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郭佩兰老前辈

离离原上草

怀念郭佩兰老前辈

本想国庆节去再去看看郭佩兰老前辈的，专门为她写了一篇人物传记准备当面交给她，可终究还是没有等到国庆这天，周五的时候接到原同事的信息：郭老于2024年9月27日与世长辞了。

遗体告别这天，久旱的天下起了雨，点点滴滴的雨也勾起了我点点滴滴的回忆。

在原单位，我负责老干工作近10年，不仅从老同志们那里学到了很多，也和大家处得非常开心，结成了很多忘年交，其中郭佩兰是一名令我非常钦佩的前辈。

那时，中秋、端午、重阳、春节必要到老同志家中登门慰问，也许是郭佩兰操着一口浓重而又亲切的陕北方言，待人又极其热情，便令我有了特殊的亲近感。

2016年中秋节前我前去慰问，一进家门，郭老立刻就热情地招呼，端茶倒水，洋溢的笑容和眼神中都透着关切，恰逢她家中电灯坏了，我帮着换了灯泡，老人起初还死活不肯“劳累”我这个“后生”，见拗不过我，便给我打了下手。那次我们聊了很多，我才知道这个老同志竟然还有这如此多的经历。

后来我便执笔开始为她写了一篇人物传记，今天，是她老人家出殡的日子，发出来权作纪念吧。

郭佩兰老前辈，一路走好！

剑 兰 扑 香

(纪实文学)

兰 蕊

1947年，初春，陕西延川县黄河渡口。

清晨的太阳还没有爬上黄河东岸山的顶端，一支大约近200人的队伍，就在岸边等候渡船，这群人中，高高低低的竟有100多个孩子，大的十五、六岁，小的也就只有七、八岁。看得出，大家衣着褴褛但却清洗的干净，十分焦急但丝毫不慌乱。虽已初春，但顺着河道游走的风，夹杂着黄河水的味道让人不寒而栗，人群中，一个年约八、九岁的小姑娘显然很冷，刚搓完小手，又把衣领紧了紧。

“上船喽，大家按顺序来”一位身着军服的中年汉子指挥着孩子们：“到了山西就安全了”。其他大人也忙不迭的搬运着行李。这个叫“来勤”的小姑娘，望着湍急的黄河水，心中不禁有些胆怯，今年9岁的她第一次见到保育员们口中常常提起的“黄河”。顿了顿，她咬了咬冻得发紫的嘴唇，摇晃着走到了艄公的身后，紧紧抓住船沿。

“这个娃娃可精了”，艄公笑了笑说：“你是不是怕船翻了?”

“要是船翻了，我就牢牢抱住你的腿！”小姑娘回答，尽管表情还留有几分恐惧，但眼神中却闪现出几分这个年龄难有的坚毅。

此时，百里之外的延安已是炮声隆隆，战火纷飞。国民党第一战区司令长官胡宗南正调集15万人的部队，开始大举进犯陕甘宁边区根据地核心——延安。

一个月前，榆林绥德县城，边区难民学校[1]的校长接到了上级要求转移的命令，这让校长很是恼火。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主持组建的难民学校刚刚招生完毕，收纳了近200个红军以及当地难民子弟，还没上几天课程，国民党开始大举进犯边区，为了师生安全，上级要求要全体师生东渡黄河转移至晋察冀边区。

9岁的“来勤”就是这所学校的第一批学生。“来勤”1938年5月出生在榆林米脂县东区姬岔乡黑圪塔村，这可是个有名的“红军村”，全村上下出了近百个红军，中共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郭洪涛[2]就是“来勤”的叔父。

“来勤”是家中长女，庄户人家辛勤劳作，祖母就寄予期望的给孙女起了这样一个小名。幼年时期的“来勤”是在担惊受怕中度过的。黑疙瘩村“闹红军”最厉害，是国民党部队重点清缴的对象，她常常跟随大人钻进深山躲藏，庄稼没法正常种植，没有粮食就要挨饿，于是，在二伯父郭洪波的引荐下，“来勤”到绥德县上了难民学校。

可眼下，要打大仗了。过了黄河她又将迎来怎样的命运，“来勤”不得而知……

剑 出

1965年，初秋，绥德县石家湾乡政府。

蓝莹莹的天上没有一疙瘩瘩云，乡政府广播里正播放着郭兰英的陕北民歌《南泥湾》，清婉嘹亮的歌声在山谷间回荡。窑洞外，不大的院子，几个婆姨正在院子忙着剥玉米，这是镇政府农技站今年试制的种子，饱满金黄的颗粒在大家眼里比一颗颗金豆子还喜爱，毕竟这些“金豆子”承载着石家湾全乡来年收获的希望。

“佩兰在不在？”院子外，远远的传来一阵吆呼声。不大的功夫，走进来男男女女七八个老乡，抬着3个藤条编制的框子，盖着片片绿莹莹的植物枝叶，叶子的缝隙中，露出淡淡的粉色，眼尖的人看出那是新刨出来的红薯，个个饱满，只看一眼似乎就能感受到脆甜。

“在呢？我给你们叫去”，剥玉米的婆姨笑着应声。不大的功夫，一个戴着眼镜的姑娘从窑洞里出来，手里还攥了本《农作物病虫害》。

“哎呀，佩兰，今天我们村收红薯了，乡亲们给你们乡政府，农技站的送来尝一下”为首的老汉紧走几步到了姑娘面前说。

“你们这是干什么呢？乡亲们也都困难”。名叫“佩兰”的姑娘，也认出来人正是十几里外任家沟村党支部书记。

“佩兰，这点心意，你要是不收下，我们党支部回去也没有办法给乡亲们交差，要不是你给资助的苗子，哪有今天的收成”老书记有些急了……

一年多前，刚刚从榆林农校毕业的女学生郭佩兰被分配到了绥德县石家湾公社农技站，负责给当地农户指导农作物栽培技术和制种，主要是指导适合当地种植的高粱、玉米、糜子等作物。

这年月，女干部不多，女技术干部更是凤毛麟角，“乡里来了个女技术员”很快就传遍了石家湾所有的村子，乡亲们新奇的眼神中当然也免不了透着几分疑惑：“就凭这个瘦小的女子能给指导个啥技术？”

在大家质疑的眼神中，郭佩兰认真研究了当地的气候、土壤条件，决定给大家引种红薯。红薯产量大、不仅淀粉含量高，糖份更高，又能加工陕北人喜爱的粉条，这对当时还处在“勒着腰带吃饭”的陕北农民来说，应该是个很好的选择。

但出乎意料的是，乡亲们的反应却很凉，乡领导也有些“打退堂鼓”。一方面，大伙认为“不牢靠”，原因是郭佩兰刚刚毕业，又是个女人家；另一方面，当地世世代代习惯了种植洋芋（土豆），它不仅是餐桌上的主食，还是陕北人心中的一份依赖，想要打破这个传统观念可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性格要强的郭佩兰见此，狠下心自掏腰包，出30元钱买了红薯苗，又再三劝说几个村试种下。30元钱，那可是她一个多月的工资！

功夫不负有心人，当年红薯喜获丰收，因为，当地不产红薯，这个倒成了个稀罕物，不仅产量大，口感上的新鲜度也吸引着当地村民，加上收成较之洋芋好出几成。第二年，石家湾乡开始了大面积种植，一下成为绥德县红薯产量大户。

这不，任家沟村收了红薯，给郭佩兰送“谢礼”来啦。硬推，自然是拗不过憨厚直爽的乡亲们。那几天，乡政府的灶上可是美美吃了几天各种做法的红薯。

兰 幽

1948年8月，晋察冀边区永和县桑壁镇。

炎热的夏风带着热浪滚滚而来，但窑洞里炕上的“来勤”却丝毫感觉不到温度，反而不时的透出彻骨的寒意，她想打个寒颤，哪怕证明自己还是有生气的，但没有动弹得了，这已经是她昏迷的第三天了。

一场突如其来的传染麻疹病袭击了这个学校。一年前，陕甘宁边区绥德难民学校踏着炮火声音渡过黄河，在这里安营扎寨，复课学习。然而，战火不断的边区本就缺医少药，对于这个几乎没有什么医疗条件的偏远小镇而言，疾病比炮火更加难以闪躲，面对这场传染病学校很多学生都没有逃过厄运。

眼下，“来勤”其实已经是等待死亡的对象了，摆在炕上的几个学生全是不省人事，奄奄一息，昨天又有两个孩子被埋葬。蓦地，“来勤”脑海中闪过滚滚的黄河水，她听老师说，黄河是中华民族的母亲河，是民族不屈的图腾，自己和这些同学都是将来民族的希望。

“一定要活下去，渡过黄河见到亲人”一个念头跳了出来，她居然醒了，小腹一阵难受，“来勤”挣扎着从炕上爬下，再爬到院子外。“有人活了！”路过的老乡赶紧喊来校医。校医看了看说：“嗯，只要醒来没准就能活”，于是抱“来勤”到自己的住处，拔火罐、灌草药，精心护理。没过多久，已经“死”去的她居然活了下来，幼小的生命显现了奇迹般的坚毅，就如同这黄土高原上的“葛针”[3]，明明已经看似干枯，但遇见春风就会发芽出新叶，并且倔强的伸出一根根坚硬的托叶刺。

“来勤”从小身上的那份倔强就如同她顽强的生命力一样。难民学校在课余时间会组织大点的孩子学习纺线，年仅9岁的“来勤”也缠着保育员要学，保育员觉得她太小做不了不让干，但“来勤”就拉住着保育员的纺车不松手，拗不过，就教了教，没想到一教就会，她纺的线竟然又细又匀，再后来，就干脆给“来勤”固定了一台纺车。

还有一次，她和比自己大的一个男同学发生了矛盾，竟然用舀饭的大铁勺把男生脑袋敲了个包，事后保育员批评了几句，“来勤”一赌气三天没有吃饭，无奈之下保育员擀了一碗白面条哄她。

“嘴上犟，可肚子不争气，一口气将那碗面条吃的精光，白格森森的面条实在诱人！”事后多年，“来勤”一直认为那是她此生吃过最美的味道，没有之一。

剑 胆

1972年12月，铜川耀县氧化铝厂。

晚上8点，窗外呼号的西北风不停地拍打着氧化铝厂会议室的窗户，屋内，小铁炉暗红的火苗舔着水壶底，已经沸腾的水“嗤嗤”的冒着热气，但并没有引起人们的注意，此时，大家伙的焦点都聚集在了厂长白树根（音）和一个职工的争论上了，气氛丝毫不亚于那壶滚烫的热水。

“这就是SiO2嘛！你连这都不懂还怎么领导我们？”一个男子带有几分挑衅的说。

“反正就是水泥原料嘛，只不过是叫法不同”厂长白树根，红着脸，看得出很生气但却嗫嗫的说，显得底气不足。

“那就是不对，是错误，是你说的错误……”

党委书记蒲光[4]也是个老革命，为人随和，他打了个圆场：“大家先别争了，先换个议题……”可是很快就被嘈杂的话语淹没了。

“停，不要说了，你这是故意找茬！”猛然间，一个清脆的女声让会场立即安静下来，大家遁声望去，只见会场角落里，站起一个瘦小的女同志，尽管脸上一副黑色的眼镜让她看上去十分文静，而此时，她满脸严肃，眼睛透出的光似乎带着火，让人不敢直视。

“不说就不说了”刚才还理直气壮的小伙有点像自言自语的嘟囔了一句，埋头坐了下来。充满火药味道的会场犹如遇见大雨，很快平息了下来。

这个氧化铝厂隶属于陕西司法系统劳改场，很多劳改对象，包括劳改期满的人员都在这里就业，由管教干部进行管理。

厂长白树根，是30年代参加队伍的“老革命”，打过抗日战争，参加过解放战争，文化大革命初期就被下放到这里任厂长，“老革命”那都好，可就是没文化，常常被管理对象借机“泄愤”。刚才厂里的职工会，有个“刺头”就是借他没文化的软肋借题发挥，故意说化学名让白树根难堪。可在管教干部郭佩兰面前，他不敢。因为郭佩兰是1958年的中专生，是有文化的，然而更能镇得住管理对象的是：这个看似柔弱的女人身上有一股子韧劲，倔强、泼辣、勇敢、不怕事！

一年前，因丈夫工作调动，郭佩兰也从陕北绥德县石家湾公社调到位于关中北部的铜川耀县工作，由于有文化就干起了内勤工作。当时女干部十分稀缺，厂长看她泼辣，干脆就让她兼职管教干部。

“佩兰一声吼，就把会场叫停了！”自此，这个上过战场，真刀真枪和敌人干过的“老革命”，常常给人提及此事。

兰 馨

1958年10月，榆林农业技术学校。

毛乌素沙漠的秋风夹杂着沙土的味道，轻轻摇动着白杨树，不时传来猫头鹰几声怪叫，才让这寂静的世界有了几分生气。已经晚上十点了，简陋的学生宿舍还有一盏油灯忽闪忽闪的窜着火苗，一个姑娘正在灯光下纳鞋底。担心影响宿舍其他人休息，她便在架子床上搭了一块红布尽量的遮住光，灯光照在红布上又映红了姑娘的清秀的脸庞。

夜，很寂静，只听得见宿舍其他学生均匀的呼吸声和针脚上粗粗的麻线吃力地穿过鞋底的“咝咝”游走声。

这个姑娘就是“来勤”。

1949年10月1日，中国解放了。山西永和县桑壁镇难民学校的师生们同中国无数老百姓一样，欢呼雀跃。这些日子，学校接到组织通知，筹备搬迁到西安去。解放了，西安也是我们新政权的，理应让这些苦难的孩子受到更好的教育，也见识一下城市的繁华，不用再担心敌人的炮火和枪林弹雨的威胁，光明正大的！

今年已经11岁的“来勤”却陷入了两难，深造学习是她梦寐以求的，但她还挂念着家中的父母.和学校有些孩子不同，“来勤”不是孤儿，离开家时，她父母是健在的。“烽火连三月，家书抵万金”，3年多来，家，杳无音信，此时的“来勤”更迫切的想要见到亲人，毕竟，她还是个孩子。

1950年3月，“来勤”依依惜别老师和同学，北上回到了阔别已久的家乡。1955年，年仅17岁的“来勤”结婚了，虽说成因媒妁之言、父母之命，但她对这桩婚姻是满意的，丈夫是绥德人，也是有文化的学生，陕西古有“米脂婆姨绥德汉”之称，因此这桩婚姻也惹得众人羡慕。

婚后，“来勤”相继生下两个儿子，过上了相夫教子的安稳生活，但在山西永和县的求学经历始终潜藏在心底，求索和不屈于现状的想法愈来愈强烈，终于有一天她下定决心：“一定要改变命运！”正在求学期间的丈夫虽然作难，但也答应了“来勤”的想法。克服种种困难，1958年，“来勤”以“72分”的成绩考上了榆林农业技术学校，学习农植物栽培。

那年，她，整整20岁，已是两个孩子的母亲。别人课余时间休息娱乐，她还要给孩子们添衣补裳，尽力弥补母亲的职责。

入学第一天，学校填写注册表，要写“官名”[5]，她工工整整的填上了三个字，那是她给自己取的名字，早就想好了的：“郭佩兰”。

剑 鋩

1981年仲夏，咸阳市劳动局档案室。

窗外，树上的知了也热的抗议，不住地鸣叫。档案室里因为人不常来，几扇窗户锈住打不开了，空气中弥漫着一种说不上来的味道，有纸和油墨混合的清香，还夹杂着淡淡的发霉味。

已经4个多小时了，郭佩兰擦了擦头上汗珠，又抱了厚厚一摞档案开始翻阅。文化大革命期间档案管理非常凌乱，也没有认真归类，想找需要的几页档案实属不易。

1979年，郭佩兰调动至咸阳市公安局秘书科，负责信访工作。从农业技术到监管管教，再到公安民警，换了岗位后的郭佩兰面对陌生的业务，又要从零开始，但她接手后，凭借着身上那股韧劲，不懂就问，不会就学，很快就进入了状态。

文革期间，政府某单位有个职工叫游金山[6]，虽然名字谐音是“有金山”，但家里经济条件却很差，一次，小游脑袋发昏，把单位一个水管闸阀拿出去卖了60元，被查出后公安机关最终的处理意见是：“建议劳动教养3年，开除公职”，案卷送到政府，政府批示：“同意公安机关意见劳动教养3年”。可小游劳教3年后回来上班，单位说你早已经被开除公职了。小游不服气，认为公安机关无权将他开除公职，就信访讨说法多年，但问题也没有得到解决，关键是小游单位的人事手续在他被开除后找不到了，经手人也早已调离，因此成了“死疙瘩”。

一个月前，案子交到了郭佩兰手中，郭佩兰仔细回忆，这个游金山曾经在耀县氧化铝厂劳动教养，自己几年前也听说过这回事，游金山反映的问题应该是真实的。于是，她三顾茅庐，跑到人事局档案室从上万份材料中翻出了薄薄几页纸，帮助游金山恢复了工作。

文革期间，公检法被砸烂，形成了很多错案，大批的案件复核、平反工作就落在了郭佩兰的肩上。有个青年因一桩错案被劳动教养，郭佩兰为他进行了平反，当小伙子见到素不相识的郭佩兰时放声大哭。当然，也有坚持原则顶住的信访案件。有个要求申诉的段某，也是信访的常客，郭佩兰认真审查了案卷，认为案件事实清楚，证据确凿，跟他谈了几次，讲事实，摆证据，说法律，最终段某心服口服。

就这样，1994年5月25日，55岁的郭佩兰工作到退休最后一天才离开了岗位，秘书科的同志给她开了个欢送会，性格要强的郭佩兰，9岁离家东渡黄河都没有掉过眼泪，那天却哭了。

没能入党这件事也是郭佩兰毕生遗憾，倔强、坚毅、不服输的她，在这件事上“认输了”：“我没有递过入党申请书，因为我知道自己还不够格，家里拖累实在大，在工作上没有办法全身心投入……”那一年，郭佩兰不仅是5个孩子的母亲，还是5个孩子的奶奶，4位年逾古稀的老人也要她赡养。

后   记

叶侵剑气三分瘦，

花比家山一样香。

不叫晚节侪萧艾，

兰芷依旧冬叶黄。

      2024年7月，咸阳市秦都区沈家小区。

      不大的房间里，郭培兰颤巍巍地打开收音机，由于眼神不好，年近86岁的她每天的必修课就是听听中央广播电台的新闻。这天她刚刚收听完新闻联播，伴随着收音机里传出悠扬的歌声：“没有共产党就没有新中国”郭培兰不禁轻轻地跟着哼了起来，尽管声音已不再清亮，但歌声足以将她带回自己的童年、青年那激情燃烧的岁月，那一刻，这个新中国第一代女干部又仿佛焕发出昔日的神采。

附注：

[1] 陕甘宁边区难民学校，在时任陕甘宁边区政府主席林伯渠的指示下在榆林绥德组建难民学校。1947年3月胡宗南进犯陕甘宁革命根据地，难民学校师生奉命转移，渡过过黄河，历经艰辛行军400里，到达晋察冀边区山西永和县桑壁镇复课。1950年大部迁往西安，组建西安工农速成中学，即今西安市85中学的前身。

[2] 郭洪涛(1909年11月16日-2004年3月12日)，又名郭洪恩、郭惠卿，化名孙耀祖。出生于陕西省米脂县东区姬岔乡黑圪塔村的一个农民家区。原中央顾问委员会委员，国家经委副主任、党组副书记(正部长级)。1925年加入中国共产主义青年团，同年转为中共党员。1935年和1949年两次迎接中央领导人，见证了两个中共党史上意义非常的重要时刻。郭洪涛是陕北红军和陕北革命根据地创建者之一，山东抗日根据地创建者之一，新中国交通事业的开创人之一。

[3] 即酸枣，又名棘、棘子、野枣、山枣、葛针等，原产中国华北地区，陕、甘、晋等省份野生的非常多。

[4]蒲光(1924~2013.09.30)，男，陕西省凤翔县人，1939年3月参加革命工作并加入中国共产党。

[5] 官名即正式的姓名、大名，旧社会陕北女性一般没有自己正式的姓名，只有小名。

[6] 因个人隐私，此处采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