山丹丹花开红艳艳

许广盛

　　我今年七十八，姐姐八十二了。从一九六五年包头四中高三二班毕业至今，我们巳经分别了五十九年。

姐姐不是我亲姐姐，是高中同班同学。1961年毛主席曾经发表知识青年下农村的号召。1964年12月26日毛主席在他生日这一天在北京接见了大庆的王进喜，大寨的陈永贵，下乡知青邢燕子，董家耕，并宴请了他们。从此，高中毕业下乡务农，全心全意为人民服务，成了那个年代给我们心中埋下的一颗火红种子。

1965年，我们高中毕业，姐姐贺彦绥和其他五个同学改了自己原来的名字，听毛主席的话，学习邢燕子、董加耕下了乡。下乡地点在包头市西边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这六名同学按年令大小排列，分别改名为贺志丹，段志心，卢志永，陈志远，李志向，高志阳。他们名字的最后一个字连起来就是“丹心永远向阳”，寓意对党的忠诚。

前几年，我和几个高中同学建了一个微信群，这六个下乡的人中，卢志永、陈志远、李志向、高志阳都进了群。唯有贺志丹，段志心一直没有进群。

一九一九年上半年卢志永、李志向、志永爱人车大姐、邵明桥相约到银川和我小聚了几天，他们一共四个人，其中三个人下过乡，但是几天的相聚中三个人很少说及下乡的事。难道那么不堪回首？后来，我在互联网上看到有人写过上海、北京知青到 云南下乡的遇到的种种困难，以及以及云南知青要求大返城的过程，我心中暗自揣摩，也许是这样？如果是这样，我就不能刨根问底在他们心中的伤疤上撒盐了，过去的事就过去吧。

微信群建立以后，我和原来班上的学习委员周金栋各自写了一篇回忆，我特别期待其他同学也写出自己的回忆，以便大家互相了解离别几十年的情况。结果群里同学没人反应，下过乡的卢志永甚至和我私聊反对。我十分不理解。前不久我给卢志永打了一个电话，一万个没想到，他竟然和我们永别了。后来志丹大姐告诉我，他是在2024年7月突发心脏病去世的。

我是我们班这个群的群主，我决定走了一个，再拉一个进来。志丹大姐就是在这种情况下，经过我几经周折才打听到她的电话，把她她拉进这个群的，她的网名叫山丹丹。有意思的是我给她的网名标签标注的名字和外国人的名字一样长，叫山丹丹贺志丹彦绥，把她的网名，下乡时候的名字，上学时候的名字都写上了。

说到上山下乡，我一直有一种莫名其妙的情感。我们四中当年高中三年级有两个班，下乡的六个人中有五个是我们二班的，一个是一班的。当年我当学生会副主席是上山下乡的积极鼓动者，曾经随同当时的志丹父亲贺副校长一同到乡下考察探路，后来因为学校主张一颗红心两种准备，老师反对我不参加高考直接下乡我才上的大学。缘于此，我对这六个同学下乡的过去和现在十分关注。最让我奇怪的是国家规定下乡算工龄，志丹大姐现在的养老金居然只有3000多元，她还是从教师岗位上退休的。80多岁的退休教师怎么这么点儿养老金？据说一班的段志心至今还在农村没有回城，原因是当年因为出身不好属于黑五类影响了被招工。知道这种情况，我特别后悔当初那股子要求上山下乡的积极劲儿，心中油然而生一种是我影响了他们前途的负罪感。

我是北方人，山丹丹花是中国北方的一种花，生长在贫瘠地区，有很强的生命力。我写这篇文章，取名山丹丹花开红艳艳最直接的原因是感怀过去，特别是感怀以山丹丹为网名和为首的的六名高中同学上山下乡的革命情怀和生活境遇。感怀卢志永的早逝。感怀和他们相关的亲人的人生生涯。

在高中同学里，卢志永较其他人和我更熟。原因是我们两个人住的家比较近，经常一同上学放学搭伴。还有共同的爱好一一文学。记得当年他经常去的地方是包头市青山区图书馆。他的学习成绩不是特别好，但是书包里总有一本刚刚借来的小说。足以见他读书很多。语文问题我经常向他请教。志永和我一样出身在农村，从小家里很穷。志永家里弟妹多，他是家里的老大，还有残疾弟弟，吃不饱饭是常事。他待人善良，吃苦耐劳，照顾家庭是他自然的责任和天性。可以想象，他这样的人到农村插队落户，不会不受到农民的欢迎。

志丹是下乡六人中的老大，我把她拉到同学群里以后和她打过两次电话，视频一次。她姐弟二人，弟弟叫贺彦西，也是我们高中的同班同学。姐弟年龄相差六岁，却在同一个班上学，是因为当年为了照顾弟弟，她才晚上的小学。记得上高中的时候，她在班里同样是个老大姐，说话细声细语对人很温柔。这次联系，她的声音没有变，满脸却是皱纹，据说体重只有80斤左右，足见受尽岁月的雕琢。

志丹父亲是我们包四中副校长，国民党统治的年轻时期在天津上过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由于对国民党统治不满，1938年辍学在西北地区从事党的地下工作。志丹原名叫彦绥，弟弟叫彦西，绥是绥远，西是西北宁夏，记载着当年父亲的活动地区。

那个时候，为了组织安全，党的地下工作者都是单线联系，他的上级领导曾经是中共高级干部王若飞。正是由于单线联系，他的组织关系常常中途被破坏，这为他解放后，在组织审查中由于缺乏足够多的证明人而受到了很大麻烦。文化大革命中他被冠以阶级异己分子，国民党反动军官。直到改革开放以后的1980年以后才被平反摘掉了文革中被乱扣的帽子，同时，把参加革命工作时间向后推了十几年。对此，贺副校长像很多老共产党员一样始终相信党，相信组织，很少主动找组织要求澄清自己的问题，以至于孩子们也受到牵连，一直带着黑五类的帽子，返城，招工，增加工资都受到影响。明明是红二代，却被说成是黑五类，明明是主动响应毛主席的号召上山下乡接受贫下中农再教育，学习父辈的革命精神，实践为人民服务，却遭到了命运的屠戮。听志丹介绍了这些情况，我对她经历的这种黑白颠倒的过往唏嘘不已，深表同情。好在姐姐心态好，工资虽少，生活不失乐观积极，写到最后我只能浓缩出一句话，衷心祝福她健康长寿！在篇文章里我实际写了两代人的过往。如果把志丹和她一起下乡的战友比喻为西北地区年轻一代的山丹丹花，那么，贺副校长就是老一代曾经为革命献身的山丹丹花。我前面讲过，贺副校长年轻时候上大学，学的是化学专业。我清楚的记得1965年高考前夕，我作为学生代表同贺副校长一起到六名同学插队的内蒙古乌拉特前旗考察过，那时他曾面对内蒙古的广袤沙漠亲自对我说，他年轻时候就想把西北的大量野生沙棘做成果汁，59年过去了，直到今天我才懂得了他们那一代一生利国利民的良苦用心啊！

一完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