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人生在世,一路行来,做为社会动物,无论你愿意和不愿意,都会认识许多人经历许多事。如果还能津津乐道和诉诸笔下,这大约就是个人史。至暮年,齿摇发落,向前瞻望的雄心大抵是不存在了,多是回头逡巡,要于繁乱的旧忆中翻腾,瓜瓣豆叶,如牛之反刍,在咀嚼中吟味断篇残章,聊寄伤逝之情。然而,岁月迁延,光阴不居,陈年旧影也常常是雪泥鸿爪,不具真形,有时硬去想,脑中反是一片空白。人呢?“人面不知何处去”;事呢?“事如春梦了无痕”。但记忆这种深埋大脑皮层里的神奇物质,多会在不经意间,惹动一端,就如拽出线头,扯开尘封,越拽越多而不能止住。想到孙伯父东元先生,就是如此。既然旧忆跳出,又桩桩件件,联缀起来清晰如昨,那就无妨记下。</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东元先生是好友大林的父亲,家住五一路上的一处四合院,靠近桥头街,院落高出街面一二米,要拾级而上。院是祖产,很老的建筑,木门对开,格栅窗棂,形貌上很是古雅。“十年”时,讲大公无私,所谓砸烂一切封资修。因为理论上的无产阶级最为革命,又领导一切,实践中,这院子自然要充公。除正房、西房留屋主两代栖身,遮避风雨外,余东房、南房分给另两户人家。做为后话,大革命结束,落实政策,整个院子才重归孙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对这个院子,老一辈的太原人很多知晓,是有名的“达生医院”所在。达生是东元先生的父尊,也即大林祖父。公号“太原道”上曾有一文,是记述早年间太谷名医赵武唐的事迹。其中流光碎影,牵涉丝缕,写道:“太原著名医师孙达生,江苏扬州人。孙氏原为师范生,后改学医,留学东京帝国大学医学部。1918年来到太原,任教山西医学传习所、川至医专,1919年于此开设达生医院。虽为医院,看上去是一个诊所,显得很亲民、很便捷……”从文中看,赵武唐小孙达生十余岁,也是有志于医,常来这里观摩学习,对孙的事业有成、悬壶济世至为感佩,说:“很想成为达生一样的人。”这是院主与院子早先的历史点滴,或可称为未曾远去的故事前奏。</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上世纪七十年代初,我工作在北边的新店砖厂,大林工作在南边的狄村耐火厂,基本是市区南北两端,隔着百重市井无数人群。地理上讲,很不易碰到。所谓“人生何处不相逢”,蓬飞萍转间,也是机缘巧合,偶然也为必然,同道识荆。又他我都是孪生,四兄弟很谈得来,此天所厚矣,手足迄今。从文字叙说上看,达生先生是六十年代初走归道山,我不可见到,这个院子自是其子东元先生承继。我认识大林时,他青春年少,未婚,在居住上还承父母膝下,我也就成为院子的常客,甚而常宿,懒得回单位回家时,入夜,与大林在西屋通腿而睡。这是先识其子而后识其父。时间长了,与孙伯父也就熟惯。他知我也是江苏人,亲切一重,当世侄待。院子不大,紧凑中也显精致。时孙伯父闲居,多是在南窗下读书课字。而来找他的人,用刘禹锡《陋室铭》中的话说是:“苔痕上阶绿,草色入帘青,谈笑有鸿儒,往来无白丁。”记得有画家祝焘(竹樵)、汪伊虹夫妇,书法家朱焰,作家范彪等。我当时二十出头,青涩阶段,还够不上与东元先生谈艺论道,也和上述的名人们无什么交集,是只可远观而不可近亵。在这里简略带过。</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印象中,东元先生身形敦实,直发摩顶,一副精力充沛的样子。他有学究气,不怒自威,神情严正中而不乏温和态度。孙伯父本业上承父,走医道,毕业于日本久留米医科大学,尤以妇科为上。空口无凭,说亲历的例子。一次得闲,我带着初孕在身的妻子来院找大林,孙伯父见到,招手正房里,一番切脉后,说,“大喜弄璋。”意思是要生个男孩了。上世纪八十年代初,医院B超设备鲜见,不像现在一窥而知。生男生女,隔着肚皮,是不可察的未知数,全在天意。对东元先生的判说,我们夫妻只是将信将疑,觉孙伯父大约是说吉利话,因为传统上看重男孩,以为传宗接代。而生女孩则是“弄瓦”,山西本地话说此更是爱憎分明,称生丫头片子是生“赔钱货”。十月怀胎,一朝分娩,妻果然是生一儿子。这不能不叹服孙伯父真神乎其技。又例,一次,我患睑腺炎,即“麦粒肿”,母亲俗称为“偷针眼”,上下眼睑红肿得如烂桃。孙伯父见状,诊视后说,你的后背靠上处,应该还有一个很大的火疖子。我惊奇至极,是果然如此。火疖子一触钻心之痛,我不敢碰。东元先生简单讲了此病的筋脉机理,然后用火针刺破疖子,不久眼疾痊愈。这些都是眼见身经,印象深刻。想想,现在还有这样的医生吗?</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孙伯父医术精湛之外,书法、文章亦佳。先生书法师从时称“华北第一枝笔”的赵昌爕(字铁山,1877—1945),具筋骨而润泽。记得1976年,红潮退去,社会止住喧嚣,走归正常,单一的亢奋文化现象松动,有了些缤纷色彩。之后,每年春节,这个院子向街之门的百十字长联,都是东元先生自撰自书,内容博雅而笔力劲健,引得路人纷纷驻足,而成为年节其间五一路上的一道风景。孙伯父文章亦好,有六朝文的神韵,摹情述理,都寄于词采逸丽和笔致典雅。大约是八十年代初,东元先生省亲故乡扬州,感于世风迁变,心情舒爽,写一文,发在《人民日报》“大地”副刊,其中引南朝丘迟《与陈伯之书》之句:“暮春三月,江南草长,杂花生树,群莺乱飞……”很合于时情时境。我当时正热心写诗,稿投小报小刊都无中,而孙伯父举重若轻,直取大报一端,让我看着眼热,觉仰视而不可追。</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用现在的话说,孙伯父是“有故事的人”。所谓“故事”,是曲折之谓。前所说作家范彪,就曾以伯父伯母为人物原型,创作并出版了一部长篇小说。小说塑造人,二三十万言,命途多舛,神情纸上。我只钩沉一事。是上世纪四十年代中期,太原光复后,阎长官锡山主政山西,时督军府上下内外,女眷很多,达生医院距之近旁,少不了要来诊所看病和求请出诊。总是医术高超又服务到家,推想伯川先生心里总是过意不去,就“封”了东元先生一个“上校医官”。也大约是让郎中从江湖进入庙堂,享受一点“体制”上的待遇。这对孙伯父其实身外之物,一芥医人,只关病痛,于政于军并无什么意义。但果子砸住头顶,也非什么坏事,于是恭敬不如从命。“福兮,祸之所伏。”这是圣贤老子的预见。四九后,天下易帜,这就成了问题带来麻烦,成为附着于孙伯父之身的一块“污斑”。胜朝话术下,无分“医官”还是军官,从旧政权中走过的人,是为阵营另类,其心必异。好在东元先生只具解悬妙手,未曾操弄兵戈,朝代鼎革,剧变时旧墟废乱,治病医痛也是当务之紧。于是,网开一面,只在囹圄之外,“监视下使用”云云。</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说来也是有趣。清楚记得是1978年前后,我还在砖厂工作。某天,新来的马书记給𠂆中层做报告。不知讲到什么时,他忽就语重心长起来,说:“同志们,大家不能麻痹大意,要时刻警惕阶级斗争新动向。上周,两个日本人来太原,未经外事部门安排,晚上出来,直接就找到了五一路上住的一个反革命……公检法也来不及介入,束手无策。他们说了什么?交换了情报没有?都没法掌握,这是个大教训啊!”马书记脸色凝重,我们听后肃然,要首肯,觉不警惕是不行,用其时话说“敌人亡我之心不死”。现在回想,那个时节,大革命虽然落幕,但余响未绝,“阶级斗争”之弦还绷着,这一革命法宝的惯性仍在继续。有意思的是,此事过后一两天,见到大林,他兴奋告我,家里发生的一件“喜事”或奇事,他父亲的两个日本同学,数十年没有联系,上周来太原公干,得闲,居然就直接找到家门,与父亲把手言欢。日本同学临走,感于造访突兀失礼,脱下当时罕见的电子手表相赠。我突然有悟,马书记所讲惊险剧情,其中主演竟是东元先生。这个当时的所谓“内部”通报,传达够广,居然及至我这样一个砖厂的工人,可见上边的重视程度。现在想起来,直是好笑。在坚硬的社会形态下,也是杯弓蛇影了。孙伯父一生行医,后数十年,医也难行,只在四合院里坐井观天,哪里还有什么有用“情报”资敌?倘有,也是曳秋风几缕遗春雨几滴。</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与君黑白太分明,纵不相亲莫见轻”,大约是八十年代初至中,历史最终澄澈,走出太多的沉重,许多的悬系一一解扣。大家都知道的,纠正百万错案平反昭雪,在这里不提;还有大家不大知道的,是对最后一批所谓“战犯”的“特赦”,东元先生被此列,身心始为彻底解放,抚慰之下,为此还补发了两万余元。</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往昔旋转于心,只在于走进旧忆通道,幽幽暗暗、明明灭灭中,直觉孙伯父幸也不幸,幸是能执医心,不负于手,早年(大革命前,曾受命长治医专)培育人才,惠施妇幼,真善莫大焉;不幸是后裹挟于世事无常,一身两系,说不清而道不明。“琬琰之玉在洿泥之中”乎?闲度荒废十余年,也真谓时代的一粒灰落上了头顶。于他,倒沉沉未必如山,或只是叹息于杏林之外,利器尘蒙,郁郁而适此土,无从选择,只是顺应。忘世浑不容易,应世却也自难。于今,孙伯父故去多年,“有不虞之誉,有求全之毁”,或许?也只能或许了。人生常就由不得自已,块垒自浇,惟一声叹息。好在他还将医手转换为书手,留下墨迹。前不久,我因写一书史文字,上网浏览查寻,不经意间,在早期太原的老书法家中,见到“孙东元”落款条幅。字体是很熟悉的隶变。为不误,下载图片后,发给远居加国的大林求证实。他回两字“正是”并一个图标笑脸。</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文章欲煞尾,思却无煞,游丝亦系春晖,想到了周伯母,大林的母亲。从往来情感上讲,应是更为熟悉更为亲切。她是典型的江南女性,中等身材,团圆脸型,说扬州地方话语速较快,她每喊大林兄弟时,如跳珠一般。时伯母工作在宽银幕电影院后的“棉花巷”医院,现在称“迎泽区中心医院”。记不清周伯母是产科大夫或护士了,因这重原因,妻生产时,我就选择这里。记得儿子出生早晨,周伯母来看,并送几瓶水果罐头。妻是山西土著,信奉产后只喝小米稀汤的教导。伯母笑说,哪能这样,这是北地陋习。生孩子后,各种营养都要跟得上……人影鲜活而世事依稀,烟尘消隐,俱为往矣。如今孙伯父周伯母都已老成凋谢,扶伤救死,浮屠所造七级,那边应作欢颜。秋水蒹葭,春风桃李。半世纪倏忽而过,那个四合小院也在城市改造中被拆除。我每过五一路,旧影不再,无以驻目,怅然一怀失落。惟感有寄的是,大林与他三哥虽未承医道,却延父书艺。尤是“三哥”,有乃父之风,不仅在七子(五男二女)中容貌与父最为酷肖,且其书风家传一脉,端而穆,厚而朴。前岁赠我手札装裱在壁,每见,思从中来,长相忆而动魂梦。</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按:此文晚间写完,用微信发远在加国的大林看有无错谬。他不久回复。现全文附录如下。)</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顾兄:早上六点(加拿大温哥华时间),拜读你缅怀我父亲文章,一时浮想联翩,思绪万千。</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关于父亲,还有几个故事或花絮讲给你。太原刚一解放,罗瑞卿将军在柳巷正大饭店,宴请达生、东元父子,他讲到晋东南老区医卫条件落后,亟需医疗人才。之后,我父母便带女儿赶一马车来到长治,与当地携手,筚路蓝缕,开启山林,创办了长治妇幼保健院和白求恩和平医院。</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九五七年鸣放时因提意见,被“戴帽”,父亲贬至晋东南医专(现长治医学院)清扫厕所。</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一九六五年,父亲因病回太原休养期间,常有患者慕名到家求医问药,一时名声大噪。却也以此(谓“非法”)罹罪被投监狱。可悲亦可笑的是,因此,常有一些官员托关系到狱中请诊看病。</span></p><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十一届三中全会拨乱反正,省报在头版发表为父亲平反文章。随后并任长治和平医院副院长,后调回省城任职工医学院副院长。时院里决定给领导分配住房,父亲说我有房住,不要待遇。一日,父亲兴致勃勃回家告诉母亲,我办退休了。母亲笑说,你昏头了,不知级别,随后拉上父亲,去院里改正为离休……</span></p> <p class="ql-block"><span style="font-size:20px;">(配图为作者所拍公园残荷。)</span></p>