自身遭遇，“文章信口雌黄易，思想锥心坦白难。”曾引发多少过来人的悲凉回忆。写在农场放牛，“苏武牧羊我放牛，共怜芳草各天涯。”轻轻一句，将古今两千年的个人不幸，溶为一体。写自己厕所淘粪，“高低深浅两双手，香臭稠稀一把瓢。”一个垂垂老者的凄凉处境跃然笔下，泪中带笑。写他去大田拾穗，“一丘田有几遗穗，五斗米须几折腰。”真实地反映出当年劳动队的生活艰辛。

我们还可以举出两位杰出的女性诗人：被公认为“现代李清照”、不幸英年早逝的女诗人沈祖棻，她的《涉江词》和《涉江诗》是不可多得的诗词精品。在《大后方抗战诗歌研究》一书中对她的抗战词（存于《涉江词》中）做了专节介绍，给予很高的评价。已故诗词家孔凡章先生晚年所做《涉江曲》有句云“易安一去无消息，碧城箫管应难再。”这就寓有绝后之意。

而年届耄耋，多年在海外传授中国古典诗歌，桃李满天下的华裔女学者、女诗人叶嘉莹，晚年回到祖国大陆继续这一事业，硕果累累。她教学、创作不忘研究，结合西方文论中的阐释学、符号学和接受美学等理论对中国传统词学不断深化，将词划分为歌词之词、诗化之词及赋化之词，对其不同风格、影响和作用予以论述，推源溯流，达到了新的高度。在刚刚结束的“2015-2016影响世界的华人”评选中， 她与屠呦呦位列10位当选者之首，并列终身成就奖。

不可忽视，当前从事诗词创作的队伍虽然浩大，但是问题尚多，在繁荣的表象背后，不乏泡沫庸品，现状不容乐观。断层的负面影响还远未消除，创作优秀诗词所必须的多方面素质，即便一些热衷于诗词创作的人们也尚不具备。正因为如此，那种堪称伟大的诗人和广为传诵、一纸风行的佳作尚未出现。与诗词的历史成就相比，简直微不足观。不过即便如此，倘与与新诗相比，毋庸置疑，诗词到底处于复兴、上升的态势。正是新诗愈演愈烈的“去音乐化”，极端“自由化”，以至“非诗化”趋势，远离了民族传统诗文化的基因与诗的文体要素，这种为丛驱雀、为渊驱鱼的自戕之举，迫使越来越多的诗爱者投入诗词的怀抱。可以断言，21世纪将是中国诗词全面走向复兴，重塑辉煌的新时代。

我们对此坚信不疑，期待这样的时期早日到来！

说到这里，我以为还需解答一个疑虑，那就是复兴的诗词能够取代新诗吗？新诗的前途和命运如何，它会不会随着诗词的进一步发展而走向消亡呢？答案是明确的：不会！新诗目前确实面临如上文所言的许多问题，最为关键者窃以为在于民族化尚未实现。但是新诗自有其自救之途。打从1920年代，以闻一多为代表的先知先觉者们就开始从无到有，白手起家，建设新诗的格律。到本世纪初这一事业已经取得了长足的发展，一支以创建格律体新诗为己任的诗人队伍正在集结，正在壮大。可以预期，当新诗格律建设完成，格律体新诗站稳脚跟之时，就是中国新诗浴火重生之日。此文就不予详述了：那是另一篇文章的题目。