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亲走的是革命的路

安装老兵

　　以上二幅照片，纪录了贺龙元帅的夫人薜明同志和我父亲见面时亲切交谈的画面。

　　一九八四年十一月十日，我父亲作为主席团成员之一，受邀前往洪湖老苏区，参加了《湘鄂西苏区革命烈士纪念馆》的落成典礼。

　　 上图是解放战争时期和老战友的合影

(右二为我父亲)

父亲走的是革命的路



父亲是洪湖岸边监利县的一个贫苦人家的孩子。1925年，那年父亲十三岁，他是家里的长子，家中还有多病的母亲和殘疾的弟弟。为了帮补一点家里的生计，我爷爷就让他去到村里一户富人家里，给其放牛，还要杂七杂八的做些小工，一年只给十二个铜元。没过两年，我爷爷由于贫病交加就撒手人世了。养家的重担此刻突然全都落在父亲瘦小的肩上，他也才刚刚十五岁，给人帮工还只能按半个劳力计算，怎么能扛的起来呢？那时的家里三天两头揭不开锅都成了常事，生活陷入到极度贫困的境地。所以，万般无奈之下，我奶奶只能一横心，先把我叔叔过继给了同姓的一户家境稍好的人家做儿子，又把我父亲托给了他姑姑家，请求她们帮忙照管。我姑奶奶的家境虽说也不行，但还是设法在紧挨着她的屋墙外边给搭了一个偏顶的小茅棚，这也就成了我父亲后来窝居的地方了。白天，父亲仍然要去富人家放牛和帮工干活，晚上就回到姑姑家的茅棚中歇息。

等到安排了二个孩子之后，我的奶奶便独自背个小包袱，拿了个碗，外出走东家去西家，开始了以讨饭为活的日子。

到了1932年，据说那年家乡遭了大水，地里颗粒无收。逢到饥荒年，就更讨不到饭了，加上又饿又病，我奶奶最终就死在了讨饭的路上。这些消息还是在全国解放后，父亲回乡寻亲时才从过继到别家的弟弟那里得知的。

每当父亲和我们谈起这些旧时往事时，总是泪流滿面，悲痛不绝的。

现在想想，应该可以说，那时候家里的极度贫穷也是促使父亲后来决然参加红军的原因之一。

1927年的时候，我们党在监利、洪湖等地区已开展了许多革命活动，革命的火种具有燎原之势。我父亲在外帮工的时候，总能看到和听到了一些革命斗争的事情。特别是后来加入了少年先锋队和雇农协会后，接受到更多的革命道理的教导，慢慢的懂得了:穷人要想彻底翻身解放，只有跟着共产党，去推翻这个压迫人剝削人的社会才能得以实现。

这当然是父亲走上革命道路的最主要因素。

监利洪湖那一带属于湘鄂西革命根据地。听父亲说:当时村里有一个小名叫毛伢儿的同志参加了红军游击队，他一回家来，就宣传部队上开展革命斗争的事情，这对父亲的影响较大。想想自己，小小年纪常年扒死扒活的做工，仍然维持不了家里的生活，那日子真叫苦不堪言，哪里有活路呢？所以听着听着，就上了心。正好那个时期，乡里的雇农协会等组织都在积极的宣传动员，这就更加坚定了父亲投身革命的决心。

父亲是在1929年参加红军的。入伍后被分在湘鄂西苏区游击二纵队当通信员。二个月后，部队送父亲到当时位于监利县北吴村的红军大学去学习。通过学习，父亲对革命的信念就更为坚定了。红大毕业后，父亲被分配到红二军团四师十二团当了排长。据父亲回忆，大约在1930年8月，十二团参加了在张家港(张港镇)的战斗，因为父亲在战斗中表现勇敢，并活捉了敌新三旅的旅长。为此，受到了全团的通令嘉奖和物资奖励。

那年年底，父亲被抽调到红二军团军部手枪队任分队长。 1932年，父亲因政治表现优秀，经彭明阔、谭成炳两同志的介绍，成为了光荣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1934年4月，组织上指派我父亲去湘鄂川黔省委参加受训。受训结束后，由省委派遣，先后到湖南的桑植县洪家关区委和龙山县委担任组织部长兼独立团政委。(其后因原龙山县委书记方项英同志惨遭土匪杀害了，我父亲还接任过龙山县委书记)。

1934年9月，中央红军在面对百万敌军的疯狂进攻而展开的第五次反围剿斗争失利后，于10月份决定进行战略转移，即红一方面军开始了举世闻名的长征。

为牵制敌军，策应红一方面军的转移行动，湘鄂西革命根据地的红二、六军团(即后称为红二方面军)主动出击，进行了许多次的战斗，有效的打击和破坏了敌军对中央红军的围追堵截计谋。敌方不得不再次集结一百三十个团的兵力，转而对湘鄂西苏区展开了步步紧逼的围剿。在这种敌众我寡的形势下，湘鄂西革命根据地不断遭到压缩。到了1935年10月，为了更好的保存并充实红军主力部队力量，龙山独立团奉命编入到红六军团十八师，我父亲当时出任十八师卫生部的政委。

11月中旬，遵照中央和湘鄂川黔省委的决定，由红二、六军团组成的红二方面军也开始了战略转移(即长征)。同时，为了更好的掩护主力部队的行动，父亲所在的红六军团十八师受命暂留在根据地继续坚持斗争。

红十八师主要是由原有的红五十三团约1500人，加上各独立团、游击纵队和野战医院等三千多人组成的。他们中有许多有地方工作经验的同志，有扎实的群众基础，而且对环境也比较熟悉，有利于开展对敌斗争。在师长张振坤的带领下，部队采取了灵活多变的策略，不断的穿行在龙山、永顺、桑植等地的群山密林之中和敌人兜着圈子，并时东时西的开展游击战和突击战，遇强则绕，逢弱则灭，同数倍于己的强敌展开了英勇顽强的战斗。他们让敌人总模不透这是否是红军的主力，也不敢贸然跟进。打打转转，为红军主力部队争取了更多的转移时间。

直到12月初，红十八师收到军团部“立即突围、赶上主力”的来电，才在折折反反、寻机见隙的情况下，分批冲破敌军布下的重围，开始向贵州方向转移。其间遭遇战、突击战等时有发生。待到突围部队与红军主力在贵州江囗磨湾会合时，红十八师巳从原来的三千多人战斗减员(伤殘病亡)到只剩下小几百人了。因为减员严重，红十八师缩编成了一个团。稍作休整后，部队会合到红二方面军，继续踏上了艰苦卓绝的长征之路。

父亲在自传中回忆，从1929年参加红军到全国解放时，他在部队的二十多年中，曾参加了大小多次战斗，负过三次伤。

苏区时期，参加了张(家)港战斗、京山瓦庙集战斗和荆门耗子囗战斗，参加了湘鄂川黔苏区的李家河战斗，参加了湘西龙家寨战斗等；

抗日战争时期，参加过彭家凹(洼)战斗，参加过营房和黄土岭战斗；

解放战争时期，参加过吉林龙夹山战斗，参加过义县战斗、黑山战斗和四平战役，锦州战役、沈阳战役、天津战役等等……。

父亲走的是革命的路。

荆汉

根据父亲的回忆录

和摘选文献资料而作

　　从投身革命起，父亲参加过许多大大小小的战斗，三次负伤。他也参加了红军翻雪山、过草地的二万五千里长征壮举。他的文化程度不高，晚年时，身体状况也越来越差。但是，父亲仍然会坚持写一些回忆录，留下了宝贵的革命历史资料。

　　这是中共中央党史征集委员会给我父亲的史料征集涵以及亲笔信件。

　　这是湖北省委党史资料委员会及部分地市党史办发给我父亲的征集涵。

　　这是当年监利县苏维埃政府主席团的印章，现存放在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中，是非常珍贵的资料。

　　图片中有我父亲写的回忆录和他保存的部分革命历史资料。

　　

我父亲的一生，走的是革命路，讲的是革命理，做的是革命事。他将自己的一切都完全奉献给了新中国的建立和建设，毫无保留。

他是一位普通的红军老战士，同时，更是一名坚定的中国共产党党员。

谨以此文，

怀念我敬爱的父亲。

荆汉完稿于

2024年国庆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