寻找文曲星

郑心

历史的星空中，闪烁着一些特别亮的星星，那是文曲星。《儒林外史》中就提到过，状元就是文曲星下凡。但每次下凡的也只能是一位，这是常识。

可是，点击百度查询，有一次古代科考竟出现了两个状元——搜索“宋宁宗嘉定十六年状元”，就是这样。两位状元分别出现在无锡和丽水（后称莲都），如果到两地旅游，会看到状元故居地都有各自的溢美与敬仰，还都有塑像呢！这是怎么一回事？

无锡说法很简单：“蒋重珍，字良贵，无锡人，嘉定十六年状元。”

而丽水比较复杂，说：“蔡仲龙，字子奇，丽水曳岭脚村人。宋宁宗嘉定十六年科举及第，高中榜眼。时逢状元蒋重珍病故，宋宁宗下诏，颁发《赐升状元蔡仲龙敕》，擢升榜眼蔡仲龙为状元。”

而无锡方面并不这样认为，他们不屑辩解，理直气壮地坚持他们的荣耀。那么历史上究竟谁是状元？花落谁家？

对于两位“状元”，作者满怀崇敬，从各自的事迹来看，都是一等的人品，一等的学问，都是国之栋梁，而皇帝钦点的只能是一位。能中榜的进士们都具上乘的学问，状元的出列，完全是他自己的造化。

那么我们抬头去看天空，去寻找这一颗最亮的文曲星。

古书如瀚海，

事物难辨伪。

看官须耐心，

最后见真金。

丽水状元之说真伪考

2020年后，在丽水本地志书或是学者出的书中均以“宣平人蒋仲龙为状元”作为定论。同时，网络上各种媒体也大力宣传引以为豪，只要点击百度打入关键词，就有这样的宣传内容。“蒋仲龙为状元”一说在当下情景下，无论于当地学者精英，还是普通民众，俨然已成为一个共同的事实认知。

这种状况引起我的担忧，若在对历史文献考据不足，未作严谨查证的情景下，就以讹传讹，以“肯定”作为定论，这是不合适的。因此，我重新对历史各种文献史料作了查证核实。

“状元之说”的历史背景

曳岭，位于丽水城西北方向34公里处，古属丽水县，明景泰三年析丽水应和乡、宣慈乡及懿德乡之半置宣平县，曳岭属宣平县。1958年撤宣平县，曳岭脚村划归丽水县。清光绪《处州府志》卷三载：“曳岭相传有仙曳履过此，故名。”曳岭脚村因在曳岭山麓而得名。2021年该村有蔡、吴、祝等多个姓氏，人口有一千二百多人，其中蔡姓有五百多人，是县境内最大的蔡姓村。

曳岭脚村蔡氏，源于蔡侯叔度。蔡侯为周初“三监”之一，周武王之弟，封于蔡，以国为姓。五代吴越时，蔡抱自闽迁居处州城通惠门。蔡抱生二子，长子蔡咸熙、次子蔡咸谑，兄弟二人因东西岩名胜，再迁曳岭脚村，在此繁衍生息，成为丽水一大望族。因曳岭脚蔡氏有两房子孙，所以蔡咸熙一房为“上蔡”，蔡咸谑一房为“下蔡”。

部分古籍史料提及的“丽水状元之说”：

“蔡仲龙，生卒年不详，字子奇，丽水曳岭脚村人，为上蔡氏蔡咸熙之六世孙。宋宁宗嘉定十六年（1223），蔡仲龙参加科举考试进士及第，高中榜眼（殿试第二）。时逢状元蒋重珍病故（或因母病故，回乡丁忧），宋宁宗赵扩下诏，颁发《赐升状元蔡仲龙敕》，擢升榜眼蔡仲龙为状元。”

“蔡仲龙为状元”在文献古籍中的查证

一、提及蔡仲龙为状元的有关史料

（一）民国十六年（1927）《蔡氏宗谱》本

1990年，在修志中我们首先看到的是民国《宣平县志》中关于“状元蔡仲龙”的说法，因此派我去曳岭脚村寻找《蔡氏宗谱》，以进行核实。我从曳岭脚村将完整的全本《族谱》借来，方志办各位编辑阅完后，与曳岭脚村族人协商后交与博物馆保存。而后《蔡氏宗谱》在博物馆却未能得到良好保存，现已残缺。这样我写的《丽水状元传说考略》中关于《蔡氏宗谱》的内容就成了孤证，这是很遗憾的事。并且，当年看过《蔡氏宗谱》的主编及其他几位编辑现都已作古。虽然他们的意见已无法表达，但《丽水市志》及《丽水地区志》均不见记录“蔡升状元”之事，可证他们的态度。

我所见《蔡氏宗谱》的基本情况：《蔡氏宗谱》从宋乾道三年（1167）始修，至民国十六年(1927)共修谱15次。现能见到的本子为民国十六年（1927）本。提及蔡仲龙擢升状元的事初见第四次修谱即明洪武三十一年(1398)的“序”中，前三次修谱序中均无提及，其中包括第二次修谱的宋嘉定十七年（1224，即蔡仲龙时代）也未提及。

分析：我在《丽水状元传说考略》一文中提出：《蔡氏宗谱》的“二修”（蔡中进士翌年）及后来的“三修”（元代），主修们应该都已了解蔡的事迹，但没有提及蔡“升”状元，若是有亦会记于谱。一直到明洪武时期第四次修谱才“想起”蔡升状元的事来，这期间时间跨度有一百七十多年（1224—1398）。在此存疑。

（二）民国丙寅年（1926）《宣平县志》本

在百度查《宣平县志》，先后编纂或增补9次，有9个版本，现国内可见到的有清乾隆、光绪及民国本。而我现能查找的范围，只能看到民国本，这也是1990年我们市志办编辑部所看到的相同本子。

1、卷十“选举志”：“蔡仲龙，嘉定癸未状元，居曳岭，见传。”

2、卷十一“人物志”：“蔡仲龙，字子奇，嘉定癸未登蒋重珍第二，蒋重珍故，升仲龙为状元。”又小字：“恩赐状元诗：联魁金玉龙头选，诏下今朝遇已知。上国风光初晓日，御阶恩渥暮春时。内廷考最称文异，胪唱宣名奖意奇。故里仙才若相问，一年攀折两重枝。”“仲龙谢恩诗：圣朝兴运自天开，又值临轩策草来。廷对自愧无宿构，胪传何意冠群魁。幸瞻北阙承殊宠，记负南山泳有台。稽首君恩难报称，誓殚忠赤赞规恢。”

3、卷十三“艺文志”《赐升状元蔡仲龙敕》：“今殿试榜开，而状元蒋重珍已故，尔蔡仲龙者掇名第二……升尔为状元。”

分析：民国《宣平县志》本的说法：蔡仲龙状元来历，是殿试第二，状元蒋重珍故，升尔为状元。我对《宣平县志》的首先疑问，在于没有说明其引用的出处（包括皇帝与状元的两首诗）。蔡的状元是在南宋末，来源当然是在以后元、明、清各种文献古籍，但他是引自哪本书没有说。这就造下了一个悬疑：这一说法出处？

《宣平县志》文字提法及用语上与《蔡氏宗谱》基本雷同，高度吻合，可以得到一个解：他们的引用出处或就是《蔡氏宗谱》。这也是1990年丽水市志编辑部的共同看法，因为他们都是对照过这两个本子的，因此得出的结论。民国《宣平县志》的说法或是以年代更早一些的《宣平县志》为参照的，但《宣》《蔡》两书说法及语句的高度一致，这是可见的事实，我个人还是偏于当年我们编辑部的共同看法。

对于“蔡升状元”这样一个全国性事件，都应有一个如《宋史》这样的官方正史互为佐证，国史与地方志、宗谱三者的一致性，这样才可认定事实，而《宋史》或稍后的《文献通考》里均找不到一丝的事实依据，我将在后文中再作分析。

（三）清光绪《处州府志》复印本

1、卷六“坊表”：“处州府丽水县：状元为蔡仲龙。”

2、卷十六“进士”：嘉定癸未科蒋重珍榜“林琯、李鸿、季易、蔡仲龙（复印本有一行小字已模糊）、陈瑄、章敏子（丽志作张）、叶德新（俱丽水人）、章从孙、刘应申（俱青田人）、黄邦彦（缙云人）。”

3、卷十八：“蔡仲龙，字子奇，丽水人，嘉定十六年（1223）及第第二人，持心平恕议论近厚，郡守欲迁州社，仲龙曰：‘苟无大故，不必变置守。’服其识。官至大理少卿，出知信州。”

分析：很明显地看到，同一本子的光绪《处州府志》，在卷六条（第一名）、卷十六（第四名）、卷十八条（第二名）的提法共有三种，都是不一致的。为什么会造成这种情况？或是从不同朝代的古籍中摘来，没有作严谨的分析，就原文照搬了。这是一种假设，也只能暂作这样推理。

二、未提及蔡仲龙为状元的有关史料

1、元：脱脱《宋史・列传第一百七十》（卷四百一十一）“蒋重珍传”：

“蒋重珍，字良贵，无锡人，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第一，签判建康军，丁母忧，改昭庆军，寻以公事与部使者异议，请祠，易签判奉国军。绍定二年(1229)召入对。……端平初(1234)入对，上五事，……诏守刑部侍郎致仕，赠朝请大夫，谥忠文。”

2、元：《文献通考・选举》：“嘉定十六年（1223）进士五百五十人，省元王胄，状元

蒋重珍。“

3、清：雍正《浙江通志・选举》（卷一百二十七）：宋嘉定十六年癸未，蒋重珍榜。本榜浙江籍进士131人，按县名排列，蔡仲龙殿后，标明“宣平人”。

4、北大古文献研究所：《全宋诗》（1998年版）：未见皇帝赵扩《恩赐状元诗》，仅有一首《浣溪沙》。

分析：元代所编写的《宋史》与《文献通考》，是最接近于宋末事件产生的时间的，因此具可靠性。它明晰表明了当年科考及状元情况，蒋重珍榜，提到的是蒋，没有见提及“蔡升状元”之事。《宋史》有蒋重珍的传记，《文献通考》提到五百五十人进士，蔡仲龙只是其中一人，没有提及其姓名。

清雍正《浙江通志》提供的是一张表格，当年浙江籍进士131人，其中丽水6人，青田2人，缙云1人，宣平1人。宣平人即为蔡仲龙，在表中他是“殿后”（最后一人）了。雍正《浙江通志》的主修也一定是查过历代古籍的，他的认为，蔡在131人进士中没有什么特别，更不用提是“榜眼升状元”了。

对于诗词的考证，因本人只能找到一本当代出的《全宋诗》，查该朝皇帝赵扩不擅写诗，只有一首写妃子的诗。因证据不足，存此参考。

三、将“蔡为状元”提及与未提及的现有史料按时间排序

宋：嘉定十七年（即蔡仲龙登科次年）《蔡氏宗谱》第二次修谱（未提及）

元：《宋史》（未提及）

元：《文献通考》（未提及）

明：洪武三十一年《蔡氏宗谱》第四次修谱（提及）

清：雍正《浙江通志》（未提及）

清：光绪《处州府志》（两说：一处提及，两处未提及）

民国：丙寅《宣平县志》（提及）

分析：在现有的史料中可以看到，距离事件较近的早期著作都没有提及“蔡升状元”，最早提及是明代的《蔡氏宗谱》。至雍正《浙江通志》编志书时，作为省志是会作谨慎考证的，他的分析得出的结论是“未提及”。后来的民国《宣平县志》，看到与《蔡氏宗谱》的说法是雷同的。而光绪《处州府志》的两说表现出模糊性，是志书之失误，给后人带来很多疑惑。

历史上的文献古籍并不是每一本都传了下来，很多都已散佚；而且受个人寻找的范围所限，只能找到相关的一部分。我们现在所能做的只能依据部分能找到的史料来求证，所以得出的判断及结论不一定就能反映真相。但是，它们还是能从史海中浮现，以一个逻辑走向方式帮助我们去寻找历史的本来。

“蒋重珍为状元”在《宋史》中的查证

蒋重珍为嘉定十六年状元，有《宋史》专为其立传以证明，这是毫无疑问的。现在需要的讨论，是《宣平县志》所提“蒋重珍故，升蔡仲龙为状元”，或者现在的一些著述中理解的“其母故丁忧，而升蔡为状元”是否确凿。蔡要替补蒋的条件，一是蒋“出事”，二是蔡一定是榜眼，那么就从《宋史》“蒋重珍传”中来一探究竟。

那么是否“病故”及“母故丁忧”两种缘由换人了呢？先看“病故”一说。在阅读“蒋重珍传”后，发现蒋成为状元后，直至去世前，都在为朝廷所任用。他的身体不很好，但他一直在为风雨飘摇的南宋末年朝廷竭力尽忠。“蒋重珍传”全文较长，他一生的“做官线路图”及主要事迹大致如下：

蒋重珍，字良贵，无锡人。嘉定十六年进士第一，签判建康军，丁母忧，改昭庆军，寻以公事与部使者异议，请祠，易签判奉国军。绍定二年，召入对，……迁秘书省正字，屡乞祠，以伯父丧予告，迁校书郎，辞，不可。明年，待命霅川，移文阁门，请对，当路惮之，添差通判镇江府，辞。……上读之感动，授宝章阁，主管云台观，则告吏部，不受贴职禄，不愿贴职恩。……它日星变求言，复申前说。又虑柄臣或果去位，君心易纵，大权旁落，则进《为君难》六箴。召为秘书郎兼庄文府教授。端平初入对，上五事，……乞召真德秀、魏了翁用之，……兼崇政殿说书，戒家事勿以白，务积精诚以寤上意。每草奏，斋心盛服，有密启则手书削稿，帝称其平实。迁著作佐郎。……边帅以《八陵图》来上，诏百官集议，重珍言史嵩之既失相位，危于幕巢，犹欲邀功，自固其位，请择贤帅如汉用充国，使之亲至边境，审度事势，条上便宜。丞相主出师关、洛，重珍力争。……不听，遂自劾以密勿清光，乃不能遏兵端，乞免说书职。迁著作郎兼权司封郎官、起居舍人，……兼国史院编修官、实录院检讨官，言：“更化以来，旧敝未去者五：徇私、调停、覆护、姑息、依违是也。今又益之以轻易。”迁起居郎，以疾求去。以集英殿修撰知安吉州，权刑部侍郎，三辞不许，自劾其不能取信朝廷之罪，乞镌斥置闲散，促觐愈力而疾不可起。诏守刑部侍郎致仕，赠朝请大夫，谥忠文。

从“蒋重珍传”文中看出：蒋中状元之后，在他一生中任各种官职（文中划线处）有十几种之多，他一直在做官，直至去世前还有新官职，远远不是所说的蒋中了状元后即“故”了。因此，民国《宣平县志》卷十三“艺文志”的所谓《赐升状元蔡仲龙敕》，也就不知从何谈起，“蒋病故”基本可否定。

再看“丁母忧，改昭庆军”句。母亲在他任“建康军”的时候去世，他回乡丁忧（守孝）三年。后即又换了个地方做官，“改昭庆军”，没有说期间把他的状元拿下给别人了。光绪《处州府志》及民国《宣平县志》是肯定“蔡升状元”的，在他们的本子里只提“蒋故”，而无“蒋丁母忧而状元换蔡”，这一说法或是现代文人的牵强附会而已。“丁忧”在古代职官中是很普遍的事，因此官位的撤换也是很普遍的，但是决没有道理因此而拿下职官经科举考试所评的“职称”。把“丁母忧”这一句理解成“丁母忧失去状元”，两者是无法划等号的。即使因此失去状元，那一定也有皇帝的下旨颁布，并在“蒋重珍传”中会得到一个重要的记录，这一点在文中也没看到。所以“丁母忧失去状元”这一结果也可否定了。

蔡仲龙要登上状元之位，还要有一个条件，就是证明他是殿试榜眼（第二名），但这也找不到确切的佐证，仅见于《蔡氏宗谱》与《宣平县志》。而这两个本子的弱点如前所说，最要紧的是缺乏朝廷正史的史料支撑，而在元《文献通考》、雍正《浙江通志》中均无此说，所以《蔡》《宣》两个本子有点“自说自话”的味道了。有没有第二名，在看到更多的证据之前，也只能暂作存疑。

《宋史》“蒋重珍传”是朝廷对蒋一生的总结。他去世后，皇帝赠“朝请大夫”，并赠谥号“忠文”，这种待遇也可佐证他的状元地位及对他勤勉一生的高度认可。

《丽水教育志》主编庄祖定先生在《修辞立其诚，修志存其实》文中说：“即使状元‘蒋重珍故’，一个状元死了，让另外一个‘升’上去，这也是历史上闻所未闻的事。”“母故丁忧”也是如此。

从上述分析中再看关于与皇帝互诗，也只可看作一个民间传说了，或诗文最早也是由文人墨客所杜撰出来也未不可。此“恩赐状元诗”并“谢恩诗”现只见于《宣平县志》，《全宋诗》中未见皇帝赵扩《恩赐状元诗》。从《宋史》“蒋重珍传”看，蒋一生均是状元无疑，那么“恩赐状元诗”有的话也应该赐给蒋了。

结语

综上所述，关于“蔡仲龙升为状元”这一说并不十分可靠。它只有民国丙寅年《宣平县志》本（或者有它更早的本子）作为依据，所以只有一个孤证。而在国史及省志历代修纂中均无提及。所能见到的光绪年间府志说法混乱，无法作为证据。当然还有《蔡氏宗谱》，作为家族史它往往都有夸大事件的嫌疑。而我们作为历史考证者，对于各地的宗谱一定要持谨慎的态度，绝不可原样照搬采纳，对其说法作一个旁证是可以的，却不能够以此作为主要依据。

再看原状元蒋重珍，《宋史》将他立传表彰，从传中来看他的终身状元是没有疑问的。作为辅证，元《无锡县志》记录更为详尽，还收录有蒋后期所创作的《一梅堂记》和《万亭竹记》。

那么为什么会出现“以假充真”的情况呢？在没有出现新的史料说明这个问题之前，也不能随意猜测。但我们还是可以看到，是有一些地方上的文人“希望”蔡仲龙是状元，他就把这一“希望”记录下来：状元“病故”或“丁母忧”，蔡是榜眼升为状元。这样一代代传下去，耀祖光宗，激励着本地的（或本村）读书人科考致仕。

文章至此已将“状元”的真伪交待清楚，也即行结束，它只是此时期考证的结论，或将来会出现新的证据，那将倚重后人再来纠正了。

庄祖定先生在他原文里还有一段话，当时抄录在我的调查报告里。虽然不能证明他的说法即为事件缘由，但也可拿来作为一个探究真相的参考。

丽水状元传说的一种解释：“拜状元”

“丽水状元传说”是怎样形成的呢？查《建炎以来朝野杂记》（商务印书馆，1929年版《万有文库》）有一段文字，给考证者提供了颇具价值的线索。文中谈到，在宋代，进士中有一种定例，叫“新进士期集”，就是新中进士的聚会。宋熙宁六年（1073）以前，新进士们都是自费率钱而期集。后，就由朝中拨款资助。参加期集新进士多或至百余人，聚会地称“团司”,一般置于礼部贡院。期集程序：“后旬日朝谢。又数日，拜黄甲，叙同年于礼部贡院，其仪三名。设褥于堂上，东西相向，同年四十已上立于东廊，四十已下立于西廊，皆再拜。拜已，择榜中年长者一人，状元拜之。复择最少者一人拜状元。……”然后是赴国子监拜先圣孔子、大宴会、立题名石刻，乃罢。此科期集中进土互拜、状元拜年长者、年少者拜状元都统称之为“拜状元”。

其间，进士们大凡是要做做诗，表示中举后的心情的，这类诗无外乎为“谢恩诗”一类。所以蔡仲龙写了“谢恩诗”并不罕见，在浙江其他姓氏族谱进士做的诗中均有发现，可见做进士的也都可以写“谢恩诗”的，并不只是限于状元。皇帝的“恩赐状元诗”是早做好的，在“后旬日朝谢”时宣下。至于有“一年攀折两重枝”之类句，或是后来文人杜撰篡改未必。

蔡仲龙生卒年不详，他只是五百多个进士中的一位，并无特别的地方。他被推上“状元”的宝座，有两种可能，一种是完全为蔡氏家族的制造，另一是蔡仲龙有过一种类似状元的特殊荣耀而被后人误解成状元了。两种可能都不能排斥。如为蔡氏家族的制造，有一疑点，即蔡氏家族在有宋一代期间，在二百多年历史中出过14个进士，何如要选择蔡仲龙而拔高呢？如果蔡仲龙获得过一种类似状元的殊荣，那么蔡氏们再将他拔高（或是误解为真状元而记叙下来），就比较合乎逻辑了。

所以从上述《建炎以来朝野杂记》所记载的新进士期集俚俗来看，很可能就是蔡仲龙获得殊荣的一种途径。或是他作为年长者，坐到首席位置上，受状元拜之（也称为“拜状元”）。这一经历为家乡父老所炫耀，经过数代嬗变，渐渐剥离了事实，根据人们的主观愿望被改造成了现在这个样子的传说。上述考证说明，“丽水状元”为民间传说，而这一传说很可能是由宋时流传的新进士期集俚俗而产生的。

状元蒋重珍及故居