父爱如山——纪念父亲诞辰一百周年

芹菜叶子

　　今日是父亲诞辰100周年纪念日，用几段记忆碎片，缅怀如山父爱。

　　我出生时，父亲即将不惑。都说“皇帝爱长子，百姓爱幺儿”，作为父母最小的女儿，自然得到了父母更多的宠爱。虽然母亲也很想“争口气”——为秦家添一个长房长孙，奈何我没心没肺，不投胎到隔壁有3个哥哥的家庭，偏要来有3个姐姐的家里凑热闹。好在父母都很开明，儿子女儿一样爱。

　　我2岁左右时，文革暴发，父亲任教的大学停课，校园里除了铺天盖地的大字报，还时有青年学生们各个派别之间的武斗发生。那时大姐上大学，二姐上中学，三姐上小学，全都停课在家躲武斗。 父亲将里屋大床底下清空堆上几床棉絮，预备着各武斗派别枪战发生时好把我们几姐妹塞床脚躲枪子儿，所幸偶发几声枪响后战斗没有白热化。

因为母亲身体一直不是很好，我一两岁后晚上都是由父亲照顾的。小时候特别怕打雷，每当雷电交加的夜晚，我就紧紧抱住父亲的脖子，一个劲地夸他“好爸爸乖爸爸”，雷声一停，我立马翻脸，手一推，说声“臭爸爸”转头睡去，原因是不喜欢爸爸“鼻子里的烟烟”，爸爸宽容而无奈地笑笑，下一次照样被我“好爸爸乖爸爸”地哄得团团转。

　　1970年末，父亲所在的大学被拆成几块分散赶到几个县里，我跟随父母搬迁至梁平县，家就安在农田边。我也在这里的村小上了小学，和一群朴实的乡下孩子成了好朋友。在我们头挨着头一起做作业时，她们头上的虱子也丝毫不见外地溜到我头上安了家。那是1972年，大姐结婚生子，母亲去帮她带孩子去了，二姐三姐分别在两个地方修地球（知识青年上山下乡），我与父亲相依为命。虽然平时都是母亲料理家务，但父亲的学习能力、动手能力尤其是创新能力都很强。当父亲发现我浓密的头发中爬来爬去的虱子时，没有采取最简单粗暴的方法——剃光头，而是创造性地想出了用洗衣粉捂死它们，这比用煤油安全得多。虱子被杀灭后又一个新问题出现了，我头上密布的虱子卵壳白乎乎地，把我整成了半白不白的白毛女。那些被捂死的虫卵一粒粒穿在一根根头发上，用篦子根本篦不掉。这次父亲无计可施了，只有用笨办法，拿镊子将虱子卵壳一粒一粒从每根头发上摘下来。每天摘一点，至少摘了一个星期吧，总算完美保住了我的一头秀发。

第二年我生了一场大病，高烧不退，满身起红色斑点，母亲守着我哭，说我恐怕要死在乡下了，因为母亲亲见父亲最小的妹妹就是得这样的病死的。父亲背着我走了十多里地到县医院看病，那时的县医院条件很差，医生也不知道我得了什么病，只能按发烧发炎来治，每天两次到县医院打青霉素链霉素针剂。一个八九岁的孩子，尽管我很瘦小，也总有好几十斤吧，每天往返医院两趟也是四五十里地呀！——着实把父亲累得惨。 父亲向他曾教过的学生后来留校成了同事的某老师借自行车，那位同事竟然说不放心父亲的骑车技术怕把他的车摔坏了，还是隔壁另一位跟父亲不同系的老师看不过去了，主动借自行车给父亲，父亲很自觉地没有骑行而是推着我去医院，至少减免了背我之累。感谢这位好心的叔叔！经过一周的治疗我渐渐康复。后来回到重庆问过大医院的医生，说我可能患的是猩红热，极凶险！好在我命大福大造化大，竟然活过来了。

　　父亲是解放前考上四川大学的，1953年大学毕业后分配到西南师范学院地理系任教，站了一辈子讲台直到65岁退休，父亲一直认为女孩子当老师或医生是最好的选择，可惜学习成绩最好的大姐那时受了苏联小说的影响，坚决要当炼钢工程师。在我出生的前一天，大姐收到了重庆大学冶金专业的录取通知书，最终成为一名在火红的炼钢炉前指挥炼钢工人的总工程师——酷到爆！二姐三姐当了很多年知青，地位低下的臭老九的女儿费了九牛二虎之力才终于推荐出来读了个中专和中师。我比较幸运，1980年高中毕业时考上了大学，那时我还差一个月满16岁，根本不知道未来想干什么，于是父亲包办了我的高考自愿——几乎全部是师范院校和医学院，最后我被师范学院录取，而且还把我调配到了地理专业，从此成为父亲名符其实的接班人。

　　因为上大学的年龄偏小，一些难度较大的课程学起来有点懵。记得地质学基础这门课程结业考试前，父亲专门叫我回家为我辅导。他教了一辈子地质学，我们当时学的教材就是父亲参编的恢复高考后的第一本《地质学基础》教材，虽然我们不在同一所学校，但经父亲辅导，我的地质学成绩还是提升了不少。

　　父亲给予我的爱很多很多！我无以为报，唯有努力按他给我规划的人生道路去走。值得欣慰的是，我也跟父亲一样，当了一辈子大学老师，成为了令学生尊敬的教授。愧对父亲的是，因自己能力有限，未能达到父亲期望的高度——拿到博士学位（最好是洋博士）、成为知名教授。好在他老人家的外孙们更上一层楼，一个比一个厉害，早已超越我辈，成才成功。

　　父亲母亲，你们在天上也很开心吧？

我们永远爱你们！