化作惊雷震寰宇

胡山

崇高致敬献身“两弹一星”伟大事业的共和国功勋英雄们！

1956年2月1日，毛泽东在中南海怀仁堂宴请全国政协委员，将原本坐在第37桌的钱学森请到身边，交谈中，说了那句影响航天事业的话：

新生的、最有生命力的东西，总是在同旧的、衰亡着的东西斗争中生长起来的。

20世纪50年代、60年代，中国面对严峻的国际形势，为抵制帝国主义的武力威胁和核讹诈，以毛泽东同志为核心的第一代党中央领导集体，为了保卫国家安全、维护世界和平，果断作出独立自主研制“两弹一星”的战略决策。

大批优秀的科技工作者，包括许多在国外已经有杰出成就的科学家，以身许国，怀着对新中国的满腔热爱，响应党和国家的召唤，义无反顾地投身到这一神圣而伟大的事业中来。

他们和参与“两弹一星”研制工作的广大干部、工人、解放军指战员一起，在当时国家经济、技术基础薄弱和工作条件十分艰苦的情况下，自力更生，发奋图强，依靠自己的力量，突破了核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等尖端技术，取得了举世瞩目的辉煌成就。

1960年11月5日，中国仿制的第一枚导弹发射成功。

1964年10月16日15时，罗布泊上空炸出一朵巨大的蘑菇云，我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使中国成为第五个有原子弹的国家。

1966年10月27日，我国使用东风二号甲中近程导弹成功地进行了一次导弹、原子弹结合实验，导弹非常精确地命中了目标。

1967年6月17日上午8时，中国第一颗氢弹空爆试验成功，威力超原子弹百倍，举世震惊。

美国从突破原子弹到突破氢弹用了7年3个月，英国用了4年7个月，而当时综合国力还尚薄弱的中国只用了2年8个月，以最快的速度完成了从原子弹到氢弹的跨越。在氢弹爆炸成功的同时，中国政府重申：

发展核武器完全是为了防御目的，任何情况下，中国都不会首先使用核武器。

眺望“东方红一号”通过北京上空

1970年4月24日，我第一颗人造地球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发射，中国成为第五个发射人造卫星国家，拉开了中国人探索宇宙奥秘、和平利用太空、造福人类的序幕。

1970年，接线员们正在读喜报，庆祝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发射成功

火箭研制、载人航天、嫦娥探月、空间交会对接、火星探测任务正式立项……航天事业从无到有、从小到大、从弱到强，并建立起独立自主、完整的航天科技工业体系，中国以扎实的步伐和不懈的努力，把航天梦写到外太空。

青海原子城中国核武器研制功臣墙

重点突出尖端技术的发展，是一项很有远见、很有胆略的战略决策，对于中国国防科技事业发展和国防现代化建设具有重大而深远的意　　

钱学森、钱三强、邓稼先等一大批科学家，把个人理想和祖国命运紧紧联系在一起，把个人志向与民族振兴紧紧联系在一起。“干惊天动地事，做隐姓埋名人”。他们把热血洒在戈壁滩，将热爱祖国、无私奉献、自力更生、艰苦奋斗、大力协同、勇于登攀的“两弹一星”精神，永久镌刻在中国大地上，成为全国各族人民宝贵的精神财富和不竭的动力源泉。

“两弹一星”元勋

1999年9月18日，在庆祝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50周年之际，党中央、国务院、中央军委决定，对当年为研制“两弹一星”作出突出贡献的23位科技专家予以表彰，并授予于敏、王大珩、王希季、朱光亚、孙家栋、任新民、吴自良、陈芳允、陈能宽、杨嘉墀、周光召、钱学森、屠守锷、黄纬禄、程开甲、彭桓武“两弹一星功勋奖章”，追授王淦昌、邓稼先、赵九章、姚桐斌、钱骥、钱三强、郭永怀“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两弹一星”元勋是投身“两弹一星”研制工作先进群体的杰出代表。

“两弹一星”精神

两弹一星工程的全体参研单位和科研人员们在艰苦卓绝的奋斗中，形成了“两弹一星”精神:

热爱祖国 无私奉献

自力更生 艰苦奋斗

大力协同 勇于登攀

对于中国而言，两弹一星是在非常艰苦、没有外援的环境下所开发出来的成果。而“两弹一星”精神象征了中华民族自力更生、在社会主义之下集中力量从事科学开发研究，并创造“科技奇迹”的态度与过程，是爱国主义、集体主义、社会主义精神和科学精神的活生生体现，是中国人民在20世纪为中华民族创造的新的宝贵精神财富。

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 毛泽东 1958年

苏联专家撤走了，给我们造成了一些困难，国内又面临着经济调整，缩短战线保重点。我们的工作安排应该更扎实些、实在些，一定要搞出自己的“争气弹”。

对研制导弹、原子弹这些尖端武器，必须坚持到底，如果没有外援，那我们就自力更生把它们搞出来。

——聂荣臻

如果六十年代以来中国没有原子弹、氢弹，没有发射卫星，中国就不能叫有重要影响的大国，就没有这样的国际地位。这些东西反映一个民族的能力，也是一个民族、一个国家兴旺发达的标志。

一一 邓小平

新中国的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已走过了30多年的历程。30多年来，我国的国防科学技术事业取得了伟大成就，举世瞩目。我认为，认真总结这一事业中的经验教训，特别是五六十年代我们搞“两弹一星”（即原子弹、导弹和人造卫星）的经验，在今天是有现实意义的。因为这些经验是社会主义的、现代化的，是适合中国国情的，也是具有中国特色的。

—— 钱学森

1964年10月16日，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当天，“两弹一星”大会战的领导者、时任中国首次核试验总指挥的张爱萍上将挥笔写下《清平乐·我国首次原子弹爆炸成功》:

东风起舞，壮士千军鼓。

苦斗百年今复主，

矢志英雄伏虎。

霞光喷射云空，

腾起万丈长龙。

春雷震惊寰宇，

人间天上欢隆。

战士壮怀凌云志，

热血尽洒戈壁滩，

化作惊雷震环宇，

东风常渡玉门关。

一一 陈士榘

我当年出国，就是为了学成后回国！家穷国贫，只能说明当儿子的无能！作为中国人，我有责任回到祖国。

全国人民在党的领导下，实现了前所未有的大团结，我将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美丽的家园。

—— 郭永怀

氢弹是在原子弹的基础上发展起来的，但是它比原子弹性能要优越得多，所以世界上几个核大国，核武库里主要的是氢弹。在50年代，我们没有核武器的时候，美国的几个总统都曾经威胁对中国使用核武器，为了打破他们的核垄断，粉碎他们的核威慑，中国必须有自己的氢弹。

一一 中国氢弹之父于敏

陈毅元帅之子、原中国人民对外友好协会会长、北京新四军暨华中抗日根据地研究会会长陈昊苏

王苏炎同志并转上海市新四军历史研究会六师分会暨馬兰大组，

亲爱的同志们：

在你们隆重集会举行中国原子弹爆炸六十周年纪念活动之际，我谨向你们表示热烈的祝贺！这亇活动意义十分重大，是对我们伟大祖国光荣崛起的深情回顾，其中凝聚着我们自己青春岁月的宝贵记忆，闪耀着我们平凡又不平凡人生的不朽荣耀，在我们的生命历程中永放光輝。

当我们年轻的时候，满怀壮志豪情，投身伟大祖国的建设事业，你们是奋斗的先锋，为我们作出榜样，实现了我们在科技大学立下的誓言，为攀登科学的高峰贡献了一切。向你们致敬，并表示晚年最诚挚的祝福！

謹献上颂诗一首，祝你们活动成功，在今后的征途上，写下新的光荣的纪录。

平地惊雷新日月

青春校友到边疆

东风登顶永恒唱

两弹功成华夏昌

科大精神惟奋斗

神州伟业创辉煌

披荆斩棘经花甲

同龄八十祝安康

一一 2024年10月16日

刘伯承元帅之子刘蒙将军纪念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题:

化作惊雷震寰宇

原国防大学校务部某部主任、中国书法家协会原主席启功大师入室弟子南金荣深情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东方巨响震乾坤

大漠苍茫原子魂

华夏巍巍新画卷

国强气正伟功存

著名军旅书法家杨耀纪念我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六十周年:

核爆一声响

中国威名扬

转瞬六十年

和平永祈望

美国研制原子子弹

1946年7月1日，爱因斯坦的头像在巨大蘑菇云映衬下，登上《时代周刊》杂志的封面。编辑钱伯斯写道:

爱因斯坦成为“原子弹之父”有两个原因，其一是他的E=MC2质能转换公式为原子弹奠定了理论基础，其二是他启动了美国对原子弹的研究。

作为一个终生的和平主义者，原子弹的光环和蘑菇云的桂冠，是很难让爱因斯坦引以为荣的。

事实上，爱因斯坦对原子物理造诣不深，也没有参与原子弹的制造，但他在推动原子弹“立项”的游说中，确实发挥了关键和核心作用。

1938年1月，犹太裔匈牙利物理学家西拉德为逃避纳粹迫害而辗转来到美国，成为哥伦比亚大学访问学者。他在1933年便萌生了重元素链式反应的设想。

哈恩、梅特纳1938年12月发现铀核裂变后，西拉德敏锐意识到核武器将“应劫而生”，必须防止纳粹政权抢先造出原子弹毁灭人类。

而最有效的行动，是阻止德国从铀矿石的最大产地比属刚果获得原料。但谁又能向比利时当权者发出警示呢？

利奥·西拉德(1898-1964)，美籍匈牙利核物理学家、美国芝加哥大学教授，曾参与美国曼哈顿计划，二战后积极倡导核能的和平利用、反对使用核武器

西拉德想到了爱因斯坦。早在20世纪20年代，爱因斯坦便和西拉德有师生之谊，还共同发明了“无运动部件冰箱”。

爱因斯坦1929年10月访问比利时皇室，和皇后伊丽莎白建立友谊并保持书信来往，伊丽莎白长子正是比利时国王利奥波德三世。

1939年7月16日，西拉德乘坐魏格纳的汽车，前往爱因斯坦度假的长岛海滨。

行前他从普林斯顿高级研究院了解到爱因斯坦的住处，但来到皮克尼克湾打听后，却发现无人知道“莫尔博士小屋”。

西拉德试着询问路边一个小男孩是否听说爱因斯坦，这下才找到了向导。当爱因斯坦听完西拉德讲述链式反应后，惊讶地说:

我可压根没想到这些。

因感到事态严重，他们三人反复斟酌，最终决定先通过美国国务院写信给比利时驻美大使。由爱因斯坦用德文起草，魏格纳翻成英文交秘书打印。

适逢其时，西拉德通过朋友认识了华尔街金融家萨克斯，他是总统罗斯福的私人朋友和顾问。萨克斯建议由爱因斯坦直接写信给罗斯福，并自告奋勇亲手递交。

西拉德喜出望外，上达天听，抢占先机，正合几位科学家的初心。

1939年7月30日，爱因斯坦在长岛别墅和西拉德商定致函罗斯福总统

7月30日，西拉德再次会见爱因斯坦，由于魏格纳到佛罗里达度假，便请泰勒开车。这位日后的“氢弹之父”后来笑言“我是以西拉德车夫的身份走进历史的”。

西拉德拿出和萨克斯共同草拟的初稿，爱因斯坦正襟危坐，用德语口授，泰勒握笔在侧随时记录，一封改变世界的信就此初具雏形。

回家后，西拉德整理成2个版本，一个45行，一个25行，寄给爱因斯坦定夺。爱因斯坦最终选定较长的版本。并在两份文稿上都签了名，时间是1939年8月2日。

1939年9月1日德军进攻波兰，二战正式爆发。

西拉德忧心如焚，为了保险起见，又打算请首位飞越大西洋的“国家英雄”林德伯格出面帮忙。

爱因斯坦几年前曾在纽约和林德伯格有过交往。西拉德致函林德伯格请求会面，并附上爱因斯坦的介绍信，但却没有回音。

查尔斯·林德伯格（1902-1974），瑞典裔美国飞行员

9月13日再次写信催问，但两天后便在广播上听到林德伯格鼓吹“孤立主义”的论调，并得知他一年前就接受了戈林代表希特勒颁发的“德国雄鹰十字勋章”。

西拉德写信给爱因斯坦说:

林德伯格不是我们的人。

如此一来，递交罗斯福总统的信，只能赌在萨克斯身上。西拉德给了萨克斯10天时间为最后期限。

富兰克林·罗斯福 (1882-1945) ，美国第32任总统，连任四届

10月11日，萨克斯终于走进了罗斯福的白宫椭圆办公室。没有寒暄，更害怕把信留下后会淹没在大堆文牍中，萨克斯站在罗斯福办公桌前大声朗读了爱因斯坦信中的片段:

船上装一颗这样的炸弹就足以毁灭一个港口和周边地区，空中投放威力更大”“德国占领下的捷克斯洛伐克已经禁止铀矿出口，威廉皇帝学院已经开始研究，美国应该加快行动。

西拉德声情并茂，但效果并不理想。罗斯福表示有兴趣，却认为政府干预为时尚早。眼看希望成空，萨克斯情急之下向罗斯福提出次日共进早餐并获得同意。

住在距离白宫两个街区的卡尔顿旅馆，萨克斯一夜无眠，在附近公园里“搔首踯躅，屈指徘徊”，紧张思考着该如何抓住千金一刻的早餐时光……到了早晨，当罗斯福坐着轮椅来到餐桌旁时，萨克斯讲了一个故事:

拿破仑拒绝美国发明家富尔顿关于组建蒸汽船海军的提议，英国因此而得救。如果拿破仑更有想象力和谦卑感，19世纪的历史将会重写。

罗斯福总统沉默良久，吩咐仆人拿来一瓶拿破仑年代法国白兰地酒，和萨克斯干杯。罗斯福说，“你将看到纳粹不会把我们炸飞”，并吩咐秘书埃德温，“这需要行动”。

1939年10月19日，罗斯福总统回信给爱因斯坦，表示:

我已经召集了一个由标准局局长和陆军、海军选派代表组成的委员会，全力以赴考察你关于铀元素建议的可行性。

曼哈顿工程从此正式拉开序幕。

遭到原子弹轰炸后的广岛

西拉德在看到二战胜负已定时，第一个站出来反对使用原子弹。

1945年3月他又拜访爱因斯坦，再次为共同忧虑而决定写信给罗斯福，请求决策层听取科学家意见。

爱因斯坦的信到达总统办公桌上时，罗斯福已经去世，新任总统是杜鲁门。

1945年8月6日，美军在日本广岛投下原子弹“小男孩”，8月9日在长崎投下原子弹“胖子”。杜鲁门8月6日发表声明说：

我们花了20亿美元进行了历史上最伟大的科学赌博并赢得胜利。

1949年，西拉德写下短篇小说《我以战犯的名义受审》，再次申述自己的态度和立场。

1947年3月爱因斯坦对《新闻周刊杂志》表示:

当初如果知道德国造不出原子弹，我连一个指头都不会动。

晚年他和化学家鲍林谈话时更明确地说：

我今生最重大的错误之一，是签署了给罗斯福总统的信，建议他制造原子弹。

曼哈顿工程是一项大科学工程，由科学家发起，集中全美国最优秀的科学家，应用最新科学原理和技术而取得的成功。它深刻改变了战争与和平的形态，影响了人类的前途和命运。

至于在纳粹有可能领先的形势下，原子弹到底该不该制造；在日本发出“一亿玉碎”的叫嚣时，原子弹到底该不该使用，让历史学家继续辩论吧。

斯大林：“别打扰科学家”

随着1949年8月29日哈萨克草原上一声巨响，苏联打破了美国的核垄断，两个超级大国的核竞争终于站到了同一条起跑线上。

而苏联是怎么在技术落后的情况下追赶美国，造出原子弹的呢？让我们先回到1946年。

1946年1月25日晚上9点左右，一个神情紧张，长长山羊胡梳理得很整齐的男子，由人引进克里姆林宫的斯大林办公室。

他是伊格尔．库尔恰托夫，43岁，他那一辈俄罗斯科学家里最聪明的人士之一。

伊格尔．库尔恰托夫（1903-1960），苏联物理学家、科学院院士，苏联核科学技术的组织者。在其领导下，建造苏联第一台回旋加速器，欧洲第一座原子反应堆，造出苏联的第一颗原子弹，第一颗氢弹，并建造了世界上第一座原子能发电站

陪同斯大林的，乃是另外两个令人极为害怕的苏联政坛巨头，外长莫洛托夫和内务人员委员部部长贝利亚。

这场会晤持续了一个小时多一点，确立了冷战时期核武器竞赛的发展方向。斯大林想了解俄罗斯原子弹的研发进度。库恰尔托夫有话直说道：

因为资源缺乏，进展缓慢。

斯大林对科学没有兴趣，但很想听听原子弹能为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的安全和威信有何贡献。他告诉库恰尔托夫:

拥有原子弹是本国当前的最优先事项，是我们的头号任务，只要是达成此任务所需要的东西，科学家要什么，就给什么。

要搞就搞大的。要放手去干，照俄罗斯的规格……没必要走不花钱的路子。

他承诺优待参与这一计划的科学家和工程师，承诺给予奖赏，汽车、乡间宅邸、额外的食物优惠，那是只有少数苏联公民有幸看到的奢侈品。斯大林说：

让数千人过得很好……比好还要更好，绝不是不可能。小孩不哭，妈妈不知道小孩要什么。你们喜欢什么，尽管提出来。要什么有什么。

贝利亚卸除了事务繁琐的内务人民委员部部长职务，被任命为副总理，全权负责国家安全。

对一个遭受战火严重摧残的国家来说，倾全国之力追求这一目标，代价极大，扭曲了此后数十年的经济。但斯大林深信苏联需要原子弹才能存活，不计代价要达成此目标。

直到美军在广岛、长崎丢下原子弹，苏联才比较关心原子弹的事。

斯大林清楚核裂变的可能性，且三年前就知道美国人和英国正在建造一“新的实验性超级炸弹”；他的情报人员已告知他此事。但他也注意到某位科学家所提出的有力看法。

一直到1942年初，英国的科学刊物都还刊出许多谈核裂变与粒子物理学的理论性文章，但接下来，突然间，这类文章全消失，完全看不到谈最新研究动态的报导。

杰出物理学家格奥尔基·弗列罗夫呈报斯大林道。

这一静默绝非因为研究停摆，有人要他们闭口不谈，而这正是研究正如火如荼在进行的最佳证据。

约翰·凯恩克罗斯，首位原子间谍

斯大林已经见过情报人员在英国的约翰．凯恩克罗斯所发来的情报报告。凯恩克罗斯是苏联安插在剑桥的五人情报小组的第五人。

1941年9月，英国铀委员会召开会议，证实了铀炸弹的可行性，时任英国科学咨询委员会主席、时任战争内阁成员汉基勋爵私人秘书的凯恩克罗斯，将这份高级别的报告立马交到苏联情报组织手中，这是苏联获得的第一份核能在军事应用的绝密资料。这一天对苏联来说，是苏联情报史上规模和成果都史无前例地开始，是科技情报工作的真正胜利。这些报告提到一个计划，而英国科学家估计，在和美国共同努力下，要二至五年才能完成该计划。

但这时，斯大林较关心的是几星期、几个月内的事——苏联许多国土落入德国人之手，苏联情况危急。即使超级炸弹有可能制成，也来不及扭转苏联境内的战局，而且他从其他可靠的情报来源知道，德国科学家在研究武器上和苏联一样进展缓慢。

一九四二年秋，关注斯大林格勒战役更甚于理论物理学的他，批准进行一小型核子计划，并下令加强美国境内的情报刺探，以掌握曼哈顿计划的进展。该核子计划由库尔恰托夫领导，并以莫洛托夫为他的直属上司。

斯大林于一九四五年七月前去参加波茨坦会议时，知道美国人已准备好测试该炸弹。

美国总统杜鲁门

因此，会议三天后，杜鲁门一派轻松走过来，告诉他:

我们刚测试了一颗威力特别大的炸弹。

杜鲁门很小心，未说出“核子”或“原子”字眼。斯大林听了没什么反应，只是平静答道:

很高兴听到这消息，希望你好好用它对付日本人。

不久后他回到下榻的别墅，把这情况告诉外长莫洛托夫。苏联欧洲战场地面部队司令官，柏林战役的策划者朱可夫元帅也在场，莫洛托夫的年轻副手葛罗米柯也是。葛罗米柯在日记记载了那场交谈：

“他们想抬高自己的价码，”几乎和其主子一样无情的外长莫洛托夫说。“让他们去搞，”斯大林说。“我们可以跟库尔恰托夫说，要他加快速度。

直到广岛毁于原子弹，斯大林才看出这颗炸弹已改变了军事平衡。

美军往长崎再丢了一颗原子弹那天，斯大林告诉贝利亚和一群科学家，那样的改变“不行”:

丢下那两颗炸弹是超级野蛮的行径……没必要。日本已经注定败亡。

斯大林重述了他在波茨坦对莫洛托夫讲过的话:

即美国人和英国人认为我们一时还无法自行发展出这种炸弹……他们要逼我们接受他们为欧洲和世界其他地方所拟的计划。想都别想。

倾注庞大资源来制造一颗炸弹是否值得，并没有相关的讨论记录。

可想而知，苏联必会努力赶上美国。斯大林始终很清楚那绝对必要且刻不容缓。西方外交官也理解到那不可避免。英国驻莫斯科大使阿奇博尔德·克拉克·克尔爵士于1945年12月底写道。

打败德国，使苏联领导人认定他们终于能掌握自己的国家安全。

接着立即来了原子弹……一举让原本似乎已确立且稳定的平衡地动山摇。在一切似乎都已在俄罗斯掌握之中时……俄罗斯不会轻举妄动。现在那三百个师的价值大大减低。

如何应对这一新现实？美国已想出回应之道，至于斯大林，在科学家能让他拥有这武器之前，他会表现得仿佛没有原子弹这回事，不接受恐吓。

斯大林从其情报人员处得知，美国手上能派上用场的原子弹不多（1945年底三或四颗，到了1946年中期九颗），不足以一举将苏维埃社会主义共和国联盟和其军队击垮。他希望，在美国的核武规模大到足以令苏联只能乖乖就范之前，苏联能拥有原子弹。

要由谁来负责“头号任务”？拉夫伦蒂·贝利亚显然是最佳人选。他具有特别强的组织能力。斯大林交付他的任务，从执行清洗任务、执掌审讯室和对外情报组织，到运用强制性劳动力建造大型工程，贝利亚都以令人恐惧的无情效率完成。这一次也一样。

内务人员委员部部长贝利亚

与苏联政坛上其他许多巨头不同的，贝利亚很聪明，但他始终不懂这一计划背后的科学，不过那也非接掌这一任务的必要条件。罗斯福和邱吉尔都不懂曼哈顿计划的复杂细节，只懂得那一计划将让他们拥有什么样的武力。

甚至在广岛被炸之前，贝利亚很怀疑这种炸弹会管用。

间谍送回的核武情报报告都经他过目，而诚如他在内务人民委员部的助手阿纳托利·雅茨科夫所说的:

贝利亚怀疑这些报告里有假情报，认为（美国人和英国人）想使我们把庞大资源和心力投在没有前景的事情上。

甚至在苏联已拚命研发原子弹时，贝利亚仍对情报机构心存怀疑。有一次，有个探员报告情报，贝利亚告诉他:

如果这是假情报，我会把你们都关进牢里。

对大部分人来说，光是提到贝利亚的名字，就心生恐惧。他的政治局同僚米高扬曾说:

只要说出“贝利亚要人把这件事情搞定”之类的话，就绝对管用，屡试不爽。

但就原子弹计划来说，贝利亚知道他不能蛮干，手法得细致些。他保护科学家，使其不受苏联庞大官僚体系里的其他人侵扰，也知道科学研究要能有所成，要能激发创意，得让科学家享有在苏联境内几乎不存在的那种知识自由。

物理学家安德烈．沙卡洛夫（1921-1989），苏联“氢弹之父”

由于这两点，贝利亚赢得科学家的效忠。他给科学家自由，偶尔还会讨好科学家，尽管太过做作，虚情假意。

有一次，有人介绍贝利亚认识年轻聪明的物理学家安德烈·沙卡洛夫。沙卡洛夫回忆:

贝利亚那厚墩墩、潮湿、冰冷的握手，让他想起死亡。

沙卡洛夫闻名于核聚变、宇宙射线和基本粒子等领域的研究，主导苏联第一枚氢弹研发，获誉“苏联氢弹之父”。他也是人权运动家，是公民自由的拥护者，支持苏联改革，1975年获得诺贝尔和平奖。

三十年代的伊戈尔·库尔恰托夫

苏联何其幸运，找到库恰尔托夫。

他是好沉思的老派俄罗斯知识分子，在1930年代的清洗运动中，这类知识分子大部分遭铲除。库恰尔托夫于恐怖统治期间明哲保身。

他是有过人天赋的科学家，在文学、艺术上兴趣也很广泛，人缘极好，但他也极为爱国，既有想像力，又讲求实际、不讲情面。有位同事忆道，“他是个复杂、多面向的人，极适合从事秘密工作。”

战时美国境内的苏联间谍所取得的情报资料，库恰尔托夫看过大部分。其中最有价值的情报来源，乃是物理学家克劳斯·富克斯。他是流亡海外的德国共产党员，1930年代初期前往英国，被英国人指派为他们在曼哈顿计划的代表之一。他理解科学的方式和其他人不一样。

库恰尔托夫说这个情报“为我们国家的科学带来无可估算的重大贡献……使我们得以在解决问题上省掉许多极费力气的阶段，得以掌握解决那些问题的新技术。”

福克斯的情报也使库恰尔托夫得以给人什么事都能顺利办妥的形象。碰到一技术问题而有两或三种处理方式时，库恰尔托夫似乎总是知道该采哪种方式。

莫洛托夫后来说，“我们的情报人员干得非常好……把我们所需要的东西都偷来了。”但情报工作终究不是苏联原子弹计划得以成功的最关键因素。苏联的技术人员和科学家很能干，一旦得到他们所需的政治支持、庞大资源和铀，就能自己把事办成。后来有人估计，偷来的情报把苏联的研发进度提前了一年半至两年左右。

在这同时，斯大林让科学家享有只有少数苏联公民有幸享有的那种自由。只要他们能造出东西。

“别打扰他们！”见了库恰尔托夫之后，他如此告诉贝利亚。

毛泽东对原子弹的认识

毛泽东在其一生伟大的军事实践中，一贯强调人是决定因素，但也从未忽视先进武器的重要作用。他既有“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这样气壮山河的豪迈，也有“搞一点原子弹”这样的远见卓识，这种革命浪漫精神和理性务实态度的辩证统一，是毛泽东在战略上藐视敌人和在战术上重视敌人的鲜明体现，也是他不懈奋斗努力建设强大国防的历史写照。

作为中国核事业最高决策者和领导者，毛泽东对中国核武器事业的创建和发展有着无可替代的作用。

1944年，中国共产党获悉美国正在制造一种“超级炸弹”的消息，从1946年开始我党便与海外的中国科学家特别是核科学家和火箭专家进行联络，争取他们回国参与核武器及配套武器装备的研究，并通过其他渠道购买核物理研究需要的器材和资料。上述工作无疑得到毛泽东的支持。但文献记载毛泽东最早明确提出中国要研制核武器的想法是在他访问苏联的1949年底。

1949年12月16日至1950年2月17日，毛泽东第一次踏出国门访问苏联。1949年12月18日，毛泽东在与斯大林会见时提出，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原子弹。当时，苏联内务部门和安全部门领导人贝利亚也在场，在他当天的日记中记录了当时中苏两国领导人的谈话，其日记还提到，斯大林事后曾对贝利亚说，中国想分享苏联的核技术，并想在苏联的帮助下在中国寻找铀矿，制造原子弹。贝利亚表示不愿意这样做，斯大林似乎也没有反对贝利亚的意见。

在毛泽东这次访苏期间，苏联方面还特意为他播放了当年8月29日苏联成功进行第一颗原子弹爆炸试验的新闻电影纪录片。也许是受到纪录片中核武器爆炸威力的震撼，毛泽东在归国途中再一次表达中国要研制核武器的想法。他对身边的工作人员叶子龙说：

这次到苏联，开眼界哩！看来原子弹能吓唬不少人。美国有了，苏联也有了，我们也可以搞一点嘛。

朝鲜战争爆发后，毛泽东曾用“你打原子弹，我打手榴弹”这样形象化的语言，激励全国人民和志愿军将士同仇敌忾、英勇战斗，展示了中国人民不畏强敌、敢于斗争的英雄气概。但是，作为具有长期丰富战争经验的卓越军事家，他在鼓励士气的同时，也高度强调武器装备的重要性并加紧战备工作。

1950年6月28日，毛泽东提出要加强军事准备，尤其是空军应该加强，他强调:

我们打了几十年的仗，就是对于头上的东西，没有办法对付，只得凭不怕死，凭勇敢，凭牺牲精神，今天有了条件就应该着手建立起来。

此后，毛泽东亲自指导与苏联的协商工作，以争取军事物资援助特别是向志愿军提供空军掩护。

抗美援朝战争打响后，在与强敌初步较量中，毛泽东愈加强调现代武器装备的重要性。1951年5月，他在向即将赴苏联谈判的兵工代表团团长徐向前交代任务时说：

帝国主义如此欺负我们，我们没有自己的兵工工业，不解决部队的武器装备问题，是不行的。

毛泽东要求除购买武器装备外，还要多搞点技术项目以发展自己的兵工生产。他在1951年6月21日的两份电报中指出：

在朝鲜作战八个月来，深感敌我装备的悬殊和急于改善我军装备的必要。没有现代的装备，要战胜帝国主义的军队是不可能的。

1952年6月21日，在和从朝鲜战场奉调回国的陈赓谈话时，毛泽东进一步指出:

中国人民是不好惹的，“要是我们有了现代化武器装备和掌握先进技术的干部，把敌人赶出朝鲜是不成问题的”，为了彻底打败帝国主义，必须抓紧培养现代化军事人才和下决心解决技术装备落后问题。

随着志愿军武器装备的改善，加之官兵勇敢作战，多次粉碎了敌人攻势。在1952年12月16日经毛泽东审定的一份电报中说：

今年秋季作战，我取得如此胜利，除由于官兵勇敢、工事坚固、指挥得当、供应不缺外，炮火的猛烈和射击的准确实为致胜的要素。

1952年6月，中国向苏联请求给予研制核武器方面的援助，但遭到拒绝。这使得中央军委和总参谋部编制《五年军事计划纲要》时，被迫放弃研制原子武器的想法。1954年10月，毛泽东向来访的苏联最高领导人赫鲁晓夫再次表达了希望苏联帮助中国研制核武器的想法：

我们对原子能、核武器感兴趣。今天想同你们商量，希望你们在这方面对我们有所帮助，使我们有所建树。总之我们也想搞这项工业。

赫鲁晓夫婉拒毛泽东的请求，但还是答应先帮助中国建设一座小型原子堆并借这个条件培训干部，中方也可派人到苏联学习。

在朝鲜战争期间以及后来的炮击金门和边境冲突中，帝国主义多次肆无忌惮地对中国进行核讹诈。对此，毛泽东一方面强调“美国的原子讹诈，是吓不倒中国的”，一方面提出要坚决发展原子武器。

1955年1月15日，是新中国历史上具有特殊意义的一天。这天下午，毛主席在中南海主持召开中共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并作出了建立和发展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从此，中国正式开始了核工业建设和核武器研制的历程。

这是一次绝密会议，没有文字记录，没有拍摄照片。目前惟一可资佐证的是1955年1月14日周总理在约见李四光、钱三强谈话后写给毛主席的报告，以及钱三强在《当代中国的核工业》书中的回忆。

会议前一天下午，周总理邀请地质学家李四光和核物理学家钱三强到中南海西花厅总理办公室，向他们详细询问了我国铀矿资源勘察与核科学技术研究的情况，核反应堆和原子弹的基本原理，以及发展原子能事业所必需的条件。

谈话期间，周总理发现李四光精神不好，面部表情痛苦，说话不甚流利，便问李四光是否病了，李四光回答牙痛。周总理当即让李四光讲完意见后先走，抓紧去医院治疗。

当时，李四光66岁，钱三强42岁。相比之下，钱三强显得年富力强、精力充沛，对周总理所提问题都能从容应对。

谈话结束后，周总理告诉刘杰和钱三强，毛主席要召开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专门讨论中国发展原子能事业的问题。周总理要他们做好汇报准备，到时还可以带上铀矿石标本和探测仪器，以便现场演示。

之后，周总理执笔向毛主席写了报告，附上有关文件，建议第二天（即1月15日）开会，请李四光、钱三强来谈，还建议彭真、彭德怀、邓小平、李富春、薄一波、刘杰参加。按照毛主席的工作习惯，中央书记处经常安排在晚间开会。

考虑到李四光年事已高，下午3点前要午睡，晚间身体支持不住，周总理特地对这次会议的时间安排作了说明，定在下午3点之后。

毛主席那天格外高兴，晚饭还准备了红葡萄酒

1955年1月15日下午3时，中央书记处扩大会议召开。毛主席亲自主持会议。与会人员到齐后，他对李四光、钱三强两位科学家说：

今天，我们这些人当小学生，就发展原子能有关问题，请你来上一课。

李四光随即讲了铀矿资源勘察与发展原子能事业的密切关系，详细分析了中国有利于铀矿成矿的地质条件，并对中国的铀矿资源前景作了预测。

接着，刘杰作了些补充，主要讲在广西地区发现铀矿的经过，并当场展示从广西采来的矿石标本。

当听到用于测放射性的盖革计数器测量该矿石发出“嘎嘎”的响声时，到会领导们都十分欣喜和兴奋。

在一阵惊叹之后，钱三强讲了世界几个主要发达国家原子能发展的概况和我国近几年开展原子能科学研究、培养人才的情况。

毛主席请与会同志发表意见，大家一致赞同发展我国的原子能事业。毛主席总结说：

我们国家，现在已经知道有铀矿，进一步勘探一定会找出更多的铀矿来……过去几年，其他事情很多，还来不及抓这件事。现在到时候了，该抓了。只要排上日程，认真抓一下，一定可以搞起来。我们自己干，也一定能干好！

晚7点会议结束。毛主席请大家吃饭一一豆豉腊肉等6种湖南风味菜，大米饭加小米粥。

毛主席平时不喝酒，那天格外高兴，准备了红葡萄酒，还举杯向大家祝酒：

为我国原子能事业的发展干杯！

创建中国原子能事业的战略决策就这样定了下来，中国核工业建设的帷幕从这次绝密会议后正式拉开。1月15日成了中国核工业创建纪念日。

在1956年4月25日政治局扩大会议上和1958年6月21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东明确指出了研制原子武器的战略意义，他说：

在今天的世界上，我们要不受人家欺负，就不能没有这个东西。

原子弹就是这么大的东西，没有那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么好吧，我们就搞一点吧，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我看有10年功夫完全可能。

1958年9月，苏联援建的7000千瓦实验性重水反应堆和1、2米直径的回旋加速器在北京建成，聂荣臻参与验收，随后发表了热情洋溢的讲话。此时，二机部已成立了核武器研究所，中国科学院的物理研究所已更名为原子能研究所，接受二机部和中国科学院双重领导，以二机部为主。中国的核武器研制加快了步伐。

而在中国原子武器研制进入冲刺阶段的1963年11月2日，毛泽东在会见尼泊尔客人时则自信地说:

现在世界正在起变化，几个大国要控制小国是不行的，“他们欺侮我们没有原子弹，没有核武器，工业不发达。但是，这会起变化，几十年后会变化的”。

毛泽东还提出要自力更生搞尖端技术的重要思想。上世纪60年代初，苏联撤走了在我国防科技工业部门的全部专家，带走了重要的图纸资料，停止提供急需的设备、关键部件和重要物资。毛泽东指出：

要下决心搞尖端技术。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账是很难还的。

而此时中国经济建设也开始遇到很大困难，在这样的条件下，毛泽东于1962年6月和11月先后作出批示：

对尖端武器的研究试制工作，仍应抓紧进行，不能放松或下马。

要大力协同做好这件工作。

在毛泽东和中共中央的有力领导下，我国导弹、原子弹、氢弹等尖端武器相继研制成功，大大提高了慑战能力，也极大提升了中国的国际地位。

1964年中国第一颗原子弹成功爆炸，实现了毛泽东关于“搞一点原子弹、氢弹、洲际导弹，我看有十年功夫是完全可能的”的构想。

聂荣臻：搞不出“两弹”死不瞑目

1961年8月20日，时任国务院副总理、国防科委主任的聂荣臻元帅签发了一份重要文件，这份文件直接送到了毛主席的办公桌上，同时还抄送给了刘少奇、周恩来、林彪、邓小平、贺龙、罗瑞卿。毛主席等中央领导看过这份文件后都圈阅表示同意。什么文件如此重要？

1956年11月16日，聂荣臻出任国务院副总理，分管自然科学、国防工业、国防科研工作。他又陆续兼任了国防科委和国家科委主任、中共中央军事委员会副主席，分管尖端武器研制工作。按照当年年初制定的《1956—1967年科学技术发展远景规划纲要（草案）》提出的开展原子弹、导弹的研制工作规划，负责国防科技工作的聂荣臻成为了中国“两弹”研制工作的直接领导者。

聂荣臻提出，发展新中国的科技事业必须“以自力更生为主，力争外援和利用资本主义国家已有的科学成果”。

为争取外援，1957年9月聂荣臻率团访问苏联。经过35天的谈判，聂荣臻代表中国政府，在莫斯科和苏联签订了《中苏国防新技术协定》。按照协定，中国的导弹、核武器研制的起步工作得到了苏联一定的援助。然而好景不长，1959年6月，苏联单方撕毁协定，拒绝向中国提供原子弹样品和生产原子弹的技术资料。一年后，苏联撤走了援华专家，并停止一切设备和资料的供应。此时，我国正处于三年困难时期。在这内外交困的情况下，对原子弹、导弹的研制是继续“上马”还是“下马”的问题，有关部门产生了严重分歧。

1961年夏天，事关“两弹”生死的国防工业委员工作会议在北戴河召开。会上，许多主张“下马”的同志认为当前时期搞一下常规武器就行了。但聂荣臻认为，“两弹”一旦“下马”，人才设备便会大量流失，尖端科技事业将推迟若干年。于是，他坚决主张“两弹”持续攻关，并因此得罪了不少人。秘书范济生十分关心地对聂帅说：

您身体不好，事情那么多，又有那么多非议，您还是辞掉这副担子吧！

听到这句话，被毛主席称为“厚道人”的聂荣臻火了：

糊涂！遇到这么点困难，听到这么点议论，就想退缩，要干点事历来就没那么容易的。

停了停，他又斩钉截铁地说，

搞不出“两弹”，我死不瞑目！

1961年8月20日，聂荣臻签发了《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也就是开头提到的那份重要文件。报告中说：

只要集中力量，缩短战线，突出重点，争取三五年或更长一些时间研制出中程、远程的地地导弹，爆炸初级的原子弹和能装在导弹上的比较高级的原子弹是可能的。

这不仅是一份报告，更是一张“军令状”，是聂荣臻给党中央和毛主席的庄严承诺。这份报告成为了毛泽东等中央领导的“定心丸”，他们均圈阅并同意了这份报告。从此，“两弹”研制工作得以继续开展，并走向了完全独立自主的艰难攻关历程。

聂荣臻签发的《导弹、原子弹应坚持攻关的报告》

在“两弹”研制过程中，聂荣臻给科技工作者以极大的信任，并提供了制度、生活上的保障。钱三强曾回忆说：

记得他不止一次说过，你们尽管放手工作，我来做你们的后勤部长。

那个年代，许多人迷信苏联专家，对自己本国的科学家却是既怀疑他们的能力，又怀疑他们的忠诚。而聂荣臻一贯坚持“两个相信”：一是相信中国人的聪明才智不比外国人差；二是相信知识分子绝大多数是爱国的，他们会为国家安全、民族荣誉竭尽全力。

1960 年11月5日，我国进行首次导弹发射试验。导弹准备发射前，工作人员发现导弹的弹体往里瘪进去。钱学森赶往现场仔细察看，随后他判断认为：这是内外压力差过大导致的，弹体结构并未损伤，点火后弹体内压力升高，弹体会恢复原状。于是，他认为可以照常进行发射。按照当时的规定，导弹发射需要钱学森、酒泉基地司令员、参谋长3人签字同意。聂荣臻知道这一情况后说：

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就同意发射，因为这是技术问题，技术上钱学森说了算。如果只有司令员和参谋长两人签字而没有钱院长的签字，我倒不敢同意发射。

第二天导弹发射成功，证实了钱学森所说是对的。

钱学森陪同聂荣臻(右)视察“两弹结合”试验准备情况

我国三年经济困难时期，由于严重缺乏副食品，科学家们患上了夜盲症、浮肿病，但他们依旧加班加点搞研究。聂荣臻非常关心科学家们的身体状况，他以自己的名义向几大军区为科学家们“募捐”，调拨猪肉、鸡蛋、黄豆等副食品来解决大家缺乏营养的问题。聂荣臻还下了一道特别命令：

领导、行政人员一律不分。

当时许多科学家满含泪水前来领取，他们表示：听说主席、总理都吃白菜汤，却给我们吃肉，我们就是拼了老命，也要搞出“两弹”来啊！

为科技工作者提供制度保障是聂荣臻更重要的一项工作。部分知识分子由于家庭出身、社会关系、海外关系等问题，往往被扣上资本主义知识分子的帽子，不能从事机密科研工作，严重干扰了科研工作的正常开展。1961年，聂荣臻开展大范围调研，领导制定了被邓小平誉为“科学工作宪法”的《科学工作十四条》，重点解决了科研工作的根本任务、知识分子红的标 准及红与专的关系、党如何领导科研工作3个问题。1962年，全国科学技术工作会在聂荣臻主持下召开，聂荣臻请周恩来、陈毅到会讲话，给知识分子“脱帽加冕”，即脱掉资产阶级知识分子之帽、加上劳动人民知识分子之冕。这次会议解决了知识分子的阶级属性问题，卸下了他们心头的一个“大包袱”，营造了良好的科研氛围。

聂荣臻与钱学森在发射场

各方面保障到位，原子弹研制工作也进行得非常顺利。在聂荣臻立下“军令状”的第三年，也就是1964年10月16日下午3时，中国第一颗原子弹在罗布泊成功爆炸。聂荣臻第一时间将消息报告给了周总理。当晚，周总理在人民大会堂向《东方红》剧组演职人员宣布了这个好消息，中央人民广播电台和《人民日报号外》也随即发布了这一消息。工作人员到天安门广场抢来一张《号外》，头版头条是一排红色大字：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成功。

聂荣臻看着《号外》高兴地说：

这张《号外》留下，留作纪念！

中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成功爆炸让中国人民欢呼雀跃，可西方对此却不屑一顾。因为这颗原子弹是固定在高102米的铁塔上，以塔爆的方式来进行试验的。有的西方记者说中国是“有弹没枪”，根本打不到别国的土地上。西方所说的“枪”其实就是导弹，原子弹必须与导弹结合，才能够真正成为具有强大作战威力的武器。但他们不知道，在第一颗原子弹爆炸3个月前，中国就有了自己的中近程弹道导弹，接下来要做的就是 “两弹结合”实验。

1966年10月，聂荣臻(左三)指挥核导弹发射试验

1966年10月，经过精心筹备，我国决定进行第一次核导弹试验，聂荣臻亲赴发射场主持试验。苏联曾于1960年进行了一次常规导弹发射试验，发射准备阶段遇到突发故障，导弹瞬间爆炸，导致在场的涅杰林元帅和160余名科技人员全部遇难。而我国这次进行的是核导弹试验，其危险性更大。“两弹”对接、通电是整个试验最危险的环节，人们劝聂帅到掩蔽部去，他却拿把椅子坐下，说：

你们不怕危险，我有什么可怕的！你们什么时候对接、通电完，我就什么时候离开。

10月27日上午9时，我国第一枚核导弹发射升空，经过 9分14秒的飞行，精确命中目标，在预定高度成功爆炸。人们再次振奋了！这次试验也标志着我国有了可以用于实战的导弹核武器，我国战略导弹部队——第二炮兵部队也随之建立。

此后，在聂荣臻的领导下，我国又相继研制成功氢弹，发射东方红一号卫星，使中国人民在世界上挺直了腰杆。

郭永怀：我为什么回到祖国

写给还留在美国的同学和朋友们

我是在对日抗战的初年，因为自感救国无门，带着惭愧的心情跑到了国外。从那时起到去年归国时止，在加拿大和美国共住了十六年，在美国一共是十五年。在美国这十五年里，前五年是读书和研究，后十年加入战后康乃尔大学新成立的航空研究院工作。在这十年里，一面学习，一面教学，从外表看来，尤其是在美国人眼里，我在事实和精神上，已被认为是康乃尔大学的一部分。所以去年在我刚辞去学校里的职务时，许多朋友都觉得很奇怪，为什么我放弃这样一个悠闲自得的学术生活，重新走上这样一个“渺茫”的前途呢？ 

我的回答很简单： 

第一，美国是一个工业先进的国家，也是一个多民族的国家，统治阶级为了模糊阶级间的界限，就把全国公民按种族分作很多等级。因为这个原因，种族间互相歧视排挤就很厉害。黑人的社会地位固然很低，我们中国人在那里的社会地位也很可怜。在一般人的眼里，中国人只配给别人洗洗衣服和烧烧饭。因为有这样的歧视，一般中国人的谋生之路，大都只限于中国城，而中国城是有限的，它的唯一出路，是在保持又脏又乱和不三不四的“东方风味”，以供游客的“开心赏目”。 

凡在美国居住又有入学年龄儿女的父母，都难免不感到遭受别人歧视的痛苦。小孩是天真的，社会有这样的病，他们当然就很真实的反映出来。欺凌、侮辱必然在小孩们的心灵上留下来一个创伤的烙印。美国的一个著名音乐家罗伯逊，为了避免遭受这样的责罚，他就把他的儿子送到苏联受教育，后来非美委员会审问他的时候，问他为什么把儿子送苏联上学?他的回答是，要他的儿子在一个有自尊心的环境里成长。我是一个有儿女的中年人，离开美国也是为了这个原因。不但如此，只有在一个合理的社会里，青年们才能自由发展，才有自由择业的机会。 

第二，我在美国十五年，耳濡目染，对美国社会和政治有了相当的认识。口头上他们说他们有法律，有自由，其实这是骗人的。美国共和党为了获得1952年大选的胜利，它的后台老板们就不惜血本，把一个毫无道义的参议员麦卡锡捧出来，他一个人胡作非为，破法乱纪，摧毁人权。在这个潮流最盛的时候，真不知有多少无辜的人被陷害。这就证明，他们所谓法律是多么空洞，他们所高唱的自由又是多么脆弱！ 

在这样一个不公平不合理的社会，我们有良心的人可以心平气和地生活下去吗？在异国居留，不管住多久，总是作客，在政治上和社会上的一切活动，我们都不起作用。相反的，我们祖国的今日，已非昔日可比，在共产党领导之下，不到七年就把一个老大古国变成一个伟大新的社会主义制度的国家，我们取消了剥削制度，改变了半殖民地的地位，保障了国家的安全和人民的一切权利。追求自由的人们，在这样的局面之下，选择是很明显的。 

三，我没有出国以前，也和当时的许多人一样，认为美国政府对我们是友好的，给我们很多援助。后来到了美国，才逐渐了解到他们对中国的友好的对象，不是中国的广大群众，而是为他们服务的少数人。在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他们天天嚷着帮助中国，但是一提到真正帮助中国人民的时候就立刻遭受到那些在美国统治阶层中的有力的人的反对。我记得，有一次，美国政府声称要考虑协助国民党政府修建扬子江水坝，事实上只是说说而已，同现在的对埃及的阿斯旺水坝一样，可是消息一传出来，马上就是一片反对之声。 

自从1949年人民政府建立以来，买办阶级和帝国主义的工具被驱逐出中国大陆，广大的人民就真正地抬起了头，有了办法，有了保障，这个保障便是中国共产党。这几年来，我国在共产党的领导下所获得的辉煌成绩，连我们的敌人，也不能不承认，在这样一个千载难逢的时代，我自认为，我作为一个中国人，都有责任回到祖国，和人民一道，共同建设我们的美丽的山河。 

1955年8月，日内瓦中美大使会谈开始，由于我们外交的胜利，接着美国就把禁止中国学生出境的禁令取消。我就在那个时候，作出返国的决定。到了1956年8月，我们全家离开了绮色佳，经美国的西岸候船西渡。在离开绮城之前，得到不少美国朋友的鼓励和同情。他们觉得我走了，虽然会给康乃尔大学短期内一些不便，但是因为我走了，使他们更能了解，更能接近新中国。青年们也来恭维我们，说我们的回到祖国去，是过去而在目前已经死去了的美国的精神的表现。他们觉得，对中国一切虽然很隔阂，但是从今以后，通过许多我国留美科学家的回国，会使他们更多地知道中国的实际情况。我可以说，尽管美国政府以高压的手段，来限制美国人民向中国人民来往，但是一般的美国人民，对我们仍然保持着友好的态度，由于人民的强烈要求，这种强制政策一定是要失败的。 

原载于《光明日报》 1957.6.7

钱学森归来

1935年9月，钱学森进入美国麻省理工学院航空系学习。

从1938年至1948年这段时间，钱学森在美国从事空气动力学、固体力学、火箭、导弹等领域的研究。

他完成了美国历史上首次喷气助推起飞试验和单次火箭动力有人飞机飞行试验。

由此军方对钱学森所在实验室的拨款，从原来的每年1000美元，猛增到12.55万美元。

太平洋战争爆发后，钱学森获得最高等级的保密许可证，获准参加陆、海、空三军、战争部、科学研究局等一切军事机密的研究工作，他的年薪高达10万美金。

然而，钱学森的心里装着祖国，他决定放弃在美国的高薪和优越的生活。

1948年，为了准备回国，钱学森退出美国空军科学顾问团，辞去海军军械研究所顾问职务。

1949年，新中国成立，当时我们的祖国一穷二白，然而钱学森回国的心情更加急迫。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科学家，明明在海外可以享受高薪奢华的生活，却千方百计要回到自己一贫如洗的国家。

如今我们的条件，比老人家那个时代好了不知道多少倍，却有很多知名学府的大学生毕业之后千方百计要往国外跑，而且一去不回。

这就是两种不同的人，一种人是无论我在哪里，我都要回到我的祖国；而另一种人是无论我在哪里，我都要远离我的祖国。

但是，钱学森满怀希望准备回国时，遭到美国政府百般阻挠，美国司法部移民规划局非法拘留了钱学森，并把他关押在洛杉矶以南特米洛岛的拘留所里。

美国陆军高官气急败坏地表示，绝不能让钱学森回国，他能抵得上五个海军陆战师。美国军人的判断是正确的，但即使后来美国提出将他的年薪提高2倍，依然不能阻止钱学森回国之心。

新中国成立之后，特别是在朝鲜战场上将美国打回到谈判桌上之后，我们有了换回钱学森的筹码。

在周总理的亲自干预下，我们提出用在朝鲜战场上俘获的15名美军飞行员作为交换，换钱学森回国。

当时的飞行员对于任何一个国家来说，都是非常宝贵的人才，培养一名飞行员是高成本的代价。

于是，美国同意放钱学森回国。

回国之前，钱学森对美国的媒体这样说道：

我不会再回来，我没有理由再回来，这是我想了很长时间的决定。今后我打算尽我最大的努力，帮助中国人民建设自己的国家，以便他们能过上有尊严的幸福生活。

1955年10月8日，钱学森一家乘船离开美国，抵达香港过境，终于回到祖国。

回国之后，钱学森受到了老人家的亲切接见，老人家对他说:

美国人把你当成5个师，对我们中国说来，你比5个师的力量大多啦！

从那之后，钱学森开启了为祖国奉献毕生精力的科学研究。

几年之后，中苏关系恶化，战争威胁迫在眉睫，而美国和苏联已经拥有了核武器和发射核武器的导弹。

此时，陈赓询问钱学森，我们中国人能不能搞自己的导弹？

钱学森心里正一肚子憋屈，他回答道:

有什么不能？外国人能造出来的，我们中国人造不出来？难道中国人比外国人矮一截？

钱学森不负众望，于1960年11月成功组织了中国第一枚近程导弹的发射。

1964年6月29日7时，再次成功试射第一枚改进后的中近程地对地导弹。

此时的原子弹也已经完成研发，等待爆炸试验。

1965年11月13日，第一颗不带核弹头的东风二号甲导弹试射成功，这意味着我们将掌握把核武器打出去的技术。

现在“弹”和“枪”都有了，剩下的工作就是实施真正的“两弹结合”试验。

1966年秋季，在西北甘肃酒泉的发射场上，我们做了多次导弹飞行试验并获得成功。

1966年10月7日，经过多次合练和模拟演练导弹空爆试验，都取得了圆满成功，导弹安全自毁系统达到预定的试验目的。

1966年10月13日和16日，先后进行了两次检验核弹头引爆控制系统的冷试验，弹头引爆装置均在预定高度准确引爆。

这一天距离原子弹爆炸正好两周年，而“两弹结合”的热试验进入最后准备阶段。

1966年10月24日，老人家听取了关于“两弹结合”的报告后，随即批准“热试”。

1966年10月26日傍晚，聂荣臻来到发射阵地，指挥“热试”试验。

1966年10月27日9时10秒，聂荣臻请示周总理之后，下令“发射”！

1966年10月27日9时9分14秒，载有原子弹的东风二号甲导弹刺破长空，核导弹精确命中目标。

原子弹和导弹完美结合，我们终于具备了两个超级大国同样的核威慑，我们完全有能力将核武器打到对方的国土上。

从第一颗核爆炸到第一颗导弹核武器诞生，美国用了13年，苏联用了6年，而我们只用了2年。

“钱学森弹道”

在目前已知的五种导弹弹道形式中，分别为：弹道式导弹弹道、高射导弹弹道、滑翔导弹弹道、巡航导弹弹道、复合导弹弹道。

其中，滑翔式弹道便是“钱学森弹道”，它使用了高超声速滑翔技术，内部可以携带核弹，据说可以“在一个小时内打遍世界”。

“钱学森弹道”相比普通的弹道更具威力。

一般来说，导弹的发射轨迹是一个抛物线的曲线，这种导弹轨迹很容易被反导弹系统预判，计算其落点，并将其拦截。

“钱学森弹道”则让导弹在飞行过程中，能够受到浮力的影响而改变原始的飞行轨迹，等即将超越大气层临界点的时候，又会由于重力返回，依靠惯性和与大气产生的反作用力，延长飞行距离。到达航程末端时，又会以150公里的时速着陆。这样的最大好处，就是飞行轨迹变幻莫测难以预判。

简单说来，原始的导弹发射轨迹就像扔沙包，沙包的轨迹一目了然，而“钱学森弹道”则像是扔纸飞机，纸飞机的飞行速度和轨迹会受到空气阻力、风向、浮力等各项因素的影响，飞行姿势变幻莫测。

根据钱学森的计算，配有这种弹道的带翼火箭的飞行时速可达到每小时12000公里，在这段飞行距离里中，导弹需要消耗的燃料也远远小于传统弹道，尤其是最后的飞行里程，几乎只用依靠导弹本身的惯性就行。

这一点像是为我们国家量身打造一般，因为我们当时被两个超级大国封锁，资源高度紧张，我们不怕战争，但是要打这种资源消耗巨大的战争，我们在被封锁的状态下，确实存在弱点。

但是，“钱学森弹道”无疑是让我们有足够的反核打击能力。

目前我们“东风17”导弹被称为“东风快递”，这是一种“不能被拒收”的快递，原因在于这种导弹采用了“钱学森弹道”系统。

由于“钱学森弹道”的轨迹变幻莫测，因此你不知道导弹会从什么地方冒出来。

举一个简单的例子，美国的雷达发现一枚导弹的飞行轨迹冲着智利的尾巴而去，但是在太平洋上空突然消失了，等它再次出现时，便来到了华盛顿的上空。

这种神出鬼没的飞行轨迹，对于目前的拦击系统来说，简直就是一场噩梦，对于航行在大洋之上的航母更是致命一击。

钱学森领导研发的导弹，还带来了一个附属品——运载火箭。

运载火箭是目前人类探索太空的重要交通工具，我们今天遨游在太空的空间站便是由运载火箭送上去的。

当年有了运载火箭之后，我们没有让这个运载工具闲着，我们圆了古人几千年的飞天之梦。

1970年4月24日，“长征”一号运载火箭将中国第一颗人造卫星“东方红”一号成功送入太空。

这是我们这个几千年来的农业国，向世界宣告我们已经具备迈向太空的能力。

五十年过去了，这颗设计寿命只有20天的卫星，今天还在它的轨道上运行，不得不佩服当年的质量。

随着“两弹一星”工程的不断研发，其高科技的副产品也不断推出，其中一项便是核潜艇。

由于美国和苏联有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可以准确监视我们的发射井，一旦这些发射井被它们锁定，就可能率先将我们的发射井摧毁，造成我们无法实施反核打击。

因此必须要有一个携带核弹，可以随时移动，并且隐蔽的运载工具，这就是潜水艇，有大海的保护色，间谍卫星和高空侦察机都鞭长莫及，谁也不知道潜水艇会从哪里冒出来。

我们既然掌握了核技术，就不能浪费这种高科技，于是核动力潜艇被提了出来。

1968年，第一艘核潜艇在葫芦岛船厂动工。

1971年4月开始系泊试验，7月开始用核能发电，主机试车考核。

1974年8月7日，第一艘核潜艇交付海军使用。

在民用方面，我们的高科技副产品就是核电站，如今我们的核电站近20个。

老人家时代研发出来的“两弹一星”工程，让我们具备保卫我们这个红色政权和威慑力，一旦遭受核打击，我们有能力采取核反击。

鉴于钱学森弹道的威力，美国又开始动起了歪心思，仗着它们可以收割全球，有花不完的钱，于是它们准备给钱学森颁奖。

一个国家给别国的科学家颁奖，而这个国家的科学家所研制的武器可以威胁到颁奖的这个国家的安全。

你威胁到我的安全了，我要给你颁奖，听起来多么荒唐可笑。

实际上，美国这么做不但是为了降低这个国家民众的敌对心理，提升自己友善形象，同时也在借此引诱我们后来的高科技人才。

看看后来知名学府的大学生纷纷前往美国，就知道美国这一招到底管不管用。

但是，钱学森早就看透了美国的剂量，当美国总统科学顾问基沃思1985年初访华时，特意向钱学森转达说：

美国政府准备授予他美国科学和工程领域的最高荣誉—美国国家科学奖。如果钱学森去美国接受这项荣誉，他可以保证至少副总统会出席，并亲自给他颁奖。如果钱学森不愿意去美国领奖，美国可以派美国科学院院长普雷斯来中国授予钱学森美国国家科学奖。

当时钱学森74岁，身体还不至于坐不了飞机，但是他严词拒绝了这个颁奖说：

这是美国佬耍滑头，我不会上当。当年我离开美国，是被驱逐（deport）出境的，按美国法律规定，我是不能再去美国的。美国政府如果不公开给我平反，今生今世绝不再踏上美国国土。

如果中国人民说我钱学森为国家、为民族做了点事，那就是最高的奖赏，我不稀罕那些外国荣誉头衔。

钱学森家境殷实，衣食无忧，他原本不应该属于人民群众范畴中的人，却在老人家那个时代，自觉地将自己改造成为人民中的一员。

1991年10月，国务院、中央军委召开表彰大会，授予钱学森“国家杰出贡献科学家”荣誉称号和“一级英雄模范”奖章。

钱学森应邀发表讲话，他开口第一句话就让人感到惊讶:

今天我还不是很激动。

钱学森说道：

真正激动的是前不久我看了王任重同志为《史来贺传》写的序。在这个序里说，中央组织部把雷锋、焦裕禄、王进喜、史来贺和钱学森这5个人作为解放40年来在群众中享有崇高威望的共产党员的优秀代表，当时我心情激动得不得了。我钱学森呐，现在终于是劳动人民的一份子了，而且与劳动人民中最先进的分子连在一起了。

这是钱学森一生三次激动时刻中的第三次，前两次分别发生在1955年和1959年。

第一次激动时刻，是1955年他离开美国向恩师冯·卡门辞行时，冯·卡门对他说：

你现在在学术上已经超过我了。

这是钱学森人生第一次激动，不但得到了世界权威的认可，而且证明了中国人在高科技领域不输外国人。

第二次激动时刻，是在1959年11月12日，这一年是建国十年的时候，钱学森被接纳为中国共产党党员。

这一刻钱学森激动得睡不着觉，成为一名共产党员，在他心里有着无比崇高的向往，他的入党申请书简短，却满含爱国之心。

我回国近三年来受到党的教育，使我体会到党的伟大，党为实现共产主义社会这一目标的伟大。我愿为这一目标奋斗并忠诚于党的事业。

这就是老人家那个时代的科学家们，钱学生为国家做出了巨大贡献，晚年依然住在过去的航天大院里，他把获奖的钱都捐了出去，他姓钱却不爱钱。

上个世纪九十年代初，钱学森在与北京大学哲学系教授黄楠森、赵光武、王东和中国人民大学哲学系教授钱学敏的谈话中，忧虑地指出：

如果丢掉了毛泽东思想和公有制，中国就完蛋了！

今天我们无法想象，如果不是当时的制度保障，不是全国人民齐心协力，不是科研人员艰苦奋斗，不是人民解放军无私奉献，我们能不能造出“两弹一星”？

上个世纪八十年代，有人对我们的“两弹一星”提出异议，表示花钱太多。真的花了很多钱吗？

根据解密的资料，第一颗原子弹爆炸，我们一共花费了28亿人民币。

我们来对比美国和苏联在研发第一颗原子弹时的费用。

美国第一颗原子弹的“曼哈顿计划”，总耗资25亿美元，按照1945年民国法币计算，约为500亿法币，按照1964年我们原子弹爆炸那一年的汇率计算，相当于61亿以上人民币。

根据苏联解体后，公开材料显示，苏联在研制原子弹期间1951-1955年，花费相当于110亿以上人民币。

28亿相比美国的61亿和苏联的110亿，真的算多吗？

当时我们奖励科学家的奖金只有10块钱，原子弹10块，氢弹10块，难道这些科学家的贡献才值这10块钱吗？

我们连给科学家的奖金都这么少，还要被一些人说我们花钱太多！

因此，当有人提出我们“两弹一星”花钱太多时，他激动地说道:

哪有这样的话，要是没有“两弹卫星”，诸位啊，我们不可能在这儿开会，我们没有这个条件。

建基地造两弹 惊世扬国威

开国上将陈士榘

1987年9月9日，应国防科工委的邀请，我参观了酒泉卫星发射中心发射的我国第 21 颗卫星。同以往一样，发射非常成功。在浩瀚无际的沙洲中，随着指挥员的最后一道命令，竖立在发射塔上的白色火箭在一声巨响中，象一条巨龙，喷出淡黄色的浓烟，拖着长长的火舌，划出优美的曲线，穿过淡淡的云层。几十秒钟以后，只听见万里长空中那滚雷般的轰鸣。

多么动人心魄的场面，我作为导弹、原子弹基地建设工程的领导者一一特种工程指挥部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不能不想起29年前毛泽东果断决策的动人情景；想起特种工程部队指战员、工程技术人员和广大职工，搏击瀚海恶风、建设两弹基地的难忘岁月。

1958年8月到1964年9月，近10万大军在渺无人烟的戈壁荒滩极其艰难的条件下，第一次建设起我国尖端国防工程，为我国的导弹、原子弹事业的发展，奠定了基础。他们是两弹基地的奠基者、建设者。

然而由于当时的特殊背景和严格的保密制度，这支队伍默默地开进戈壁滩，又默默地撤离戈壁滩，他们的名字，他们的业绩，从来没有人提起过。在当代中国人的心目中，只知道从事两弹研制的科技工作者和试验发射部队，而未闻那个特殊的名字即代号为7169 的特种工程部队。想到这里，我内心感到有一种说不出的内疚和怀念。

离开发射现场，我回到了酒泉市。在酒泉公园碧水如镜、清澈见底的酒泉旁，看到记载汉朝功勋卓著的大将军霍去病倾酒于泉事迹的碑文。

西汉骠骑将军霍去病出师抵御匈奴，屡建战功，驻兵酒泉时，汉武帝特赐酒遣使犒劳将军，以表功全军。因酒少人多，霍将军便倾酒入泉，与全军将士共饮。“酒泉”从此得名。

看罢碑文，我深为霍将军的业绩所感叹，更为我们今天的壮举所激动。特别是想起了当年为工程献身的数百名烈士，更是不能自己。

我怀着崇敬的心情和不尽的思绪，挥毫题字:

战士壮怀凌云志，

热血尽洒戈壁滩，

化作惊雷震环宇，

东风常渡玉门关。

我想，当年的工程部队中，今天不论是已散的、还是活着的，人们都不应忘记他们，因为他们代表了一个时代，一个艰苦创业的时代；他们也开辟了一个时代，一个巨龙腾飞、惊世扬威的时代。

1958年5至7月，我国两弹工程建设处在一个关键时刻，导弹基地工程建设已经开始，在有限的国力情况下，原子弹基地工程要不要上马？就在这时召开的军委扩大会议上，毛泽车作出了历史性的决策。

1956年4月的一天。北京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谋部办公大楼里，周恩来总理主持的中央军委会议正在进行。当总理宣布　　“请钱学森同志谈谈在我国发展导弹技术的规划设想”时，与会的元帅和将军们无不以敬慕的眼光望着钱学森，会场里一片寂静。

此时的钱学森刚刚从美国归来半年时间。早年他在北京师大附中和上海交通大学就读，1935年考取庚子赔款公费留学，先后在美国麻省理工学院、加利福尼亚州理工学院学习和深造，仅1年时间便获得博士学位。

1936年，钱学森师从于世界著名物理学家冯·卡门，参加了古根海默实验室的火箭研究小组，成为美国最早进行火箭技术研究的6成员之一。

钱学森虽身在异域，但并没有忘记祖国。当他享受着优厚的待遇和优越的试验条件时，便于思百虑地欲将自己的知识报效祖国。1950年，钱学森受到美国麦卡锡主义的迫害。同年7月，军事当局吊销了他从事机密研究的证书。在这个时期，钱学森面见美国海军部次长金布尔，毅然宣布决定返回祖国一一新生的人民中国。

钱学森的这一决定使一些美国人感到震惊和恐惧。金布尔狂叫:

我宁枪毙他，也不让他回中国。无论在什么地方，他都值五个师。

金布尔通知移民局，把钱学森监禁在特米那岛上。美国当局公然监禁一个中国公民的行径，激起了中国人民的愤慨，受到中国政府的严正谴责。在各方面的压力下，美国当局在收取了巨额保证金后，不得不宣布释放，但又通过海关没收了钱学森的行李，特别是800公斤的书籍和资料。1955年10月，经过周总理和陈毅外长的多方交涉和巧妙安排，钱学森和妻子蒋英及两个孩子离开美国，途经华沙回到北京，受到党和人民的热烈欢迎和无微不至的关怀。

钱学森回到祖国后，怀着报效国家的满腔热血，上书周恩来总理，提出发展我国导弹技术的规划和设想。在这次会上，当他在共和国的元帅和将军们面前宣布自己的规划时，显得格外兴奋和激动。我以工程兵司令员的身份问道:

在发展两弹方面，工程兵能做些什么？

钱学森说道:

搞两弹是离不开工程兵的，有大量的工作要做！

一个月后，党中央根据军委会议的报告决定，建立并发展我国的导弹事业。10月8日，成立了以钱学森为院长的我国第一个导弹研究机构一一国防部第五研究院。1957 年秋，中央军委决定筹建导弹试验靶场。

1958年4月，中央军委决定成立建设靶场的特殊部队: “特种工程指挥部”。由我出任这支部队的司令员兼政治委员。

1958年5月22日至7月27日，中央军委扩大会议在国防部大楼召开。会议针对当时的国际形势，讨论了国防建设问题，并作出了相应的决定。那时，导弹研究院成立两年，导弹基地的建设正在进行，一条专线铁路正在加紧施工。由钱学森、任新民、屠守锷、蔡金涛、梁守槃、黄纬缘、王成书等一批科学家参加的导弹研制工作，已有初步进展。然而，年轻的人民共和国有五亿人口要吃饭穿衣，在贫弱不堪的基础上要进行大规模的基本建设，物力、财力已到了十分困难、不得不紧勒腰带的境地。刚刚起步的两弹事业是继续进行还是下马，面临着取与舍的抉择。

此时，我国的两弹事业正面临着进与退的关键时刻。参加会议的 10 位元帅、10位大将和那些三星、两星、一星的将军们一齐把目光投向毛泽东主席。

原子弹就这么大个东西嘛，没有这东西，人家就说你不算数。那好吧，我们就搞点原子弹和氢弹。我看有十年功夫完全可能。

毛泽东幽默地用双手打着比方，以浓重的湘音作了权威性的结论。会议决定，将两弹工程双双纳入轨道，核弹试验继续进行。

抗战时期的陈士榘

会后，由徐德操副司令员主持工程兵司令部的工作，我带着一支 30 多人的队伍在北京西郊机场，乘一架苏制伊尔军用飞机飞向祖国的大西北。同行的主要是二机部、科学院物理研究所和我们工程兵勘察设计部门的专家，还有几位负责核试验基地建场的苏联专家。

坐在飞机上，望着窗外片片云层，我的思绪浮想联翩。最初，导弹试验基地的建场任务交给了炮兵。那时，由聂帅的秘书安东、炮兵司令员陈锡联、装备部部长万毅、二机部部长王诤、我和孙继先等人组成了一个小组，准备进行场地勘察。陈锡联同志表示炮兵完成不了这个任务，还是由工程兵来搞最合适。中央军委同意了这个意见。

忆当年，还有一段插曲。陈锡联在乌鲁木齐时跟人打赌，他一口气吃下了几十根羊肉串，便打道回府了。我跟他开玩笑说:

你把担子摔给我，又吃了个羊肉饱，便宜都让你沾了！

其实陈锡联并不舒服，由于羊肉吃得太多，肚子涨得厉害，一连几天都没有怎么吃饭呢。

核基地建设任务本应由国防科委负责，但他们认为困难很大。一次，二机部李觉副部长急急忙忙来工程兵司令部办公室找我。说:

工作(核基地建设)搞不下去了，要求工程兵帮忙。

当问清整个工程进展情况后，根据他们工作的内容性质，我归纳了四项即科研、制造、试验场地和仓库，我表示后两项工程兵可以帮忙，但经费预算和有关器材材料要由二机部向国家申报，工程兵负责造计划。后经上级批准，方案确定了。

导弹试验基地与核基地均由工程兵负责建设。已在建设的导弹试验基地代号为二十基地，即将建设的核基地为二十一基地。这样，继导弹基地试验工程的任务之后，我的肩上又压了建设核试验基地工程的担子。

黄克诚大将

1958年5月，我同总后勤部长黄克诚到了聂帅在中南海居仁堂的办公室里，就有关分工问题向聂帅当面汇报。我提出导弹基地建设工程兵只负责勘察、设计、施工3项任务。关于三材(即钢材、木材、水泥)、工程机械及运输加工，连同苏联援助的装备材料外汇合同，应由总后统一管起来，不然我工程兵还得搞个“总后勤部”。

黄克诚认为由总后统管材料、机械、运输，不如由工程兵统一管理更有利于工程施工。最后，聂帅还是同意了黄克诚的意见。由工程兵提出具体方案，报总参审批。特种工程指挥部成立后勤部(后改为工程兵后勤部)，专门负责管理，这时我心里虽稍有放松，但对于能否保证顺利施工，仍然有些不踏实。

1958年6月，国防部长彭德怀元帅召见黄克诚、张爱萍和我，代表中央明确提出导弹试验靶场第一期工程一定要在 1959年6月1日前完成。

两弹试验基地的建设任务太急，也太重了。不知道是由于飞机飞行高度逐渐上升空气越来越稀薄，还是什么原因，好象有一沉重的东西压在我身上，感到呼吸都有些困难。我使劲地做了一个深呼吸，透过机窗玻璃，鸟瞰大地，两条黄线似地公路连接着两块建筑群，我确认这是银川市的新城和旧城。原来的核试验基地二机部和苏联专家就定在靠银川一带的沙漠地。但因流砂太大，缺水，黄河障碍多，这种地方不适宜建设基地。我们关注的是由天山和祁连山的雪水融化交汇的罗布泊。

飞机自北京经太原到银川，绕行兰州，飞过了一个被拉长了尾巴的曲折的大“S”形航程，在新疆的哈密机场降落。翌日，大家顾不上休息，便分乘两架直升飞机飞向敦煌以西的罗布泊上空，从空中察看了一片旷无人迹的沙漠，几块绿如玛瑙的小水域点缀在红黄相间的大沙漠之中，特别令人兴奋。经大家商议，便初步划定在哈密以南、敦煌以西为试验区域。

在罗布泊西岸的楼兰古城遗址，偶然发现了一架国民党的帆布翼飞机，当我们打开机翼时，帆布已经坏了。在距飞机的80余米处，有3男1女4具干厂，有的曲蜷着，有的卧着，有的趴着，由此可以想象到他们临死前极力挣扎的痛苦状。最后通过分析机翼中的香烟，小孩衣服和信件等遗物，才知道他们也是来勘察楼兰古城的，其中还有一位军级人物。由于飞机出了故障，在这片无粮无水，杳无人迹的沙漠里，终于饥渴而死。大自然的无情，人们的无知，使得曾经是丝绸之路上的一座繁华古城，如今只剩下浩瀚的荒漠和几具干尸。由此，我想到部队进场后，首先必须解决生存条件，才能说得上建场工作。同时，我坚信，用不着多久，这里将是人马喧啸、机器隆鸣的繁闹场面，贫瘠的楼兰古城将焕发出勃勃生机。

聂荣臻元帅

1958年5月，导弹试验发射工程建设拉开帷幕，原子弹爆炸试验工程即将进入勘察，各项工作都十分紧张。毛泽东、周恩来、聂荣臻等无时无刻都在关注着沸腾的西北大沙漠。有关情况需要随时向北京报告，以便及时准确地听到党中央、国务院和中央军委的声音。

当时一个突出的问题，就是如何使大漠中的尖端国防工程与北京连通起来。我连夜赶写报告给周总理，要求尽快解决北京到新疆的专线联络问题。总理告诉我，去找国家经委薄一波主任。薄一波看着报告和总理批示，不禁皱起眉头。他深知，这条全国最长的专用通讯线路，无论是数量要求还是质量要求，均非一般。深思良久，他以征询的口气对我说:

现在国库里只有三吨铜线，这是我们唯一的存货，你看怎么样？

我喜出望外地马上答道:

这是最好的线了，当然可以。

薄一波也高兴地说:

好，三吨铜线，统统归你！

由北京至兰州，穿越浩瀚的大漠经酒泉 20 基地、马兰 21基地，直达乌鲁木齐，一条金色的线连通了，声音清晰。这是通话质量最好、也是当时全国最长的专用线路。当我第一次用这条线路向周总理报告时，总理兴奋了。他说:

要感谢一波同志。有了这条好线路，如同你在北京，我也到了你们的第一线！

我回答说:

我们要感谢主席，感谢总理，感谢全中国的工人、农民和知识分子……

当时，从中央到地方，不论是政府部门、工厂、农村，还是陆、海、空三军指战员，只要是两弹工程建设需要，都把最好的技术人才、物质设备源源送往工地，尤其是新疆军区来得更加及时。两弹工程牵动着整个共和国，牵动着各行各业，这使我们既感到有压力，也倍受鼓舞。

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

1959年初春，我们决定要在死亡之海罗布泊这个广阔的区域选择导弹落点。为了尽快探明这个神秘的世界，我向空军司令员刘亚楼上将提出要一架飞机，并说越快越好。刘亚楼对修筑地下国防工程曾有不同的看法。他说:

把那么多钱埋到地下，还不如在地面上多盖些房子。

然而，对我的这一要求，他立即作出了痛快地回答:

请放心，如此大事，怎敢怠慢。我知你要得急，走得快，把性能最好的值班机交给你！

我与万毅、孙继先等同机飞向南疆，经过阿克苏时，眼前展现出一片银色的世界: 原来是大放异彩的杏花开了，这大概是因为天山挡住了西伯利亚的寒风，又得益于阿克苏河水的缘故。当时的北京只是偶见艳阳春色，杏花还没有开放，这里已经是杏雨丹红，柳吐金丝，气候特显温暖，颇有“沾衣欲湿杏花雨，吹面不寒杨柳风”之感。大家满有兴致地议论着:

这里的春天比北京来得还早，杏花正在笑脸相迎，是好兆头啊！

我们乘兴继续飞行，为了观察方便，我干脆坐在驾驶员和机械师中间。连续飞行了3 个小时，看不到一个绿地村庄，只有无垠的荒漠。我深深体会到祖国地域之辽阔，油然升起一种作为中国人的自豪感。

此时，飞机正逐渐靠近天山，天山的那道幽深的大峡峪令我格外神往，我开始跟驾驶员商量:

能飞进峡峪去吗？

驾驶员用不解的目光看看我，半天撂出一句话:

没飞过。

显然，他不同意。但在我反复动员下，驾驶员对峡峪也产生了神秘感和好奇心，他答应了！不过，我心里倒是有些犹豫起来。这可不是一般的飞行，万一有失，后果就不堪设想了。于是，我郑重地问:

有把握么？

驾驶员似乎胸有成竹笑而不答。

请首长注意坐稳，飞机准备进入天山峡峪！驾驶员提醒我们。

这时，只觉得我们的座椅在使劲的往上提，接着便直下深峪，我立刻感到峡峪是那么窄狭，飞机象是被装进一个四面封闭的笼子里，一片阴森灰暗，令人毛骨悚然。我们几个人禁不住面面相觑，耳旁又听驾驶员小声地对我说:

首长，这里可不是航线！

当时还没想到他是在跟我开玩笑，一时间不知道是吉是凶，心里不免有些紧张。眼看着飞机就要撞上山崖，只觉得身体往上一颠，飞机猛一抬头，直插一个山岈口。一出岈口，便是豁然开朗，有道是“山重水覆疑无路，柳暗花明又一村”。眼前展现出一个更加广阔的世界一一塔里木大盆地。又是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漠。大家一颗颗提着的心，终于放了下来，纷纷称赞驾驶员超群的胆量和娴熟的技术。

飞机在明媚的阳光中飞得逍遥自在，最后，在库车降落。早听人说: 吐鲁番的葡萄哈密的瓜，库车的姑娘象朵花儿。当我们走下飞机，行至不远时，便听到姑娘们银铃般的笑声。放眼望去，只见一个个身着艳丽的民族服装，一对对如墨的辫子，一双双浓黑的大眼睛，脸色白润如玉，个个赛若天仙，果然名不虚传，真没想到，清沏纯净的天山雪水，竟滋育了如此美丽的姑娘。

经过天山峡峪历险，我们和驾驶员的感情加深了。驰骋瀚海，穿越群山，完成了各项预定的勘察任务，十分协调，十分惬意。他似乎对祖国的这方神秘的土地产生了恋情，一直不提返回北京的事。

也许是时间真的过长了，军委空军有人着了急，于是便向刘亚楼司令员提意见。刘亚楼笑咪咪地说道:

提意见也得看个时候，这是在勘察我们国家最尖端的工程，主席总理都全力支持，你们那么小气干吗？

不知道刘司令员是批评，还是一种自豪。

粟裕、陈士榘(右)、张震在研究淮海战役

根据中央军委的决定，以志愿军第 19 兵团机关和志愿军工程兵指挥部为基础，组成特种工程指挥部机关，经国务院总理周恩来和中央军委正式任命:

陈士榘为司令员兼治委员；曾旭清为副司令员；黄文明为副政治委员；赵东寰为司令部参谋长；姚国民为政治部主任；李基为后勤部部长；王云为器材部部长，后又增设营房部，部长为樊省轩。

从 1958年3月30日军委第一个调令起，先后调来了12个工程兵团，即工程兵建筑第 101团、103 团、107 团、109 团、123 团、1—4团、125 团，工程兵第4团、第 6团、第8团、第9团、第 15 团。

两个工程兵师，即以李冠智为师长、马兆昆为政委的 53 师；以唐人为师长、马苏政为政委的 54 师；两个汽车团，即汽车第 36 团、第 37 团；一个工程技术大队，3 所医院，1个通信营，1个勘察队，1个办事处(设兰州)；另有印刷、木材加工、机械修配、器材物资仓库、农牧厂(场)等7个；配属单位有: 步兵第 195 师(后改为工程兵 52 师)，铁道兵第 10师，通信兵通信工程团，空军建筑第6分部；还有北京建筑公司，兰州建筑公司等单位。10万大军，浩浩荡荡，陆续开进戈壁滩。

沉默了十几个世纪的罗布泊，终于迎来了人马喧啸、机车隆鸣的一天，10 万大军昼夜奋战在戈壁滩。

可以肯定，我们绝大多数指战员和职工是清楚他们这一行动的意义的。接到命令后，他们含着泪水告别了自己的亲人和战友，告别了绿色的营房、温暖的家庭和美丽的城市，来到这荒无人烟的瀚漠。

工程兵109团所有休假和探亲的干部战士得到命令后，仅一个星期便从全国各地来到集中地点。从朝鲜归来的工程兵某团，自踏上祖国的土地以后无处不是亲人欢迎的笑脸和鲜花。但是在这里，没有人迹，没有鲜花，甚至于连一点显示生命的绿色也难以找到，只有浩瀚的沙漠，望不到边际的黄色。

这是一个与世隔绝的神秘世界。炎炎烈日照得沙漠象个巨大的蒸笼，滚滚热浪和黄沙，使人窒息得透不过气、睁不开眼；阵阵旋风、沙暴形成了一根根擎天的沙柱，转眼之间，狂风骤起，黄沙肆虐，天昏地暗，帐篷、油桶被刮走、掀翻，水里、饭里充满了沙子。大风过后，一片狼藉。

战十们抗击风沙还是有办法的。一是打井取水，戈壁滩下5至10米深处，地下水还是比较丰富的。每隔两公里就打一眼井。有了水，就挖土栽树植草；二是建造营房。因为帐篷经不起风沙的袭击，大家开动脑筋，想出很多方案，最后采用半阴半阳的地空子。即一多半在地下，少部分露在地面，顶棚用芨芨草和黄泥密封，看上去很有些象我们的祖先原始社会建造的房子，这种房子冬暖夏凉，遮风抗沙，战士们亲切地称它为“沙漠营房”。绝不能小看这些原始的土营房。我们的战士就是在这种简陋、艰苦的条件下完成了共和国第一个现代化尖端国防科技工程的！

从飞机上俯视无垠的沙海，在距酒泉市三百多公里的地方，有一块一平方多公里的深色绿地，象一块镶嵌在大漠中的绿宝石，格外引人注目。这就是原内蒙自治区额济纳旗的旗政府所在地，名叫青山头，因为它是当地少有的一块绿地，所以人们又叫它绿园旗政府。为了支援国防建设，搬迁他地，这里遂划为禁区，便成为特种工程指挥部所在地。

这块绿地，受黑河水的滋润，绿树荫草，显得颇有生机，大家称这块风水宝地为戈壁“绿洲”，大漠“明珠”，指挥部设在这里，也算是得天独厚了。我这个司令员兼政委，以及黄文明副政委、赵东寰参谋长、姚国民主任，又被照顾住进有限的几间砖房里，只是房内没有卫生间，解大小便还要去几十米外临时搭起的厕所。

机关干部都混住在土坯房里，既是办公室，又是宿舍，边上摞起土坏，放上铺板，中间是办公桌，没有什么办公椅子和沙发之类的东西。被子一叠，就坐在铺板上办公；被子一铺，便可躺下睡觉，既简单，又方便。指挥部机关还有一座宽敞的大房子，既是食堂，又是礼堂，还是电影院，可谓多功能兼备。一个很不起眼的军人服务社，特别显得热闹。与其说是因为出售香烟、火柴、牙膏、香皂、肥皂、糖果、信封信纸等生活必须品吸引着人们，还不如说是那三位售货员姑娘，更有吸引力。尽管她们相貌平平，更没有摩登女郎似的装束，但在绿洲清一色的“和尚”面前，这三个女性，俨然被视为大漠中的凤凰，倍受人们的青睐。在这里，人们流连忘返，络绎不绝。因此，又获得“王府井”百货商店的美称。而这三个姑娘，犹如皇娘一般被人们簇拥着。求爱信象雪片似地飞向她们手里，自然是“皇帝的女儿不愁嫁”了。

在戈壁沙滩上生活和工作，前提条件就是水。被称为绿洲的绿园之所以美丽，也是因为有水。一条黑河将祁连山的雪水缓缓引来，恰在这里形成一个小三角地带。清清流水滋润万物，才显示出了这块绿洲的盎然生机。但水毕竟是太少了，就在离绿园几公里以外的地方，便随处可以看到一片片巨大的枯树干枝，有的虽然还好似劲拔挺立，但是树无绿叶，枝干枯折，不知道已经死去多少年了。可以想象，这里当年因受益于祁连山的雪水，曾经是一片茂密的森林；如今，代替它们的只是孤立在沙堆上的低矮的沙枣树骆驼刺，因为这是抗旱性能极强、根系扎得很深的沙漠植物。

在沙漠里，水就是生命，水源枯竭，便是生命的枯竭。所以广大指战员特别珍惜水。在没有水源的地方，想办法存了部分雨雪水，尽管水里蚊子很多，大家仍然在食用它。对此，我有过切身的体验。开始由于不摸底细，端起杯子就喝，水到口中，总是有许多松乎乎的东西别有滋味。仔细一看，原来杯里有厚厚的一层蚊子，因为已经煮熟，都沉到了水底。但又不好把它捞出来，主要是蚊子太多了，如果把蚊子都捞出来，水也就所剩无几了。为了珍惜水，还是连蚊子带水一起往肚里灌。蚊子也是一种昆虫动物，反正已经煮熟了，说不定还有些营养哩。

这种情况在当时毫不稀奇，尤其是工作在死海罗布泊的部队，由于水源奇缺，部队饮水靠水车到一二百公里以外的地方去拉。一旦水车抛锚，部队常常一两天既无饮水，也吃不上饭，喝蚊子水也就成为常事了。有一个部队一次因等水车不到，连蚊子水也没有了，部队紧张施工一整天，喝不上水，饭也没法做，大家饥渴难忍。司务长灵机一动，想了个办法，每人发给一个胡萝卜和三片白菜帮，大家润开了嗓子，晚上还开了个娱乐晚会。

比较起来，指挥部所在地绿园，要算是一方风水宝地了。但是绿园毕竟是沙漠中的一块有限的绿地，周围仍被一望无际的戈壁沙滩包围着，一旦大风刮来，沙暴卷起，整个绿洲也会蓦然变色的。

有一次政治部主任姚国民召开部务会议时，突然间狂风骤起，漫天的黄沙，铺天盖地而来。顿时天昏地暗，会议室里变得漆黑一团，只好秉烛照明。会议照开不误。等到沙暴过后，大家都感到身上沉甸的。仔细一看，人人都披上一层厚厚的黄沙，眼睫毛和头发都变成了金黄色。这也算是瀚海沙漠中的一大奇观。

大漠自有大漠景，大漠自有大漠情。生活是艰苦的，甚至是枯燥的。但是，人们的精神却是充实的，情绪是饱满的。大家一谈到毛主席下令要搞原子弹，党中央要我们建设弹道导弹、原子弹试验发射基地；想到震国威、扬军威的两弹，就要在自己建设的基地上发射腾飞的时候，便有一种强烈的自豪感、使命感和紧迫感，而争分夺秒不分昼夜地工作着，虽苦也甜，身上总有一股使不完的劲。这些魂萦华夏，心系祖国，身在大漠拼搏的工程兵战士，人民的热血儿女，本身就是中华民族的骄傲。这支忠心报效祖国国防现代化建设的队伍，任何艰难险阻都不能阻挡他们前进，永远是无敌的。

在十分艰苦和技术手段落后的条件下，我们的科学家、工程专家们日以继夜，就工程方案进行了一次次的计算和论证。我充分信任这些坦诚无私的科学家，他们热爱祖国热爱人民，怀着一颗赤诚的爱国图强之心，经过反反复复的科学论证，制订了三年的建场计划。

三年时间，不可想象，在苏联、在西方，没有十五年是完成不了这样浩大的尖端工程的。

一位苏联专家带着鄙视的目光，不断地摇头摆手。在我们指挥部内部，认识是统一的，信心是十足的。

几乎就在同时，1958年9月27日，新华社发布了一条消息建在北京郊外的我国第一座实验性原子反应堆和回旋加速器正式移交生产。第一批中国自制的放射性同位素已经从这座原子反应堆中产生。原子堆中的中子、丙种射线和从加速器发出的每秒 3.4万公里速度的粒子，已经被用来进行原子核物理研究。

这条简短的消息，几乎象原子弹爆炸一样，使奋战瀚海的 10 万大军格外激动和兴奋。30 多位援建场地的苏联专家纷纷向我们祝贺，许多人在我的面前跷起了大拇指。中国，还是这片土地，民族还是这个民族，仅仅是更迭了一个社会制度，有了一批新的领袖，路，就变得这么畅阔，科研就有了这般神奇的速度。中国人，能够创造奇迹。在这亚洲的不毛之地，一定能建设起现代化的国防工程来。住在原始的地窖里，过着一盆水先洗脸后洗脚然后洗衣服再浇树的极其艰苦生活的指战员们，充满着自豪感。

这是一种力量，一种无形的力量，它使人们斗志昂扬，焕发出不尽的智慧。在保证质量的前提下，工程速度一再加快。从1958年5月到1959年1月，部队的发明创造和技术革新就有 2950 多项，提出各种科学性建议5.2万多条。某部发明的“外部装药爆破法”，提高工效数倍，节约53.9万多元；某部制造的“万能工具台"代替了十分缺乏的9种电工机具；某部改造成功的超平板震动器比原平板震动器提高效率5至8倍。一位战士在发明创造中失去了5个手指；一位女技术员为寻找被大风刮走的图纸献出了自己的生命……。

司令员陈士榘与战友们在一起

就这样，汽车滚动装卸器、空气喷水散热器、手摇式六刀切菜机、淘米机等等先后问世。此外烧砖、制瓦、织草席、编条筐，大家群策群力，使工程进度加快，生活条件得到大大改善。

首期工程，分布在 1.3 万平方公里面积的4个区、41个场区、2555 个建筑物，包括特种营房、机场、铁路、公路、电力、通讯、给排水、设备安装等项工程提前完成，质量达到标准。在大漠中，战士修筑的长 4200 米、宽 60 米的大型飞机跑道，平展光洁延伸到远方，显得格外醒目。那是当时亚洲最大的机场。时至今日，遥望排排战鹰银光闪耀，昂首待命，机场仍然完好无损。

随着工程的进展，设备问题日益突出起来。按照合同。有关成套设备是由苏联提供的，但苏方答复:

只有全部工程完成后，才能提供设备。

经多方了解，实际上我们所需要的重要设备，有些他们还没有制造出来。

这是一个令人担心的预兆，我们领导班子的一些同志，有一段时间，心急如焚。1959 年初，我同总参装备部长万毅对罗布泊再次勘察，这个基地即将上任的司令员张蕴玉兴致勃勃地谈着他的设想，看得出来，这是一位颇有见地的司令员。我们一致认为，这里的地形、地质条件符合要求，是一块得天独厚的核试验场区。同年2月，我们3人联合向国防部报告，建议核试验场地定在罗布泊西北地区。不到1个月，批复同意，随之1万余人的施工队伍开进罗布泊。

欢送苏联专家

1959年6月，中国和苏联签订的核技术研究协定，墨迹未干，苏联就单方面撕毁了。苏方称:

中国可以依靠苏联的核武器，不必自己搞。

多一个社会主义国家拥有核武器，没有多大意义。

中国近代史告诉人们，一个国家将自己的命运依附在另一个强国的庇护下是断然没有前途的。新中国一诞生，毛泽东和党中央就指出，在当今这个世界上，要反对核讹诈就必须打破核垄断；要消灭核武器，就必须自己掌握核武器。广大指战员豪迈地说道:

想卡我们脖子的人应该知道，中国人就是要唱响这曲志气歌！

赫鲁晓夫既不希望也不相信中国能够在不太长的时间内掌握核武器。中国人决心依靠自己的力量制造核武器、掌握核武器。1959年6月一一苏联撕毁协定的日子，便成为我国正在研制的第一颗原子弹的代号: “596”。一切为了“596”，成了全国上下所有参加原子弹研制和试验的人的强大动力。中国人决不能被别人牵着鼻子走。

1960年8月，在总参、国防科委组织的质量检验中，专家们对我国的导弹试验基地工程作了令人放心的评价:

这项工程不仅速度快，而且质量好。

全部被评为优秀工程，聂帅听后十分兴奋，他对我们说:

你们不仅提高了质量和速度，也抢回了设备，意义重大！

由于我们提前完成了3年的工程任务，恰好赶在苏联撕毁合同之前，苏方不得不按合同规定将全套设备交付我国。当时我的心情极为激动。

1960聂荣臻首次主持我国制造的第一发地对地导弹发射试验:聂荣臻、张爱萍、钱学森、陈士集等人在试验现场

1960年9月10日，即苏联专家撤走后的第7天，我国用国产燃料发射的第一枚近程弹道导弹发射获得成功。它证明:

我们所建设的工程、设备、技术完全符合要求，经受住了实弹考验。

1960年 11月5日，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傲然竖立在发射塔上。聂帅专程赶来参加发射试验。上午9时，随着指挥所发出的“点火”命令，火光闪耀，惊雷隆鸣，国产导弹呼啸腾空向着 590 公里远的目标飞去。

1960年11月5日，我国第一颗导弹“1059”（后命名为“东风一号”）在酒泉导弹发射试验基地点火升空。聂荣臻元帅在发射场发表讲话。当晚庆功宴上，他激动地说：“今天在祖国的地平线上，飞起了我国自己制造的第一枚导弹，这是我国军事装备史上一个重要的转折点，从此以后，我们有了自己的导弹！”

落区很快传来报告:

导弹准确命中目标！

喜讯传开，一片欢腾，聂帅笑了，笑得两眼几乎流出了泪水。张爱萍同志高兴地跳了起来。我无法抑制激动的心情，感受到了胜利的喜悦，我们的工程没有问题，它实现了周总理的指示:

稳妥可靠，万无一失。

那时，我们身上的压力是何等的沉重啊！国外人家卡我们，国内经济又处在严重困难中。

正是在这种形势下，毛泽东主席说:

赫鲁晓夫不给我们尖端技术，极好，如果给了，这个帐是难算的。

周恩来总理说:

我们中华民族是有骨气的民族，也是有智慧的民族。没有什么力量能压服我们，也没有什么事情能够难住我们！

这是一个崛起民族的强大声音。我们的党，我们的领袖，以其特有的气魄、智慧，形成了巨大的向心力和凝聚力。从中央到地方，从国务院到研究院，从元帅到专家、士兵、工人，人人都憋着一股气，节假日、星期天也不放过。夜深的戈壁滩工地上，灯光如昼，机鸣车响，茫茫沙漠上一片喧腾。我们不止一次地提醒大家:

累了就要休息，休息好了再干。

他们回答:

等导弹上天后就休息！等原子弹爆炸了，一定好好休息！

1964年10月16日14时59 分 40 秒，寂静的罗布泊上空，突然出现了耀眼的闪光。一团巨大的火球腾空而起，冲击波象飓风般地向周围卷去，紧接着便是震耳欲聋的鸣响，犹如串串惊雷。雷鸣声消失后，雪白的浓雾在空中翻卷，浓烟挟着尘柱滚滚上升，形成一朵美丽的蘑菇状烟云，在茫茫大漠中冉冉升起。

1965年元旦，人民大会堂新春军民联欢会上，毛泽东一手握着陈士榘，一手指着张爱萍说：“你们做窝，他们下蛋，我们中国人说话开始算数了！你们都立了大功！”

在这一声震撼世界的惊雷中，全中国沸腾了……爆炸中心向人们展示了一幅惨烈而又美丽的景象:

那座巍峨的铁塔顷刻间化为一条细细的麻花；机群化作一具具骷髅，坦克象被回炉的块块赤色毛铁；火炮阵地、通讯中心宛如一堆堆塑料玩具；被用作试验的猴子、兔子和狗，有的被烧得面貌全非，有的半身或头上、屁股上被烧得斑斑点点，好象不同颜色的梅花鹿。那些局部烧伤或一息尚存的动物，不时发出阵阵刺人心肺的惨叫。只有被烧化后又重新凝结的砂砾，变成了一颗颗紫色的玻璃球，流光闪烁。

核武器的神力，一时间使许多人目瞪口呆。来自工程兵防护研究所的工程师和参加试验的专家们，象是怀着丰收的喜悦，忙碌地记录着首次核试验的效果。

胡山(右，红军长征天险腊子口)，中国延安精神研究会、北京新四军研究会会员，北京八路军山东抗日根据地研究会青年部部长，人民法治红色文化研究中心主任助理。2019年度人事部全国流动人才“优秀共产党员”，2021-2023年度人事部全国流动人才“优秀党务工作者”。原国家外经贸部干部、外交官。世界反法西斯和平文化中心倡建发起人。