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五</b></div><br>干革命异常艰苦卓绝，对于女性则更为艰难。<br><br>任均老妈妈在延安结婚，生了大儿子和大女儿。生活漂泊不定，战争随时降临，很多人生了孩子都送给当地老乡了。胡耀邦就有一个儿子送给延安老乡了。 <p class="ql-block">延安时期，胡耀邦和王一达等的合影。</p> <p class="ql-block">1943年，任均的大儿子在延安出生，她也托人找了当地一位老乡，打算把孩子送给人家。但母性如山，人家快要把孩子抱走时，她实在舍不得了：“我忽然有一个强烈的愿望：自己带孩子。不管多艰苦的生活，不管多紧张的工作，我要自己带我的孩子。”“没有营养，孩子整天耷拉着头，小脸焦黄，非常可怜”。</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6年，内战爆发，他们要从延安疏散，过黄河到晋西北（兴县），组织上给任均母子分配了一匹老马，马背上搭了两个筐，一边筐里是行李，另一边筐放了她三岁的儿子。黄河岸边的小路很窄，又陡又滑，他们亲眼看见队伍中有一家的孩子从筐里掉出来，滚入黄河。</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1948年，他们一家三口又从晋西北过黄河返回延安，大浪滔天，船底漏水，九死一生。</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这些年，我多次从北京开车过黄河回延安。到黄河时，都是一路下大坡，有的地方壁立千仞，能想象出八十年前任均老妈妈渡河时的凶险。</p> 1944年，任均夫妇与大儿子延风在延安合影。 延安时期，冼星海指挥他们排练《黄河大合唱》。后来任均老妈妈几渡黄河，想必对《黄河大合唱》有非常深刻的理解。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六 </b></div><div><br></div><div>任均老妈妈是一位革命家，也是一位热爱生活、热爱家庭的通常女性。书中讲述了她和几位朋友和保姆的故事，非常感人！</div><div><br></div><div>她在延安演出时，认识了一位中央党校的戏迷，叫于陆琳。那年她19岁，于陆琳18岁，两人的父亲都是清末举人，家里都是六兄妹，她们都排行老六，而且都是投奔姐姐来的延安。因此就非常有缘，两个小姑娘极其投机，成了无话不说的密友。后来她偶然才知道，于陆琳的姐姐叫于若木，是陈云的夫人。</div><div><br></div><div>她把她母亲留给她最珍贵的翡翠戒指，送给了于陆琳。文革后，于陆琳又把她珍藏了三十年多年的那枚翡翠戒指送还任均，两人的友谊保持了一生。</div> 延安时期的两个天真可爱的小姑娘。 两个小姑娘变成了世纪老人。 书中还讲述了解放后她家先后两位保姆的感人故事。<br><br>一位叫黄瑞萱，中国人，一位叫玛丽亚，保加利亚人。<div><br></div><div>黄瑞萱是湖南湘潭乡下人，丈夫是地主成分。解放后来北京给亲戚家做保姆。1959年，瑞萱不幸得了肝炎，主人赶她回老家，但她不愿意回去受罪受歧视。任均收留了她，逐渐养好了病，前前后后一起生活近二十年，情同姐妹。1978年，瑞萱突发颅内出血，任均和家人把她送医抢救，不治后给她料理了后事。瑞萱的丈夫非常感激，在瑞萱去世后，与任均通信多年。<br></div> 文革中，瑞萱被轰回湖南，仍惦记任均一家人，给任均大女儿手绣了一块台布寄来。 <p class="ql-block">1955年，任均夫妇被派往保加利亚工作，把孩子也带去了，王一达任文化参赞。后来我驻保使馆通过保方，给任均在保加利亚生的小儿子卡林雇了一个当地的保姆，叫玛丽亚（Maria）。玛丽亚单身，她把全部的母爱放在了她带的这个中国小孩儿身上。1958年，任均离任，要带孩子回国。玛丽亚听到这个消息，如晴天霹雳，哭诉着向中国使馆提出，她也要去中国，继续带卡林。</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使馆破例同意她随任均母子乘火车到苏联（现在的俄罗斯），送卡林到中苏边境。到了中苏边境要分离了，玛丽亚哭得死去活来，追着火车一直跑......</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人性是相通的。</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卡林长大后考入北京大学，留学加拿大，获地球物理学博士，成为国际著名学者。1996年，他去保加利亚讲学，通过我使馆和当地友人寻找玛丽亚，有人说她到法国去了，渺无音讯，成了一件憾事。</p> 上一世纪五十年代，玛丽亚抱着小卡林。 <div style="text-align: center;"><b>七</b></div><div> </div><div><br></div><div>克明兄为老母亲二十多万字的回忆录做了一篇后记。他讲了与老母朝夕相处的感想。</div><div><br></div><div>他说：“因此，看不出母亲已九十高龄。越听母亲讲过去的事情，就越觉得母亲心宽、平静、大气。五年间，没有听她讲过谁的不好。虽然她叙述的事情中，有谁的行为不好，但母亲无心置评。她的记忆是选择性的，只记住人家给过她的友爱、信任、关心和帮助。所以，她的生活中，没有怨气，没有怒气，更没有仇恨。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div> 她的生活中，没有怨气，没有怒气，更没有仇恨。她有一种让人能细细体会的爱。 读到此，突然让我想起了我的母亲。我母亲是一位极普通的陕北农妇，一字不识。前几年，我回延安尽可能多地与她聊天，悄悄给她录音、录视频。让我吃惊的是，她在生命的最后几年，对自己过去的苦难、遭遇的不公，都是一笑了之，没有对任何人的抱怨，更没有任何仇恨。难道人到生命的最后，能真正做到放下？ <p class="ql-block">克明兄阅读了社会分裂的过去时代。“我想，有什么经验可以得到？当年的蒋介石，曾为自己的一己权力，强化敌人意识，用杀戮等专制强权手段，培养仇恨，培养出了政权之下的社会分裂。那么，不培养这样的仇恨和分裂，便是经验。但这不是靠统一思想和消灭对立面。因为，没有敌人意识，思想是统一不了的；而有了敌人意识，社会就得分裂。同时，政权的对立面，不是应该消灭的敌人，而是监督政权良性运行、保证社会和谐稳定的最有效机制。用民主的手段培养社会监督，是造就政权的对立面；用专制的手段培养社会分裂，是造就政权的敌人。非此即彼。”</p><p class="ql-block"><br></p><p class="ql-block">点睛之笔啊！</p> 2022年12月8日，新冠疫情管控全面放开。克明兄的百岁老人没有挺过第一波冲击，12月17日离世。我的八十八岁老母，虽然挺过了第一波冲击，但还是倒在了疫情的余波，2023年2月7日离世。<div><br></div><div>让我们永远记住可爱的母亲！</div>