国之瑰宝 国家禁止出国展览文物

张玮拍摄

“鹳鱼石斧图彩陶缸”，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1978年河南省汝州市阎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夹砂红陶，腹部图案右侧是一柄石斧，左侧是一只水鸟，嘴上衔着一条大鱼，这幅画具备了中国画的雏形。

“陶鹰鼎”，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1957年陕西省华县太平庄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陶鹰鼎采用伫足站立的雄鹰造型，鼎口设置于背部与两翼之间，是远古时期不可多得的雕塑艺术珍品。

“后母戊鼎”，商代晚期，1939年河南省安阳市武官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腹部呈长方形，下承四柱足。形制巨大，工艺精巧。鼎身四周铸有盘龙纹和饕餮纹，足上铸蝉纹，腹内壁铸有“后母戊”三字，是已知中国古代最重的青铜器。

“利簋”，西周早期，1976年陕西临潼县零口镇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器内底铸铭文4行33字，记载了武王伐纣这一重大历史事件。作器者名“利”，他随武王参加战争，胜利后受到奖赏，铸造这件铜器以记功并用来祭奠祖先，利簋是迄今能确知的最早的西周青铜器。

“大盂鼎”，西周早期，清道光年间陕西郿县礼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器以云雷纹为地，颈部饰带状饕餮纹，足上部饰浮雕式饕餮纹，下部饰两周凸弦纹，器内壁铸铭文19行291字，记述了周康王二十三年九月册命贵族“盂”之事。

“虢季子白盘”，商周时期，道光年间陕西宝鸡的虢川司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盘内底部有铭文111字，讲述虢国的子白奉命出战，荣立战功，虢季子白因而作盘以为纪念。盘底铭文其语句以四字为主，且修饰用韵，是一篇铸在青铜器上的诗。

“九龙九凤冠”，明万历，1957年北京昌平明十三陵定陵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为明神宗万历帝朱翊钧孝端皇后的凤冠，上镶嵌有珍珠3500余颗，各色宝石150余块，冠上部饰有九条金龙，下有饰有九只点翠金凤。

“嵌绿松石象牙杯”，商代晚期，1976年在河南省安阳市殷墟妇好墓出土，中国社会科学院考古研究所藏。

牙质作米黄色，杯身嵌有绿松石，显示了古代匠人的工艺才能，

“大克鼎”，西周中期，清光绪十六年陕西扶风县法门镇任村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口沿下饰变形兽面纹，中又饰小兽面纹，并有觚棱凸棱，腹内铸铭文290字，是研究西周时期的职官、礼仪、土地制度等都有极为重大的意义。

“太保鼎”，西周，清朝道光、咸丰年间山东省寿张县梁山出土，天津博物馆藏。

鼎为方形，四柱足，鼎腹部四面饰蕉叶纹与饕餮纹，四角饰扉棱。最为显著的是柱足中部装饰有圆盘，鼎腹内壁铸“大保铸”三字，是西周成王时的重臣召公奭所铸造的。

“新石器时代陶灶”，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1977年河姆渡遗址T243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夹砂灰陶。火门上翘，内壁横安三个粗壮支丁，一丁置于后壁。两侧外壁安有一双半环形与两侧支丁连成一体。

“水晶杯”，战国，1990年浙江省杭州市半山镇石塘村出土，杭州博物馆藏。

整器略带淡琥珀色，局部可见絮状包裹体，光素无纹，是迄今为止中国出土的早期水晶制品中器形最大的一件。

“云纹铜禁”，春秋中期，1978年河南淅川县下寺春秋楚墓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呈长方形，由禁体、12条龙形附兽、12条龙形座兽三部分组成，是中国最早的失蜡法铸件。

“莲鹤方壶”，春秋中期，1923年河南新郑李家楼郑公大墓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壶体四面各装饰有一神兽，圈足下有两条卷尾兽，壶盖成莲花瓣的形状，上面有一只仙鹤站在花瓣中央。

“矩形五钮龙纹铜镜”，西汉，1980年山东淄博市临淄区大武乡窝托村西汉齐王墓五号陪葬坑出土，淄博市博物馆藏。

青铜方镜背部有五个环形弦纹钮，是用与柱子和座子固定之用。这种方形铜镜在当时属于异形，其铸造的难度也就可想而知。

“铸客铜鼎”，战国，1933年寿县朱家集李三孤堆楚王墓出土，安徽博物院藏。

鼎口平沿刻有铭文12字，铭文的开头为“铸客”两字，鼎的前足和腹下均刻有“安邦”二字，是当时常用的吉语。

“贵族生活图漆盘”，三国吴，1984年安徽马鞍山朱然墓出土，马鞍山市博物馆藏。

盘内绘十二人，分三层。上层为宴享图，中间画对弈图，下层为出游图。

“彩绘人物故事漆屏风”，北魏，1966年山西大同石家寨北魏司马金龙墓出土，山西博物院、大同市博物馆分藏。

屏风较完整的有5块，两面皆有漆画，内容采自汉代刘向所作的《列女传》，榜题和题记是在朱漆上髹黄再墨书，是融合北魏书法、绘画和石雕的艺术珍品。

“娄睿墓鞍马出行图壁画”（局部），北齐，1979年山西省太原市王郭村娄睿墓出土，山西省考古研究所藏。

娄睿墓壁画生动地描绘了墓主人生前出行、筵宴等奢侈的生活和死后升仙的景象。

“涅槃变相碑”，唐代，山西省艺术博物馆藏。

碑身正面中央浮雕为佛祖涅磐之时众弟子举哀情景，上部分雕“纳棺”、“临终遗戒”、“荼毗”、“送葬”；下部为难陀供养图。

“常阳太尊石像”，唐代，山西省艺术博物馆藏。

石像为道教上仙太上老君的造像，右手持扇，左手扶几，盘坐于长方石座上，座的四面刻有铭文及供养人姓名。

“大玉戈”，商代早期，1974年武汉市黄陂区盘龙城李家嘴三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在商代玉器中十分罕见，堪称“玉戈之王”。器长94厘米、宽14厘米、厚1厘米。因为属国家特级文物，从未对外公开展出过。

“战国曾侯乙编钟”，战国，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全套编钟共65件，分3层8组，采用浑铸、分铸法铸成，每件钟均能奏出呈三度音阶的双音，改写了世界音乐史。

“曾侯乙墓外棺”，战国，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葬具重约七吨，外壁以黑漆为地，上施朱彩，并以透雕、浮雕、圆雕等技法雕琢出各样纹饰。铜立柱外表施朱、黄结合的花瓣纹，铜足上为鳞纹。

“战国曾侯乙青铜尊盘”，战国早期，1978年湖北随县擂鼓墩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尊盘由尊和盘两件独立器物组成，青铜尊饰28条蟠龙和32条蟠螭，青铜盘饰56条蟠龙和48条蟠螭。整套器物饰龙84条，蟠魑80条，系用失蜡法所铸。

“彩绘木雕小座屏”，战国，1965年江陵沙冢1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屏内由透雕的鹿、凤、鸟各4只，蛙2只，小蛇11条，屏框上有浮雕小蛇8条，屏座有浮雕大蟒22条，通体髹黑漆，用红、黄、蓝色彩绘。

“女神头像”，新石器时代，凌源牛河梁遗址出土，辽宁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中国最早的女神像。

“鸭形玻璃注”，十六国，1965年朝阳北票西官营子冯素弗墓出土，辽宁省博物馆藏。

为当时从罗马帝国输入的玻璃制品，是魏晋南北朝时期中外交往的实物资料，也是中外历史上早期玻璃器中的珍品。

“青铜神树”，商代晚期，1986年四川省广汉市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

树高396厘米，是全世界已发现的最大的单件青铜文物，被命名为一号神树。神树由基座和主体两部分组成，全树共有九只神鸟，一条龙延主干旁侧而下。

“玉边璋”，商代玉器，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四川省文物考古研究院藏。

玉边璋状顶端一为钝角，一为锐角，射部和柄部两面，均阴刻有两组图案，描绘古蜀先民在圣坛上举着牙璋祭祀天地山川的场面。

“摇钱树”，东汉，1990年四川省绵阳市何家山二号汉墓出土，绵阳市博物馆藏。

摇钱树通高198厘米，是迄今我国出土的最大的摇钱树。基座为红陶质，树用青铜浇铸。

“铜奔马”，东汉，1969年甘肃省武威市雷台汉墓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1983年被国家旅游局确定为中国旅游标志。

“秦铜车马”（一号车立车），秦代，1978年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陵封土西侧出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立车前驾四匹铜马，车舆内竖立一高杠铜伞，伞下有一立姿御官俑，车上配有兵器。立车又名高车，在皇帝车队中用以开道、警卫和征伐的作用。

“秦铜车马”（二号车安车），秦代，1978年陕西省西安市临潼区秦陵封土西侧出土，秦始皇帝陵博物院藏。

四马分两服两骖，御官俑跽坐于车前室，主舆四周屏蔽，舆室和车盖饰以夔龙与凤鸟纹，车辔绳末端有朱书“安车第一”四字。

“墙盘”，西周，1977年在陕西扶风县庄白家一号青铜器窖藏出土，陕西宝鸡青铜器博物馆藏。

底部铸有铭文284字，盘内铭文前半部分颂扬西周文、武、成、康、昭、穆诸王的重要政绩，后半部分记述墙所属的微氏家族的家史，与文献记载可相印证，是研究西周历史的重要史料。

“淳化大鼎”，西周，1979年陕西淳化县石桥乡史家原村西周早期墓葬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此鼎最大的与众不同之处是腹壁上铸有三个半圆形大耳，至今仅见此一器。

“何尊”，西周早期，1963年陕西省宝鸡市宝鸡县贾村镇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尊腹足有高浮雕兽面纹，体侧并有四道扉棱。尊内底铸有铭文12行、122字铭文，其中“宅兹中国”为“中国”一词最早的文字记载。

“茂陵石雕”，西汉，陕西茂陵博物馆藏。

石雕原来分布在茂陵陪葬墓霍去病墓墓前及墓四周，共有16件。这些石刻题材多样，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时代最早、保存最为完整的大型圆雕。

“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唐代，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由景教传教士伊斯出资、景净撰述、吕秀岩书刻，于唐建中二年在长安大秦寺落成。大秦景教流行中国碑是世界考古发现史上最负盛名的“四大石碑”之一。

“舞马衔杯仿皮囊式银壶”，唐代，1970年陕西西安南郊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鎏金舞马衔杯纹壶是盛唐时期工艺品的典型代表，同时也反映了汉族与少数民族的文化交流。

“兽首玛瑙杯”，唐代，1970年陕西省西安市南郊何家村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是至今所见的唐代唯一一件俏色玉雕，是唐代玉器做工最为精湛的一件，也是唐代中外文化交流的产物。

“景云铜钟”，唐睿宗景云二年，陕西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是唐代为景龙观所铸之青铜钟，被称为“天下第一名钟”，世界名钟之一。

“银花双轮十二环锡杖”，唐咸通十四年，1987年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锡杖由杖身、杖首、杖顶三部分组成。杖身中空，通体衬以缠枝蔓草，上面錾刻圆觉十二僧，下端缀饰蔓草、云气和团花。杖首为四股双轮十二环，是佛教界最高权威的象征。

“八重宝函”，唐懿宗年代，1987年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第一重为纯金塔，第二重为石宝函，第三重为纯金宝函，第四重为纯金盝顶宝函，第五重为银宝函，第六重为盝顶银宝函，第七重为鎏金银宝函，第八重为银棱盝顶檀香木宝函。

“铜浮屠”，唐代，1987年陕西宝鸡法门寺地宫出土，法门寺博物馆藏。

浮屠分为塔基、塔身、塔刹三部分，内盛放鎏金伽陵频迦鸟纹银棺一枚及第四枚佛指舍利。

“五星出东方利中国护臂”，汉代，1995年新疆和田地区民丰县尼雅遗址古墓中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博物馆藏。

该织锦呈圆角长方形，边上用白绢镶边，两个长边上各缝缀有3条长约21厘米、宽1.5厘米的白色绢带，织有八个篆体汉字“五星出东方利中国”。

“错金银四龙四凤方案”，战国，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底部为两雄两雌跪卧的梅花鹿，四龙四凤组成案身。案框一侧沿口上有铭文12字“十四祀右车啬夫郭工疥”。

“中山王铁足铜鼎”，战国，1977年河北省平山县三汲村战国中山王墓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铜身铁足，上有覆钵形盖，鼎身刻有铭文469字，是中国迄今为止发现的最大的铁足铜鼎，也是铭文字数最多的一件战国青铜器。

“刘胜金缕玉衣”，西汉，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玉衣共2498块玉片由金丝组成，金丝重1.1千克，组成一套规格最高的汉代丧葬用玉。

“长信宫灯”，西汉，1968年河北省满城县中山靖王刘胜妻窦绾墓出土，河北博物院藏。

灯体通体鎏金，造型为一跽坐的宫女，一手执灯，另一手袖实为虹管，用以吸收油烟。此宫灯因曾放置于窦太后的长信宫内而得名。

“铜屏风构件五件之人操蛇屏风铜托座”，西汉，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南越王博物院藏。

是屏风右翼障的下转角构件，上半部为活页，下半部为力士托座，力士口中咬着一条两头蛇，双手各操一蛇，双足跪坐夹住一条，五条蛇相互绞缠。整器通体鎏金。

“铜屏风构件五件之蛇纹屏风铜托座”，西汉，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南越王博物院藏。

是屏风正间两边的托座，整器由套筒和支托两部分组成，套筒呈“之”字形，用来套入屏风的柱、枋，支托由三条相互绞缠的蛇组成。

“铜屏风构件五件之蟠龙屏风铜托座”，西汉，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南越王博物院藏。

是屏风两边屏障下的托座，由龙、蛇、蛙三种动物形象组成。

“铜屏风构件五件之朱雀屏风铜顶饰”，西汉，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南越王博物院藏。

是立于屏风两侧转角顶上的装饰物，双翅遍刻鳞片状羽饰，朱雀头顶上有管状的插座，饰件通体鎏金。

“铜屏风构件五件之双面兽首屏风铜顶饰”，西汉，1983年广州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南越王博物院藏。

原本位于屏风顶部上方中间位置，铜兽下鄂两侧伸出插榫，正中和两侧各伸出一根圆管形插座，整器通体鎏金。

“犀角形玉杯”，西汉，1983年广州象岗山西汉南越王墓出土，南越王博物院藏。

杯身雕刻一尖嘴夔龙，龙头为浅浮雕，龙身逐渐凸起为高浮雕，杯底为圆雕，堪称汉玉之绝品。

“人物御龙帛画”，战国，1973年长沙市子弹库1号楚墓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描绘墓主人乘龙升天的情景。此幅非衣帛画上端有竹轴，轴上有丝绳，为一幅可以垂直悬挂的幡，应是战国时期楚国墓葬中用于引魂升天的铭旌。

“人物龙凤帛画”，战国，1949年长沙市陈家大山楚墓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表现的是龙凤引导墓主人的灵魂升天的情景，一位侧身而立的中年妇女，阔袖长裙，双手合十像在祈祷，头顶上有一只腾空飞舞的凤鸟，左侧是一条体态扭曲的龙向上升腾，是中国现存最古老的帛画。

“素纱襌衣”，西汉，1972年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素纱襌衣为交领、右衽、直裾，丝缕极细，通身重量仅49克。

“黑地彩绘漆棺”，西汉，1972年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为四层木棺中的第二层，梓木材质。内涂朱漆，外表以黑漆为地，彩绘奔放的流云，以及仙人、神怪、禽兽，构成一个奇幻的仙境。

“马王堆一号汉墓T形帛画”，西汉，1972年湖南马王堆一号汉墓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为出丧时作为“遣车”先导所打的“幡”，画面分上、中、下三部分，分别代表天上、人间和地下。整个帛画画面色彩浓烈多彩，富丽华贵，庄重典雅。

“北朝红地云珠日天锦”，北朝，1983年青海省都兰县热水乡血渭吐番墓出土，青海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锦幡残片，整体为红地，上有云珠串成圆圈以兽纹或花纹图案环环相扣。圆环内中央或为交趾端坐的日天，或为人于坐骑之上持弓狩猎图。人物服饰带有明显的西域风格。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西夏，1991年宁夏回族自治区贺兰县拜寺沟方塔出土，宁夏回族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吉祥遍至口和本续》共九册，是西夏时期文佛经纸本，是藏传佛教经典的西夏文译本，也是现在世界上最早的木活字版印本之一。

“元青花釉里红瓷仓”，元代，1974年江西省景德镇凌氏墓出土，江西省博物院藏。

元青花釉里红瓷仓是中国唯一一件有明确纪年的楼阁式瓷仓。

“竹林七贤与荣启期砖画”（局部），南朝，1960年南京西善桥宫山北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砖画由648块长方形青砖拼镶而成，南墓壁是嵇康、阮籍、山涛、王戎的画像，北墓壁是向秀、刘伶、阮咸、荣启期的画像。

“神人纹玉琮”，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1986年浙江省余杭市反山文化遗址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形体宽阔硕大，纹饰独特繁缛，为良渚文化玉琮之首。

“木胎朱漆碗”，新石器时代河姆渡文化，1977年河姆渡遗址T231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该碗为食器，造型古朴，尤其碗外壁涂有天然生漆，碗表面呈朱红色，是中国发现最早的漆器之一。

“晋侯苏钟”，西周，山西省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分藏。

编钟总计十六件，共刻有355字的长篇铭文，完整记录了西周厉王三十三年，晋侯苏率军参加周厉王亲自指挥的讨伐东夷的战争。铭文全部为錾刻，西周青铜器首见。

“平复帖”（局部），晋代陆机，故宫博物院藏。

共九行、八十四字，是陆机写给一个身体多病、难以痊愈的友人的一个信札，因其中有“恐难平复”字样，故名。它是作者用秃笔写于麻纸之上，其笔意婉转，风格平淡质朴。

“伯远帖”（局部），东晋王珣，故宫博物院藏。

是作者给亲友伯远书写的一通信札，其行笔自然流畅，俊丽秀雅，为行书早期的典范之作。

“兰亭修禊”（局部），唐代冯承素，故宫博物院藏。

此本用楮纸两幅拼接，纸质光洁精细。因卷首有唐中宗李显神龙年号小印，故称“神龙本”。后纸明项元汴题记：“唐中宗朝冯承素奉勅摹晋右军将军王羲之兰亭禊帖”，遂定为冯承素摹本。

“仲尼梦奠帖”（局部），唐代欧阳询，辽宁省博物馆藏。

以“仲尼梦奠”开头，共七十八字，文字叙孔子梦奠之事， 有佛教无常、报应之意。无款印。

“善见律卷”（局部），唐初经生，纸本楷书，故宫博物院藏。

此卷为其贞观廿二年十二月十日手抄小乘佛教律部重要经典《善见律》，全文二百六十余行，四千四百多字，一笔不苟，表现了书者虔诚的心境与深湛的功力，实为唐人小楷上乘之作。

“苦笋帖”（局部），唐代怀素，绢本墨迹，上海博物馆藏。

两行十四字。书法俊健，墨彩如新，直逼二王书风，是怀素传世书迹中的精彩之笔。

“张好好诗”（局部），唐代杜牧，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是杜牧仅存的书诗墨迹，共四十八行，为五言古诗，内容是对当时一位才华卓越的歌妓张好好表示同情之意，并借此发挥自己的感慨之情。

“万岁通天帖”（局部），唐代摹本，硬黃纸本，辽宁省博物馆藏。

是东晋王羲之等七人十帖的唐摹书法精品。

“神仙起居法帖”（局部），五代杨凝式，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是一件流传有绪的墨迹珍品。最早为宋高宗内府之物，后至贾似道手中，至明代被江阴葛惟善收藏，至清代乾隆时进入内府。

“林逋自书诗卷”（局部），宋代林逋，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此卷是林逋归隐西湖孤山时所作，共五首诗，除第二首是五言诗外，其余均为七言诗。

“蔡襄行书自书诗卷”（局部），北宋蔡襄，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三接纸，行书，七十三行，884字。书法端丽自然，笔法沉稳，是蔡襄的代表作品。

“文彦博行书三帖卷”（局部），北宋文彦博，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此卷共三帖（护葬、定将、汴河）联装，中间有宋印骑缝。文彦博书迹世所罕见，此三帖似为案牍批语。

“行楷信札卷”（局部），北宋韩琦，纸本，贵州省博物馆藏。

韩琦《信宿帖》与《旬日帖》联装，称为《行楷信札卷》，行十四，可辨识字150。该贴书风雄健，结字严谨，学颜真卿而不杂他体，为同时代所少见。有高士奇、清内府鉴藏印。

“宋王安石书楞严经旨要卷”（局部），宋代王安石，纸本，上海博物馆藏。

是为北宋元丰八年四月十一日王安石创作的重要书法作品。

“诸上座”（局部），宋代黄庭坚，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中国宋代书法家黄庭坚的草书代表作之一。

“苕溪诗”（局部），北宋米芾，纸本，故宫博物院藏。

“苕溪诗”全称《将之苕溪戏作呈诸友诗卷》，是米芾从无锡去往苕溪时所作的六首诗，于元祐三年创作的行书书法作品。

“草书千字文”（局部），北宋宣和四年赵佶，纸本，辽宁省博物馆藏。

宋徽宗赵佶书写的狂草书法作品，该作写在一张长为11.72米的描金云龙底纹白麻纸上。

“游春图”（局部），隋代展子虔，绢本青绿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画家用青绿重着山水，在早期的山水画中非常具有代表性。画上有宋徽宗题写的“展子虔游春图”六个字，是展子虔传世的唯一作品，也是迄今为止存世最古的画卷。

“五牛图”（局部），唐代韩滉，纸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是中国十大传世名画，也是现存最古的纸本中国画。

“挥扇仕女图”（局部），唐代周昉，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是一幅描写唐代宫廷妇女生活的作品。全卷所画人物共计十三人，分为五个自然段落。

“高逸图”（局部），唐代孙位，绢本设色，上海博物馆藏。

画名“孙位高逸图”为宋徽宗赵佶所题，这幅图所描绘的是魏晋时期竹林七贤的故事，现存《高逸图》为《竹林七贤图》残卷。

“勘书图”（局部），五代时期南唐王齐翰，绢本设色，南京大学藏。

图绘一文士白衣长髯，袒胸赤足，坐于书几前，左手扶椅，右手作挑耳状，神态怡然自得。书几上有摊开的书卷，一书童于几旁侍立。

“重屏会棋图”（局部），五代时期周文矩，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描摹南唐中主李璟与其弟会棋的情景。《重屏会棋图》原本已经失佚，现存摹本。

“卓歇图”（局部），五代时期胡瓌，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前半段为立歇部分，在马群的尽头是走向乐舞场地的捧花女，把歇息和乐舞两段有机地结合起来。舞蹈者在音乐的伴奏下跳跃，充满了浓厚的北方草原民族的生活气息。

“韩熙载夜宴图”（局部），五代时期南唐顾闳中，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描绘了官员韩熙载家设夜宴载歌行乐的场面，有琵琶演奏、观舞、宴间休息、清吹、欢送宾客五段场景。现存宋摹本。

“高士图”（局部），五代时期卫贤，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画家卫贤的代表作品，原著收录于《宣和画谱》中，名为“梁伯鸾图一”，为卫贤所作《高士图》组画之一。

“夏景山口待渡图”（局部），五代时期南唐董源，绢本设色，辽宁省博物馆藏。

图中山势重叠，植被丰茂，似江南夏日景色。起首处水面浩渺，扁舟隐现，中景山势重叠，林木疏朗挺直，竹丛杂处其间，茅屋隐约可见；卷末渡船未到，官客等待，点出主题。

“写生珍禽图”（局部）五代时期黄筌，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图中画了鹡鸰、麻雀、鸠、龟、昆虫等动物二十余件，排列无序，但每一件动物都刻画得十分精确、细微，甚至从透视角度观之也无懈可击。

“渔村小雪图”（局部），北宋王诜，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表现了江南小雪初霁渔夫捕鱼的情景，反映出作者向往山林隐逸的情致。

“芦汀密雪图”（局部），北宋梁师闵，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描绘的是密雪覆盖着沙清丘岸的芦塘小景，将空旷清幽景象与漫天密雪的景色形成对比，是一幅山水与花鸟融汇的湖天小景佳作。

“江山放牧图”（局部），北宋祁序，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描绘江南水乡牧童牧放水牛情景。作者摄取湖山波渚一区，平远开阔，水牛在水边踱步，牧童或在牛背上戏耍，或在树荫下闲坐。

“临韦偃牧放图”（局部），北宋李公麟，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全图共画1286匹马和143人，是李公麟唯一的存世之作，弥足珍贵。

“清明上河图”（局部），北宋张择端，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作品以长卷形式，采用散点透视构图法，生动记录了中国十二世纪北宋都城东京的城市面貌和当时社会各阶层人民的生活状况，是北宋时期都城东京当年繁荣的见证。

“千里江山图”（局部），北宋王希孟，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画卷不仅代表着青绿山水发展的里程，而且集北宋以来水墨山水之大成，并将创作者的情感付诸创作之中。

“后赤壁赋图”（局部），南宋马和之，绢本墨笔，故宫博物院藏。

是马和之山水人物画的代表作，描写北宋文学家苏轼夜游赤壁的故事。

“万松金阙图”（局部），南宋赵伯骕，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该图的出现，标志着宋代山水画的表现对象从北方雄浑的山川转移到江南的青山绿水。

“步辇图”（局部），唐代阎立本，绢本设色，故宫博物院藏。

所绘是禄东赞朝见唐太宗时的场景。现存画作被认为是宋朝摹本。

“玉龙”，新石器时代红山文化，内蒙古赤峰市翁牛特旗赛塔拉嘎查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材质为岫玉，呈勾曲形，口闭吻长，鼻端前突，上翘起棱，形体酷似甲骨文中的“龙”字。

“神人兽面纹玉钺”，新石器时代良渚文化，1986年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瓶窑镇雉山村反山良渚文化墓地第12号墓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钺冠饰为白玉，一侧有紫褐色瑕斑，在两面刃的上部各雕有浅浮雕神人兽面纹，目前发现仅此一件。

“夏七孔玉刀”，夏朝，1975年河南偃师二里头遗址四角楼附近出土，二里头夏都遗址博物馆藏。

玉料呈墨绿色，近肩处有等距且排成一直线的七个圆穿，两面皆以交叉的直线阴纹组成网状和几何纹图。

“晋侯夫人组玉佩”，西周，1992年山西临汾曲沃县曲村晋穆侯次夫人墓出土，山西博物院藏。

由玉璜、玉珩、冲牙、玉管、绿松石珠、玛瑙管等组成，共有204件。

“多节活环套练玉佩”，战国，1978年湖北省随州市西北郊擂鼓墩曾侯乙墓东室墓主棺内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玉佩由13片镂空的各种形式或图案的玉片及26个圆环、半圆环和方扣用4个银挺连接而成。

“西汉皇后之玺”，西汉，1968年陕西省咸阳市韩家湾公社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正方形，以新疆和田羊脂白玉雕成，玺钮为高浮雕的匍匐螭虎形，玺面阴刻篆书“皇后之玺”4字。

“镂雕东王公西王母纹玉座屏”，东汉，1969年河北省定州市北陵头村43号汉墓出土，定州市博物馆藏。

玉座屏由4件乳黄色和褐色玉雕琢而成，由两侧支架座及中间上下两层雕刻玉片组成。玉座屏上雕刻有“西王母”、“东王公”、巫女、日月、凤鸟、麒麟等吉祥图案。

“西晋神兽纹玉樽”，东汉，1991年湖南安乡黄山头林场南禅湾西晋刘弘墓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器身呈筒形，玉质受沁呈粉白色。器身上部浮雕螭、虎、龙、仙人乘云等纹饰，下部纹饰分别以仙人与龙、虎与螭、龙与熊相对争斗为题材。器底以三熊足支撑。

“统领释教大元国师之印”，元代，西藏博物馆藏。

玉印扁方形，龙纽，印文为八思巴文，青玉质。印背精雕细刻有一对卧龙，配红色丝绶带。1271年忽必烈始定国号大元，此印印文有大元国师四字，当在忽必烈定国号为大元之后封绶。

“子龙鼎”，商代晚期，20世纪20年代河南辉县出土，后流入日本，又辗转至香港，2006年4月由国家文物局征集回国，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垂腹圜底，下置三足，内壁近口缘处铸刻“子龙”二字铭文，是迄今为止发现的青铜圆鼎铭文中最早出现的“龙”字。

“四羊方尊”，商代晚期，1938年湖南省宁乡县黄材镇月山铺转耳仑的山腰上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尊肩部四角是四个卷角羊头，被史学界称为“臻于极致的青铜典范”。

“商龙纹兕觥”，商代晚期，1959年山西石楼县桃花者村出土，山西省博物院藏。

龙纹兕觥是商代晚期“方国”青铜文化的代表作品，也是研究商代北方民族青铜器铸造工艺，器物造型的重要资料，具有极高的历史、艺术价值。

“大禾方鼎”，商代，1959年湖南省宁乡黄材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鼎腹内有“大禾”铭文，是目前中国唯一以人面纹为饰的青铜鼎。

“天亡簋”，西周，清朝道光年间陕西郿县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器内底铸铭文8行78字，记录了周武王姬发在伐纣灭商后举行祭祀大典，祭奠祖先和父亲文王。是研究西周早期历史的重要文物。

“伯矩鬲”，西周早期，1975年北京市房山区琉璃河遗址251号墓出土，首都博物馆藏。

盖内及颈部内壁铸有相同的铭文，盖内4行15个字，颈内壁5行15字。

“晋侯鸟尊”，西周中期，山西省临汾市曲沃县和翼城县交界处的晋侯墓出土，山西省博物院藏。

鸟尊以凤鸟回眸为主体造型，凤尾下设一象首，鸟尊的盖内和腹底铸有铭文“晋侯作向太室宝尊彝”。

“害夫簋”，西周，1978年陕西省扶风县法门镇齐村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双耳，有琪，器身下有方座，簋内有铭文12行124字，是存世商周青铜簋中最大的一件，堪称“簋王”。

“逨盘”，西周，2003年陕西省宝鸡市眉县常兴镇杨家村出土，宝鸡青铜器博物院藏。

盘内底铸铭文21行，约360字，记载了单氏家族8代人辅佐西周12位王征战、理政、管治林泽的历史，号称中国第一盘。

“越王勾践剑”，春秋晚期，1965年湖北省荆州市荆州区望山楚墓群1号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剑身上布满了菱形暗格花纹，正面近格处有“越王勾践自作用剑”的鸟篆铭文，剑格正面镶有蓝色琉璃，背面镶有绿松石，被誉为“天下第一剑”。

“商鞅方升”，战国，晚清时期出土，上海博物馆藏。

战国时代秦国铜制量器，长方形有柄，器壁三面及底部均刻铭文，是中国度量衡史不可不提的标志性器物。

“错金银镶嵌丝网套铜壶”，战国，1982年江苏省盱眙县穆店乡马湖村南窑庄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铜壶由器身和肩与腹上的网套组成，器口沿刻有记录壶的容量的铭文，圈足外刻有“陈璋伐燕之获”的字样，反映了公元前315年齐国与燕国的战争。

“诅盟场面铜贮贝器”，西汉，1956年云南省晋宁县石寨山遗址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器上铸圆雕立体人物127人，表现了滇王杀祭诅盟的典礼场面。

“彩绘人物车马镜”，西汉，1963年陕西省西安市红庙坡村西汉墓出土，西安博物院藏。

以“出行”“狩猎”为主题的彩绘镜，形制圆形，弦钮，镜背饰红、绿、黑四色彩绘，绘有树木花草及人物车马。

“杀人祭柱场面贮贝器”，西汉，1955年云南省晋宁石寨山古墓群出土，云南省博物馆藏。

反映了古滇国神秘的祭祀文化，生动的表现出一次祭祀活动。

“青铜立人像”，商代晚期，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遗址二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

通高262厘米，整体由立人像和台座两大部分接铸而成。立人像头戴莲花状的兽面纹和回字纹高冠，身着窄袖与半臂式右衽套装上衣三件，脚戴镯，双手呈抱握状，赤足立于兽面台座上。

“人面鱼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1955年陕西省西安市半坡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细泥红陶，口沿处绘间断黑彩带，内壁以黑彩绘出两组对称人面鱼纹，多作为瓮棺的棺盖来使用。

“舞蹈纹彩陶盆”，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1973年青海省大通县上孙家寨墓地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内壁饰三组舞蹈图，图案上下均饰弦纹，舞蹈图每组均为五人，头上都有发辫状饰物，反映了五千年前先民的舞蹈。

“彩陶贴塑人纹双系壶”，新石器时代马家窑文化，1974年青海乐都柳湾墓地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泥质红陶，腹中部有对称的环耳，正面有堆塑和彩绘相结合的裸体人像，为中国史前雕塑艺术的杰作。

“网纹彩陶船形壶”，新石器时代早期，1958年陕西省宝鸡北首岭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泥质红陶，器作船型，肩上两边各有一半环型钮，鼓腹，两端起尖角，腹两壁以赭黑彩绘网纹。

“彩绘龙纹陶盘”，新石器时代陶寺文化，1980年山西襄汾陶寺遗址第3072号墓出土，中国考古博物馆藏。

器表为灰褐色，内壁施黑色陶衣并经磨光，唇沿及内壁上缘一周涂成朱红色，内壁施黑陶衣为地，并用朱红彩绘制出一蟠龙纹。

“彩陶人形双系瓶”，新石器时代仰韶文化，1973年甘肃秦安邵店大地湾出土，甘肃省博物馆藏。

陶瓶由红陶制成，瓶口处塑有人形，形象逼真。陶瓶原本装有环形的双耳，已经损坏遗失。

“八角星纹彩陶豆”，1978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遗址出土，山东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豆口沿上用褐、红彩绘对顶三角形与若干线条相间组成的图案，腹部用白彩在深红色陶衣上绘有5个方形八角星状纹饰，堪称我国彩陶艺术珍品。

“青釉堆塑谷仓罐”，三国吴，20世纪30年代后期浙江绍兴三国墓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谷仓罐是由东汉的五联罐演变而来，是当时的随葬用品，着重表现豪门贵族生前居住的城堡式楼阁建筑以及奢华的生活场面。

“青釉虎子”，东汉三国吴，1955年江苏省南京市赵土岗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器腹刻有“赤乌十四年会稽上虞师袁宜作”和“制宜”的铭文，产自越窑，是中国现有纪年铭文的古瓷中时间最早的一件。

“青釉褐彩羽人纹双系壶”，三国吴，1983年南京市雨花台区长岗村吴墓出土，南京六朝博物馆藏。

青瓷质。盖钮作回首鸟形。上腹一周贴塑四个铺首、两尊佛像、两个双首连体鸟，是以绘画技术美化瓷器的最早器物，堪称早期瓷器中的艺术珍品。

“青釉神兽尊”，西晋，1976年江苏宜兴周处家族墓出土，南京博物院藏。

造型略微呈梨式，肩部两侧和腹部各有三只横系，神兽的神态惊人，全身刻满纹饰，造型独特而又具有西晋瓷器的典型特征。

“青釉仰覆莲花尊”，南北朝北朝北齐，1948年河北省景县封氏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口沿下有桥形耳一对，肩部有六系，并附盖。通体有纹饰十三层，除颈部贴塑宝相花及压印团兽纹外，其它均为莲瓣纹。盖纽下双重覆莲瓣，盖沿边上翘双重仰莲瓣。

“白釉绿彩长颈瓶”，北齐，1971年河南省安阳市北齐武平六年范淬墓出土，河南博物院藏。

长颈瓶白釉施绿彩，开创了中国陶瓷釉彩装饰的先河，它是单色釉向彩色釉发展的重要一步，为唐三彩奠定了工艺基础。

“白釉龙柄双联传瓶”，隋代，天津博物馆藏。

瓶双腹相连，连接处有两个环形系。肩左右两侧各塑一条修长的龙形柄，龙头探入瓶口内。双平底刻有铭文：“此传瓶有并”。胎色白中泛黄，釉未挂满，腹部下端有垂釉流痕。

“青釉凤首龙柄壶”，唐代，河南汲县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通体青釉，腹部塑贴主体纹饰两层，上为6个联珠纹圆形开光，内有力士；下为宝相花6朵，为唐代青瓷中的典型器物，体现了唐代制瓷工匠的高超技艺。

“鲁山窑黑釉蓝斑腰鼓”，唐代，河南鲁山窑制品，北京故宫博物院藏。

唐代瓷器烧造的巅峰之作，是唐代瓷器的传世精品。

“陶骆驼载乐舞三彩俑”，唐代，1957年陕西省西安市鲜于庭诲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驼首高扬，驼峰上放置着一条花毯。在骆驼背上，塑有五位胡人乐俑，一人弹奏琵琶，一人吹觱篥，右面两人击鼓，四人中间的是一穿翻领绿袍的胡俑，似在合乐而舞。

“长沙窑青釉褐蓝彩双系罐”，唐代，1974年江苏扬州唐城遗址出土，扬州博物馆藏。

器施釉下彩绘，用褐彩和绿彩相间的联珠纹组成卷云和莲花汶，打破了中国青瓷的单一釉色，在中国釉下彩彩绘陶瓷发展史上占有重要的地位。

“越窑青釉褐彩云纹五足炉”，唐代，1980年浙江临安唐天复元年水邱氏墓出土，临安市博物馆藏。

器由盖、炉和座三部分组成。器身饰釉下彩云气、如意纹等八组图案，越窑的釉下彩绘瓷较为罕见，故此炉弥足珍贵。

“长沙窑青釉褐彩贴花人物纹壶”，唐代，1973年湖南衡阳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该壶的3个贴花中，舞蹈人物丰腴长颈，胳膊袒露，下着紧身短裤，上挂披巾，被称为“胡腾舞”，隋唐时由西域传入内陆。

“唐三彩骆驼载乐俑”，唐代，1959年陕西省西安市西郊中堡村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驼背上搭一平台，其上有七个男乐俑坐于四周，手持笙、琵琶、排箫、拍板、箜篌、笛、萧正在演奏，中间立一体态丰腴的女子，被誉为唐三彩俑中的压卷之作。

“耀州窑摩羯形水盂”，五代，北票水泉1号辽墓出土，辽宁省博物馆藏。

整体造型成龙鱼形，上颚向上翻卷，双翅高振呈飞翔状，器内隔成前后两室，白瓷胎，内外施满青釉，为耀州窑的精品之作。

“越窑莲花式托盏”，五代，1956年江苏苏州虎丘云岩寺塔出土，苏州博物馆藏。

碗由七组各种形态的莲花组成，托心平整，正中镂有一小圆孔直通器底，孔边刻“项记”二字，施青釉，为五代、北宋年间秘色瓷标准器。

“耀州窑青釉刻花提梁倒流壶”，五代时期，1968年陕西彬县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伏凤式提梁，以花蒂象征壶盖。盖、壶衔接处堆塑哺乳母子狮，母狮张口为流。球形壶腹刻饰缠枝牡丹。底部中心有梅花形注水孔，造型奇巧。

“汝窑天青釉弦纹樽”，北宋，故宫博物院藏。

此樽仿汉代铜樽造型，器形规整，釉色莹润光洁，为陈设用品。目前所见传世宋代汝窑天青釉弦纹樽国内仅此一件。

“官窑弦纹瓶”，宋代，故宫博物院藏。

颈至腹部有凸起弦纹7道。瓶通体以青釉为饰，瓶体仿汉代铜壶式样，是宋代官窑瓷器的代表作品。

“钧窑月白釉出戟尊”，宋代，故宫博物院藏。

尊的造型仿古代青铜器式样，颈、腹、足之四面均塑贴条形方棱，俗称“出戟”，通体施月白色釉，为宋代宫廷使用的典型陈设用瓷。

“定窑白釉刻莲花瓣纹龙首净瓶”，北宋，1969年定州净众院塔基地宫出土，定州市博物馆藏。

颈上部饰仰覆莲瓣纹，中部为覆莲纹相轮圆盘，下部为竹节纹，肩部一侧塑龙首流，是定窑白瓷分期断代研究的宝贵资料。

“官窑贯耳尊”，宋代，吉林省博物院藏。

贯耳尊仿自古代青铜投壶造型，直口阔腹，瓶侧筒状贯耳可以穿系绳带。

“登封窑珍珠地划花双虎纹瓶”，宋代，1962年河南登封县曲河村登封窑遗址，故宫博物院藏。

瓶身刻划二虎，衬以洞石、芭蕉，空白处戳印珍珠形小圆圈，是一件有代表性的登封窑作品。

“元青花萧何月下追韩信图梅瓶”，元代，1950年南京市江宁区将军山沐英墓出土，南京市博物院藏。

梅瓶由景德镇窑烧制，腹部绘制“萧何月下追韩信”历史故事，是元末明初青花瓷中的罕见珍品。

“元霁蓝釉白龙纹梅瓶”，元代景德镇瓷器，1978年自北京举行的文物汇报展览中被扬州博物馆购得，扬州博物馆藏。

梅瓶通体施霁蓝釉，云龙、宝珠施青白釉，代表了元代瓷器烧制的最高水平。

“太阳神鸟金饰”，商代晚期，2001年金沙村出土，金沙遗址博物馆藏。

整体为圆形薄片，图案分内外两层，内层等距分布有十二条旋转的齿状光芒，外层由四只相同的逆时针飞行的鸟组成。太阳神鸟金饰图案目前被国家定为中国文化遗产标志。

“黄金权杖”，商代晚期，1986年四川广汉三星堆一号祭祀坑出土，三星堆博物馆藏。

商金杖的图案雕刻有两个人头图像，两只鸟头相对，两条鱼背相对，鸟和鱼的颈部各叠压着一根似箭翎的图案。商金杖是中国迄今发现的商代金器中最大、最重和表示王权神权的绝无仅有稀世之宝。

“金嵌玉镶琉璃银带钩”，战国·魏，1951年河南辉县固围村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带钩由白银制成，钩身正面嵌饰白玉玦三枚，玉玦中心各镶一粒半球形琉璃珠，钩身前端镶白玉琢成的雁首形钩首，采用鎏金、镶嵌、凿刻等多种方法，是当时金银工艺的最高水平。

“滇王之印金印”，西汉，1956年11月云南省晋宁区上蒜镇石寨山古墓群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金印重90克，印面边长2.4厘米，通高2厘米，蛇形纽。“滇王之印”金印的出土，确证了古滇国的存在。

“错金银镶松石狩猎纹铜伞铤“，西汉，1965年河北定县三盘山出土，河北省文物研究所藏。

圆筒竹节状，中空，由中间分为两段，以子母口套接，为古代车上的伞铤。以金银错出纹饰，用黑漆填补空隙，磨错光平，并以菱形绿松石和圆形宝石镶嵌其中，色彩辉煌。

“龟负论语玉烛酒筹鎏金银筒”，唐代，1982年江苏省丹徒丁卯桥唐代银器窖藏出土，镇江博物馆藏。

通体银质，花纹鎏金，以龟为座，背负一有盖圆筒，筒身正面錾一开窗式双线长方框，方框内刻“论语玉烛”四字。筒内有鎏金酒令银筹50枚。

“彩绘乐舞图鸳鸯形漆盒”，战国，1978年湖北随州市曾侯乙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通体髹黑漆，上施彩绘；腹部两侧绘有漆画：左侧绘撞钟、击磐场面；右侧绘击鼓、舞蹈场面。

“识文彩绘盝顶长方形漆奁”，西汉，1973年湖南省长沙市马王堆3号西汉墓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盝顶式奁上凸起的线条称作“识文”，“识”有高起之意，阳识和堆起都是在器面上堆出花纹作装饰，统称为“堆漆”，是目前发现此种技法的实例之一。

“黑漆朱绘六博具”，西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三号墓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是现存最早最完整的一套博具。

“皮胎犀皮河豚鎏金铜扣耳杯”，三国吴，1984年安徽马鞍山市雨山东吴名将右军师左大司马朱然墓出土，安徽省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杯口沿和杯耳镶鎏金铜扣，耳杯胎体为皮胎，正面髹黑漆，背面纹饰以黑、红、黄三色相间，是中国发现的最早的犀皮漆器实物，

“真珠舍利宝幢”，宋代，苏州博物馆藏。

于北宋大中祥符六年制作，是用珍珠等七宝连缀起来的一个存放舍利的容器。宝幢主体部分由楠木制成，自下而上共分为须弥座、佛宫、和塔刹。

“镂雕旋纹象牙梳”，新石器时代大汶口文化，1959年山东泰安大汶口镇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象牙制成，共有16个细密的梳齿，梳身采用镂雕技术，雕出由3行条孔组成的“8”字形图案，是迄今为止远古时期保存最为完好的梳子。

“双鸟朝阳纹牙雕”，河姆渡文化，1978年在浙江余姚河姆渡遗址出土，浙江省博物馆藏。

是原始象牙雕刻中的艺术珍品，反映了原始河姆渡人对鸟的喜爱和对太阳的崇拜。

“隋绿玻璃盖罐”，隋代，1957年陕西西安西郊李静训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扁圆形，鼓腹，瓶口缩颈，配扁圆形盖，盖内为子母口，圜形底。器壁极薄，通体呈透明绿色，为贵族盛香料之用。

“隋绿玻璃瓶”，隋代，1957年陕西西安西郊李静训墓出土，中国国家博物馆藏。

以绿色玻璃制成，玻璃条缠圈足和口沿，器底有疤痕，器物壁极薄，透明度极好。

“汉红地对人兽树纹罽袍”，东汉中晚期，1995年新疆尉犁营盘遗址汉墓晋地十五号墓出土，新疆维吾尔自治区文物考古研究所藏。

这是一件充满浓郁西方特色的珍贵文物，图案上下对称布局，带有浓郁的希腊、罗马和波斯艺术风格。

“灵鹫纹锦袍”，北宋，1953年新疆阿拉尔墓地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袍身用料为三枚左向斜纹纬棉，图案为宋代流行的毬路纹，纹内饰一对灵鹫相背而立，并以花树装饰，是中国出土最完整的织锦袍服。

“石鼓”，先秦，唐贞观元年凤翔府陈仓境内的陈仓山出土，故宫博物院藏。

石鼓共十只，每个重约一吨，都镌刻 “石鼓文”， 被誉为“中华第一古物”。

“昭陵六骏石刻（什伐赤、白蹄乌、特勒骠、青骓）”，唐贞观十年，原立于陕西省礼泉县唐太宗昭陵北司马门内，西安碑林博物馆藏。

其中，“飒露紫”和“拳毛騧”两石刻在1914年时被盗，后入藏美国宾夕法尼亚大学博物馆，这四块也曾被打碎装箱

“宋拓西岳华山庙碑册”（局部），汉碑宋拓，故宫博物院藏。

原碑宋末元初碑已毁。传世拓本罕见，华阴本浓墨精拓，流传递藏有序，有较高学术价值。

“曹全碑明初拓本”（局部），汉碑明拓，故宫博物院、上海博物馆分藏。

曹全碑是汉代隶书的代表作品，其文字圆润秀丽，隶中带篆，书法艺术倍受世人推崇。

“刊谬补缺切韵”，唐代王仁昫撰，长孙讷言注，裴务齐正字，故宫博物院藏。

素笺厚纸本，龙鳞装。凡24页，首页单面书，余皆两面书，共47面，每面35行，自第9页“耕”起为36行，每行字数不等。

“北宋刻开宝藏本《阿惟越致经》”（局部），北宋，解放前发现于山西太原崇善寺，为卷轴装，雕版印刷，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为西晋月氏高僧竺法护所译佛经，“开宝藏”，就是“开宝大藏经”。开宝是北宋初年宋太祖年号。大藏经，是中国佛教用语，指的是一切佛教典籍。

“北宋刻本《范文正公文集》”（局部），北宋，中国国家图书馆藏。

范仲淹诗文集。是现存最早的范集传本。

“打马球图”（局部），1972年陕西乾县章怀太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章怀太子墓墓道西壁壁画，描绘的是山林间的一场马球比赛。画中有多名骑手，由于画面残损，具体人数难以确定。

“狩猎出行图”（局部），唐代，1971年乾县唐章怀太子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原图揭取时分为数幅，画面以青山松林为背景，四十多个骑马狩猎者携弓带箭或持旗或持驯豹鞭，簇拥着主人纵马驰向猎场，构图气势磅礴，是唐墓壁画中上乘杰作。

“阙楼图”（局部），唐代，1971年乾县懿德太子李重润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藏。

反映了王宫阙楼建筑的形象，以门阙构图为主体，各以一座母阙、二座子阙排成“三出阙”形式，阙楼的挑檐及斗拱、鸱尾等都描绘的清楚可辨，是唐代阙楼实物的形象资料。

“宫女图”（局部），唐代，1960年陕西乾县唐永泰公主墓出土，陕西历史博物馆。

唐永泰公主李仙蕙墓前室东壁南侧壁画，

“战国简《金縢》”（部分），战国，2008年赵伟国先生捐赠，清华大学藏。

《金滕》篇记载了周武王灭商后不久即卧病不起，武王之弟周公为武王祈祷，愿代之生病，表示对武王的忠诚，共有14支简。

“郭店楚简《老子》”（部分），战国，1993年湖北荆门郭店村一号楚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楚简《老子》 共71 枚，文本与当下世传的通行本二者之间存在着一些文本内容的差异。

“战国楚简《孔子诗论》”（部分），战国，1994年从香港文物市场购得，上海博物馆藏。

战国楚简《孔子诗论》共二十九枚，残存一千零六个字，涉及到《诗经》中的五十九首诗歌。

“云梦睡虎地秦简《语书》”（部分），战国秦，1975年云梦睡虎地11号楚墓出土。湖北省博物馆藏。

《语书》是南郡守腾在秦始皇二十年对县、道官员发布的告示，可以对秦律和公文制度作更深的了解。。

“帛书《周易》“，西汉，1973年湖南长沙马王堆汉墓3号出土，湖南博物院藏。

《周易》最古抄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