道德者千古不磨 ——万荣李氏十六条家训的至善追求

野火

薛勇勤 李家大院广善门

敬祖先；孝父母；和兄弟；教子孙；睦宗族；和亲邻；守国法；勤力作；务农业；去奢侈；出异端；禁赌博；禁吸毒；正人伦；慎婚配；行善道。

——李氏家训十六条

百善影壁

晨曦时分，暖暖的阳光穿过这座古朴而奢华的高墙大院的护院楼，一缕霞光撒在狭长而又幽深的巷子里。巷子静谧得似乎能听到阳光落地的声音，巷子两边斑驳的马头墙如同一对对等待检阅的列兵，从清朝道光年间孤独地站立了200多年，他们是这将近1000亩的大院子最重视的守护者和见证者。当如织的游人们为这座令人咂舌的院子而惊艳的时候，谁也不会想到，这座大院的第一代开创者，竟然是一个背井离乡的逃荒者。

这座大院，位于山西省万荣县高村乡阎景村，因为是当地富商李子用家族的院落，人们现在一般叫它李家大院，而且，它还有一个和祁县乔家、灵石王家、榆次常家等晋商大院完全不同的名头——慈善世家！

一个逃荒者，用什么样的方式突出重围，教育后人，使其成为富甲一方、善行天下的家族呢？

李家劲吹勤俭风

在李家祠堂的供桌上，除了祖先的牌位外，给人记忆犹新的是占据显著位置的三个传家宝——一个簸箕、一个绢箩、一卷土布。李氏的代代英贤用这样特殊的形式，来告诉后人：幸福都是奋斗出来的。坚守了拼，就留住了根。那么，这三个特殊的物件背后，又有一个怎样的悠悠往事呢？

明朝永乐年间，和万荣一河之隔的陕西省韩城县，一个叫相里百泉的人，望着家徒四壁的院子，贫穷和饥饿，让这个五大三粗的汉子，泪水洒透了胸襟。逃离是最后的选择，一步三回头，他如同一只断线的风筝，悲凉地飘落在乞讨的异乡囧途中。日暮乡关何处是，烟波江上使人愁。一路走来，在河对岸的孤山脚下，他终于在万泉县（今万荣县高村乡）薛店村找到了一处栖身之所。

漂泊的日子虽然结束，但窘迫依然缠绕在自己身边。对大男人来说，行乞不是长法，孤身在外的逃难者相里百泉感恩薛店村人的收留，决定用自己扎箩底、缠簸箕的手艺，既服务乡亲，也能让自己勉强度日。日复一日，相里百泉手上的老茧越来越厚的同时，家底也越来越厚。娶妻生子、买房置地，而且因为他的善良厚道，还积累了厚厚的人脉，当地人嫌称呼他的姓氏“相里”麻烦，就亲切地叫他“老李”，于是，他干脆就把自己的姓改成了李。

到第八代的时候，老李家家境已经日渐殷实，后人看到邻近的阎景镇商贸繁华，人口众多，便和族人商议，举家迁到了阎景镇。一个河对岸的逃荒者，经过了近百年的积淀，不仅让频于死亡边缘的自己得到了重生，而且在人生地不熟的河东，续写了一段根的传承，打下了一片新的天地。

一勤天下无难事，千俭方行万里船。出身贫寒的老李家靠着勤俭，走出困境，后人们也始终没有忘记创业的根本，富裕后，他们把当年祖先养家糊口的老物件敬到祠堂里，在他们后来整理的十六条家训中，八、九、十分别要求后人“勤力作、务农业、去奢侈”，勤是丰裕之根本，农为衣食之必资，俭乃传承之法宝，三者舍一，都可能导致终身饥寒。

李家在贫穷的时候能吃苦，有了钱之后，也很仔细。第十代李敬修去世的时候，李家已经到达鼎盛时期，但被世人誉为“李善人”的李敬修的遗嘱却是“土布陪葬，丧事从简”，让人大跌眼镜。在安葬李敬修时，他的儿子李道行顶着社会上说李家人“小气”的压力，坚持遵父遗言，丧事从简。为了表示孝心，舍饭十天。很多亲朋好友劝他为父亲陪葬些金银玉器，但李道行拒不听从，只陪葬了十匹土布，并说：“金银财宝乃身外之物，先祖以土布起家，历经数代艰辛，才有这尺寸之业，可不能忘本呀！”“文化大革命”时期，一些造反派认为李敬修是大地主，坟茔中一定有大量的金银财宝，因此就组织人去挖坟寻宝。谁知道挖开坟墓打开棺材之后，所有人都瞠目结舌：棺材中只有未腐烂的土布，并无分文。

正是因为这样的家风承继，李家才一路前行，在风雨沧桑中不断前进。走过百年，从薛店村到阎景镇，第八代以后的李氏后人，会不会承继李百泉的传统，再造一个新李家呢？

商海全凭拼搏风

李家所在的晋南黄河流域，自古就是棉花的主要产区。金末元初的著名木工理论家薛景石，也是万泉县人，他著有《梓人遗制》一书，是中国封建社会中唯一由木工匠师著作的纺织机器设计制作方法的专著。在这部书里，对立机子(即立织机)、华机子(即提花机)、布卧机子(即织麻、丝织机)和罗机子(即织罗机)的形制、规格都有叙述和讲解。由此可见，当时万泉县棉花生产和制作已经有了一定的规模。李家迁到阎景镇以后，凭借勤俭持家的传统，继续着男耕女织的农耕生活。由于他们骨子里勤苦节俭的性格，每年打的粮食和织的土布都有盈余。到第十三代李文炳开始，他利用阎景镇的集会，摆摊设点卖土布，春夏秋冬、风霜雨雪从不间断，实现了由农而商的初步跨越。

这一年，李文炳在一次集会上偶然听人说陕北靠近宁夏的“三边”（靖边、安边、定边）天气寒冷，不能种棉花，当地老百姓对土布的需求量非常大。言者无心，听者有意，这次不经意的闲聊，对万荣李家来说，有着划时代的意义。从那个时候起，李文炳改变了过去逢集赶会卖自家土布的传统，从百姓中收购土布，拉到“三边”去贩卖。由马帮驮运，到“三边”开店，从单纯土布，到茶叶杂货，从单边买卖，到从“三边”贩回皮货、药材，从自己孤身一个，到弟兄三人全家出马，李文炳的生意滚雪球一般，越来越大。三四十年光景，李文炳三兄弟的“通顺诚”“通顺兴”“敬信义”商号及其分号已经遍布西安、兰州、西宁、银川等地，从阎景镇到西北，沿途都有李家分号，李家人沿路而行，不住别家店，不吃别家饭，一路都是连锁店。到李家第十四代、第十五代，他们的生意已经遍布全国15个省市、40多个地县，共100多家店铺，经营的项目有布匹、食盐、日杂百货、皮货、药材、茶叶、绸缎等。清末民初，李家在宁夏设立的“敬义泰”商号，资产达千万银元，为宁夏八大商号之首。至今“敬义泰”仍然继续生产，为中华老字号。

清朝末年，经过两次鸦片战争，经过甲午海战的耻辱，第一个“睁开眼睛看世界”的人魏源在《海国图志》中写到：师夷长技以制夷。伴随着这一思想，洋务运动在中国蓬勃兴起，商品经济的大潮也同样渗透到有表里山河之称的山西内陆。国破山河在，光绪32年（1906）年，李家第十四代传人李敬修洞察世事，敏锐的看到了手工业制品的没落和衰败，然而，自己身体多病，年事又高，已经是力不从心，在儿子辈里，他重点培养了长子李道行、次子李道在。

李道行，字子用，是万荣李家的又一代表人物。清光绪六年(1880)生于阎景村，1966年文化大革命开始前夕去世，享寿八十有六。他于光绪十五年(1889)入私塾读书，光绪三十一年(1905)考中秀才，光绪三十二年(1906)入山西大学堂西学专斋预科班学习，一年后自费入英国格拉斯哥皇家实业学校纺织科学习纺织专业。这一年，山西到英国留学的学生共有25人，其中22人是用英国人退回的庚子赔款上公费，只有三个自费生，而李道行和他的兄弟李道在便是其中两个！在国难当头的时候，李敬修、李道行父子能抛家舍业，仗剑去国，辞亲远游，与其说是李家艰苦创业的基因在助推，不如说是岌岌可危的中华在感召！

民国三年(1914)，李道行携英国女子麦氏夫人回到阎景。回国之后，李敬修罹病，李道行接管李家商号。他立志要兴办实业，惠及社会。从此，他先后在陕西三原开办了鼎记花店，入股了晋华纺织厂，创建了敬义泰炉院，投资了新绛大益成纺织厂、西安帆布厂，在他掌舵下，李家的事业如日中天，走上了李家商业发展的最高峰。他从民国八年被选为山西省议会第二届议员，到民国十一年又被选为第三届议员，其后，又被省议会选为参事室参事，至民国十四年，时间长达七年之久

由农夫而成商人，李家的华丽转身让人猝不及防，那么，一介农夫是如何能把生意的接力棒一代代传承，越做越大？让我们继续走进李家商号，去揭开这一诱人的谜团。

经营自有儒家风

李家的生意不断壮大，除了他们能够把握时机之外，最重要的一个因素就是十几代李家人一以贯之的家风传承，这不能不说是李家能够做强做大的根本原因。李家是典型的浸淫了传统文化的家族，从排辈起名到家规经商，无一不显示出儒家思想的要义。

诚为本 。“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无止境，善不等待，善不图报”的善行观，是李家百年家风浸润形成的。他们认为，少得一分利，就是多行一份善。所以对待顾客视为亲人，同行之间诚信不欺。百年来，李家坚持“善招天下客，义纳八方财”的经营原则。在李家“敬信义”总号内，特制有一块牌匾，上面写着“不忘天良、不可要利。”悬挂在醒目的位置，每天所有上班的人一进门便可以看到。商人重利是正常的，然而，李家辈辈坚持“不要利”的家风，无论是当时还是现在，都不能不说是别样的奇葩，当然也就引起了很多人的怀疑，但很快经过实际合作，便觉得此言非虚。李家因此就形成了长期的固定客户。

赢得顾客，取信于民最根本的是靠优质的商品和公道的价格取胜。物美价廉便不会害怕货比三家，自有会有回头客。以次充好，漫天要价，顾客也只是上当一次，下次必不再来，故为李家经商之大忌。现在我们说经营药品生意，要做“良心药，放心药”，李家当年也做药材生意，总号要求每一件中成药外包装上都要打印商号名字，并注明方单、品名、重量等，以作防伪之用。

规为先。没有规矩不成方圆。李家十六条家训中关于规矩的要求很多，但特别重要的就是讲到了要“守国法”。李家先祖严格要求后辈必须有规矩意识，上守国法、敬祖先，中孝父母，下和兄弟、教子孙、睦宗族、和亲邻，可以说，事无巨细，对后辈提出严格要求。在此基础上，李家进一步把家训中的要求拓展到所经营的企业中去，在企业中制定严谨的号规“九不准”：不准携带亲故在外谋事；不准在外娶妻纳妾；不准向有业务往来的客户借钱；不得挪用号内财物；不准兼营其他业务；不准在号内外赌博；不准嫖 娼、吸食鸦片；不准到小号（分号）串门；不准向掌柜和财东送礼；不准同事之间借钱。“八开除”：打架斗殴者开除；买空卖空者开除；赌博、嫖娼者开除；向东家、掌柜说谎者开除；超假不归者开除；结伙私营者开除；搬弄是非者开除；不听指挥调动者开除。对这些号规，李家执行时非常严格，一丝不苟，奖罚分明，从东家、掌柜到店员、学徒，无一例外，均须遵守。如有违反，严惩不贷，这一做法，不仅增强了凝聚力，更使商号长盛不衰。

和为贵。天时地利人和，人是最重要的因素。李家在这一方面非常重视。首先表现在用人上，李家充分做到了知人善任。宁夏“敬义泰”是李家的招牌商号，在这个商号中，李家就启用了一个重要人物，叫范星三。此人原是荣河县杜村人，16岁入“敬义泰”当学徒，他手脚勤快，善于交际，还能吃苦，很快便得到大掌柜的赏识，提拔为外采。范星三如鱼得水，不仅购回的货物适应宁夏市场的需求，而且还主动向外推销“敬义泰”的各类产品。李家人到宁夏考察时，发现了此人的才干，便提拔他为“敬义泰”的大掌柜。他为报知遇之恩，殚精竭虑，使“敬义泰”后来居上，成为最有竞争力和生命力的商号之一。后来“敬义泰”成为宁夏八大商号之首，范星三应当说功不可没。其次表现在对店员的关怀上。李道行坚持和妻子一起和店员同锅吃饭，而且每年的八月十五，他都会和家人一起，到店员家中去慰问，并行以大礼，感谢店员的辛勤劳动。第三是股份经营，利益均沾。李道行从英国留学回来后，由于国内局势变动频频，不太稳定，店员也人心惶惶，议论纷纷，说现在时局洋买办正在兴起，李家生意不好做，挣不下钱等等。李道行知道后，果断宣布把东家银股由6份降为5份，把掌柜、店员的身股相应提升1股。

每个人都想做成大事，但我们的眼光不够长远，我们的心胸也不够宽广，我们太看重眼前一时的得失。我们总想着如何击败对手，却很少想如何战胜自己。李家仅仅200多年的创业历程告诉我们：“打败自己的就是自己!”

家庭到处贤淑风

温良恭谦让，是中国传统文化的精髓。按照十六条家训的要求，李家人严格恪守，上下和睦，家庭处处贤淑风。
文炳之妻卫氏，侍奉公婆体帖周到，与妯娌相处非常融洽，对待侄儿侄女如亲生一般。每天黎明即起，洒扫庭除；安置器物，必令整洁；炊饮之余，纺织缝纫。白天干不完的活，晚上点灯熬到深夜。静时常思自己过，闲谈不议他人非。家虽富裕，而食淡衣粗。
李敬修之妻王氏，天性纯谨，贤淑孝顺，为人正直，慈爱善良。辛亥革命军南下途经村中，王氏亲自设饭款待，不怕烦劳，积劳成疾。民国八、九年(1919、1920)，王氏(因其夫李敬修去世，跟随李道行)居住太原，凡街巷之残废孤独者无不谅情抚恤，凡贫而无力丧葬婚嫁者均给以资助救济。王氏从她母亲那里得到治疗眼疾、喉症的药方和医术，于是从天津、北京购回各种丸散膏丹，舍施济世。病情严重者，王氏亲自上门实行手术，从未收取分文。民国十七年(1928)，河东大旱，王氏写信命其子李道行、李道临:“尔虽负债，然本地连年荒旱，灾黎嗷嗷待哺，尔必竭尽全力筹赈，以继乃父之志”。民国十八年(1929)，王氏70寿辰，李道行、李道临商议为母祝寿。王氏闻后于以拒寿，她说:“历年天灾人祸，相寻无既，兼之倭寇东北，国事日急，民不聊生，何如以此等冗费，助国家军饷，赈济各处灾黎乎!”
李敬伦之妻岳氏，15岁出嫁到李家，温柔敦厚，善良淑贤。她虽生有一子(李道荣)，但把李敬伦前妻所生一男(李道在)一女，视同己出。缝织的新衣，道在先穿;家有好饭，道在先尝;道在身体稍有不适，必奉其汤药，不是亲生，胜似亲生。民国七年(1918)，李道在被推举为京城众议院议员，见继母岳氏年事已高，便不想前往。岳氏说:“读书所以济世，正宜补救时艰；拨乱首重安民，岂可休闲丧志。有弟道荣在家，你必速去，勿挂念我。”岳氏去世后，民国大总统颁赐“彤华垂耀”匾额，以褒其深明大义。
李道行之妻麦氏来自英国，而且能说一口流利的汉语，又涉略中国历史，弹一手好钢琴。麦氏天性温良，性情和顺，勤劳慎思，做事从不悖理，从不懈怠。侍奉公婆严谨持重，和颜悦色，常得其欢心。麦氏教育子女特别严格，循规蹈矩，从不因小事姑息迁就。每天早上教本家侄男子弟学习英文，中午用钢琴教子女学习音乐。麦氏与姐妹之间相处特别友爱;和妯娌相处，态度极其温和。凡是碰到不如意的事情，麦氏常以自己的感受来度量别人；自己不想要的东西，绝不施给别人；施行惠德之事，总是诚心诚意，推心置腹，为别人着想。在待人接物上，麦氏从不吝啬，不患得患失，非常大气。麦氏身上表现了中西优秀文化交流融合的特点。
李大猷(二十岁去世)之妻王和君(人称三寡妇)，心直口快，待人友善。她生在中医世家，从小在家父的熏陶下，学会了把脉、针炙，熟记了许多用中草药治病的汤头歌，并能配制多种医治皮外伤疾病的药方。王和君善于用火针、拔罐医治风湿病、肩周炎，治愈者不计其数。邻村或街坊患者找上门，三寡妇亲自把脉，开好药方，从不收取分文。
家和万事兴。贫穷走向富贵大多都是勤奋、家和所得。李家如此大的一个家族，多年没有分歧，正是因为良好的家风熏陶所致。正所谓：“与人为善，善莫大焉。和气生财源，善恶终有报。

众口长传慈善风

慈善，是李家最大的特点。慈善，是李家最美的家风。

李家的十六条家训，九九归一，百川归海，都体现在“慈善”二字。

在李家大院门前，硕大的善牌坊上镌刻着“善无大小、善无多少、善无止境、善不等待、善不图报”五句话，虽经岁月洗礼，依然挺拔耸立，每时每刻都在向世人讲述着李氏家族三代十位当家人百年行善的故事。在李家大院古巷道内，有一6米多宽近7米高的善影壁，上面有365个正、草、隶、篆不同字体的砖雕善字，寓意为一年365天，天天行善。李家大院把善影壁建在自家巷子的首端，目的就是为了告诫和教育家人，进门出门不要忘了勤修善心，多行善事。据考证为清代道光年间所建，是全国独一无二的善影壁。相传李家人不仅教育子孙天天做善事，而且每天早晨起来讲善事。为什么呢？因为每天讲善事讲多了，人心自然就装着善事，就向善行善了。在向善行善中，人气血平和，自然减少了患病几率。道家讲“善能生阳”，是说善良、为善能增强人体的阳气。全身的阳气充足，病邪就难以入侵。我们常见的有百寿影壁、百福影壁，这是利己的，而李家大院的善影壁却是利人的，这确实是一份沉甸甸的善文化遗产。

李家大院古建院落的门楼匾额题字，彰显着院主人的修养和志向。第十四代“敬”字辈李敬修院门楼匾额题字是“善乃本”；第十五代“道”字辈李道行院门楼匾额题字为“修德为善”，会客厅内悬挂的是“为善是福”条幅；李道升院腰厅上方题字是“为善最乐”；李道荣的商铺门楼匾额题字为“惟善为宝”；第十六代“大”字辈李大辅院腰厅匾额题字为“上善若水”等，这些与“善”有关的匾额题字，昭示着李家人做人处世的根本是存善心，做善事。教育后人要修养道德，广做善事；要把行善作为人生最大的快乐；行善像水一样，谦恭地为别人造福，而从不和别人争名争利。

在李家大院里，还悬挂了大量以善为主题的楹联，有一副联道破真谛：论资财，不比富能敌国；算遗产，当说善最值钱。这副联，确实是李家百年行善的根基所在、意义所在。

至今李家大院保存着民国17、民国18年大旱时李家人赈灾济困的“赈灾锅”，而18米高的“放赈楼”依然矗立在古院南边。

李家大院一经楼窑洞顶上有近百米用普通砖瓦拼成的花墙，50组图案自成一体，无一重复，朴素典雅，美观大方。建筑专家称是“中国罕见的砖瓦墙”。据说，民国初年河东小麦歉收，为救灾民，李家人聘请当地揭不开锅的贫困者到家中修建窑洞，通过增加工序，延长工期，让这些人多停留，多吃饭，多拿钱，两个月的活干了半年之久。这实际上是在救助中拭去被救人的心伤，在扶困中敬畏被扶人的尊严。这百年砖瓦墙向世人展现的是灵魂的返璞归真，昭示的是人性的虔诚归依。老子云：善行无辙迹。然也。

这些善文化遗存，既是李家大院主人做人做事的座右铭，也是李家大院留给后人的精神宝藏，更是李家践行善文化的历史见证。

万荣李家，自李敬修开始，“李善人”之名便闻名遐迩。在当地，李家的善行善举不胜枚举。

李氏家族为富一方，主动担当社会责任，开展义修池塘、义修公路、义建校舍、育婴堂等系列公益活动，在基础设施建设上推动了当地经济文化的发展，改善了当地百姓生产生活条件。

李敬修热心学务，万泉书院坍塌，他带头捐助五百金。县官鹿公为他单独树起一块碑石，并赠予“急公好义”匾额，又将此事上报给上司奎中丞、刘学使，二人赠“乐善好义”四个字以表彰他。为重教兴学，李敬修又出资在本村修建一所小学校，每年还拿出三十金做补助经费，使寒家子弟全部得以上学读书。三原县建造朱文公祠，李敬修慷慨解囊，捐资五十金。各村修庙施银，更是不胜枚举。

李道升（贡生）一生不追求功名利禄，潜心修身养性。他虽然8岁丧父，但能继承祖辈遗志，救灾济困，不吝施予。凡乡邻贫乏者，必然救济抚恤。遇到慈善事业，尽其全力相助。高村庙育婴堂兴建时，李道升每年资助银三十两。他认为，人才是立国之本，只有振兴教育，才能强国富民。

民国初年，为解决村民吃水问题，李道在（民国众议院议员）牵头组织全村人打深井，每户出一块银元，剩余部分由李家筹资。一年后，深井打成，村民吃水问题得到根本解决。

清末民初，阎景村的一切赋税，由16家富户承担，其中有15户是李家众兄弟，1户是冯家冯天乙。

李氏家族平素对家乡百姓的帮扶救助从未间断。当地百姓家中的婚丧嫁娶或日常困难之事，李家总要设法尽力予以周济扶助，使平民百姓倍感温暖，消除了他们的仇富思想和敌对意识，促进了乡村稳定和闾里和睦。

民国15年夏季，一场大雨冲断了河东南北交通要道河津县苍底坡的路段。坡底王村有名的恶棍王发儿看好收过路费的生意，雇人修好路后，在坡底盖房收起过路费。过往拉煤的车辆，小车一元（银元），大车两元，没有钱就以煤块顶替，然后又将煤块卖给上北山拉煤的人，价格比煤窑还贵。装车时，王发儿的嘴就是秤，他说一千斤别人不敢说八百斤。一时间闹的过往拉煤的人人心惶惶。李道升听说后，就带人到苍底坡下见王发儿。让王发儿不要收过路钱，并且承诺修路钱李家出，再付100元（银元）的辛苦费，还给王发儿买了几头牲口，让他喂养，帮拉煤人盘坡，所有的费用和工钱由李家出。

民国十七年至十八年（1928--1929年），山西连逢大旱。秋未收，麦未种，室内鼠绝，死人无数，晋南遭灾最为严重，斗麦银元四元，入冬又逢奇寒，冻死牛羊无数，方圆百姓嗷嗷待哺。第十五代“道”字辈李道行同众兄弟李道升、李道在、李道荣、李道临等倾力相救，赈济灾民。先后赈济河东十七县灾区每县1000元银元，给河东旱灾救济总会捐款10000元银元，对本县本村及原籍薛店村特别救济4000元银元或2000元银元。并在薛店村家庙、阎景村祖师庙、运城池神庙三处设粥场舍饭，使许多人得以存活。当时，薛店村、阎景村的村民全部造册登记，届时鸣钟，村民自带碗筷，一日三餐不限量，吃饱为止，直至第二年秋收后家家有粮吃，粥场才解散，为此，李家欠下一大笔外债。

这次严重的灾害，阎景村、薛店村没有饿死一人，也没有一户因此而变卖家产。河东各县县长纷纷请求政府表彰。当时山西省政府主席阎锡山为李氏家族颁发“博施济众”牌匾一块，以示褒彰,同时又上书国民政府，给以褒荣。原万泉县县长亦颁“乐善好施”牌匾进行奖励。

李道行秉承其父李敬修之志，曾在家乡广施钱粮，对各地慈善事业更是不遗余力。凡上门求助者，不让空回，或粮或钱总给以接济。

民国初年（1912年），阎景村有二三十户因家寒地少养不起牲口，李道行家的马厩每天留有四五头牲口，供村民耕田磨面使用。如果有人需用牲口，只要给长工头打个招呼，就给以安排使用，从未收过一点回报。（按当地的乡俗，凡用人家牲口磨面，用完以后必须送一小簸箕麦麸。）对冬季下雪、夏季雨天道路泥泞难行需用牲口者，李道行都有求必应，鼎力相助。李道行家常备有两辆高级马拉轿车，一辆自己用，一辆供村民和亲朋使用。如果他人有急事，轿车调不过来，李道行就把自己坐的轿车让给他人。

民国15年夏收时，李道行正在家吃饭，长工头跑来对他说：“东家，东家，咱家麦地的麦子还没有装完，尉庄村的人就在咱家地里拾麦穗，拦都拦不住。”李道行却说：“不要拦！他是用手拾，咱是用车装。何况地里麦子拾干净了也好，这样既不糟蹋粮食，还能解人之饥，帮人度荒。”

民国19年，李道行回村时，碰见了一位乡宁拉煤的人车轴断了，煤撒了一地。当时天快黑了，他赶忙下车，问清原由后，着人到村东沟薛师傅木匠铺把车轴换好，账记在自己名下，并让管家付给乡宁贩煤人住店费和路费。这个人回去后不久就卧床不起，临终前对儿子说：“寸草有心，今世李善人之恩难以回报。你一定要到汾南万泉县找到李善人，当面致谢！”半年后，这个人的儿子拉了一车煤前来感恩致谢。李道行让管家付煤钱，他死活不要。李道行对他说：“煤可以卸下，但钱是要付的，这是李家的规矩。你能来，就难得你对父亲一片孝心了！”

同顺堂 明朝大儒方孝孺说过：交善人者道德成，存善心者家里宁，为善事者子孙兴。李家人把“善”看作“本”，就是“以善为本”；看作“福”，就是“为善是福”；看作“乐”，就是“为善最乐”；看作“水”，就是上善若水；看作“寿”，就是“善者长寿”；看作“宝”，就是“惟善为宝”。李家十六条家训的至善追求，是一部慈善圣经，读后让人醍醐灌顶，获益匪浅。富人多高傲，李家却能仁义待人；富人多吝财，李家却能博施好济；富人多奢侈，李家却能常俭自身；富人多招怨，李家却能做到官府褒扬，百姓称颂。李氏家族的善行善举，是对人生的一种理解，更是对行为的一种负责;是一种爱心的体现，也是一种人生的智慧，其精神内涵是中华民族传统美德和先进文化的体现。李家大院所有遗存的善器物、善遗物，珍贵、古老，不可复制。可以说是蕴藏着的一笔厚重的财富金矿。只要抬眼就可以瞻望，伸手就可以触摸，侧耳就可以倾听。这些凝固了的物化实体，将李氏家风深深地浸润其中，虽经上百年的社会动荡和风雨剥蚀，至今仍熠熠生辉，光彩照人。
道德者千古不磨，这是立人涉世之根本。正是有着这样良好的家规家训基础，万荣李家才得以在200多年长盛不衰，至今依然激励鼓舞着更多的后继者朝圣一般纷至沓来，继续守规前行。 私塾院月亮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