古蜀文明探秘

岭上花

三星堆遗址位于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镇鸭子河南岸，是新石器时代至商周的蜀文化遗址，距今4800至2800年左右，是中国西南地区一处具有区域中心地位的最大的古文化遗址。三星堆文物周游了大半个中国，终于来到首都，在北京大运河博物馆亮相。博物馆正举办“探秘古蜀文明——三星堆与金沙”专题展览。2024年9月26日安立所组织秋游，就是去北京大运河博物馆参观三星堆文物展览。

这个展览汇聚了来自12家博物馆及文博机构的265件(套)极具古蜀文明特点的文物，其中包括46件(套)国家一级文物，分“发现三星堆”、“解读三星堆”、“定位三星堆”三个篇章展出。

发现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是因三座突兀在成都平原上的黄土堆而得名，有“三星伴月”之美名。1927年，居住在三星堆遗址月亮湾地点的燕道诚首次发现了文物。近一百年来，三星堆遗址历经多次的考古发掘，发现了城墙、宫殿、祭祀等重要遗迹，出土了大量的青铜器、玉器、金器等珍贵文物。尤其近年来引发人们争先恐后观看的青铜神树、青铜大立人、青铜大面具、金面罩等文物，均出自三星堆遗址的八个祭祀坑。

1号青铜神树：1986年至今，三星堆遗址1号到8号祭祀坑共出土约8棵青铜神树，目前能够修复的共3棵。1号青铜神树高达3.96米，出土于2号祭祀坑，由200多块残件修复而成，是迄今为止中国所见青铜文物中形体最大的一件。虽然此件这次并未赴京展出，但现场观众可通过大屏幕看到它的数字复原形象。这棵神树分三层，每层三枝，共九枝；每枝上有一仰一垂两果枝，果枝上立神鸟，树侧有一条缘树逶迤而下、身似绳索相编的铜龙。目前拼合而成的部分并非这棵树的全部。只有当神树的全部零件都被发现后，才有可能建构出青铜神树的完整形象，探究出其真正的含意。

青铜大立人：用于祭祀仪式的又一标志性青铜器物。 1986年2号祭祀坑出土，像高1.8米，加上基座，通高约2.6米。大立人身穿窄袖与半臂式三层衣，前胸处也发现了神树纹饰，另有龙纹，辅配鸟纹、虫纹和目纹等。人像头戴高冠，冠上铸有兽面纹和回字纹，双眼突出，鼻梁高挺，嘴角微微下弯，两耳下垂且各有一穿孔。双手环握胸前，似持一物。

大青铜轮：1986年2号坑出土。正中凸起，五道芒列布在周围，呈放射状，酷似太阳，因而常被称为“青铜太阳形器”。

青铜大面具： 2021年出土。面具宽131cm，高71cm，深66cm，重131斤。宽颐广额，面庞夸张，眉、眼、鼻、唇、耳等线条流畅，棱角分明。它是三星堆遗址出土的一件形制最为完整、体量最大、保存最完好的大型青铜面具，是三星堆文化典型器物。

金杖：全长142厘米，直径2.3厘米，重约500克，是用金条捶打成金皮后，再包卷在木杖上制成的。金杖表面雕刻着细腻的图案，如两个相对的人头、两只正面相对的鸟和两条背相对的鱼。在它们之间有一支箭，是古蜀文明中权力的象征。金杖和青铜大立人是195件出境展览文物中的一部分。

玉牙璋：长约92厘米，类似于长条形，两端呈现出牙齿形状，表面有数百个凸起的几何图案和不同形象的图案，工艺精湛，展现了古蜀文明的高度发达和技艺水平。璋的使用不限于祭祀，还可能用于军事和政治场合，显示了古蜀文明的高度发展。璋的出土，填补了三星堆遗址缺乏文字记载的空白。

象牙：三星堆遗址新发现的6座祭祀坑中出土了大量象牙。专家认为这些象牙极有可能来自本地的大象群，反映了古蜀人与自然的密切关系。

展览馆中还展出了属于金沙文化的珍贵文物，如铜兽首冠人像：这一展品在展览中占据了重要位置，展现了金沙文化的独特魅力。又如金面具青铜人头像：作为高档展品之一，这一头像的展示吸引了众多观众的目光，体现了金沙文明的辉煌成就。

经过几代考古人的不懈求索和薪传接力，三星堆遗址的重大发现层出不穷，从而以三星堆——金沙文化为代表的古蜀文明的面貌日渐清晰，为深刻理解灿若星空的中华文明多元一体起源发展又增添一例重要实证。三星堆的发现过程，是中国考古学第一个百年岁月的缩影。

解读三星堆

三星堆遗址的发现对探索人类早期的政治组织及社会形态的演化，研究早期国家进程及宗教意识的发展，均具有重要的价值。

三星堆的八个祭祀坑犹如八个远古的梦境，埋藏其中的文物像是梦中才会出现的奇异组合，一再醒惊天下。神秘的器型、令人费解的埋葬坑、鬼斧神工的技艺……。而解梦的人是一代又一代的考古工作者和我们——普通观众。换句话说，三星堆特别具有电影大片的特质——文物形象之诡异、体量之巨大、埋藏原因之扑朔迷离，引来经久不衰的热议。比如关于金丈的解读，学术界有观点认为，这些图案表现的是分别以鱼和鸟为祖神标志的两个部族联盟而形成了鱼凫王朝；图案中的“鱼”、“鸟”就是鱼凫王朝的徽号、标志。另一种说法则认为，金杖上的鱼鸟图象征着上天入地的功能，是蜀王借以通神的法器。当然，这些迄今尚无定论，其内涵有待更为深入的探讨。人们可以通过文献、文物和遗址去研究、分析和解读。

定位三星堆

三星堆发现以来，始终有一个问题萦绕着人们：以三星堆遗址为代表的三星堆文化从哪里而来？又到哪里去了？随着系统性考古调查、发掘，其中陶器是考古学文化分期断代的法宝和神器。同时地层学根据遗址由早到晚渐次堆积的层次，确定其先后次序。而类型学通过研究考古遗存外在形态分类、变化的逻辑序列，判断遗存的相对年代早晚，建立遗址的相对年代序列，对不同文化遗存类型进行比较，判定文化之间的承继或相互关系，确立考古学文化谱系。

将三星堆与金沙遗址出土器物简单比较，就能看出两者之间的文化联系。宝墩文化是四川盆地龙山时代的土著文化，主要遗址包括新津宝墩古城、都江堰芒城、郫县古城、温江鱼凫古城、崇州双河古城、紫竹古城和大邑盐店古城、高山古城等。学者认为，三星堆遗址最早期归属于宝墩文化。十二桥文化是广泛分布于成都市区郫江两岸、以十二桥遗址为代表的一种考古学文化。经发掘遗址的房屋为木构建筑，陶器以夹砂陶为主，素面陶占大多数，纹饰以绳纹为主，器型种类五花八门。学界认为，三星堆最晚一期于三星堆主体遗存而言发生了很大变化，而与十二桥文化大同小异。由此认为成都平原从宝墩文化到三星堆文化、再到十二桥(含金沙文化)文化的考古学文化发展序列逐渐清晰。宝墩文化、三星堆文化与十二桥文化(含金沙文化)之间，形成了相对完整的文化链条与序列，表明成都平原是先秦时期长江上游文明的起源中心。但三星堆遗址出土的大量文物与周边文化存在明显差异，显示了三星堆文化的独特性。作为古蜀文化的代表，三星堆也吸纳了周边地区不同族群的不同文化，体现出海纳百川、融会贯通的包容性与创新性。三星堆的独特性，使其成为中华文明多元一体格局下最耀眼的星辰；三星堆的包容性与创新性，使其成为人们认识中华文明的突出特征与文化原动力的最佳标本。

关于三星堆文化，需要从更为广阔的视野去认识。从纵向看，可以放在蜀地的文化序列中加以考察；从横向看，可以放在整个中国乃至东亚范围内加以比较。目前关于三星堆文化的定位，仅是基于现有的考古发掘资料与相关研究。而科学的认知过程通常由浅及深、逐步深入，不可能“毕其功于一役”。或许，随着三星堆未来考古与研究的深入，可能一些结论也会修正、变化甚至被颠覆。

1988年1月13日，三星堆遗址被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务院公布为第三批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但对巴蜀文明的研究、解读和传播只是开始，还有很多待解之谜，还会有新的考古发现。

参观“探秘古蜀文明”专题展览，不仅是享受了古蜀文明的盛宴，它的丰富史料和研究成果还能助力今人奋起想象的翅膀，去开启新的探秘之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