建筑“小工”生涯 　

Cjl1949

建筑“小工”生涯

半个世纪前。

1968年8月份，我被高密县建筑公司招为临时工，进了二工区当“小工”。

二工区的队长是老工人刘中海、臧庆和师傅，施工员叫刘法胜。

“小工”，是对“大工”也即师傅而言，是一帮既没有地位也没有技术，任何人可以吆来呼去，专门干合灰（水泥）、搬砖、搬石头、挖地槽等重活的人。

“天天讲”的特殊年代，荒废了我们的学业。

这个“小工”队伍，除了一个“文革”前的初中毕业生，剩下的大部分都是“文革”中只会背“语录”，只会搞“斗批改”，只会写大字报的初中生或连初中甚至小学生都算不上的人。

再一个就是我这个所谓的“老三届”，半拉子高中生，当时的文化人。

我们生活在现实中，没有追求，没有理想，更没有梦想。

共同的命运使我们走到了一起。

劳累、苦闷最终没有使我们彻底麻木和垮掉。

相识中我们相互了解，交往和了解孕育了我们之间的情感。

我们在建筑公司工作时间不长，却结下了今生难以忘却的深厚友谊。

虽然没有地位，没有技术，工资很低，但我们有快乐。

每天晚饭以后，我们忘记了一天的劳累，三三两两地聚在一起。

谈，经常谈到深夜。漫无边际地七拉八拉，张长李短，天南地北，古今中外，谈天说地。有时候也拉政治，拉社会，唯独没有人交流技术；

笑，笑张三，笑李四，更多的是笑自己，笑自己的可笑之处，唯独没有人笑时政。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不该快乐，但，我们快乐着；

那时候没有幸福，但，我们却“幸福”着。

工作，虽然很苦，很累，但是我们却怕失去它。

到了冬季，一旦被下放，就失落，彷徨……

羡慕还在工地上工作的同事们，师傅们。

渴望着，哪天自己也能在冬季不被下放呢？当时，我们的要求就是这么低一只要有活干。

现在细细地品味一下，羡慕、渴望的好像不是那又苦又累的活……

我们渴望的只是那随时可能被摔得粉碎的“泥饭碗”；

我们渴望的是和工友在一起的快乐；

其实，我们真正渴望的仅仅只是不被社会抛弃……

　　那时候，没有手机，想留影得上照相馆。冬季下放时，我们一般都会去照相馆留个影。因为今冬分别了，明春说不定可能不在一起了，为了留个念想，关系好的“小工”们都会去照相馆照几张像。

那个年代，事事讲革命，照相的时候，“友谊”也是革命的。

照片上面写的一行字是：革命友谊万古长青。

照相时的心情不好描述，快乐，不是很快乐；

悲凉，也说不上；

留恋，可能是有点。因为，那时我们都是情窦已开而又未婚的青年。

那个年代，最难找的就是工作。

进建筑公司当了四个月的小工后冬季被下放回家。

待在家里，整天闲得难受，没有扑克打，没有象棋下，除毛主席著作没有别的书看。

有书也不想看，因为“读书无用论”已深入人心。

没地方玩， 即使有地方玩也无心玩，没有娱乐的地方，无聊到极点。

尤其没脸上街，就怕碰见熟人，问起来无话可说。

那时特别羡慕有工作的人。

羡慕建筑公司没被下放的木瓦工师傅、小工；

羡慕火车站的搬运工；

甚至羡慕农业社生产队的社员，羡慕人家有活干……

那种羡慕别人有活干的心情，说给现在的青年人听，恐怕怎么解释，他们也不会相信。我就在这个范围内羡慕，不敢也不知道往高处想。

不知道工厂的工人有多踏实和幸福；

不知道事业单位的职员有多荣耀和自豪；

政府机关的官员是如何享受，如何愉快，如何特权的直接想像不出来。

后左：董永顺 范作贞 陈继立

前左：臧金臣 赵修志

　　刚进建筑公司时，开始跟着金成震师傅干油漆工，干了时间不长就被调到二工区参加建自来水池子的会战。

第一天我被分配去拉水。水井在东岭雷达连西边，离和灰的工地有二三百米。我和董永顺、马训台三个人一辆大车，从早到晚不住闲地拉，工作虽枯燥但相对比较轻松一点。

　　第二天抬石子合灰的活把我累得差点趴下。每合一次灰需要五筐石子，石子装满筐子后，两人再分别拽着拴筐的绳子，然后放到水池里淘洗，洗干净后再抬走。

抬石子有两帮人，因为是五筐，所以有一帮抬两筐，另一帮必须抬三筐。我和小单一帮，每合一次灰我们都要抬三筐，而另一帮总是抬两筐。论岁数小单比我小，长得又瘦又矮黑不溜秋的，不像有力气的样子，但干起活来就像机器人一样不怕累。对为什么我们每次都得抬三筐我很不理解也很不情愿。他为了让我能和他一起干，抬得时候他都主动地让我一块杠。即便这样我也有实在坚持不了的感觉。

他来建筑公司比我早两年，每天工资只有一块零五分。工资虽然很低，但干起活来却格外卖力气。为什么必须抬三筐？他对我说，刘中海队长认识他，他要不出力干队长就呲他，弄不好还会撵他走。为了保住这又脏又累工资又低的小工活，他必须拼命干。因为参加工作早，因为整天拼命干，所以练就了能干不怕吃苦的身体。我刚出校门没参加过长时间的体力劳动，力气没他大，干起活来比他差若干，不如他能耐劳。

其实，不是因为队长认识他，也不是他不知道累，仅仅是因为怕失掉这份既累挣钱又少的工作。

他的家庭出身是地主，那时候，出身不好的人找个活很不容易，有工作干就感到很幸运并特别珍惜，对工作不敢挑三拣四。

指挥建自来水池子的工程师说，打混凝土必须连续干，如果不接着干混凝土结构不好池子就会漏水，所以不能停工。我们吃喝拉撒在工地，不睡觉不休息，无人替换，不眨眼地连续干了三天三夜。第四天凌晨五点多钟水池子峻工。

我回到家时六点多钟，饭没吃水没喝就一头倒在了炕上，中间醒过几次，睁睁眼接着就又睡了，等我真正睡醒起来吃饭的时候已经是第二天下午四点多钟了，一气足足睡了三十四个小时！这是我一生中连续工作时间最长、缺觉最多、也是睡眠时间最长的一次。

那时候幸亏年轻，那么超负荷地透支，没对身体造成什么明显的不良影响。

在建造自来水池子的工地上，我深深地体验到了什么是重体力劳动的滋味。

搬石头、合混凝土、拉水……什么活都干过。主要是没有休息的时间。

只要在建筑公司干过小工，就再也没有吃不了的苦受不了的累和罪了。

　　1968年冬季在建火化厂的工地上，一次最累的合灰活至今记忆犹新。

火化厂建院墙那天垒墙的大工14个人，合沙灰的小工就我自己。

早上上班接到了合灰的任务后，我先箩好了一大堆沙，然后到离合灰地大约五六十米的石灰池内用小车推了几车石灰，再到同样距离的井里挑水，投上水泥，合好第一堆混合沙浆。

　　那时候建筑公司合灰没有搅拌机。合灰完全是人工，没有自来水，用水得挑井水，沙也得自己一锨一锨地箩。

那天，我不断地重复着以上的程序，紧张地合了一堆又一堆。已是近腊月的气候，天寒地冻，我虽然只穿着春秋衣，但不一会儿就大汗淋漓，幸亏身上有使不完的力气。

我出着大力，流着大汗。

臧庆合队长蹲在离我不远的土堆上，从口袋里掏出卷烟纸和烟包，把黄烟末揑在烟纸上很熟练地卷起一支像小喇叭一样的烟卷，叼在嘴里用火柴点上，深深地吸了一口烟咽下去，然后从鼻孔里喷出两道白白的烟雾，他露出心满意足的样子，笑眯眯地看着我。

看到队长心情好，我试探着说了句：“臧师傅，今天这个活真不轻快。”

“你没看着，建筑公司谁不挨呲？就你不挨呲！”

臧队长一句“就你不挨呲”成了我在建筑公司受到的最高赞赏。

一句“就你不挨呲”夸得我更加拼命，心里也着实高兴了一阵儿。

　 1969年6月19日，我离开了建筑公司二工区招工进了高密县农具厂，被分配到铸工车间大炉组。

下班后和建筑公司的工友聚在一起，得知我分配到铸工车间，王瑞非常高兴地说：“铸工车间好啊”“好什么，厂里最累的车间”我说。“人家不是说，翻砂车间最累吗？”王瑞又说。我无语，心生悲凉。

当然，没进过工厂，不知道翻砂车间就是铸工车间的人，肯定不只王瑞一个。

我们高密县建筑公司二工区的“小工”们，就是一帮这样的人。

1969年春。

董永顺入伍当了兵，羡慕和高兴的心情无法形容。他刚去胶南当兵的头几个月，我仍失业在家，失落感一言难尽，我们每星期通信三次，每封信都看到能背下来，经常边看边流泪。

他当兵不多日子，思念之情愈来愈强烈，我和臧金臣骑着自行车去了胶南。

见面叙旧，要说的话太多，我们眼含着泪花，目不转睛地注视着对方。

中午在部队里吃了几碗小米干饭，菜很少，炒豆角，限量，没有肉。

战士每天4毛6分钱的生活费，军训任务重，每天要站岗、放哨、还要参加劳动。

但，兵不是谁想当就可以当的。几乎所有的人都明白，当兵是改变命运的捷径。

当过小工的董永顺参军后经过自己的努力，最终成了正营级干部。

当时参军的难度不亚于如今考大学。

那次去胶南，印象最深的是在部队里看见了康生的孙子张鹏。那时候康生还是中央文革小组顾问，中央政治局常委，居毛、林、周、陈之后第五把手，伟大的无产阶级革命家。能见到他孙子，也感到挺神秘，我刻意地多看了他几眼，隐隐约约地还有点荣幸的感觉。

现在回想起来，那时候的感觉有点愚昧的可笑。

1974年春节，董永顺从部队回来探亲，我们做的第一件事就是合影留念。

照片中可以看出，董永顺一身黄军装，我们戴着没有帽徽的黄“军帽”，那时候为了赶时髦也弄身黄衣服穿穿。

1971年建筑公司招收工人，建筑公司会计任立信在第一时间把这个好消息告知了在部队服兵役的董永顺，劝他赶紧回来就工。那个年代，当工人之难可见一斑！

　　1969年，年龄最大的“小工”张培锡25岁，年龄最小的弟弟年仅15岁。

弟弟15岁时，瘦、小、矮、弱，应该是上学的年龄，却早早地加入了出大力的行列。

那时候，没有不能用“童工”之说。不管是最脏最累自己最不能胜任的工作，只要单位能要，就求之不得了，到了那里就只有拼命适应的份了。

在社会上还荣耀的不行：我有工作了！这种心情，现在的年轻人和那时身居高位的人是永远体会不到的。

弟弟在离家近二十里远的康庄上班。下班不回家住在那里。

每到周日，父亲就带着玉米面送给在康庄干小工的弟弟。空里也时常去看看，身体瘦小才15岁的弟弟干危险的建筑活，是不是能照顾好自己，肯定是父母最挂念的事。

1968年，县棉织厂招工，父亲第一时间托人把弟弟安排了工作，正式工。

1969年，县农具厂招临时工，父亲托人把我安排进了农具厂。

从此之后，我和弟弟告别了建筑公司的小工生涯。

又苦又累又危险又没有地位的“小工”经历，给我留下了深刻的印象。

在那里，锻炼了我的意志，使我养成了能吃苦能耐劳干什么工作也不挑肥拣瘦的习惯；

在那里，我结识了一帮至今难以忘怀且感情深厚的好朋友；

那里，是我们永远忘不了的地方，那里有我们青春萌动的人和事，有好几对“小工”结成了终身伴侣；

那里的经历，是我至今想起来就心动就会流泪的经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