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猫鱼》散议

剑雄

《猫鱼》的封面

（说明：该图的使用未经肖像权人认可，如有异议即删。）

《猫鱼》散议

一

只看了前面的三五十页就可以断定，这是一部勇敢的作品。

它敢于这样自我描画：她“有点驼背缩脖子，还结实得像个男孩子，记得一位裁缝为她做裤子的时候说，你的肉老硬的。”

它追忆说：“有时候，父亲会莫名其妙地发脾气，或者把她狠揍一顿。当然也不都是莫名其妙的，比方那次她偷走抽屉里的粮票和油票，然后又全部弄丢了。那个月家里几乎揭不开锅。那顿打是活该的。”

它也写了自己童年时往马路边的情人们头上泼水的恶作剧和十四岁“被”初吻时“湿漉漉”的头发，写了她从拍《小花》开始的一桩桩的情事。

它公开了自传主早年与人通信时的坦白：“我有时候很自私；不止这些，我还有许多缺点，但我很善于把它们都掩盖起来。……我有嫉妒心，我有时会带着痛苦去想别人的种种优胜。特别是最近，我还感觉到，我爱虚荣，……这些致命的缺点我平时从来也不多暴露，多可怕。我并不是别人脑中可爱的‘小花’，我在外面总是装得那么快乐，但实际上我有许多苦恼，说来也许没人会信。”

它还描写了自己出国后第一段错误的婚姻：“那时的我是一只熟透的苹果，一不小心就会落下地来。谁在树下接住了我，我就在谁的怀抱里。后来交往的第一个男友，没有跟我谈到感情，更不用说爱，他只是将我一把揽住了深吻，我便奋不顾身起来，其实那时他对我来说几乎还是个陌生人。”

……

这样的勇敢，也许是唯有陈冲那样的大名人才敢尝试的放纵，——没有巨大的名气为依恃而自揭其短，很可能弄巧成拙。而且即便享有大名，毕竟也是可以不必要洗尽妆容的，甚至也不妨再巧施一层脂粉。但《猫鱼》没有。

这可以看出作者的真诚。

二

陈冲的勇敢，不仅在她敢以素颜示人，还在她敢于触摸那些不堪回首的时代伤痕。

《猫鱼》速写了姥姥的一生，却没有回避她在抗战时期为获得一张通行证以把自己幼年的女儿接到大后方而被那些有权势者占“便宜”的隐秘。

《猫鱼》还不怕“跑题”地提及了五十年代“民生”公司老板、抗战功臣卢作孚的悲剧。

当然，作为某种意义上的亲历者——一位尚在幼年的亲历者，陈冲提及更多的还是那十年的伤痕：

老叶，她们家一位“当年在澳洲留学”的邻居，“在‘文革’时期冲撞一辆迎面开来的公共汽车，企图自杀，结果失去了一边的肩膀和手臂。”老叶有一次“跟我说，他已经不存在的肩臂，觉得剧烈疼痛，这叫phantom pain，幻肢痛，他咬着牙教我这个词。”

她的外公，中国药理学的奠基人，出生贫寒，却因考得某年全国庚款留学考试的第一名而到伦敦大学留学，并曾在牛津和哈佛进修。却在六十岁时在实验室里“畏罪自杀”了，——死前仍在学习意大利文和西班牙文。在事发后，全家人甚至不敢声张，还要刻意“装作没有发生任何事情。”

她的母亲，上医（复旦医学院的前身）的一位药理学家，却在那时因家境拮据而经常与其母（即“姥姥”）互相责怪争吵。——姥姥过去曾是《中华医学杂志》的编辑、上医院长的秘书，在文革中却因说话不慎而成为“反革命”，被停发了工资。“吵架开始都是为了钱，但是很快就变成了母亲对姥姥的控诉。”“每次吵到这个地步姥姥只好不响。”

而她本人，大概十一岁时便开始在家“掌厨”，每天要淘米烧饭做菜。那时，“弄堂大门外的水果摊上，常有烂掉了半个的苹果和鸭梨。我总是会很便宜地把它们买下回家，去掉烂的部分，切成小块，用糖精和藕粉做成水果羹。”

……

在“伤痕文学”早已偃旗息鼓了几十年，而且有些人已变得极其反感提起这些陈年往事之后，陈冲却在《猫鱼》中再一次触摸了这些疤痕，这同样是需要勇气的。

《小花》中的“小花”

（说明：照片选自网络，如涉侵权，告知即删）

三

《猫鱼》记录了她母亲在七十年代末赴美进修经停巴黎时，因没有一枚硬币而无法进入洗手间的尴尬；也记录了她母亲作为“当年的中国公派留学生，每月有四百美元生活费，母亲付完房租，剩下钱就很紧了。美国最便宜的蛋白质是鸡蛋和鸡腿，最便宜的蔬菜是生菜，所以她每天吃同样的东西。”

当然值得一提的是，这样一位女学者在回国后曾是饶毅——后来成为知名神经生物学家和几所大学的校长——的博导。

而陈冲本人，在国内虽已星光烨烨，但在出国后也到中餐馆做过领位员。虽然她具有相当的语言准备，却在刚进入大洋彼岸便陷入了一个又一个文化困境——人生地不熟的冒险、懵懂却不自知的被“性侵”、不断的搬家、以及为了一张绿卡而弄假成真的婚事……

这样的故事，当然不能比拟“五月花号”的美式传奇，但在距今还并不遥远的中国历史叙事中，它却像前面的“伤痕”一样，也具有某种“时代性”，——反映了改开初期走出国门的那一代人的奋斗与挣扎、欲望与失望、成功与沦落。

如果说有什么东西升华了《猫鱼》，使它成为比仅只是一部名人的自传更具社会认识价值的作品，那应该就是在文革期间和改开之后的这两种“时代性”。

公道地说，《猫鱼》还不具有《巨流河》那样的史诗性。——它有许多细节许多特写，但还看不到大河奔流的全景和趋势。

但这似乎不是陈冲的错。

四

在《猫鱼》中，大约百分之六十的篇幅是作者去美国后的故事。故事很多，叙述得也引人入胜。但如果是对一个并不醉心于明星逸闻或热衷探究屏幕背后的电影世界的人来说，大概只用几句话就可以概括了：一部接一部的电影——其中有几部是在中国拍的；一次又一次的奇遇和遭遇，以及“所有的温柔、所有的激情、所有的心碎。”

好在陈冲在讲述这些故事的时候，多少还带着一些自省、揶揄和批判性的视角，而不是自我炫耀和谄媚奉承。

这使《猫鱼》避免了通常很难避免的媚俗。

五

作为纪实作品，《猫鱼》的故事是可信的吗？

陈冲承认：“记忆会像枕头上的凹印那样走形。”“也好像一个犯罪现场，你一次又一次去那里查看，反而践踏了那些手印足迹，丢失了真相。我们头脑中总是不停地把记忆里的碎片逻辑化、合理化、美化或丑化。而且每一次造访，都似乎令它离原始印象更远一些。”“记忆的选择又往往不是在发现，而是在隐藏事实。”

可见她本人对此也还是有点底气不足的。

大概是因此，她提供了许多的书信、照片、旧文和其他原始资料为证。此外，还描写了许多细节——

陈冲说，在幼年时，父亲曾带她到“华山医院周家花园的小湖划船。”

陈冲说：她当年学游泳时，女孩子们的游泳衣“是用一种毫无弹性的布料做的，内面有横竖一排排很细的松紧带，把布料抽起来，变成一个小团。穿到身上松紧带绷开后，看上去很像泡泡纱。”

陈冲说：她和好友闵安琪“我俩都爱吃零嘴，夏天常到剧团对过的烟纸店买断掉的棒冰。普通棒冰四分钱一根，断成两截的三分钱一根。我们跟店里的人讲好了，把断的都给我们留着。”

陈冲还说：在拍片遇到困难的时候，“我脑子里总会出现大庆油田铁人王进喜的话，‘井没压力不出油，人没压力轻飘飘，我们有条件要上，没有条件创造条件也要上。’”小学时，“里面这句台词我曾反复在作文里用过，成年后这些革命口号还会不自觉地从脑子里冒出来。”

我想，每个熟悉华山医院那一带环境的人，每个当年也嚼食过那种折断的棒冰、穿过见过那种“泡泡纱”式的泳衣、又或者看过电影《创业》的人，都可以证明这些细节的真实性。

诚然，细节的真实并不能担保每个故事本身及每个情节的真实，但至少它还是比连细节也不保真的故事更可信。

六

除了故事，《猫鱼》似乎还想证明，一部纪实作品也可以富有诗意和哲思。

在澳洲拍摄《壮士血》时，陈冲有过一段感情的经历：“在以后的日子里，我们常常这样，像两棵离得不远的树，风吹过时眼神跟枝叶那样触碰。”这样的句子，令人想到舒婷诗中的意象。

在拍完疫情的纪实性短篇《世间有她》之后，陈冲又写下了一段很诗性的文字：

窗外浮现出一朵完美的白云，我依窗凝视，感到隔离期间的一种特殊奢侈，哪儿都不用去，什么都不用做——除了白日梦以外。这是一朵积云——童年的妹妹最期待看见的那种——底部平平地躺着，顶部圆圆地拱起，像巨大的天鹅在水里滑行，像山坡上开满了棉花，像棉花糖那样松软甜蜜。她每天到晒台上去看天，见到积云就会兴高采烈地跑下楼，向全家预报：明天是晴天！直到半个世纪以后，在二0二0年初夏的一天，我才知道积云的英语怎么说。那天跟丈夫散步，他望着远处跟我说Cumulus，我没听懂，他用手指着天空说，这样的云叫Cumulus，来自拉丁文。我牵着彼得的手，望着那云彩，重复着那个富有乐感的字，感到幸福。那时我正在写一个失去挚爱的故事。

《猫鱼》中的诗意，是在后半部陈冲到美国后才开始显露的。它们不仅来自爱情，还来自浓郁的乡愁。这大概就是上海“平江路170弄10号”的那座老宅频繁出现在书中的原因。

而到后来，《猫鱼》中又出现了越来越多的哲思：

“人类是唯一知道自己必将灭亡的动物，我们的一切行为似乎都是为了创造出永恒的假象和幻影。”

“生命只是向宇宙暂借的星辰，有意识的原子，我们的确从尘土而来归尘土而去。”

“四十亿年后，我们的太阳也会如此。在生命的原子返回星尘之前，唯一不朽的只有此刻——我们活着的每一刻。”

“太阳升起来了。生命——跟爱与死亡一样，跟日出日落一样——势不可挡。然而我们知道他们的命运，一切终将无法挽回，他们此刻对生命的喜悦和憧憬也因此变得更加壮丽、浪漫、神圣。”

这是一位艺术家在向自己的创作告别吗？还是一整代人在向只属于自己的那个时代告别？——好像都还太早。因为，“仰望浩瀚的星空，我感到我还有那么多想知道的事——从细胞的奥秘到灵魂的奥秘；我还有那么多的渴望和爱——无论用胶子的尺度还是星系的尺度都无法估量。”

虽说诗意或许太多了些，虽说“人类一思考，上帝就发笑”，但它们确实丰富了《猫鱼》的意蕴。

七

读《猫鱼》，赏心悦目的是它的语言。许子东说：有一次和顾城吃饭，一位汉学家问顾城为什么写诗，顾说：“现代汉语像用脏了的人民币，我想把它洗一洗。”陈冲写作时未必有这种语言的自觉，但她的文字却真正做到了干净。

如果对《猫鱼》的文字作一些学究气的分析，或许也可以说出个甲乙丙丁来。比如：它完全不用对仗、排比和四六句式，杜绝了赋体的铺排，保持了散文的随性；它摒弃任何古奥的词语，不用容易显出文言风格的连词介词，甚至也极少使用成语，从而使表达成为一股很现代的清流，而不像那些读多了文言的当代作者，一下笔，总难免流露出陈年包浆的味道。又比如，虽然作为在外生活多年的电影人，陈冲显然有很丰富的英语阅读和写作经历，但在《猫鱼》中却丝毫看不到在三四十年代的著译者们笔下常见的欧化句式。而且，作为一个生长于斯的上海人，她的语言也没有上海方言通常难免的市井气。

不过，这样的分析对作品本身却没有任何意义，因为陈冲的语言并不是刻意雕琢的结果。就如姜文所说，她的文字“不是练出来的，不是苦出来的，不是装出来的。……甚至跟她平时说话都不是一股劲儿。”她是凭自己的语感写作的。

陈冲说，自己幼时喜欢语文，读了不少英雄事迹的书籍，并抄写了很多豪言壮语。“姥姥跟我说，你不需要这些豪言壮语，一个字可以讲清楚的事不要用两个字。”陈冲语言的干净，或许有她姥姥的功德。

八

再干净自然的文字，也不排斥匠心安排的写作技巧。

《猫鱼》中有这样一段记述，陈母在八十年代初到美国做访问学者。“不久，母亲有了新的地址，她搬到66街的一栋公寓，与一位台湾留学生合租，她的信上说，那位同屋订了一份台湾的《中央日报》，她有时会借来看看。……后来她告诉我，那封信寄出不久，她就开始每天收到一份《人民日报》。”品味到这样不动声色的春秋笔法，应该能使人会心一笑。

陈冲又说，自己在上外读书时，曾因穿了一件大红衬衣而被系里书记找去谈话。“有一天赵老师又来找我去他办公室，我马上在头脑里审视自己那几天的穿着、表现。心想，这次又犯了什么错误。……走进办公室后，赵老师给我介绍了一位来客。”他原来是“到上海来请我演《桐柏英雄》的女主角，也就是后来的电影《小花》里的小花。”像这样开阖转折、先抑后扬的叙事顺序，大概也就是所谓“文似看山不喜平”的传统技法吧？

当然，这类传统的技法在《猫鱼》中并不多见，作为一名从业多年的电影人，陈冲更擅长使用电影的叙事手法。

比如，她写道：在拍完《天浴》后不久，“我的大女儿出生了，她过满月不久，我跟摄制组其他主创一起参加了金马奖颁奖仪式。那晚我们的电影拿了七项大奖。”“那时我还在哺乳，……真怕在台上衣服会湿。”“第二天我就启程回家，在飞机上我的一颗门牙断了，我没有咬任何硬的东西，它就莫名其妙地掉下来了。我把它吐出来，完全蒙了。……牙医说道理很简单，我因怀孕，哺乳严重缺钙。但我却从中感到了某种另外的预示。”这些相互交织的画面——电影的蒙太奇手法，构成了一个隐喻：“怀里的孩子贪婪地嘬奶，我望着她，认识到前半生结束了。”

在《猫鱼》中，有时还会出现的叙事主体在第一、三人称间的变换，这也是电影更经常使用的一种手法。

电影人的文章结构，确有独到的地方。

九

对《猫鱼》这个书名，需要有一番题解。

在上海话中，这个mao，不能读作阴平（如普通话的第一声），而应读作阳平（第二声），即“毛鱼”。——这个“毛”字,是极言那些鱼的瘦弱细小，就像人们会把婴儿称为“小毛头”那样。因其小，少肉多刺，有时人们不屑于品尝，便把它喂猫。但尽管这样，它还是应当念作毛鱼，——也应当写作“毛鱼”。

直到尾声，陈冲才解释了这个“猫鱼”的来历：她哥哥说，小时候有一次跟阿姨去买菜，“她排菜队，我排鱼队。但轮到我的时候她还没来。我身上有两分钱，便买了些猫鱼。回家后发现其中一条小鱼的鳃还在动，那圆眼在向我祈求怜悯，突生恻隐之心，不忍心将它喂猫。找了只大碗，放满水，那小鱼居然在里面游了起来。可惜不久碗里的水就结成了一块冰。鱼成了冰中的化石。没办法只能将它倒入马桶里。傍晚发现冰化了，小鱼又活过来了。”陈冲说她跟随哥哥，也“视这条‘猫鱼’为一种象征。”

陈冲兄妹都是艺术家，在他们那里，“猫鱼”也许确实象征着“创作最汹涌的源泉。”但在我们普通读者的眼里，“猫鱼”其实是一种悲剧性的命运——虽然卑微弱小，但只要有点水，就能顽强地活下去。

十

《猫鱼》是今年六月才刚刚出版的，不知它迄今为止的“票房”究竟如何？问了几位“读书人”，好像大多都没看过。

至于我本人，如果不是学长兼书友晓文律师“及时”的告知和三番五次的催促，我是肯定不会知道有这么一本新书，即使知道也不会想去找来一读的。毕竟，在一个信息爆炸、并且信息还可以自动生成自动“投喂”的大数据时代，每天都有那么多的东西可看、想看、或必须看。然而，当我终于还是很仔细地看完了这本六百多页的书之后，我得承认，《猫鱼》确实有许多值得我们放下手机去品读一番的地方。

它也证明了，陈冲不仅是一位出色的演员、导演和编剧，也是一位作家。

2024年9月28日

《末代皇帝》中出演的婉容

（说明：照片选自网络，如涉侵权，告知即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