报社对我的“给予”——读文韬同志《四平日报复刊四十周年感怀》后的所思所想

天马

　　　　报社对我的“给予”

——读文韬同志《四平日报复刊四十周年感怀》后的所思所想

天马

（2024年9月30日）

昨天早晨天刚亮，朋友在微信里为我转来原《四平日报》总编辑文韬同志为报纸复刊四十周年所撰写的卜算子《四平日报复刊四十周年感怀》，读来感到很亲切，从中足见文韬同志作为一位老报人的情怀、老报人的“文化”。

文韬同志的诗作，也沟起了我对报社工作、生活的回忆，仿佛回到了那个把文章变成“铅字”的年代，一切都那么清晰，都那么令人激动。尤其是与文韬同志朝夕相处的日日夜夜，让我觉得温暖，觉得舒畅。如果我没有搞错的话，文韬同志是刚刚恢复报社，就从双辽调到了报社，一直到在报社总编辑岗位上退下来，应该说够得上为报社出过力、作出过突出贡献，又留下深深足迹的老报人。我是1986年从部队转业第一站就到了报社，1987年五月到报社正式上班，假如不是中间“逃跑”，也应该成为一个资深的老报人。我在报社工作了六年半，从一个“夜班编辑”，到要闻部主任岗位上离开，在这段时间里，得到了文韬同志多方关心和帮助，从新闻业务的指导，到生活上的点点滴滴，可以说文韬的心血无处不在。给我打烙印更深的是文韬同志对知识的孜孜以求、对朋友的满腔热忱，以及待人处事的宽广胸怀，所有这些，我不仅是一个直接受益者，也从中受到了深刻的教育。所以说，文韬同志是我终生的良师益友。

10月2号，是《四平日报》复刊四十周年的日子，在作诗填词方面，我没有文韬同志的文采，可追忆往昔，也想说上几句感概。现在想来，在报社工作的六年半，我没有虚度，报社包括一批又一批的老报人、“新作者”，也给了我多方面的关心和指导，让我在为新闻事业而奋斗的同时，也使自己得到了锤炼和提高，总结起来主要有这样三点收获。

首先是报社六年半的工作，让我从压根儿就不想到报社工作，变成乐于当一个“无冕之王”；从一个新闻工作的“门外汉”，变成了能够挑得起大梁的骨干。听人说，在报社接收我的一次党组会上，一位领导同志说：“部队转业的干部，到报社能干得了吗？”应该说，从部队到地方、从机关工作到做一个专业新闻工作者，确实需要有一个过程。不过，这位领导同志实在是有所不知，我初中毕业回乡后，17岁就开始给新闻单位写稿，尔后又参加了县里的“土记者学习班”，正是省里、县里的新闻媒体为我从军入伍铺了路、搭了桥。从部队提干后，参加的第一个培训班就是省委宣传部举办的新闻报道学习班。当然，从业余通讯员到一个专业新闻工作者、把过去学过的新闻理论转变为新闻工作的实践，确实需要有一个过程，但正如有位领导人诗中写到的“世上无难事，只要肯登攀”，恰恰是这位领导同志的话，激发了我由外行变内行、“不到长城非好汉”的决心和勇气。到报社一开始，就把我扔到夜班去当了一个“夜班编辑”，“夜班编辑”，那只是说着好听，其实就是一个负责“看大样”的“大较对”而已。尽管如此，我用自己的努力和实力，博得了领导和同志们的认可，一年多一点的时间，就由一个“夜班编辑”先后变为记者部记者，总编办副主任，报社中层竞聘上岗的时候，又聘我为要闻部主任。

在这段“爬坡”的过程中，我可谓憋足了一股劲，一方面努力向书本学习，翻阅了大量的新闻理论专著，努力探索新闻规律；一方面积极进行新闻采访写作实践。不仅撰写了大量的消息，还“连篇累牍”地发表了系列报道的通讯、特写、专访。尤其是从当了要闻部副主任开始，为报纸撰写了大量的“社论”、“编辑部文章”、“本报评论员文章”，还为一版和其它版面撰写了不少个人署名的言论文章，有的得到了总编的赞赏，有的在“评报栏”上受到好评。我所撰写的“伊通县实施兴牛工程”的报道，被当时的市人大主任孙述昌同志评价为“四平日报不多见的好文章”，孙述昌主任还就此写了一篇“产粮大县怎样发展畜牧业”的文章，在报纸的二版发了一个整版。

那个年代，真的是有那么一股革命热情，除了做好本报的编采工作，我还经常向省里和中央的新闻媒体撰写文章、报道，在我离开报社前的1992年、1993年，光是在新华社就先后发通稿9篇和11篇。在这个过程中，得到了新华社资深老编辑鞠殿明同志的悉心指导，不仅结交了一位有学识的好朋友，这位老朋友也让我在新闻专业知识方面受益匪浅。

可以说，新闻专业的“入门”，还有报社同行们的片片深情，让我对报社工作实现了由格格不入到真心热爱的转变。所有这些，才让我在离开报社到政府机关工作的时候，真的是依依不舍。

其次是报社的六年半工作，让我对给人民当个“喉舌”感到荣幸，由此增添了几分百姓的情怀。还记得，当年为新闻媒体到底是党的工具，还是百姓的喉舌，曾出现过很多的分争。在我看来，两者是一个完整的统一体，正因为如此，我在报社工作那几年，不管是“漫天飞”的“采”，还是“坐在家里编”，都比较自觉地坚持了两者的统一。

在从事要闻编辑工作那段时间，我尤其是努力处理好党和人民的关系，注意把握大局，把握定律。市委召开重要会议，除了及时编发消息，还亲自动手写作、配发相应的评论员文章，确保及时准确传递党的声音。我参与和主持要闻版编辑工作的三年多时间，做到了无差错，无“问责”，有的重要会议报道还得到市里主要领导的赞扬。市里有一个时期，兴起了一股大唱革命歌曲的热潮，有一次我陪同报社一位领导列席市委常委会，当时的玉芳书记针对下边出现的只顾“大唱革命歌曲”，流行歌曲没有了声音的倾向，明确指出“革命歌曲要唱，流行歌曲也可以唱”。我觉得这个思路符合“百花齐放”的方针，会后马上撰写了一篇言论，题目是《不妨来一首“黄土高坡”》，市领导对这个作法很满意。因为这样做既传递了市委的声音，纠正了下面出现的偏差，又没有把领导“抛”出去。这样就发挥了党报作为党的工具的重要作用。

一般说来，作为一个新闻战线的编辑、记者，往往当好党的工具容易，只要你按照领导的指示、意见去办就行了，可你去当好百姓的喉舌就不那么容易了，因为你一方面要坚持“正面宣传为主”的方针，用现在的话说叫作“正能量”，另一方面又要把基层的真实情况、百姓的呼声传递给党和政府，做到“民有所求，我有所呼”，我们虽然做不到“我有所为”，但通过“我有所呼”，把下面的情况、群众的要求，变成党和政府决策的依据和参考，则是新闻媒体包括每一位新闻工作者不可推卸的责任。要做到这一点，必须把握住两个重要环节：一是要真正做到“沉下去”，准确拿到基层和群众的“第一手材料”，而不是道听途说、胡编乱造；二是要把手里的材料加以认真分析、梳理，做到“去粗取精，去伪存真”，既要坚持党的原则，又不能离开群众观念，所说的话，所写出来的文章，要负得起责任，而不是人云亦云，出了问题一推六二五。还是在我当要闻部副主任的时候，有一年秋季到公主岭市乡下采访，这一次我真的是做到了“沉下去”，直接到田间地头儿，甚至是老百姓的炕头上，面对面地听取他们的意见和要求，了解他们的所思所想。经过深入了解，我发现，面对粮食丰收的实际，农民有“四盼”：一是盼丰收了能顺顺当当把粮食卖出去，不再出现“卖粮难”；二是盼丰收了粮食部门不要“压等压价”，真正让农民做到丰产丰收；三是盼丰收了生产资料不要再涨价，让农民真正得到实惠；四是盼丰收了不要“八方向农民伸手”，不再增加农民负担。于是，我打了一个夜班，写出一篇报道，题目是《丰收后的农民有“四盼”》，在《四平日报》发表后，当时省里的《红色社员报》发了头版头条。在此基础上我又跟踪搞了系列报道，先后报道了粮食部门如何敞开收购，做到应收尽收，并保证绝不压等压价；生产资料部门向农民承诺“生产资料不涨价”，尽量降低农民的生产成本；各级政府采取切实可行的措施，减轻农民负担。整个一个秋天，可以说是“刮了一场农民兄弟有四盼的旋风”，基本做到了政府满意，农民高兴。

应该说，在报社工作的六年半，我最大的收获，也是最值得自己津津乐道的就是能用自己这枝笔，传递了最底层民众的呼声，用自己的文章说出了自己想说的心里话。

　　　　第三是报社的六年半工作，添补了自己情商的空白，开始懂得了“人缘”的重要。到报社工作前，我在部队工作了十六个春秋，现在想来，自己虽然是在部队“埋头苦干”了十六年，可从个人的“收益”来说，实在是微乎其微，究其原因主要是情商几乎为零。还记得，那个时候就连那些小战士都说我“长着一张阶级斗争的脸”。到了报社，我最大的感受就是没有了“帽翅”，由一个一本正经的“小军官”，变成了“无冕之王”。两者对比，加冕有加冕的难处，无冕有无冕的乐趣。报社跟部队比，明显的区别有这样几条：一是从“营房”走入了“民间”，五行八桌，三教九流，什么人都可以接触。最重要的是，你想了解到真实的情况，听到坊间的真话，就得放下你那“臭架子”，真心去“交朋友”；二是真实感受到“无冕之王”的快乐，只要不出大格，说什么、写什么，自己终于有了“自主权”，不必再去按着“长官意志”，去写那些“官样文章”；三是工作联系、社会交往，都需要得到情商的“真传”，从早到晚再绷着你那张“阶级斗争的脸”，是一定吃不开，混不下去的。所有这些，都逼着自己必须“脱胎换骨”，创建新的思维，拿出新的面孔，作出新的决择。面对这样的环境，我下决心在把握基本定律的同时，努力在“放开”上做文章。我的感受是，“放开”的根本是加强人与人之间的沟通，通则顺，不通则“梗”。于是，在工作上多讲“相助”，心灵上多讲交流。尤其是参加报社组织的各项活动，我都把它当作沟通的极好机会，记得单位组织去千山旅游，一个晚上功夫跟几个小哥们儿，编出了报社“人名大联串”，题目是《郭大侠旅行记》，把报社的老老少少、男男女女逗得前仰后合，说到“穿上孙竹一，敞开了孟庆怀”，连庆怀总编都忍俊不止，这场“集体创作”，丰富了大家的旅游生活，也拉近了同事之间的距离。后来我又根据报社的分工和工作特点，编出了“报社二十等人”，在当时“流毒甚广”，报社编委范峥嵘听了“二等人是编委，大事小事插一嘴”之后，竟然把自己的笔名改为“一嘴”。据报社同志说，就是我离开报社好多年，大家还都记得并传播着“二十等人”。这些嘻笑怒骂，看似有些“过火”，不过我还是感觉比过去板着面孔好得多，这样做的结果是，自己有了开心，与大家又拉近了距离。假如过去在部队少一些“正经”，多一些“搞笑”，可能自己的路走得会顺畅得多。

注重人与人的交往，最重要的是让你的人生多有那么几位知心朋友，特别是有几位莫逆、知己，也就是彼此能“掏心窝子”的人。我所以称文韬同志为良师益友，是因为一方面我跟文韬之间虽然当时是上下级的关系，但我们可以说得上无话不谈，除了工作、业务上的交流，还时常有很多“悄悄话”要说；另一方面，关键的时候，在一些关键问题上，文韬同志都是真心诚意地为我把了关，定了向。特别是在我离开报社，到政府机关工作的事情上，在我犹豫不决的情况下，我还是去请教了文韬同志。当时的情况是政府机关有关领导主动让我去政府办工作，我当时所以举棋不定，这边觉得当个“无冕之王”很舒服，自己当时已经晋了中级职称，副高、正高也指日可待，考虑最多的还是人到四十，再去走仕途实在是有些晚了；那边又觉得以一个“自由神”的身份终结自己的人生之路，还是心里多有不甘。文韬同志听了我的情况和想法，当即就旗帜鲜明地表明态度，到政府机关去工作不要错主意，他还给我摆了三条理由：一是你多年在领导身边从事秘书工作，具有“能够坐住凳子的基本功”；二是你具有一定的政治思维，适合到机关、到领导身边去工作；三是从发展上看，当然是机关的路子更宽一些，具有更多的选择余地。文韬这三条帮助我下定了最后的决心。回过头来看，到政府机关跟头把式撵了一个正局级，也算是“不虚此行”。如果说这一步走对了，真的是该感谢文韬同志帮助我下定的“最后决心”。有时候我也在想，假如过去在部队期间，有那么几位像文韬同志这样的知己，几次重要的选择，也就不会走出一招招的“臭棋”。

现在回过头来总结，离开报社后，所以路子走得能比较顺，没有出现大的差错，应该感谢报社工作让我懂得了人生选择往往比努力更重要；不管在什么岗位、从事什么工作，以什么人为伍，具备一定的情商都是至关重要的；做好本职工作，同为自己营造一个有利于生存和发展的周边环境，二者同等重要，哪个都不可偏废，人生即使做不了“完人”，追求完美都应该成为自己努力的方向。当然更应该感谢的还是报社的领导和那些兄弟姐妹们，是大家给了我诸多的智慧和力量。

虽然自己已愈古稀，作为曾经的报人，我一直在关注着《四平日报》的成长与发展，由衷祝愿《四平日报》办得越来越好，越来越美丽！