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段鲜为人知的尘封往事——上海东庙新村的故事

箫鸣

上海市徐汇区东安新村，1958年建成，当时称做东庙工人新村

前不久、朋友告诉我徐汇区的东安新村马上就要拆迁了，作为那里的第一代老住户，史海钩沉、往事如烟，记忆的长河里不禁浮起了联想的浪花。

东安新村曾经是上海市最大的工人新村，始建于1954年，起因是治理和改造𦘦家浜河污水横流、垃圾遍地的脏乱环境，因靠近𦘦家浜河上的东庙桥，最初的名字叫做东庙工人新村，新村分为四个片区，大约盖了六百多幢楼房，可住居民3000余户，楼房主要是三层单元式建筑，每户面积不大，多为40-60平方米，建筑结构简单且大众化，但在当时对于产业工人来说绝对就是天花板级的住宅了。

上海东庙新村青砖斜顶的建筑

我的父亲是奉华东局第三书记谭震林之命，于1951年和杨士法叔叔一起由山东调往上海工作的，五十年代初期父亲担任中共普陀区委书记，当时居住在静安区万航渡路和北京西路交叉口的静园，那里环境优雅、生活便利，只是因为年龄小，没有太深的记忆；五十年代中期随着父亲调入上海市委，我们搬进了淮海中路1202号的盖司康大厦（今天叫做淮海公寓），盖司康大厦始建于1932年，由万国储蓄会出资，世界著名的法国赉安洋行设计建造，在当时的上海属于一流的高档住宅，盖司康大厦每家都有偌大的客厅，宽敞明亮的大阳台，拥有暖气、煤气、上下楼均为电梯，据讲使用的上水管全部是英国进口的纯铜管，卫生间里都是抽水马桶，提供24小时热水，那时的公寓就有净水系统，可以保证自来水达到饮用标准，根据每户房子大小还配有1-2个保姆间，解放后上海市委的领导干部均住在此楼里，对于普通市民来说是可望而不可及的。

盖司康大厦（gascongne apartment)、位于淮海中路1202号，现在叫做淮海公寓，每套房月租金高达6-15万元不等，改革开放后大多由世界五百强公司的高管居住。

1958年东庙二村落成，当时的上海市委第一书记是柯庆施，柯庆施自1954年主政上海，客观的说他还是为上海市做了大量卓有成效的工作，毕竟上世纪五十年代国家总税收的三分之一来自于上海，他是个权力狂、也是个工作狂，有思想、有见地，他看到解放后、特别是1952年由供给制改为薪金制后，领导干部的待遇越来越好，已经严重地脱离了人民群众，做官当老爷的思想也愈演愈烈，柯庆施认为要严加管教领导干部，使他们和人民群众缩短距离，和产业工人打成一片，让干部子女和工人子女也打成一片，于是在市委常委会议上提出了他的想法，市委领导干部做表率，全部搬迁到新建的东庙二村居住，同时新建东庙二村小学，市委领导干部子女全部转入该学校，他的想法也得到了大家的认可。

应当讲，柯庆施作为共产党的元老，是少有的生活俭朴的典范，他一身布衣、常年一双老头布鞋，清正廉洁、两袖清风，没有一个人敢给他送礼，一生没有任何桃色新闻，虽然他是党内唯一盖棺尚未定论的高级干部，但当时的许多市委领导干部，包括正直的、受人尊敬的市委书记处书记王一平也评价柯庆施在这一点上是无可挑剔的。

柯庆施、1922年入党，我党唯一与列宁握过手的党员，曾在五十年代任上海市委第一书记，后任华东局第一书记、南京军区第一政委、国务院副总理、中央政治局委员。

会议决定了以后，市委领导干部雷厉风行、说搬就搬，最早搬到东庙新村的是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相当于现在的市委副书记）许建国伯伯，一个老资格的五级干部，他搬入后聂荣臻、徐向前元帅到他家里做客，曾用开玩笑的口吻对许老说：老许、你怎么住到狗窝里来了。许老却不以为然地说：咱们长征的时候如果有这样的狗窝住那可真是烧高香了呀。第二个就是柯庆施了，他迈着闲庭信步、欣慰地搬进了东庙二村100号楼，柯的夫人于文兰阿姨说话慢声细语，也非常平易近人，她的四个孩子中的柯六六、柯五四也步入了东庙二村小学，柯家的孩子都十分有教养、谦逊低调、没有一点点架子。

许建国、1922年入党，1930年参加红军，曾担任中央第一任保卫部长，参加了五次反围剿及长征，建国后担任上海市委书记处书记，公安部副部长，中国驻阿尔巴尼亚大使等职。

我们家是1958年12月搬到东庙二村65号楼的，当时的东庙二村全是青砖斜瓦的三层建筑，每座楼2-4个单元不等，每套房2-4间，房间都很小，房子的楼间距也不大，站在这个楼里就可以和对面楼上的孩子讲话，那时没有院墙，没有门卫或保安，全开放式的，单元门也是四敞大开的，没有门锁，领导干部和工人群众住在一起，平时孩子们也都在一起玩耍、一同上学、一同回家，生活氛围和谐，也没有小偷和盗贼，颇有太平盛世之感。

搬进东庙二村时正值12月份，冬天的上海阴冷潮湿，从暖气房中搬到没有暖气的房子里，顿感差别巨大，妈妈点燃了煤球炉子，烧水给孩子们洗澡，为了提高房间温度将煤球炉子放在卫生间里，有一次妈妈居然煤气中毒了，幸好家里的阿姨发现早并及时打了报警电话，将妈妈送到医院才得以抢救过来。

1959年正是除四害的疯狂年代，在四害当中，首当其冲的是打麻雀，其声势浩大堪比一场巨大的人民战争，人们使用放鞭炮和敲铜锣的方法驱赶麻雀，吓得麻雀不敢停留，最终累得晕头转向，大多会碰到树干和房子的墙壁上昏死过去，我们这些小孩子跟在大孩子后面，也像打了鸡血一般，风风火火地呼喊着，当看到麻雀撞墙掉下来的一瞬间，七八个孩子会一同去抢这只奄奄一息的小动物，然后就像战利品一样交到居委会的大妈手中，孩子们也像打了场大胜仗，意犹未尽的去参与下一拨的战斗。第二年当发现所有树的叶子都被虫子吃的精光，才知道麻雀并非害虫，我们犯了严重的错误，人们只知道麻雀会吃粮食，却不知道很多虫卵都是麻雀消灭的，大自然本来保持的生态平衡是不容被破坏的。

哥哥姐姐都在东庙二村小学上学，学校食堂为了改善生活，喂了一些猪，让学生们帮助打猪草，那时哪里知道什么是猪草，姐姐和同学们就在附近的大沟里捡拾烂白菜叶子交给学校，那些大沟都是治理𦘦家浜河污水的疏水沟，有些非常深，小孩子下去容易上来难，有一次姐姐和同学落在大沟里上不来，夜幕降临不禁心情紧张的大声呼喊，幸好有人路过帮助到家里报了信，阿姨急忙出去找回了姐姐和她的同学，还好总算是有惊无险。

现今的65号楼，已经在七十年代从三层改建成六层楼房了

当时的东庙新村还属城市郊区，新村的周边都是大片的农田，去城里还十分不方便，为此市政开通了49路公交车，以方便市委领导干部的家属上下班，同时柯庆施力主领导干部也乘坐公交车上下班，为广大市民树立良好的榜样，于是妈妈领着我、抱着弟弟早出晚归地坐着49路车上下班，送接我们去幼儿园，那时的人们非常友好，看到抱着孩子上车的人都会主动让座，氛围暖心且融洽。

当年的49路公交车

在东庙新村居住了十四个月，市委的领导干部又奉命全部搬出东庙新村，这次搬进了康平路一号的爱棠公㝢，也就是现在戒备森严的上海康办，爱棠公寓同是法国赉安洋行设计和建造的，生活条件和盖司康大厦大同小异，只是不在市中心，印象中有很大的院子可以玩耍，院子里碧草青青、绿意盎然，许多广玉兰树挺拔秀丽，一到花开季节满院的空气沉浸在花香中，好不沁人心脾，院子东南面有四座别墅、分别是柯庆施、陈丕显、曹荻秋、魏文伯书记住的地方，我们住在西北方向的三座五层的小型公㝢里，爱棠公㝢不远的地方就是衡山公园，我们好多孩子在那里捉迷藏，玩的乐不思蜀，经常忘记回家吃饭。

为什么搬出东庙新村当时并不知道，直到上世纪八十年代才揭晓秘密，原来是周恩来总理为此事找到柯庆施，说如果你们都搬到群众中去，是不是我和毛主席也应该搬出中南海，周总理言简意赅，柯庆施自然心领神会，知道自己应该怎样做。

爱棠公寓、因靠近爱棠路（今余庆路）而得名，最初搬进时只有传达室，进出自由。据说上世纪九十年代被彻底翻盖，成为上海市的政治中心——康办，现在武警部队守门、戒备森严，再也进不去了。

从外墙看现今的康办，也就是过去的爱棠公寓

今天的东安二村，已经拥挤不堪、面目全非了

九月初我来到上海，乘地铁四号线来到东安站，宽敞的东安路就是在东庙路的基础上扩建的，向南走穿过零陵路就是东安新村了，现在已经形成小区了，但门口的保安也形同虚设，人们可以自由进出。

时隔六十余年，东庙新村已经面目全非了，汽车停放占据了小区的公共区域，使原本狭窄的道路变得更加拥挤不堪，新村过去的三层青砖斜瓦楼也见不到了，多数三层楼被改造扩建成了六层楼房，人口密度的增加，纷杂的堆放物，层迭如幛的网线交织在一起实在是有煞风景，东安新村现在的位置基本上就是市中心了，这些老旧建筑和周边的现代化大楼也实在是太不匹配了，到了不改造不行的地步了。

有幸我拍下了最后的东安新村的照片，在65号楼边，遇到两位年龄相仿的老上海，他们告诉我拆迁补偿方案大约在每平方米十四万五千元至十五万元左右，但因为房子面积小，补偿款想买新房也只能去松江区了，当谈及我家五八年曾住在65号楼时，其中一位老者随口而出：“你家一定是老干部吧”，我说是的，他笑着说当年我们还是邻居呢。

东安新村的拆迁广告

为此、我去了管辖东安新村的枫林路派出所，接待我的是一位女性中年户籍警，我向她提出要求查一下我们当年的户口状况，她很热情，进去后不到五分钟就拿出了一本厚厚的旧式户口登记册，她说查到了你们一家的户口登记，我拿出手机想拍摄下来，不料女民警断然拒绝，她说领导指示不可以拍照，这是关系到掉帽子的大事呢，我说2010年我哥哥也来查过，是允许照相机拍摄的，他当时全部拍下来了，但因为照相机出了问题，这些照片未被保存下来，所以我想重拍，女民警说以前可以，现在不行，但可以给你出份证明，证明你是哪一年住在这里的，无奈只能这样了，不一会儿，她就拿着证明信和公章来了，上面证明很全，唯独缺失了那种泛旧糙纸上手写名字和出生日期的年代感。

上海市徐汇区公安局枫林路派出所

派出所出具的户籍事项证明

不管怎样，说老前辈柯庆施居安思危也好、心血来潮也罢，但毕竟是大胆的做了一次新潮探索，在社会主义时期如何改善干群关系上迈出了可喜的一步，同时向权贵思想重重的开了一炮，对于党的高级领导干部洁身自好、远离腐败还是有着积极意义的。由此我联想到苏联时期的总统戈尔巴乔夫，他也不过是居住在莫斯科普通公寓楼中的一套四居室里；德国前总理默克尔大妈离任后租住在民房里，自己提着篮子上大街买菜；荷兰现首相马克·吕特骑着自行车上下班，身边没有一个保卫人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