听妈妈讲故事之八 ——再度走进农场学校

萍

一 第一堂课

1979年春天，我在读初中二年级下半学期的时候离开井村，离开父母和家人，第二次来到农场，再次寄宿在大家姐，在农场中学继续读书。

记得那天去学校报道时老师说班里没有多余的桌椅。于是大姐不知从哪里找来一张旧桌子，又从家里拿了一只方凳，放在教室靠近门的第一排，便就成了我的临时座位。忙完这一切，已经是下午了。记得我上的第一堂课是历史，授课老师姓易，富有磁性的声音很好听。刚坐下不久，后排的男同学就拽我辫子。拽第一下时，我只轻轻摆了一下脑袋并没回头。他又拽第二下，我回头用目光警告了一下却说什么。可能他以为刚来的女生好欺负吧，于是又第三次拽了一下。这一次我就不再客气了。立刻站起来转过身什么都没说就直接把他课桌上的所有东西“哗啦啦”给全部呼拉到地下，并用冷冷的目光直逼着他，心想：你若再敢动一下，我就跟你拼了！想必他一开始低估了我的胆量和愤怒，更没想到才刚刚走进教室的这个女生竟如此勇猛。在我的怒视下他一下子蔫了，低头不再说话。这时讲台上的易老师也对着他说：马军，你怎么搞的？对新来的同学要友好嘛！我才知道这个男生叫马军。后来他再没惹过我，也没遇到来自其他人的任何挑衅。看来这第一堂的较量无形中成就了我的主权宣示，它为我赢得了未来的和平与尊重。

因为三年前曾在这里的小学读过一年书，虽然现在升入初中后当时的同学都被重新分配班级，但这次来还是与很多过去的熟人又再次成为同学，彼此都还记得，所以没有太多的陌生感。况且又都长大了几岁，由懵懂的童年变成了少年，成熟了不少，沉稳了不少，也含蓄了不少，我也一改往日的淘气而变得文静内向，且不爱说话了。十三岁的我生活能够自理，衣服干净，头发整齐，面目清爽，性格自律，不会再去同一群小男生去玩打仗游戏，更不会和小孩子们一起再去偷瓜、摘枣、刨花生了。那些只有淘气小孩才会有的顽皮幼稚已经远离了我的生活。我好像突然间就长大了，觉得自己应该有个女陔样才是。

二 第一次测验

由于两所学校的课程进展不一致，农场学校的课程进行的要更快一些，这样就造成了我的很多课程还没学到，落下了很多课。其他科目还好，但数学没学到的内容还需要一定时间的恶补。可偏偏刚到才没两天就遭遇了一次数学小测验。在拿到考卷的第一眼我就知道这些内容我根本还没学到，所有的题自己都不会。果然，一张百分的考卷最后我只得了五分——只做对了半道题。——这是我自打上学以来第一次考这么低的分数，在这之前甚至都从没出现过不及格记录，这比当年拿破仑兵败滑铁卢还令人沮丧。但更受打击的是那天班主任王老师站在讲台上，手里拿着我的试卷，一边挥舞一边带着揶揄的表情大声说：哈哈，这次数学测验考最高分的同学在咱们班。大家知道她考了多少分吗？五分！她就是某某萍。——除了常规点名，我的名字这还是第一次被老师特意在讲台上大声地念出来。全班哄堂大笑，我则羞愧的无地自容。——那是我在学生生涯中唯一一次被嘲讽的至暗时刻。也许那个班主任老师永远都不会知道她的这一举动是如何伤害了一个小女孩的自尊。——从此我跟她便不再讲话。没过多久，教历史的杨老师做了我们的班主任，而那个曾在课堂上嘲讽过我的王老师也从此再没做过我任何科目的授课老师，三年过去，我不曾同她说过一句话。直到很多年后，她不知道通过什么人知道我在医院工作而辗转找到我，希望我能帮忙弄到一种药。我在犹豫了几秒钟后还是答应并最终将药品交到了她手上。那也是我们最后一次见面，但3我也从不在任何场合去打听她的消息。

不过，那次数学测验带来的羞辱也成为我发奋学习的动力，在很短的时间内我就把所有拉下的课都补上了，很快就从全班最后一名急追到前几名。班里除了一个几近天才的建同学，还有一个很受老师宠爱的鸿同学外，其他几个学习好的同学几乎都算不上我学习上的竞争对手，充其量彼此的能力也就在伯仲之间。而建同学的成绩的确令人折服，他其实并非是个十分用工的学生，除了面孔还算清秀之外，整个人看上去也并未见得有多灵气，走路四平八稳，说话慢条斯理，既不淘气，也不呆板，走在人群中就一个普通男孩而已。然而他学习好，无论哪门课，老师一讲他就懂，习题一看他就会，让人怀疑所有的课程都事先被储存在他大脑的芯片里似的，只要看一眼老师给出的题目，他就会迅速搜索调取所需要的答案，并瞬间给出，似乎就没有什么可以难倒他的课业，因此他的成绩始终在班里都一直遥遥领先，是个难得的学习天才，所有人都毫不怀疑地坚信建同学一定会有一个辉煌夺目不同凡响的未来。可他居然在初中毕业那年去参加了中考并被省城一所中专学校录取后义无反顾地去读了个中专。虽然在那个年代中专学历也是一个不错的选择，但对于像建同学这样的学习天才却的确是有点太可惜了。此后便再也没见过建同学，只偶尔从其他同学那里听到一些关于他的隐隐约约只言片语的消息，他的人生似乎并没有像所有人期待和坚信的那样卓尔不群光芒四射，终究是消失在芸芸众生中而归于平凡。

三 老 师

农场学校虽比不上城里的教学，但终究还是要比“井”村的学校强很多。首先是老师的教学态度就比较认真，没有发现有只认“半边字”的语文老师。虽然教语文的刘冠宇老师不是科班出身，其平头、便衣、布鞋、黑红脸膛，并说一口苏北方言的气质完全不似教师而更像是一个农工，但他教书很认真。还常常用自己写的文章作范本为学生仔细分析文章的主题、文理、论点、论据等写作要点。后来隐约听其他同学说，改革开放后，刘冠宇老师在课余时间自己还做点小生意，常常骑着一辆三轮车游街串巷地兜售一些针头线脑玩具鞋袜等小商品以换取一些零钱来贴补家用。——刘老师的人生一直都十分的接地气地。

班主任易老师虽然只教历史——不记得他是否教过语文或其他——但人很正值，对学生不偏不倚，不娇不宠，一视同仁。对好学生及时表扬，对犯错误的学生也同样严厉。有一次忘记是为了什么事我和几个女同学被易老师罚站在烈日下暴晒，晒到衣衫湿透，脸上都冒油了。长大后再见到易老师，我还开玩笑地对他说：若不是当年被老师罚站在太阳下暴晒，我皮肤没准会比现在要白呢！

易老师后来被调到农场团委工作，在仕途的道路上走的顺风顺水，但我们的师生友谊却一直没有中断。很多年后我读专科的时候，不巧易老师的爱人又成为我的班主任，这让我与他们家的友好关系又更近一层，几十年来一直以亦师亦友亦姐妹的相处下来，直到今天。

数学老师姓南，是一个长相白净甜美的女教师，个头高挑，匀称，一双单眼皮的眼睛又细又长，很耐看。她那略带鼻音的嗓音自带一种慵懒娇弱的动听，非常好听。南老师性格温和，衣着虽朴素却又有一种不失流行的时尚感，冬天着一件素色碎花的外套，脖子上总系一根白色的丝巾，显得格外素净而妩媚，学生们都很喜欢她。南老师似乎很喜欢易老师，可当时的易老师已经有了女朋友。听说南老师后来嫁给了一个铁路工人。

化学老师是一个年轻的男老师，说一口带有湖北口音的普通话，脾气很糙，动不动就骂人，骂男同学，也骂女同学，上课时手里的粉笔头随时都会砸向某一个上课不听讲的学生身上，女同学私底下都称他是“疯子徐某书”。不过“疯子徐某书”的化学教的却很好，那些枯燥的化学元素、看不见的核电荷数、变化不定的化合价……在徐老师的讲解中都变得生动而有趣。狂傲的徐老师在班里很少理会其他同学，却唯有对建同学和鸿同学很好。建同学学习好他喜欢，鸿同学不但学习好人漂亮，还和徐老师是同乡，关系则更进一步。所以，“疯子徐某书”并非真的对谁都会飙疯，他只是对自己不喜欢的学生发飙，在他所宠爱的建同学和鸿同学面前，他也能时时展露出阳光灿烂，笑靥如花。

在徐老师授教化学课的那两年我与他几乎没说过话。遇到不懂的问题我宁肯去问同学，同学若也不懂，那我就会拜托同学前去问老师，等同学搞懂后再回来讲给我听。——不但化学课，其他课业若遇到疑惑也会采取这样的方法。不知为什么自己就是不愿直接面对老师。好在这样的时候不多，因为老师在课堂讲的内容我基本都能听懂，剩下的只需自己在课后去慢慢的领悟和消化，最后总能搞明白。有一次大姐在路上遇到另一个教数学的韩老师，便向韩老师问起我在学校里的表现。韩老师说：这孩子学习挺自觉，学习也好，可就是不爱提问题，上课也不喜欢回答问题，从不举手，更是从来都没见她去办公室找过老师。大姐回家问我为什么不爱找老师？我回答：不想找。或许我内心有自卑，或许是太敏感，或许是有胆怯，或许就是初到此地时那个“五分成绩”带来的后遗症罢，总之就是，自己变得前所未有的不自信，还有内心那无所适从的苍茫孤独。在面对徐某书这样狂妄傲慢的家伙时，更是会选择远远地躲开，我可不想平白被他也扔过来一截粉笔头砸中脑袋。但这样的情况却从来都没发生过，我们只是不交谈而已，彼此间有着陌生人一般的疏远。很多年后，我在医院遇到徐老师，他看上去十分的疲惫而憔悴，完全看不到当年他骂学生和扔粉笔头的不羁和狂傲。他居然还认得我，我们第一次彼此相视一笑。他的笑容虽不及当年他看到建同学或鸿同学时那般的张扬和灿烂，但却多了几份亲切与温暖。——我们终于在内心彼此认同并和解。——他的健康问题似乎很不好，之后便常常看到他在医院里进进出出。有一次他弟弟徐小书找到我，说他哥哥的旧疾复发需要住院治疗，但因为医院没床位已经在急诊室留观了几天，希望我能帮助解决一张床位。我联系好床位去急诊室看望徐老师时，只见他躺在蓝色棉被下只露出一张消瘦苍白的脸。看到我，他没说话，只无力地笑笑，我同样回了他一个微笑，也是什么都没说。那一刻，他显得是那么虚弱和无助。

物理老师姓郑，河南人，说一口河南方言，讲课很费劲，学生听的也费劲。每次上课老师讲到声嘶力竭，学生还是云里雾里。老师被急到脸红脖子粗口吐白沫，可学生依然说没听懂。总之，初三的物理课是最为混乱的课目：老师讲的混乱，学生听的混乱，课堂纪律也最是混乱。若再被那个凡事爱较真的同学兰春纠结，郑老师简直就要抓狂了。他们之间的对话往往如下：
兰春：郑老师，牛顿第一定律说一切物体在任何情况下，在不受外力作用时，总保持静止。这个我能理解，可我不理解它为什么会一直保持匀速直线运动状态？
郑老师：你想想看若是将一个球扔出去它就会一直以匀速运动往前飞，直到遇到一个阻力它才会停下来。
兰春：我试了。当我把篮球扔出去后没多久它就掉了下来。可我并没看到有什么东西阻挡它呀！
郑老师：空气的阻力也是外力呀！
兰春：你说的空气阻力我又看不见，所以还是无法理解。
郑老师：比如地球之所以能够一直自转而没有停下来，也是基于牛顿运动定律。因为宇宙间没有空气阻力，地球可以在不受外力影响下始终保持匀速自转。另外地球同时会受到来自太阳的引力而绕日公转，这也符合牛顿的“万有引力定律”。
兰春：那如果有个外力阻挡地球，它就会停止自转了吗？
郑老师：当然。
兰春：可那又怎么去证明这个呢？
郑老师额头涔出细汗：……呃，呃，这个看来还是你亲自飞上天去试试才能证明了！
　　郑老师其实很少发火，题讲不明白学生起哄的时候他会急得面红耳赤结结巴巴，但却极少发脾气。但每次面对兰春无休无止的为什么时，郑老师往往要被逼得抓狂。我读书不偏科，物理学的也不错，所以郑老师很喜欢我。在我读高一那年，因为中途偷偷报考中专，这事按照当时的政策是不被允许的，所以我隐瞒了其他所有人，只唯独告诉了郑老师，因为我需要从郑老师那里得到更多的初中物理参考书及试题集。郑老师虽然觉得我为了报考中专而放弃高中学业的继续，着实有点可惜，不过倒也认为不妨去试一试，即使考不上中专再回来继续读高中也没什么损失。于是他尽最大可能地支持我，但凡他能找到的历年试卷和习题集他都会给我留一份。那段时间我得到了郑老师的很多帮助。在临近考试前我得了一场重病，郑老师还特意去医院看望了我。不想我最后竟然真的考上了中专。于是，我的高中生涯便止步于升入高二前的那个秋天的九月。离开农场学校后就再也没见过郑老师。若干年后郑老师退休回了中原老家，从此失去了音讯。——若是老师还建在，应该也是九十多岁的耄耋老人了。
　　对孙老师的印象不是因为他是数学老师。实际上我并没上过孙老师的课。记得他只是因为孙老师是学校唯一一个娶了自己学生做老婆的男教师。孙老师个高，脑袋小，黑且瘦，并不好看。然却不知他竟是施了什么魔法能让全校最美的一个高年级女生毕业后嫁给了他，这着实羡煞了学校里的一众男老师。
　　另外还隐约记得有个叫刘小慧的女教师也教过我们一段时间的语文。刘小慧矮小、黑瘦，嘴唇有点撅，戴副眼睛，其他便没什么印象了。说也奇怪，除了对当年那个教语文的“半边字”老师印象深刻外，其他的语文老师我竟都印象不深，真不知自己的语文课是怎么学的？
　　还记得教地理的贾老师。贾老师小个、清瘦、短发、皮肤白皙，站在讲台上拿着一册地理课本用河南方言照本宣科地念书。直到现在每当我读到关于南部欧洲一些国家地理时，耳畔还依稀能响起贾老师用带有浓重河南口音读“阿尔卑斯山”时的情景。
　　其他还依稀记得有教数学的党老师，教体育的马老师，教语文的朱子固老师，但对其印象都不深。在农场的三年读书时光，我能记住的老师其实并没几个。

四 同 学

第二次在农场学校又度过了两年半的时光，其中包括一年半的初中学习和一年的高中生涯，同学中分别有初中同学和高中同窗，还有个别同学曾在当年读小学三年级时就相熟了，但是真正能够记得住的同学却没几个。

第一节课就起冲突的马军是第一个认识的同学。都说不打不相识，可我们打过之后却依然还是不相识，只是同班而已。马军的同族（回）好友海同学在班里却是个人物。海非常聪明，不但学习好，脑子还特好使。他那如同非洲朋友一样的黝黑面孔上一双大眼睛好像能洞察一切，尤其会揣摩老师的心思，说话办事总能深入到老师们的心坎里去。海同学思维敏捷，口才流利，心思缜密，风趣幽默，为人圆滑，世故老练，与同学们的关系也很融洽，无论男同学还是女同学，无论是好孩子还是坏孩子，他都能从容应对，游刃有余，是一个天生的社交达人和领导候选，因此他当之无愧地成为班长。据说他家兄弟姐妹众多，他是家中老大，父母根本没时间也没能力给他以有效社交启蒙，他的社交能力应该是天赋异禀，与生俱来。初中毕业后他考入城里一座中等专业技术学校。后来自然而然地走上了仕途，官做到不大也不小，家中父母兄妹皆受他照拂和提携，全都华丽地转身化做升天的凤凰，实现了家族的共赢共荣。

在学校接触最多的是美霞，我俩是初中的同桌。美霞性格大气，包容性强，无论男生还是女生同她开个玩笑什么的她都一笑而过，从不计较，所以大家都很喜欢她，老师也都喜欢她。她还常邀请同学去她家玩。美霞妈妈是一个瘦弱的中年妇人，对人很好，我们去了，总要我们留下吃饭。——记忆中她家是我们吃饭次数最多的地方。我和美霞从初中二年级一直读到高一。高一我考上中专后就进城读卫校去了。美霞则继续读完高中。高中毕业后，以她爸的社交能力，为她在农场某了个好差事，后来又去读了在职中专，然后进入机关工作至退休。美霞的丈夫是她的中专同学，人很好，对美霞也极好，美霞生活的很幸福。

阿平、小二原本都高我一届，她们是初三复读时才被分在我们班。之后的两年我一直和阿平坐同桌。阿平人极好，性格平和，少言寡语，从不背后议论人。高一时我因为私下要复习初中课程备考中专，晚上的时间全部用来对付初中课本，对初一到初三的所有课程进行总复习，而高中的功课就只能靠白天上课时间去竭力消化，所以压力非常重。高一的数理化语还好说，基本能应付，成绩也能够保持在中上水平，可英语单词却根本没时间去背。心想既然中专考试内容里没有英语，那不如索性放弃好了，反正这个英语老师教的也不怎么样——忘了当时的英语老师是谁——于是，每次英语考试时我就只能抄阿平的。阿平会毫无保留地让我抄，却也不问为什么，可想必她在心里会纳闷：从不作弊的萍现在为什么每次都会抄袭她的英语试卷？为什么英语课上的萍又都在睡觉?——她也许怎么也不会想到就因为我爸的一个念头，让正坐在她旁边的我拿着不知我哥从哪里搞来的准考证要去偷偷参加当年的中考了。她同样不知道的是为了应对那该死的中考，那段时间的我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白天坐在教室里认真去学高一的课程，晚上则疯狂刷初中的数理化题，早晨天刚蒙蒙亮就又睡眼朦胧地起床去背初中课本里的各种公式、定律、文言文和政治，体力极度透支，只能利用白天的英语课来补觉，有时体育课我也会溜回教室睡觉。——那是一段极其暗淡的日子。——但阿平从不问我为什么，只是在课堂上尽力掩护我能多睡会儿。

小二和阿彩是邻居，我与她俩上学同路，我们常常一起结伴上下学，彼此间友好的情谊一直持续到今天。她俩高中课业后分别在学校和银行工作。小二的教学工作很出色，很年轻的时候就取得了特级教师资格，最后从市某重点中学领导岗位上退休后去了深圳定居。阿彩则在退休后不断地在小城和内地之间轮回居住，日子在两处不一样的风景中来回切换，多彩而幸福。

化学老师的弟弟徐小书也是同班同学。徐小书成绩一般，也不调皮，却是个多情的儿郎，每天只关心他的青梅竹马英同学。他俩是同桌，每天上课不听老师讲课只会在下面说着他们之间似乎永远也道不尽的窃窃私语，含情脉脉的四目相对使得他们周围的空气也似乎都变得暧昧起来，这让班里的有些女同学颇觉不爽，对他俩十分睥睨和抵制，背后称他是“骚情男”，连带他的青梅竹马也失去了班里大部分女同学的友谊而变得形单影只孤家寡人。可他们依然不畏世俗情比石坚地坚持相爱不分开，并在初中毕业后不久就成功组建家庭，如愿以偿地走在了一起。正当大家都以为他们终于修成正果可以像王子和公主一样永远幸福地生活在一起的时候，他们却不知因什么原因又劳燕分飞各自东西。——看来并非所有的爱情都能抵达终极的幸福，坚定又甜蜜的爱情有时在现实面前会变得不堪一击。——这让很多当初睥睨他们的女生多少有点幸灾乐祸，也让某些曾在心底暗自羡慕他们爱情的人心有余悸地长吁了一口气：幸好当时自己暗暗掐灭了心底那尚未燃烧的初恋火星。又抑或有人更愿意像他们一样宁可被情所伤，也向往自己能在人生最美年华发生一场魂牵梦绕轰轰烈烈的甜蜜初恋。

恢复单身的徐小书后来又找到了新的爱人，听说过得还不错。徐小书在本地一家大型盐业公司工作，我们毕业几年后邂逅在医院的走廊里。那天我正在上班，病房走廊里走过来一个人问我：你是某某萍吧？我仔细一看，竟然是徐小书。其实我们在学校做同学的那几年从来都没交谈过。他说自己是来医院探望病人的，今天恰好遇上。简单的交谈后彼此留下了联系方式。此后的几年偶尔会有问候的电话打过来，知道彼此过得都好。上世纪九十年代末，当时在单位开大车的徐小书还帮我大姐拉过一车木材。有一次，徐小书路过医院时给我留下一箱精盐，还说吃完了再送。我竭力推辞说：不必麻烦，超市买盐很方便。他却说：超市的盐能有这个好吗？于是此后经年家里吃的盐都是他送的，往往一箱还没吃完，他就又送来另一箱，不由分说，从未间断，那份用心让人感动也令人不安——白拿人家的东西总是会让人受宠若惊又手足无措。——直到有一次又来送盐时，他说：我要退休了，恐怕今后就不能再送盐给你了。我心里终于送了一口气：阿弥陀佛，终于可以不送了。可以后每当去超市买盐时又总会想起徐小书，想起那一箱箱似乎总也不会用尽的精盐。听说他退休后搬去了省城定居。

兰春无疑是个认真且十分用功的学生，但也是个喜欢刨根问底钻牛角尖的女孩，经常会提出一些无厘头的问题，让老师们无法回答，令很多老师都感到头疼。我们两家住的相距不远，经常相伴一起去上学。每天早上兰春都像闹钟一般地准时敲响我姐家大门，然后我们一起走向学校。放学也在一起，有时她在我家做作业，有时我去她家。兰春的父亲年老且驼背，却每次去他家都见他在不停地忙碌，似乎总有做不完的事情。兰春的妈妈眼睛高度近视，每每去她家，倘若不说话，都走到她妈妈跟前，鼻尖几乎要贴到她妈妈双眼上了，她才能看清我是谁。兰春的妈妈很喜欢我去她家玩。兰春爸爸和兰春妈妈都是极老实善良的人。每次在她家做作业，她妈妈总是要找出一些吃的东西放在桌子上给我俩当零食：或一个馒头、或一块面饼、一把沙枣、一把瓜子、一把炒黄豆、一个烧土豆……桌子是她们家的餐桌，一张旧木桌，没上漆，桌面被划的早已看不出本来面目。——她妈妈一边看我俩做作业，一边在旁边做针线活，一边有一搭没一搭地跟我俩说几句话。我也喜欢去她家，在兰春家那贫寒简陋却温暖的家里，我感到非常放松。在所有同学的妈妈中，兰春妈妈是让我感到最亲切和放松的一个妈妈。

曾有一段时间我和兰春突然冲动地要去跑步锻炼，于是就相约每天早起一个小时去跑步。从大姐家往东边沿着312国道走出去大约不到两公里就出连队了。连队边缘有一排用来防风的沙枣林，沙枣林再往东就是一望无际的戈壁荒漠。这里平时被大家称作“五渠东”，五渠东以东就意味着出了农场。我俩每天沿着312国道一路向东，迎着晨曦，跑过沙枣林，跑出五渠东，跑到荒漠深处，看312国道在无尽的荒漠中延伸到看不见的远方……有一天晚上下了一夜大雪，第二天雪后初晴，大地一片晶莹。当我们跑出五渠东跑进荒漠深处时，刚好看到一轮红日冉冉升起。火红的朝阳照亮了整片雪原，白色苍茫的广袤大地就好像被渡了一层金粉一般闪着金色的光芒。四野无人，寂静无声，天地合一，一片金色，我俩就像误入魔幻世界里的一对惊鹿，惊讶地站在雪地上不知该走向哪里，更不知要用什么语言才能描述和形容眼前的情景，几乎完全愣怔地站在原地，目不转睛地看着东方地平线上那一轮红日越来越大，越来越亮，直到双眼被太阳的光芒刺到睁不开为止……那是我此生见过的最辉煌最灿烂最美丽最炫目的日出，没有之一。那之后我就再没见过这么美丽壮观的日出。连后来在日照——这个被称做太阳最早升起的地方——的海边看日出，都不及当年和兰春一起看到的那场日出使人震撼。每次想到兰春，就会想起四十多年前我们一起站在无边雪野上看日出的情景。

然而，十分认真又用功的兰春却最终没能考上任何学校。其实当时没考上学的人有很多，那些与我同届读到高中毕业参加高考的同学几乎全员落榜，兰春只是其中一个。可别人都有家庭背景，要么有经济实力，要么能拼个爹妈，总是能为自己的孩子创造一些机会和出路，可兰春却什么都没有。她父亲只是一个普通的一个农工，母亲是一个没有文化的家庭妇女，所以兰春高中毕业后回到连队做了种地的农工。可她偏偏做农活儿也不是一把好手，家里的日子过得很是窘迫和潦倒。彼时的我在城里读卫校，偶尔周末去农场大姐时也会去找兰春玩，但每每她妈妈见到我却总是一遍遍地要问：萍，你说说，兰春和你一样上学读书，又一起做作业，你怎么就考学走了，我家兰春却没考上？……每次去她妈妈见面都是这句话，每次都像是在对我进行灵魂拷问，让我不知如何回答，好像兰春没能考上大学或中专都是因为我的错，又或者我考上中专离开这里离开兰春是不够仗义。于是我便渐渐地很少去她家了。两年后兰春出嫁，男人是外地人，结婚后随兰春迁到农场定居。一年后两人生了一个男孩，据说男孩长得很好很聪明。有一次我去大姐家在路上遇到兰春，问她过得怎样？她嘴角略带一丝苦笑，回说：就那样，还行吧。以为她终于可以摆脱娘家的穷困而过上了属于自己的好日子。可有一天却听说她跳楼了，一起带走的还有她那个聪明可爱的儿子以及腹中尚未出生的孩子。——兰春在学习上认死理的性格同样让她的生活走进了死胡同，最终使她以悲剧的形式结束了自己的人生。

其实兰春跳楼的那天我就在现场。不知为什么她把最后离场的地方选在我工作的医院。那天我正在二楼病房工作，忽然看到一个黑影从楼上飘下，随即一声沉闷的“咚”的一声从楼下传来，有人跑到阳台向下看，惊呼“有人跳楼了!”我也跑去阳台向下看，只见一楼地面上有个人以趴着的姿势伏在地上，看不见面孔，我当然无论如何也不会想到那人会是兰春。只见我们科一个年青医生飞奔下楼先抱起坠楼者身边的孩子去往一楼的儿科，其他人则一边通知急诊科，一边去救人。我胆小，不敢看惨烈的场面，没下楼。后来听回来的同事说大人孩子都没救过来。那一天，大家的心情都很沉重，都在叹息：人在遇到什么样的困境才会做出如此绝决的选择？！同时也都在谴责那个跳楼女人在结束自己生命的同时不该剥夺孩子活下去的权力。这事过去很多天后从农场那边传来的消息中我才知道那个跳楼女人竟然是兰春。在惊愕的同时却也并不十分惊诧，我想，以兰春那执拗冥顽的性格，遇到挫折或不如意时，很难说她不会走极端。只是太让人心痛了。

很多年后我爸去世，墓地距兰春的坟冢不远。可多少年来，每次去给我爸扫墓，我都不敢望去兰春坟冢的方向，也没有勇气去给她烧一沓纸钱。我不想看到墓碑上那个熟悉的名字。只要不亲眼看到那个名字被刻在墓碑上，我就会让自己相信，兰春还活在这世上的某一个地方。在某个日出时刻，她或许偶尔也能想起我们在一起看日出的那个雪后的清晨。

五 邻 居

三年后再来农场，同九岁那年的自己有了很大的变化，除了变得文静和爱干净，也变得更懂事了。住在大姐家尽量让自己不要给大姐添麻烦。自己住的房间每天打扫的很干净，衣服和头发也都自己洗，学习上更是不需要大姐操心。彼时的疯婆婆已经去世，那个被我称作表大爷的亲家公公还在，但已退休不再看瓜，也愈加显得更老了，常常用一只手将小孙女携在腋下去找人打牌，偶尔会给我三元五元的零花钱，让我去给自己买个牙膏雪花膏什么的。大姐工作还是那么忙，在家的时间不多。大姐的男人每到周末才回来，对我说话的口气也比以前客气了不少，但那份冷淡和疏远还在。我很不愿看到他回来。

住在西邻的飞同学已经搬到后排去了，而且我们也不在一个班了，他在隔壁班，偶尔只在学校或在上学的路上遇到。他依然喜欢和孔同学在一起，我们见面依然不讲话，好像不认识一样。原来飞同学住过的隔壁院子里住进了一对年轻夫妇，两人都是学校老师。女人长得很一般，脸上有很多雀斑，但却有个做官的父亲。每次女人的父亲来看她都有专职司机开着吉普车专程送来，同时从车上卸下很多好东西送给女人。这时候的女人便开心地笑着，大声地说着话，脸上的雀斑愈发明显。而我爸每次来看我都是赶着毛驴车，从车上拿下来的东西也左不过是面粉、植物油、白菜萝卜老南瓜等自家地里产的东西。有一回我爸来，我大姐笑说：爸，你什么时候也能开辆吉普车来看我们，让我们也能扬眉吐气一回。我爸听了哈哈大笑：等你爸下辈子吧！

东邻家与我家同一姓氏，平时我和大姐都称这家男人为大哥。可他总觉得自己吃了亏似的，常一脸严肃地说：咱哪天得找个族谱看看，不能胡乱称呼而乱了纲伦。可有一年这男人回了一趟老家，回来后却再也不提什么族谱纲伦的事，我们称呼他哥时他也爽快地答应了。后来同我爸说起这事，我爸笑说：按照族谱我们两家确是同一个族系。可东邻男人的辈分太低，若是细究起来，他称呼你为太奶奶都不够格。不过我家从不在乎什么族谱辈分之类，还继续称他为大哥，他似乎感到很受用，每每都咧着大嘴笑着应承：哎！

这家人孩子多，男人也很能干，整天琢磨着怎么才能挣更多的钱养活这些孩子。男人会“熟皮”，经常将收来的羊皮牛皮泡在院子里的几口大缸里，泡软后再一遍遍刮去毛皮上的残肉和油脂，然后用石灰褪去皮毛，再用加热芒硝一次次地煮制，一遍遍地冲洗、鞣制。那刺鼻的味道简直令人作呕，我整天都被它熏得晕沉沉。有时那男人还收来成车的打瓜，堆满整座院子，一个个切开后取出里面的瓜子，在大铁盆里一遍遍淘洗干净了晾晒在房顶。晒干了再卖给瓜子加工厂，从中赚取一定的差价。瓜瓤和瓜皮则拉出去倒进大田里沤肥。有时候忙不过来他就会叫我过去帮忙淘瓜子。男人嘴碎，经常一边干活一边数落老婆，骂孩子，也骂鸡骂猪骂猫狗，总之手里干着活儿嘴里也不停歇，嗓门还大，在耳边絮絮叨叨如同聒噪的乌鸦一般令人心烦。被骂的急了，男人的老婆会一跃而起，拿起手边任何可以抓到的东西直接上去狂揍一顿男人。这时男人就放下手里正做的活儿拔腿就跑，跑出大门回头再骂。老婆追过去他又跑。就这样，老婆去追，他跑，老婆停下他也停下，然后跳着脚继续骂……每到这个时候我们也都放下手里的活儿，跟到大门外去看热闹。

312国道在大姐门前由东向西穿过。隔着马路对面有一眼机井，一个连队的人几乎都吃这眼井的水。每天有络绎不绝的人从这里挑水回家，傍晚收工时间会有很多人在井边洗衣或淘草。同学林也是其中一个。林虽是男孩，但很安静，好像也很喜欢做家务似的，除了一天几趟的挑水，还经常端着一盆盆的衣服到井边去洗。偶尔在他挑水或洗衣经过我大姐门前时，我们会不期偶遇，但也仅仅只是不期偶遇，并不交谈。另一个男同学家住在机井东边，经常周末来我大姐家，来找我大姐家的男人玩，可他们之间的年龄相差好多。有一次周末他又来，可是大姐家的男人那天却没回来。他就一直磨蹭着不走，同大姐坐在院子里扯东扯西说到很晚，我一直在屋里看书没出去。后来他终于走了。大姐走进来跟我说：其实那孩子是想找机会跟你说话来着。我笑笑：知道。可我不想理他。后来长大后他娶了我小学时期的一个女同学。

六 课外劳动

农场学校经常组织学生参加劳动，比如植树，比如挖沙疏通水渠，比如收割小麦等。植树是每年春天都会做的事。可年年栽树年年枯死，直到我们毕业离开那里也没见到自己栽的树有活下来一棵。有时学校要求大家去砍一些杨树枝，再剁成二十公分的段，统一交到学校，然后一根根再插进用水泡软的土地里，说是育苗。当然，那些被育的一片片树苗最后都去了哪里我们也不得而知。因为风沙大，很多水渠经过一个冬天都会被沙子填满，需要人工把里面的沙子给清理出来，疏通水道。这任务常常会落在初二、初三及高中年级的学生身上。当时的班主任是易老师，大家似乎为了在易老师面前能有个好的表现干的都很起劲。我也很卖力，双手都磨出了血泡。可很多年后我们两家成为好朋友再聊起这些往事的时候，发现易老师当时根本就没注意到我，反倒记住的是：你那时画的古装仕女画可真好。我当时还收藏了几幅。可惜不知什么时候都给弄丢了！——早知如此我当年何必卖力地去掘沙？多画几幅仕女图送他便是。

我第一次脱土坯也是在农场学校。脱土坯是件非常繁重的活儿。首先要先和泥。堆一堆土，中间挖个坑，浇进去水，然后用铁锹搅拌，有时就直接光着脚踩进泥里。泥还不能和太稀，太稀则不成型。然后将泥装进模具，装满后双手用劲搬起再迅速地将模具翻个个，取下模具后那个初具模型的砖坯就形成了。如此一个个地装满，翻转，倒空，再装，一直做够学校规定每个人必须完成的量才能停下来。然后经过几天的晾晒，等土坯干透了再去一个个搬起来垒成一摞，才算最后完成了任务。别的女同学有爸爸或者哥哥来帮忙，我没有，只能自己一个个地去完成。双手常常被模具上的铁片给刮破，弄到腰酸背痛伤痕累累。

高一时随几个女同学骑单车去几公里外的“一棵树”连队割麦。七月的天像是着了火似的炙烤着大地，那麦芒扎在身上简直如同万箭迎面，剑剑刺中。我们挥镰如刀，刀刀麦倒。挥汗如雨，汗湿如下。午休的时候大家坐在地头的树林里分别拿出各自带的午饭，我的午饭是大姐早起为我特意准备的炸油饼，还有两个鸡蛋和一些咸菜。家住“一棵树”连的同学张吉贵顶着烈日特意从家里为我们送来一大桶凉开水。张吉贵是个清秀腼腆的男孩，老师同学都很喜欢他。毕业后他做了一名电工，在一次工作中却不幸被电流击中而陨落在最美年华。听到消息后，大家都很难过。我每次看到麦黄，就会想起那次的割麦，想起那个清秀而腼腆的同学张吉贵。

还有一次学校组织学生去割苦马豆。当时不知道它学名，只知道它叫野蒿草。其实苦马豆与蒿草本不属于一个科，苦马豆属于豆科苦马豆属，而蒿草属于菊科蒿属。苦马豆多生长在田间、地头、渠边、荒原、林下等地方，味苦，初夏时节开出一串串红色钟状小花，荚果呈卵圆形鱼鳔状。鲜时少有牲畜喜食，所以平时大家薅草时很少有人去薅它。据说苦马豆能增加土壤肥力并改良土壤，将苦马豆埋在瓜秧的根部附近，经过一段时间的沤肥，结出的瓜会特别甜，是很好的绿肥植物。因此学校就让大家去收集苦马豆，然后卖给连队，为学校换一些经费。学生们利用最后一堂自习课及午休时间，去到田间地头割来一捆捆苦马豆，然后暂时堆放在教室前面讲台旁的一角。割草的时候低头只顾抢时间一心想着多割一些回来，也没仔细去观察，割好扎成捆后还肩扛车载地运回来。待放置一段时间后才惊愕地发现这些苦马豆上生有很多皮肤花斑多腿多刺的毛毛虫，并在满教室地乱爬。胆子大的男生便捉住一个个可怕的毛毛虫捏在手里把玩。我的同桌美霞和我一样怕毛虫，看到此情此景便立刻被吓得面色苍白，双膝发软，两人抱着头就往教室外仓惶而逃。那些男生原本就是捉个毛毛虫拿在手里把玩，一看我俩居然怕虫，这下可激发了他们的恶作剧心理，以冯建民为首的几个坏孩子都纷纷追上来要将手里的毛毛虫往我和美霞身上扔，而那个向来喜欢躲在背后出馊主意的兆怀中则远远地站在一旁，脸上漾起坏坏的笑。那次我和美霞差点都被吓破了胆。直到那堆苦马豆被拉走，教室的地面被清理干净后我们才敢回到座位上。接下来的几天都还心有余悸地惴惴不安，生怕哪个角落里突然又会冒出一两只毛毛虫来。有几个喜欢恶作剧的男同学朝我们一扬手，我俩的脑袋就会下意识地迅速缩下去，生怕他们扔过来的是一只令人恐怖的毛毛虫。那次经历给我心里留下了阴影，从那之后我就再也没有碰过苦马豆，连走近前都不敢，无论在什么地方看到苦马豆我都会远远地绕道走开。

七 假 期

每到寒暑假，我都会回到井村的家里。回去时一般都乘坐公交车。但从车站到家里还要穿过一段两公里多的沙漠。这片沙漠由一道道沙梁和沙丘组成，东西连绵二十多公里，南北横跨两三公里。其间生长着很多红柳、梭梭和芦苇。在沙漠腹地有一条小路蜿蜒通向村里。每次回来我爸都会赶着毛驴车来车站接我。我坐在车斗里，我爸坐在车辕上。我爸一边赶着毛驴，一边指着眼前的沙漠对我说：闺女，你可得好好学习。不然你一辈子被圈在这里那可就毁了！每次接到我我爸总少不了要念叨这句警醒。于是这句话就被深深地刻在我心底，每次不想学习的时候就想起我爸的这句话，就会想起那片黄沙，还有那个掩在黄沙背后的小村庄。为了不被埋没这里，我必须奋力挣脱。

暑假里，偶尔也会顶替我妈去参加村里的劳动。诸如锄草、间苗、拣麦穗、翻地等比较轻松的农活儿。一起参加劳动的还有村里其他上中学的孩子。我干活儿手快，劳动量不亚于成年妇女。有一次邻居王大娘说：没想到小萍这么能干。间苗手快，拣麦穗手快，连翻地用锨也有模有样，将来种地一定是把好手。旁边立刻就有人说：大娘你说错了。小萍哪是种地的人，她将来压根就不会回到这里。还有小明，他也不会回来的。小明是村里的一个男生，比我高一届，在城里的某所学校读高中，暑假其间也来顶替他妈妈出工。他家据说从前是地主，他爸很聪明，他也很聪明。他又是他家唯一的男孩，他爸一定不会让他回村里做农民的。后来他果然出息了。虽然高中毕业后大学中专都没考上，可他家通过关系为他谋到了一份工作。在之后的几年中，我忙于自己的事，并不了解他的情况。偶然一次在别人那里听说他竟然混到了政府部门，并谋到一个不错的职位，在仕途的道路上混的风生水起，还娶了一个如花似玉的老婆，可谓事业成功，家庭美满。有一次在医院遇到他，那一脸的春风得意连我都要为他高兴了。可前几年突然又听说他“进去了”。听到这个消息后心里还真为他感到遗憾。

曾经的邻家少年也没有继续读书而是做了一名生产队社员。有一次暑假期间生产队分瓜，分配原则一般是以家庭为单位按人口论斤分。那天我也去了瓜田，去帮二姐将分得的几个瓜搬回家。到了瓜田的地头，正好看到邻家少年正在同阿九吵架。阿九和我家是背靠背的近邻，家里有兄弟五个，她是家里唯一的女孩，平素父母兄弟都比较让着她，性格比较任性。而邻家少年也性格冷峻，两人不知为什么就吵起来，继而动手，继而战争升级，铁锨棍棒都用上了。纵然阿九再泼辣，可终究是女孩，怎敌二八少年的蛮劲，于是被打的头破血流，哭的是声嘶力竭。这时有人上去劝架，有人把他俩拉开，而我只远远地看着。虽然心里也知道无论出于什么原因，任性的阿九一定也有错，但一个少年——其实已经可以算是青年了——在众目睽睽下暴打一个女孩，也着实令人感到错愕。几年后，正在读卫校的我接到了邻家少年的结婚喜帖，我买了开司米线连夜织了一件桌布托人给他带去算是贺礼，从此江湖路远，各自欢喜。

华和阿海两人去了县一中读高中，高中毕业后又回到了村里。后来他俩结婚。华能管家，阿海能种地，日子一天天好起来。没想到不到五十岁的阿海竟患了癌症。在医院住院治疗的那些日子我常常去看看他，希望他能挺过去。第一次手术还算成功。可一年多后再次复发。经过一段时间的治疗，病情不但未得到控制还更加重了。家里人知道回天乏术，两个女儿又都在读书，再下去只怕人财两空，于是决定放弃治疗。阿海也知道这个结果，所以在他回家的前一晚我和先生去医院探望，在我们告别时，阿海目不转睛地看着我离去，在我走出病房最后回望的时候，看到他眼神里的眷恋和绝望。我们心里都明白，这将是最后一次见面。回到家不久，阿海就去世了。

假期里在一起玩的最多的还是阿香。阿香善良耿直，为人仗义，爱憎分明。最初刚到井村同其他孩子还不熟的时候阿香就和我成了好朋友。我们经常在一起结伴上学，一起下田打猪草，一起到几里外的地方去看电影，一起躺在她家大炕上说一些关于小女孩的心里话，一起坐在她家门前池塘边看停在芦苇草尖上的蓝色蜻蜓，看晚霞中放牧归来的羊群争先恐后挤挤挨挨的低头饮水，一直到暮色四合，星光闪烁。后来我去外地读书，可每个寒暑假回去我们依然在一起，彼此分享一些所见所闻，我告诉她外边的事情，她则对我讲村子里的事。她说她也很想出去读书，可她家兄弟姐妹多，负担重，无力承担她外出读书的费用。不过在初中的最后一年家里人还是送她去了乡里学校读书。然而，乡里学校比村里学校也强不了多少，加上阿香原本就基础差，书终归还是没读成，初中毕业后她又回到了村里。多年后阿香嫁了人。

寒假的日子相对简单。冬天的乡村四野清冷，生活单调，也不用顶替我妈去地里做农活，于是每天在读书之余喜欢去小伙伴家串门，坐在热炕上聊天或打扑克牌，去的最多的是阿扁家。因为阿扁的妈妈脾气好，心眼好，从来不烦我们。过年的时候他家还会炸很多油馃子，装满一个大缸，谁去了都可以从缸里抓一把油馃子吃。所以他家的油馃子最不禁吃，往往年还没过完油馃子就吃完了。他妈也不生气，笑着说：油馃子炸出来就是让人吃的，早吃完早完事。阿扁也喜欢玩，常常晚上不在家，不知跑哪儿野去了。阿扁还喜欢唱歌，每次回家的路上他都一边走一边唱，公鸭嗓子的歌声在冬日夜晚的冷风中时断时续呜呜咽咽地飘忽着。听到阿扁的歌声，就知道天不早了，夜已深了，我们也该回家了。

常去玩的还有郭家和何家。郭家姐姐和何家姐姐都与我哥要好。郭家姐姐夏天看机井，没事的时候会煨起一堆火烧麦穗，将烧熟的麦穗用手搓去麦糠，把喷香的新鲜麦粒用手帕包了送给我吃。何家姐姐冬天会将手捻的羊毛线染成红色织一件毛衣给我穿。其实我心里明白，她们都是因为我哥才会对我这么好。可惜最后她们谁都没能成为我的嫂子。我哥最后娶了别的女人。

八 学 习

自打第二次来到农场学校，又遭遇一次“五分”成绩的打击和尴尬后，自己在学习上就从不曾放松过。纵然这座学校也并不尽人意，教学条件落后，师资力量薄弱，学习风气也不浓厚，还常常被一些非学习任务占去很多的时间，然而我对自己的定位目标一直以来都十分明确。

这里的老师一般来说大多只是按照教学大纲按部就班地把每学期的课本从头到尾讲一遍，将最基础的知识点传授给学生，基本上不会主动拓展其它方面的知识，剩下的只有靠自学。于是我只能尽可能地多找一些练习题做。那段时间，我常常同兰春一道去商店买来几分钱一张的白纸，反复对折几下裁剪成16开或32开的小片，四边对齐后用缝衣针穿上线将一边缝起，这样就装订成了一册册的演草本。因为花钱不多，不怕浪费，于是两人就比赛着做题，写完一本再换一本，看谁做的多，做的快，做的对。遇到不会的题就第二天带去学校问老师。往往这个时候都是由兰春出面——她比较善于向老师提问题——等她搞懂了回来再讲给我听。在不做习题的时候我就会去找一些书读。当时的书籍很匮乏，尤其在农场或农村，很少家庭有藏书，只能碰到什么就读什么：《李自成》、《青春万岁》、《第二次握手》、《伤痕》、《铁道游击队》、《林海雪原》、《青春之歌》、《上海的早晨》、《红岩》等都是那个时期读到的，但很多书都残破不全，缺头断尾。记得有一次有个同学拿了一本小说《艳阳天》去学校被我看到，我央求她借我看看，她同意借我看，但条件是我不能带回自己家。于是那一整天我就什么都没做，上课下课都在低头读《艳阳天》。可直到放学我也没能读完整本书。同学却坚持不给我带回家。没办法，放学后我只好跟着去她家接着继续读。结果那一晚就住在了她家，点灯熬夜地终于读完了那本《艳阳天》。那时年轻，记性好，每读完一本书合上书本后，书里的人物故事都能像电影回放一般的在脑海里过一遍，甚至有些经典句子都能记下来。不似现在，才读后一页就忘了前一张。——岁月终究是不饶人！

语文课上我喜欢文言文。很多同学见到文言文就头痛，我却极爱。文言文其简洁的表达及丰富的内涵十分令我着迷，且骈俪对仗，音律工整，读起来抑扬顿挫朗朗上口：唧唧复唧唧木兰当户织……《木兰辞》《陋室铭》《琵琶行》《记承天寺夜游》《桃花源记》《岳阳楼记》《醉翁亭记》《陈涉世家》《出师表》《核舟记》《狼》……等文言文篇目当时虽不至倒背如流，但也都滚瓜烂熟。直到现在，看到有人闭目养神的时候总是会情不自禁地想起那句“一狼假寐，盖以诱敌”，不禁莞尔。

我的物理化学成绩相对稳定。因为化学老师的糙脾气，使得我对化学这门课不是很感兴趣，但为了应付考试，也为了不挨“疯子徐某书”的粉笔头抛物线式的精准投掷，我会尽力去搞懂那些关于构成物质的微粒、熟记元素周期表、背会化合价口诀、弄清化学方程式中的氧化反应、酸碱反应、沉淀反应、分解置换反应的基本概念等等，至少也得掌握到不能让那个糙脾气的徐老师扔粉笔头砸我脑袋。物理学的比较轻松，对于初中课本中基本的力学、热学、光学、电磁学什么的还算掰扯的清。语文于我向来轻松，几乎不用投入多少精力，作文常常能得高分。中考时，我最好的成绩也是语文。相对来说我不大喜欢数学，我似乎天生对数字就不敏感。虽然读书时为了应付考试，对那些代数、几何、方程式、不等式、函数、数列、向量、统计概率等最后也能搞清楚，但感觉数学于我是最费脑力的一门功课，读书时牺牲掉的脑细胞我想多半都是因为数学。直到现在我也不喜欢同数字打交道，连电话号码都记不住。若是哪天不小心弄丢了手机，估计我连一个号码都想不起来。买东西更是不会算账，对方要多少给多少，只要不太离谱，我都认，因为自己懒得去算。好在现在都使用电子秤、支付宝，只需过眼而不用过脑，对于我这样的人来说，实在是一件让人既省心又省事的科技发明。

九 备战中考

高一第一学期那年（1981年）春节，我爸突发奇想，让我哥想办法给搞到当年中考的准考证，让我私底下好好复习一下然后去偷偷参加当年七月份的中考，希望我能考个中专。若是侥幸考上了那就放弃读高中而直接去读中专，这样不但可以保证有个工作，而且还能提前工作。说这话的时候已经是二月份了，距七月份的中考还不足五个月的时间，在短短的五个月时间内我需要把初中三年的所有课程全部深度地重新温习一遍，同时还不能放弃高一的课程。这是要把人逼疯的节奏。可对于从没进过学堂的我爸来看这根本就不是问题：初中的课程你才学过不久呀，应该都还没忘吧？等开学了，你白天在课堂认真听高中的课，晚上回到家好好复兴初中的书本。这样到了七月份中考的时候，你若能考上中专咱就去读中专。若是没考上那咱也不耽误继续上高中，等明年高中毕业了咱再去考大学。这样就可以双保险了。——我爸这如意算盘打的可真细——当时才只有十五岁的我自然不懂反抗。于是从那天开始我的日子就变成了一场噩梦。我翻出三年来初中学过的所有课本，哥哥找来所有能找到的初中数理化练习题和时事政治内容。我每天坐在窗前的缝纫机上——缝纫机就是我的写字台——从初一的课本内容开始，一页页一节节的重新再过一遍，而且还不能让人知道我在备考中专。因为当年的政策是读高中不能直接考中专，而正在读高一的我更是没有资格中途去参加当年的中考。但凡遭人举报，那就会被取消考试资格。即便考上了也会被取消入学资格，所以需要严格保密，比当年地下党的机密还重要，连上下线的联系人都没有，仅限于家里人知情，谁都不能泄密，所有一切都是在偷偷摸摸的进行中，把学习搞得跟特务活动似的。

或许当时年龄还小，没想那么多，学习除了紧张和辛苦，倒也没什么压力。有段时间我的双手双臂又疼又麻，麻到晚上睡觉都夜不能寐，常常啜泣着辗转反侧到天明。和我睡在一张床上的二姐看到我这么痛苦，就跟我妈说让带我去医院看看。可我却说：不用。等我将来考上学有了公费医疗再去看吧！——好像就笃定自己一定能考上似的无比自信。

到了高一下半学期开学后，感觉时间更是不够用。因为七月份的中考在即，而高中的课程也不能落下。于是我白天全力以赴地对付高中课程，什么弦长的计算、什么直线与抛物线的关系、什么三角函数、解析几何、什么万有引力、曲线运动、机械能……整天满脑子都是这些内容。到了晚上则全面突击初中资料。那段时间的学习任务异常紧迫，感觉有人在背后催命似的。夜晚坐在写字台前做练习题的时候，案头闹钟“嗒嗒嗒嗒嗒……”声就如同有人拿着鞭子在旁边说“快快快快快……”，听着就让人恼火。于是一气之下把那闹钟给塞进大衣柜里，耳不听，心不烦。凌晨两三点才上床，天还没亮就又起来背公式、背定律、背政治，每天只能睡三四个小时，睡眠严重不足。于是，白天的英语课就被用来睡觉了。可想而知，我的英语等于没学。

大姐看我学的实在辛苦，就买了电影票让我去看场电影放松一下。我苦笑：有看电影的时间我还不如去睡一觉呢！电影就留着等我工作后再去看吧。——又一次笃定地认为我一定会考上。

在接近中考的那段时间同时也迎来了高一下半学期的期末考试。我一门一门课的坚持考下来，眼看没几天就要中考了，我终于累的病倒了。

那天早晨我同往常一样起床简单洗漱后就去大门外的菜园子里背书。菜园子里有一株大丽花，花下的小板凳就是我每天坐在那里背书的地方。邻家王大哥曾对我大姐说：小萍每天早晨都几点就起床呀？我怎么天天早晨一起来就看她已经坐在园子里了。——我想我一定是比他家的狗起的还早。——可那天早上我刚走出房间还没走到大门就一头摔倒在地不省人事了。等我醒来发现自己躺在农场职工医院的病床上了。高烧、虚弱、四肢无力。上午输了几瓶药液，可下午去厕所的时候又一次摔倒昏了过去。等再次醒来时已经被救护车给送到市里的地区医院了。我虚弱到完全不能站起来，都是我哥背着我楼上楼下地去检查和验血。——我哥是接到大姐的口信赶过来的——最后我被诊断为“中毒性痢疾”。在120“呜呜呜”的鸣笛中又被送到地区医院二部的传染病房，还给下了病重通知。当时我哥和我心里都在想：完了。今年的中考是参加不了了！

经过两三天的急救治疗，高烧褪去，血压升到正常，腹痛缓解，里急后重的症状减轻，虽然双腿还发软打晃，但却能勉强下地走路了。期间一直是我哥在照顾我，因为我妈在家需要照顾我妹。住到第八天时我哥去办理了出院手续，此刻距中考的日子只剩一天了。我哥问我：明天的中考能参加吗？我说：能。

十 中 考

出院后回到大姐家。当晚什么书和资料都没再看，心想反正也来不及了，索性就不管了。只是仔细地擦了澡，洗了头。第二天一早我换上自己平时最喜欢的那件白色的确良上衣和当时最流行的“公安蓝”长裤，脚上是一双黑条绒带袢鞋，坐在哥哥的自行车后座上，骑行近二十公里路，去往市里的一所学校参加考试。等到了学校，瘦到皮包骨的屁股被车后座硌的几乎走不成路。中午不回家，在饭馆吃了饭休息了一会儿，接着继续参加下午的考试。考完再坐着哥哥的自行车颠簸近二十公里回到农场大姐家。休息一晚后第二天再坐上我哥的自行车去市里。——不过第二天大姐在后座上为我放了一个棉垫子，感觉就不那么硌了。——两天的考试终于结束。考完最后一门走出考场时，我才觉得自己竟是那么虚弱，连一步路都不想走了。一周前还被医院下病重通知的人，在病情还没有痊愈的情况下居然连续两天来回坐自行车赶四十公里的路去参加中考。现在回想一下都觉得有点不可思议：那是怎样的一种毅力和信念让我能够如此坚持？！——那年，我十六岁。

中考结束后我去农场学校拿高一年级期末考试成绩单，同成绩单一起递给我的还有一张学期年级组“三好学生”奖状。——在备考中考的同时，我的高中课程一样没有被耽误，除了英语，其他功课都是优。——为了取得这些成绩而付出的代价就是这一场差点要了我命的疾病。

十一 走进卫校

那年的暑假过得比较轻松。中考结束，无论结果如何都不去想了。高一学年的成绩还不错，不影响继续读高二。如果中考失利，至少还有一年的时间可以努力争取抓住明年的高考机会。所以，我哥对我说：你这个暑假的任务就是养好身体。看你都瘦成猴了。的确，半年的拼死努力加上这一场大病，使我的身体消耗太大，是该好好休息一下了。

中考成绩发榜后才发现我的成绩竟然高出本省当年的中考分数线二十多分。连我哥都感到吃惊：你都病成那样了，最后几天连书都没看，其实我在心里都放弃希望了，你居然还能考出这么好的成绩。小丫头片子还真行！

在填报中考志愿的时候，全家人略有分歧：哥哥想让我报师范，我爸我妈却说卫校也不错。说小姑娘穿白大褂挺好看，在医院工作风不吹日不晒的也挺好。——可他们都只看眼前，偏偏就没考虑这个分数还可以选择报考其他地区的其他专业——我因为不懂，也就无所谓。当年师范招的是英语专业，考虑到我的英语不行，结果最后还是报了卫校。这一念之差就决定了我这一辈子的专业和命运。其实后来想想，当年如果报师范读英语就好了，至少我还能多掌握一门外语，而今想出国旅行，也用不着再另找翻译了。——人生没有后悔药。

在八月底的一个午后，村小学的刘老师来到我家，手里举着一张录取通知书兴奋地对着我爸大声喊：大叔，你家小萍考上了卫校！我爸接过通知书显得很高兴。我妈也高兴。可不知为什么我心里却生出一丝不易察觉的失落和忧伤。看着墙上那张高中“三好学生”奖状，我突然很想哭，因为我知道自己再也没有机会去继续读高中，再也不能和阿平坐同桌，也再没机会参加高考，再也无缘大学的校园了。我的命运在那一刻已被注定。纵然实现了最初要走出井村的夙愿，纵然可以断定未来能够享受公费医疗，纵然将来也能实现看电影自由，可我却没有预想中的那般兴奋和开心，隐约中觉得自己心里想要的应该还远不止这些，可究竟是什么自己也说不清。——十六岁，一段青涩又迷茫的年龄。

那年的秋天，刚过完中秋节，我怀揣着忐忑不安的心情走进了卫校，身上穿的是二姐订婚时婆家送来的衣服：银红粉的上衣和一条中银白的长裤，脚上是一双新买的黑色带袢布鞋。一身崭新，却透着一股来自乡村的泥土气息。（未完待续）

2024年10月3日星期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