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狱入口的教师雕像

窄船人

　　有没有一个中国的罗丹，把那尊坐在地狱入口沉思的思想者，改雕为口中滔滔不绝的教师？

我女儿恨美国，尤其恨日本。幼儿园老师告诉过她这件事，小学老师又告诉过她这件事，于是她的信念变得牢不可破。她的语境里，这世界上有那么一波人，一代一代的心怀叵测，一国一国的寻机伤害。如果有这两国的小女孩出现在她身边，她肯定用不寻常的眼神打量她，不和她做朋友。如果女儿是个攻击性较强的孩子，谁知道会不会先下手为强？

我想起Pink Floyd《The Wall》中的歌词： “Hey, Teacher, leave them kids alone! All in all it's just another brick in the wall.”但其实我无能为力。我也是一个教师。

昆德拉说，从存在主义层面讲，同一职业的人有着很相似的心理。教师这个职业，我想，可能收纳了更多不喜欢深度介入现实的人。些许清高，些许逃避，或许喜好推销教训，或许喜欢和年龄小的人相处。

一入校门深似海。日复一日的象牙塔里的雕磨工作，更加隔绝了社会现实，几本教科书就够翻来覆吃一辈子，慢慢地，教师这职业和流水线上的钳工成了同一个工种，把工头衣服上的纽扣也能做螺丝观，于是万物皆可拧。

有时，和现实有所隔离也不是坏事。学者肖雪慧写道：“教育，是必要的乌托邦。”意思是，教育是一种很有必要的理想主义。——没错。如果连学校都不再谈理想，那么这个世界还有什么地方谈理想？理想主义，很像物理里的无摩擦情境下的理想模型，虽然这种情境在现实中不存在，但很多根本问题必须在这种理想情境中才能理清，然后其所总结的教训，才能为现实中种种具体情境提供指导。

但可悲的是，正是在这个象牙塔里，我们丧失了理想主义。题海无边，回头无岸，你游到每一个地方，都有催促的哨声。在这样的生态中，理想又能多解几道题？于是我们都闭口不谈理想，或者说，我们的理想是由分数衡量。

如果我们破天荒开始谈理想，那可能是个更大的灾难。

导演刘易斯·迈尔斯通1930年拍摄了伟大的电影《西线无战事》。一战期间，在德国后方的某个小城市里，一批青年学生在老年教师康托莱克的沙文主义煽动下，报名参军。他们想当英雄，想报效祖国。青年的热血和战争的残酷，对比得刺目般鲜明。那些少年从为战争感到兴奋，到对战争反感，到一一化作尸体，电影的色调越来越忧郁。一天，双方停战了，西线异常平静。守候在战壕里的保罗发现了一只美丽的蝴蝶，可当他爬出战壕捕捉蝴蝶时，突然一声枪响，保罗被流弹击中，他倒下了。

　　而这个时候的大后方，他们的老师，还在那里激情满满地谈论战争，谈论理想。他还在鼓动他更多的学生奔赴前线。

远离现实的课堂，最容易滋养缺乏现实感的人格，最容易滋养虚妄的理想。再美好的理想，都要在现实中摸爬滚打过，然后扎根生长，才能叫好的理想。而偏好，教师们传达的理想，多半长在现实之外的无菌环境。如果这种理想来自政治洗脑，那就更坏了。

二战时的德国，教师们更是翻演了《西线无战事》的故事，成为纳粹最大的帮凶。德国有一句形容速度很快的谚语：“从教师到纳粹党徒。”因为那个时期，教师是最早最快加入纳粹的一个群体，而且几乎人人都加入。

一群学生有多快可以成为纳粹？电影《浪潮》告诉我们：五天。我想，如果我的孩子是他们的学生，他仇恨犹太人、他参军、他战死沙场，全程我都将束手无策。我连我女儿仇日我都没有办法——她就信她的老师。

所以，当教师谈起理想，是危险的。尤其是权力和教育不能有交集。希望有一天，我们也可以理直气壮地说：凯撒的归凯撒，讲台的归讲台，政治不能进课堂。

9月6日中国人民大学中国调查与数据中心发布全国公众科技创新认知度调查报告，对几千名各行各业的人进行调查。其中有个关于“发展与安全”的问题，设计了两个相反的观点。其中一个是：“发展是安全的基础，不发展是最大的不安全。中国科技水平与西方比还有差距，必须迎头赶上，对此监管政策应该鼓励多于限制。”而另一个观点是：“安全是发展的保障，没有安全，就没有发展。宁可科技水平相对落后一点，也要确保安全。”企业家对观点一评分最高，大学教师或科研机构学者对观点二评分最低。无业或失业人群对观点二评分最低，中小学教师和学生对观点二评分最高。

就是这样。中小学教师和社会底层竟然一样的认知，并把这种理念传播给学生。校园，就成了虚妄理想的大本营。

“他们喉咙是敞开的坟墓。”在没有遮挡的讲台上，教师的言辞如同洪水奔涌。学生筑不成阻拦它的堤坝，于是教师越发坚信了洪水的正确。有堵无形的墙，把这场洪水屏蔽了。外界以为墙里岁月静好，其实已经浊浪滔滔。墙里面以为洪水必将一统江湖，其实外面有可能已经风云变幻。

萨达姆政权的新闻部部长萨哈夫，每天说着伊拉克战胜的消息。英美联军已经攻入了巴格达城外，他所在的新闻部大楼也已经被导弹轰炸了，他还在这样说。“我们是故意将他们放进城来的，这样才能更便于消灭他们，我们已经把他们的退路堵死。”

虚妄得如同一个寓言。

我希望什么？其实我希望不过来了。我甚至不希望有个中国的罗丹把教师塑在地狱门口，也不敢希望政治和教育分离。我只是希望如果我们教师谈不了理想，干脆就讲讲题吧；我还希望不会再如苏州和深圳那样，有挥向异国孩子的刀；还希望再有一份报告或条文，遏制暴力；我更希望有个人，对这一切忏悔，说，这刀上的血，也有我的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