宦官之乱 亡明之渊

孤独的老狼

　　宦官，是中国历史上一个极为特殊的群体。翻开史书，每个朝代几乎都能看到一些关于宦官乱政的记载，这些原本服务于帝王的阉人奴仆，偏偏掀起了数不清的腥风血雨，某种程度上影响和改变了历史的走向与格局。

如果没有嫪毐秽乱后宫，就不会有秦王嬴政加冠礼上的蕲年宫之战；如果没有赵高沙丘之变，就不会有公子扶苏含冤自尽在假遗诏之前；如果没有十常侍之乱，东汉王朝也许不会在三国争霸的格局中崩盘；如果没有晚唐李辅国逼宫弑帝，也许不会诱发毁灭唐朝的藩镇之乱；如果没有童贯出使金朝，也许北宋不会承受屈辱的靖康之难……

　　

　　宦官最早可以追溯到西周时代，原本仅仅从事服侍君王及其妃嫔的饮食起居等宫廷事务，因其特殊的身份往往更容易获得君王的依赖与信任，更有受宠信者甚至可以通过美言或者诽谤影响君王的决策、决定官员的任免，而这些手段也使得他们获得更多的政治权力和利益。宦官乱政在历史上屡见不鲜，但唯有明朝贯穿始终，其规模之大，影响之深，历朝历代无可比拟，可以说，明实亡于宦官集团。

　　明朝的开国皇帝朱元璋虽然出身寒微，但很善于总结历代王朝兴衰的经验和教训。他发现作为内侍的宦官一旦掌握了政治权力，无一不是擅权滥用从而引起朝廷的动荡和危机，不禁感慨道：“吾见史传所书，汉唐末世，皆为宦官败蠹，不可拯救，未尝不为之惋叹”。但皇宫内廷又离不开宦官的服侍，因此朱元璋立下规矩：禁止宦官担任文武官职，禁止宦官穿戴外朝官服，禁止宦官与官员书信往来，甚至禁止宦官识字，并立下“内臣不得干预政事，预者斩”的铁牌用以警醒后世子孙。朱元璋死后，继位的建文帝朱允炆时刻牢记祖父的教诲，始终对于宦官祸患保持着高度的警惕，按照这种趋势，大明王朝原本不该发生宦官乱政的行为。然而，朱元璋万万不会想到，戍边燕地的儿子朱棣会悍然发动“靖难之役”，从孙子朱允炆手成功抢夺帝位。

　　“靖难之役”中，朱允炆身边的宦官多次为朱棣传递消息，甚至充当向导将燕王大军引入防守空虚的南京城；同时，燕王府的太监们也拼尽全力帮助朱棣顺利登上了皇帝宝座。朱棣统治期间，出征瓦剌的王狗儿、“七下西洋”的郑和、出使西域的候显、出使暹罗的李兴、镇守甘肃的马靖等人虽然都是太监，但均忠心耿耿、有勇有谋，渐渐受到重用。由于皇位得来不正，朱棣面对满朝文武始终放不下心中的猜忌和怀疑，而对于没有太多政治前途的宦官们反而更加容易信任。为了使用方便，明世祖干脆将“内官不得干政”改为“内官不得擅自做主”，这样的改动实际上等于是解除了朱元璋施加在宦官身上的锁链，为后来宦官权倾朝野、祸乱朝政埋下了隐患。

　　明宣宗朱瞻基继位之后，重用“三杨”整顿吏治、知人善任，革除弊端，使得社会经济蓬勃发展，开创了“仁宣之治”的政治局面。然而这位原本英明的皇帝却在其执政后期痴迷上了斗蛐蛐，被人戏称为“蟋蟀皇帝”。为了获得更多的游戏时间，明宣宗彻底背弃了朱元璋关于宦官不许识字的戒谕，在宫内设立内书堂，令学官教授小太监识字，更为荒唐的是，竟然从中选拔掌印太监管理皇帝玉玺、秉笔太监代替皇帝用朱笔在奏折上批红，这样一来，内阁的政治决定是否能获得批准，往往就取决于秉笔太监的批红，处理国家事务的内阁处处受到宦官的制衡，秉笔太监的权力甚至大过内阁首辅。明宣宗之后，几乎每一位皇帝身边都有一个臭名昭著的权宦太监，如王振、刘瑾、汪直、魏忠贤等等。

　　王振是明朝第一位专权宦官，因略通经文得到宣宗赏识被派遣服侍太子朱祁镇，明英宗继位后，深得宠信的王振顺理成章地成为了司礼掌印太监。大权在握的王振一面竭力讨好明英宗朱祁镇，一面大肆结党营私、挟势弄权，竟然自称“周公”大闹宫廷宴席，令人拆下朱元璋所立“内官不得干政”铁牌，气焰嚣张达到极点。明正统十四年，北方瓦剌侵袭大同，王振为了炫耀其权势，竟然怂恿毫无军事经验的明英宗御驾亲征。准备不足的明军未及大同便粮草断绝，仓皇撤离途中在土木堡被瓦剌伏击，明英宗被俘，二十万明军精锐损失殆尽，随后北京城被瓦剌大军围困，将大明王朝从万国朝贡的巅峰推向命悬一线的深渊。

　　明朝的宦官之患究其根本与帝王怠政荒淫脱不了干系，宪宗即位后专宠大自己十七岁的万贵妃，太监汪直因侍奉万贵妃得到宠信，并且经常勾引宪宗“易服外出，寻欢作乐”。成化十三年，宪宗因“锐意欲知外事”设置“西厂”，任命汪直担任厂督。汪直在全国布下侦缉大网，肆意逮捕朝臣，屠杀官员，办理冤假大案、要案数量之多、速度之快、牵扯之广远超东厂及锦衣卫，仅五个月便使朝野上下人心惶惶，宪宗迫于朝臣压力，裁撤西厂后将汪直斩杀，暂时平息了这一祸患。

　　汪直之后，刘瑾很快脱颖而出。明武宗朱厚照身为太子时，身边有八名贴身太监号称“八虎”，刘瑾为八虎之首。武宗即位后，刘瑾为了把持朝政，向明武宗进献鹰犬歌舞以丧其志；怂恿皇帝在宫中开设集市进行售卖；建立豹房豢养猛兽作为宠物寻求刺激；招揽美伎乐工行酒作乐通宵达旦；引诱武宗微服出宫寻奇猎艳不能自拔。每逢武宗玩兴正浓时，刘瑾便“候帝娱，则多上章奏，请省决”，而武宗往往不悦怒斥：“吾安用尔为？而一烦朕！”于是，无所顾忌的刘瑾自称“立皇帝”，横征暴敛、大肆搜刮，家中金银财宝无数，仅白银就相当于明朝60年财政总额。

　　在明朝，魏忠贤应该是历经朝代最久、影响时间最长的权宦。魏忠贤万历年间入宫，虽目不识丁却善于攀附，与皇长孙朱由校乳母客氏私通结为对食，对朱由校极尽谄媚深得欢心，朱由校即位后，魏忠贤升为司礼秉笔太监。朱由校喜好木工，“朝夕营造”终年不倦，魏忠贤就趁此时奏报，熹宗厌烦随口道：“朕已悉矣！汝辈好为之”，魏忠贤借此大权在握，专擅朝政。天启三年，魏忠贤掌管东厂，与客氏内外呼应打压东林党人，铲除异己大兴冤狱，斩杀朝臣无数。在魏忠贤的威慑之下，诸多官员极力巴结，形成了“五虎”、“五彪”、“十狗”、“十孩儿”、“四十孙”等阉党集团，各地竞相为他建造生祠供奉其塑像，行人经过要行礼叩拜，呼“九千九百岁”。熹宗病死后，即位的崇祯帝朱由检对魏忠贤擅权专政贪污腐败深恶痛绝，将魏忠贤及其阉党集团一并铲除。然而，这时的大明王朝早已积重难返无力回天。十七年后，崇祯在煤山上望着火光四起的紫禁城泪流满面：“朕非亡国之君，汝等皆亡国之臣！群臣皆可杀矣！”

　　历史是最好的老师，也是最惨痛的教训。宦官之乱，亡明之渊，其祸在于擅权专政，在于独断专横，在于碾压异己，在于草菅人命，在于贪得无厌，在于暴敛横征，在于好大喜功，在于奸佞邪行。以史为鉴，当扬善除恶；以史为师，当厚植美德；以史为戒，当广开言路；以史为笔，当留名于册。历史上每一个阶段的成败得失，都将汇入华夏文明的滚滚长河，任由后人借鉴评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