革命不是请客送礼

永超凡

作者：永超凡

作于2020.10.22改于24.9.27

传统美德是和为贵，但毛主席告诉我们，以妥协求和平则和平亡，以斗争求和平则和平存。革命绝不是请客送礼，更不是大搞你好我好大家好或各打五十大板。

哪种无论什么情况下，都追求一团和气、温文尔雅的，绝非思想家、政治家、革命人和改革者。真正的胜利，只有通过伟大而残酷的斗争，才能最终实现。真正的成功，只有通过不屈的奋斗，付出巨大的牺牲，才能最终获得。

生存太残酷了，人性太丑陋了，工作太憋屈了，生活太压抑了，人心太冷淡了，名人太猥琐了，所以我们才如此渴望温柔、美丽、尊重、自由、热情和阳光。但并不是说，我们就只能秉持宽容、温柔、和善、厚道的人生宗旨，或者说这样的言行方式无论何时何地都是最高和最好的。

太多的事情，不必求人赞同，强人一致，而需要扪心自问，自我选择。荣辱千古事，得失寸心知。

谁不知道直易折、曲易存的道理？只是各人、各派有各自生存的标准与做人的道德。有些根本道义，需要生死捍卫。高低好坏、是非善恶、有益无益，并非写在纸上，挂在嘴上，而存在于各人各派的薪火传承里。

什么是真道假道，什么是对错黑白，什么是值得与不值得，男人进入不惑之年了，还需要争论和解释吗？顺逆由天命，成败无所谓，是非随人心，富贵于我如浮云，远方与我有戚戚焉。

评论任何事情，不能脱离当时的语境与情势、时代与环境、政治与风俗、前提与基础，不能苛责古人，更不能拿当下的政策与道德，去要求以前时代的人和事。也就是说，人无完人，盖棺论定，法不溯往，德不责古。除了历史定论的民族败类、十恶不赦，一般而言，死者为大，入土为安，罪在其身，一罪不二罚，不搞后代牵连，不无限上纲上线。

而且时间拖久了之后，当时真实的情形到底是什么，后人是很难判断的。即便一些当事人事后口述，甚至拿出当时的日记、影像、名人回忆等证言证物，也不能简单当作史实。

因为当事人除了可能存有立场偏颇和厉害冲突之外，还可能出现记忆偏差。或者他只是当事人之一，所了解和掌握的只能是一小范围的情况，并不能代表全部。

还有一种情况，就是：当细节的真实与政治的正确，当下的正确与革命的趋势发生冲突时，后者往往成为决定性的意见。也就是说，谁掌握了政治与统治的话语权，谁成为改革与革命的最终胜利者，谁的意见就是最正确，最符合时代价值观和政治道德观的。

但思想无禁区，理论无禁区，言者无罪，闻者足诫。无论何时何地，适当的时候，来自敌对阵营、失败者、少数派和学界、思想界等尖锐的反对意见不妨听听。让老百姓说话，塌不了天。文明社会，不能搞因言获罪，不能大搞一言堂、文字狱，不能防民之口甚于防川。

最典型的历史事件：五四学生运动和文化大革命，就遇到这种评价相反的情况，或曰历史反思。

五四新文化运动是中国近代史上划时代的事件(注：以下所提带引号的“五四运动”皆指五四新文化运动而言，而以“五四学生运动”专指狭义的五四运动)。

传统评价认为，“五四运动”是反帝爱国的新青年革命，是“反传统、反孔教、反文言”的新文化运动的新方向。

而有人说，五四学生运动是借由反帝反巴黎和谈发起的，实质是大学生要求大学统治权、自由权的闹剧，违背了陈独秀、李大钊、蔡元培、胡适等新文化运动主将的本意。后者虽在运动中努力保护学生，但实则反对学生无组织、无纪律的打砸运动和对抗学校正常教学管理秩序的行为。

五四学生运动当日，北大学生领袖傅斯年（1918年与罗家伦等组织新潮社，创办《新潮》月刊）为游行总指挥。后因受胡适思想影响，反对“过急”运动，对运动中出现的火烧赵家楼事件感到不满。此时学生中又有人对傅斯年的做法提出异议，脾气火爆的傅斯年与学生发生争吵，愤而在第二天退出学生运动。

学生运动后，傅斯年开始反省自己，认为“半年新潮杂志的生活，说了许多空话”。他反思道：中国变革须“厚蓄实力，不轻发泄”，以免“结个不熟的果子，登时落了”。改造中国，先要改造中国的社会，要改造社会，还要从改造自己做起。

深刻反省后，傅斯年决定赴欧留学，要过一种新的生活，开始践行他所谓的“改造社会的方法第一步是要改造自己”。即以山东庚子赔款申请游学柏林、伦敦等地。1927年归国后，致力于学术研究，创立中央研究院历史语言研究所。

三四十年代，傅斯年任中央研究院史语所所长的同时，任国民参政会参政员、国民政府立法委员、西南联大教授。抗战胜利后，一度代理北京大学校长。1949年任台湾大学校长，次年病逝于台北。

五四之后，学生中开始出现更多负面现象，有人认为学生万能，视法律如无物，动辄掀起学生运动，甚至自选教员，对哪位教员不满便罢课要挟。查毓瑛在给胡适的信中提到，北大学生热衷于开会，每年大小会不下千次，而“关系学术的恐怕不能占百分之一”。有的学生以“五四功臣”自居，甚至印发名片炫耀自己。

1920年5月，五四运动一周年之际，鲁迅先生在给学生宋崇义的一封信中，如此评说五四运动：“比年以来，国内不靖，影响及于学界，纷扰已经一年。世之守旧者，以为此事实为乱源，而维新者则又赞扬甚至。全国学生，或被称为祸萌，或被誉为志士。然由仆观之，则于中国实无何种影响，仅是一时之现象而已。谓之志士固过誉，谓之乱萌亦甚冤也。”

近现代文化大师南怀瑾先生，对包括五四运动在内的新文化运动如此评价：“自‘五四运动’以来，由旧的文学作品改成白话文后，有什么功用呢？几十年来亲眼所见，中国的教育普及了，知识普遍了，对世界知识的吸收力增加了，无可否认，这些对于国家的进步有贡献。但是对于中国文化，却从此一刀斩断了。什么原因呢？中国文化库存里堆积的东西太多了，几千年来的文化都藉着古文保留着。至于接受白话文学教育的人们看不懂古文，当然就打不开这个仓库，因此从中国文化的立场看，就此一刀拦腰斩断了。……”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毛主席发起的，防止文化修正主义、革命右倾主义、经济投降主义、官员贪腐之风的伟大群众运动，只是被林彪江青反革命集团利用，被狂热的工农兵和学生所扭曲。

有人说，文化大革命是林彪江青四人帮集团等阴险家组织发起的，谋划抢班夺权的反革命运动，革命群众和工农学生被当了枪使，毛主席为此背了黑锅。

官方的定论是：文革是一场由领导者发动，被反革命集团利用，给党、国家和各族人民带来严重灾难的内乱。请注意两点，文革的发动者是领导者而不是阴谋家，定性是内乱而不是群众性的革命或反革命行动。

某些学术界、思想人士的评价是：这场由毛主席指导的群众文化大革命运动，成为了阴谋家操纵的政治经济社会的全面反革命运动，反右倾反成了左倾，反修正反成了盲流，反投降反成了关门，反贪腐反成了休克。革命的野蛮蓬勃，最后走到了革命的反面。

传统认知上，佛教是有神论。有些佛教人士认为，佛教是无神论。而实质上，佛教并非西方所定义的“神宰论”和一般人认为的“有神论”。因为，佛经“主张一切生命都是“‘因缘所生’”，而非由一个全能的造物主所生。哪怕是六道轮回中的鬼神，虽拥有超自然能力－－神通，但其寿命也是有限的，命终后仍要再度投胎转世。

那帮戴着有色眼镜，或以显微镜、放大镜审视细微之处，企图以局部代整体、以现象代本质，想要开历史倒车或以偏见带节奏的藐小人物，总是徒劳无益的。

都说是为了大家好，都说是希望事业繁荣、集体发展、社会进步、民族独立、国家强大和人民幸福，凡人的眼光与伟人、智者的出发点与着眼点貌似一致，其实往往是截然相反，背道而驰的。究竟有几个能真正理解伟人、效仿圣贤、跟随英雄呢？

害怕演讲、不敢公开、罔顾现实、回避矛盾、无视悖论、颠倒本末、模糊历史、抹黑未来、沉湎当下、无有信仰、污蔑神明、禁锢思想、反对革命、畏惧斗争、限制自由、排斥创新、剥削劳作、漠视群众、践踏人民的，不是无知、软蛋的小人就是大大的奸佞。

小人物在乎的是态度和情绪、自尊和方法，而大人物在乎的是宗旨和立场、原则和战略。在个体的立场上，从自己的角度看，无论采取什么态度与手段，都是绝对正确的。可是，站在更高的位置上，以高远的情怀和志向去看待，可能完全相反。

那些满脑子充斥名利、铜臭与色欲的凡夫俗子，以及威权控制、头脑简单、思维偏激、精神狂热之徒，只要一己私利受损，尊严受欺，派别受压，不论别的什么态度和情绪、主义和制度、思想和革命、政党和政府，一律大肆反对，全盘否定，誓死反击，毕生抗争。

常见一些人这样说，因为你耍态度，摆情绪，不仅丢了自己的面子，而且对掌握权势的对方大不敬，所以你的一切意见都不必听，不必说，无人信，最终损害的是你自己的利益和前途。

我想说，因为对方的情绪和态度而妄下断言，刚愎自用，急戒言路，大唱反调，顽强对抗的，固然直言者受损最先，但听取方最终损失的是更大的利益。

为了所谓的事业前途和被重用，变得和蔼可亲，温文尔雅，这是“聪明人”的选择。但偏执者、硬骨头是如此的“臭和蠢”，怎会以失去思想飞舞和身体自由为代价，顺从接受对方送来的缰绳。

良药苦口利于病，忠言逆耳利于行。爱情需要甜言蜜语，小人需要媚言谄语。幸福生活需要高帽子，流血革命需要大棒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