忆海拾贝——《写意阁》怀旧

深谷雷鸣(周国明

国庆系列(二)

“国字辈”趣谈

1999年9月29日

建国五十周年纪念日已进入倒计时，近日同事、同学、芳邻之间，茶余饭后娓娓而谈的都是有关国庆五十周年之庆典活动。

由于建国五十周年是“大庆”，故此次庆典规模肯定不小。近些年来那些“国字辈”（大名中含有“国”字），如“国庆、国祥、国伟及建国、卫国”等，皆风靡于报章杂志，若逢“五十大庆”纪念活动，那“国字辈”们肯定又将成为沪上一道独特的风景线。

虽不胜羡慕，但当“国庆”日近，有同学告知上海《每周广播电视报》上已刊出征询“国字辈”“大家庭”活动的通知，要我也去报名时，我却突然胆怯了。虽说家中弟兄有“国安、国平、国荣、国康”，且堂表亲戚中“国庆、国卫”等由我领衔的“国字辈”人员众多，但大家皆为工薪阶层、平头百姓，事业上也少有建树。纵观邻里厂内，那“国昌、国钢、国强、国祥、国宝、国光、国清、国芬”等比比皆是，而社会上那“国字辈”中学富五车，事业有成的栋梁之材，更令吾等仅能望其项背，咱岂可出去丢人现眼。

先祖自南宋绍兴年间任“东阳”(今浙江金华一带）录事之职，迁居鄞县（今浙江宁波治下）。家谱云：因“迁居以后并无编定排行，故取名每多杂出”，所以在清光绪戊子年（1888年）重修家谱之时，编定了排行表。如依据排行表“吉祥悠久、正大光明、圣贤世受、清凭传家……”，我父亲辈为“正字辈”，我辈当为 “大字辈”。

我父亲在“正字辈”中排行老幺，思想活跃，又读过私塾，略有学识。因不甘于年复一年“面朝黄土背朝天”的农耕生活，故于四十年代后期来到上海，在老城隍庙其姑父的银楼里谋职。

崭新的城市生活，使他不断接触新事物，接触新思想。上海之解放、新中国之建立以及一系列社会变革，更令他耳目一新，感受到共产党的伟大，新中国的温暖。故当我在1951年降生时，父亲决然不受家谱中排行约束，给我取名为“国明”。他认为有国才有家，“一唱雄鸡天下白”，长夜过尽天下明，国家解放了，取“国明”二字何等妥贴。

当然，此举在族人中引起了争议，但因“将在外君命有所不受”，何况父亲远在上海，“天高皇帝远”，谁也无法奈何他。新中国成立后的浙东农村，尤其是山区，“分田分地正忙”，乡亲们都过上了“耕者有其田”的日子，那恒古未有的“山乡巨变”令族人们感受到新时代的气息。故竟至于有些堂伯们竟步我父亲后尘，于是堂弟妹中“国强、国俊、国梅、国珍”等相继问世，“国字辈”队伍竟有扩大之势。

记得1967年夏时，当时中学毕业生(老三届）分配的政策是“四个面向”（面向农村，面向工矿，面向边疆，面向基层）。我预作准备考虑到宁波乡下“投亲插队”，故“投石问路”回乡小住了一段时间。时逢有堂伯因邻里之间纠纷，偶生口角，竟以当年与我父亲志同道合，将儿女列入“国字辈”行列而与我套近乎，要我和他搞“统一战线”，此乃趣事一桩。

入中学、进工厂、踏上社会后，我初觉惊奇，现实生活中与我同名之人何其多也，以后方知，连同名同姓的人也不乏其人。

有件事，曾令我啼笑皆非。初中毕业前夕(1968年春），有次返校时，有同学交我一封信(信封已破损），来信地址是浙江宁波大隐镇，且是女姓名字。我自忖对其人其地毫无印象，故一再拒收，但信封上那“上海市闸北第八中学周国明收”却是白纸黑字、明明白白，我有点困惑了。几个好事的同学认为我就是收信人，因此决无私拆他人信件之嫌，故执意当着我的面打开信封。

原来寄信人与收信人是1966年大串联时在北京相识的，今特来信寄赠一枚江西景德镇的瓷质毛主席纪念章(此时，我方知信里的纪念章已被那几个同学“奉献”给老师了）。我坦然向大家告知，北京我虽曾去过，但与写信之人却无缘相识，有当时同行的同学可以作证，故最后那封信还是回到了传达室。

如真有与我同名同姓却又同校之人，那可真是奇事，不过我想这信一定写错了地址，也许是市八中学，或是闸北中学吧！

今年“五一”与朋友有事去静安区芷江西警署，通过电脑查询，发现本地区居住中华新路、芷江西路、共和新路一带与我同名同姓者竟有3人,不仅哑然失笑。小小的街道尊姓大名相同者有4人，那我们闸北区，乃至上海市，这个大都市里共有多少呢？该有一个营了吧!

能够挤身于“国字辈”行列，享国之光，分国之荣，已是够有趣、够荣幸的了，其他则别无所求。还是期待国庆之日，安静地坐在家中，候在电视机旁，等着收看那盛大的建国五十周年庆典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