鲁迅祖父科举舞弊案

老接

　　科举制自隋唐产生以来，就伴随着舞弊行为，期间出现了不少著名的科场案。在清朝光绪十九年，也就是1893年，发生了一件科举舞弊案，这场案件的案情并不复杂，但却是科举制废除前最后一桩科场案，同时这个案件却影响了一位著名人物的命运，那个人就是鲁迅！

鲁迅在自己的著作中曾提到，“有谁从小康人家而坠入困顿的吗？我以为在这途路中，大概可以看见世人的真面目”。鲁迅还曾写道：“听人说，在我幼小的时候，家里还有四五十亩水田，并不很愁生计。但到十三岁时，我家忽而遭到一场很大的变故，几乎什么都没有了”。但是鲁迅并没有提及是什么变故，而他的弟弟对此有一些记载留世。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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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少年鲁迅

　　1871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赴京会试，中贡士，殿试获第三甲第十五名，钦点翰林院庶吉士。“钦点”，即皇帝钦定；“翰林院庶吉士”，即在翰林院（庶常馆）深造三年的“后备干部”。这是周氏家族弃耕经商、跃入仕层之最的辉煌。

周福清性格耿直，在翰林院结业后，并没有得到要职，而去江西金溪县任知县。清翰林外放任知县叫做老虎班，即科甲出身，自视才高而易得罪他人。周福清言辞犀利，更不能例外。周福清的性格，无疑给他的仕途生涯蒙上了一层灰色。任期不满三年，周福清终以不称职为由而被弹劾革职。

热衷功名的周福清，不甘心就此了断仕途，他告债借贷，变卖房产，不惜重金，捐官内阁中书（清内阁属官，掌撰拟、记载、翻译、缮写等事，官阶为从七品）。但这内阁中书，并非能立马上任，得等候补缺，补缺后还需试俸三年。于是，周福清从1879年分配到内阁学习，直到1888年，才得中书补缺，足足等了九年，成了个以抄写为职的七品小京官。光绪十九年三月，周福清的母亲去世，按清朝定制，要离开官位回乡居丧三年。

‍ 虽然当时自己在外漂泊多年也没混出个名堂，但好歹也有个一官半职的，而再看看自己的儿子，也就是鲁迅先生的父亲周伯宜，当时已33岁了，却还仅仅是个秀才。为了延续周家的光荣与繁华，周福清大力支持儿子周伯宜参加科举，只盼着周家能进一步做大。眼看着儿子中举的梦想越来越难以实现，周福清又急又愁，忍不住开始琢磨起中举的捷径来。

↑鲁迅祖父周福清

↑鲁迅故里绍兴的鲁迅祖父雕像

　　与周福清一起中举的人中，还有位叫做殷如璋的学子。在清代，像周福清和殷如璋这样同榜考中进士的人，称为“同年”。有同年关系的官员，常常会在官场中彼此关照，相互结合成一股互利互惠的人脉资源。

‍ 说来也巧，1894年，慈禧太后六十大寿，朝廷决定在1893年额外增加一次考试，称为“恩科”。这意味着周伯宜多了一次中举的机会。 周福清敏锐的意识到这次恩科对儿子的重要性，于是他利用人脉四处打听主考官的消息。不久后，消息传回，原来这次的主考官正是周福清当年的同年殷如璋。 听说旧识当了主考官，周福清顿时眼前一亮，他暗暗心想：此前苦苦寻觅的中举捷径，就在主考官身上了。

‍ 另有一种说法，绍兴的马、顾、陈、孙、章五姓大家互为亲友，其子弟个个不学无术，若凭真才实学去应试，肯定名落孙山。当他们得知，乡试的主考官殷如璋是周福清的同榜进士这层关系后，使商量聚洋银一万两托周福清去贿赂殷如璋，给子弟骗个举人的头衔，光宗耀祖。起初，周福清怎么也不肯，他深知自己在京城只是个七品小官，此事又非同儿戏，一旦败露就要惹出大祸来。但是，周福清与这五家都沾亲带故，况且自己的儿子周伯宜（即鲁迅的父亲）也参加乡试，顺便沾沾光，便在这些人的再三请求，又碍于情面的情况下，周福清就决定铤而走险。

‍ 这一年，鲁迅的祖父周福清命家仆陶阿顺带着一封信，前去拜访此次乡试的主考殷如璋。

‍ 殷如璋乘船从水路前往浙江主考，官船在路过苏州时停靠在码头稍作歇息。是夜，周福清命自己的仆人陶阿顺拜见主考官，并将一封秘密书信呈交给主考官，信中有“凭票付洋银一万元整”的字条，是许诺的贿款；另一张纸写“马官卷，顾、陈、孙、章，又小儿第八，均用宸衷茂育”，这是说，请托的考生为马、顾、陈、孙、章姓考生，以及周福清的儿子周伯宜（鲁迅之父），他们将在答卷中以“宸衷茂育”等字为暗号。显然，这是一种作弊手段。

↑鲁迅父亲周伯宜、母亲鲁瑞

↑科举考试的八股文

　 关于陶阿顺受命进行作弊活动的细节，说法有异。

‍ 第一种说法：苏州知府王仁堪来到殷如璋船上，进行礼节性拜访。恰在这时，殷如璋的仆人递上一封信来，说是送信人在船下立等回信。因为按规定主考官在赴任路上不能接收任何亲朋好友的私人信件，以防说情作弊，殷如璋就装模作样地请王仁堪代拆。王仁堪打开信一看，脸色大变，下令把送信人拿下。“殷见事已泄，亦拍案大怒，请将下书者严究，以明心迹，于是周遂被祸。”

‍ 第二种说法：陶阿顺把周福清的名帖、信函带上船。当时，殷如璋正和副主考周锡恩谈天，陶阿顺将信函递上后，殷如璋知道其中有物，不便拆开，便搁置桌旁，不在意的样子，让陶阿顺先回去。谁知陶阿顺粗俗无礼，当着众人的面说，此信关系银钱大事，怎么不当面给个回条？事情曝了光，殷如璋又气又恼，立即下令把信和人一同交给地方官府查办，他本人则保住了清白。

‍ 第三种说法：陶阿顺将周福清的信送到官船上，因船上官员吏役人来人往，殷如璋没有马上拆信，传话叫送信人稍候。陶阿顺在岸上等到不耐烦了，便大叫起来，惊动了船上众考官，殷如璋只好拆信，丑闻公之于众。

‍ 第四种说法，主考官殷如璋、副主考官周锡恩一行到达杭州。阿顺在把信件送到殷如璋的船上，阿顺把银票送给了殷如璋，殷如璋随意草草收下。不懂行规的阿顺见状大喊：“此关银钱大事，为何没有个回信？” 这一幕恰好被被副主考官周锡恩看到，周锡恩经过一番仔细的明察暗访，认定主考官殷如璋行为不轨受贿舞弊，立即上奏朝廷。光绪皇帝看到周锡恩的奏本后龙颜大怒，当即下旨派人到浙江调查此案。此时主考官殷如璋为推脱罪责，竟联合、唆使考生，反诬周锡恩是舞弊者。当时朝廷有一位大学士平日里与周锡恩不和，于是也趁此机会加害周锡恩。周锡恩斗不过他们，被迫辞职，但仍然受到审查。 不久之后，案情很快便水落石出，周锡恩获得了清白。主考官殷如璋也受到了严惩。这说法的另一个版本是，收到贿赂信时，恰巧主考官殷如璋与副主考官周锡恩一起聊天，殷如璋知其奥妙，便不立即拆看。而先祖周锡恩心中有数，眼睛始终盯着那封信。殷如璋知道瞒不过去，便拆开两人共同过目。此时，陶阿顺也等急了，就大声讨要回条，行贿之事一下子败露了。 殷如璋、周锡恩一同下令拿下陶阿顺。行贿案由苏州知府移交浙江巡抚崧骏审理，光绪皇帝看了松骏的奏本后大怒，立即下旨派人到浙江调查。意想不到的是，有人怀疑周锡恩与周福清是同宗，早在北京相识，有师生、宗亲关系，定有牵连。再者，锡恩在场，为何不制止送信函人的行为？周锡恩在寻找各种途径，付出艰辛努力都无法自证清白的情况下，只好无奈告假还乡。但过了不久，案情终于查清了。

↑苏州木船码头

↑周福清案的奏折

　 ↑浙江监察史钟华呈请朝庭的周福清“勾决”状

↑清光绪帝

　　此时周福清等陶阿顺许久不回，情知大事不好，得到了风声后他躲到了上海租界。跑得了和尚跑不了庙，因为没有抓到周福清，官方就将他的儿子给抓了起来。周福清得知后自知无法逃脱，便乖乖到杭州县衙投案自首。

‍ 周伯宜被抓之后，秀才的身份也被剥夺，而且因为在监狱里待了几个月受尽了欺辱，出狱之后心灰意冷，既无心生活也无心读书，每日借酒浇愁导致忧郁成疾。

‍ 科场舞弊案发后，身处漩涡中心的殷如璋，不得不一边立刻将那名家丁下狱审问，另一边火速向光绪皇帝汇报。 那名家丁很快就供出了周福清父子，光绪皇帝听说后，下旨：“案关科举舞弊，亟应彻底查究，丁忧内阁中书周福清，著即行革职查拿到案”。 这一案子经过几个月的审理，浙江巡抚嵩骏于光绪十九年(1893)十一月初十日将审理意见奏报朝廷，认为周福清暗通关节，按大清律例应该处斩，但考虑到周福清“一时糊涂，闻拿畏罪，自行赴县投首。”、“中途投递信函求通乡试关节未成，赃亦尚未与人，不无可原”等理由，建议朝廷适当从轻处理。 负责办理此案的浙江巡抚和刑部衙门都想在刑罪上减等，免周福清一死。再者，从地方到京城都知道第二年是慈禧太后的六十万寿，按惯例不宜兴大狱，于是刑部多方开脱，鉴于“主犯”周福清贿赂未遂，“较之已成未中者，情节稍有区别，应于斩罪上量予末减，拟以杖一百，流三千里”，即从斩刑上量减一等，改为充军新疆。 清朝的司法惯例，刑部拟罪重，由皇上的御笔改轻，显示“恩出自上”，即“好人”由皇帝老儿自己来做！但这一回令人大出意外，企图革新自强的光绪皇帝大为震怒，御笔亲批：“科场舞弊例禁綦严，该革员辄敢遣递信函，求通关节，虽与交通贿买已成者有间，未便遽予减等。周福清著改为斩监侯，秋后处决，以严法纪而儆效尤”，也就是“死缓”。 1894年秋审周福清因慈禧六十大寿，施行大赦而被列入缓决类，继续收押在杭州狱中。

‍ 为营救周福清，周家花钱买通官府，刑期尽量往后拖。周家有四五十亩地，经鲁迅父亲周用吉之手卖了20亩。诸道关节被打通，当年秋后周福清没有被处斩。 这一来，周家可惨了。从光绪二十年起，每年都要设法活动。清朝制度，凡判决死刑的罪犯监候处决者，于秋审及朝审后，开具名册案由，奏请予勾，其经皇上御批勾除者，即照原判处决人犯，行话就叫“勾决”。所以只有每年将周福清的姓名列在“勾决”名册中“实情”一栏之外，才能免死。 这笔花费是相当可观！此外，周福清以“死囚”关在浙江臬司监狱中，手无缚鸡之力的文弱书生如果希望获得较好的待遇，必须上下打点，也不是一点半点银子的事。以后一年年往后拖，年年花钱打点，一直拖了八年。

‍ 当年，周福清赴京会试，中贡士，钦点翰林院庶吉士。这是周氏家族弃耕经商、跃入仕层之最的辉煌。那天，京报抵绍，数名报子，手提大锣，一路狂敲，急奔周家，厅堂里报喜声、道贺声不绝，热闹非凡。此时里屋的戴老太太，即鲁迅的曾祖母却放声大哭：“拆家了，拆家了！”所谓拆家，按照字面的意思也就可以看出，这是一个家族将要破败的征兆，而这个拆家的人就是自己刚刚高中状元的儿子。 这对于许多人看来确实难以理解，然而却一语成谶。鲁迅弟弟对此总结说：“后来介孚公知县被参革了，重谋起复，卖了田产捐官（内阁中书）纳妾，果然应了她的话，不待等科场案发，这才成为预言。”

‍ 周福清被判为斩监侯之后，周伯宜的秀才身份也被革去，从此再也无缘仕途。 有一种说法，主动上报这次科场舞弊案的殷如璋，也因为涉嫌舞弊及“出卖”同年为人诟病。浙江学子甚至写下了“殷礼不足征，业已知聩如聋，那有文章操玉尺”的对联来讽刺殷如璋。

‍ 这八年里，世界发生了天翻地覆的变化，清廷在义和团运动之后已现败相，无心过问周福清一案，新任刑部尚书薛允升趁机请求赦免周福清。

‍ 1900年，八国联军入侵北京，义和团运动在京津一带频繁活动，刑部监狱大乱，大批犯人趁机逃跑。不久之后，大部分犯人自动返回监狱，薛允升大为感动，于是将此事奏报给光绪皇帝，光绪皇帝于是下令大赦这些犯人。在释放的人犯名单中，薛尚书趁机把周福清列入准释名单中，薛允升的这个小手段，把蹲在刑部大狱八年的周福清救了出来，周福清出狱后在第三年死去。由此可见，光绪皇帝能放周福清一马，完全是因为他平时人品好、朋友多，否则他也小命难保。

‍ 1901年，周福清终于被赦免出狱。此时他的长子周伯宜已忧郁而亡，周家也家道中落，再不复昔日荣光了。 1904年，周福清在绍兴去世。次年，清廷宣布废除科举考试。这项给了周福清无数辉煌与遗恨的科举制度，终于随着周福清一起埋没进历史的尘埃中。

周福清坐牢八年，鲁迅家为救周福清出狱倾尽家财，周家家道迅速衰落，周家受尽冷眼和欺凌，就包括当年的五大姓也趁机敲诈勒索和欺压周家。当时鲁迅才12岁，目睹了家道中落后受到的各种白眼和冷嘲热讽，每天到当铺去典当家具以过活，世态炎凉在少年鲁迅的心中深深扎下了根，也从此改变了鲁迅的命运。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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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周作人日记涉及祖父的释放