京北外馆的百年春秋（上）

铁轮 (王军)

外馆原来是安定门外柳荫公园北部区域的地名，东接安定门外大街，西靠中轴路，北临三环路。

外馆地区目前被安华里和安华西里分割，外馆地名也被代替。在1993年版《北京市朝阳区地名志》中，没有外馆地名词条。地名志标注有：安华里、安华西里…。还有街道路名：安华路、黄寺大街、外馆斜街、安定门外大街…。在外馆斜街条目上注明："因街位于原外馆地区，故名外馆，亦名哈尔哈馆"。

这个地区现在属于朝阳区安贞街道管辖，下面分为几个居民委员会，其中还保留有个外馆社区居委会，涵盖了安华西里二、三、五区，交通部宿舍，以及街边几个院落。

年少时在外馆居住生活了八年有余，那时外馆还是个杂居地区，除交通部干校的楼区外，几乎都是明清时的平房。上世纪八十年代后陆续建起民居楼房，组建了新的社区。也许是外馆的名字太俗气，不如安华里那么上档次，所以就起了个新名字，毕竟过去城市管理都是讲里坊制的。好在大街道路的归属上，还能见到外馆的名字，不至于老邻居们在寻找儿时的记忆归属时，找不到原来的旧地，得去叩拜土地爷。

多少年过去了，说起外馆，人们还会想到，这里有京城十三条之一的外馆斜街；有用外馆命名的小学中学；窑坑里成群的野鸭划水嬉戏；远处夕阳余晖下，金色琉璃瓦的落寂黄寺。

在清代的北京地图上，最北端标示出了城北互为邻居的黄寺和外馆。

外馆名字的起源：

何为外馆？词条上说，是古代是人们在城外的館舍，《孔子家語》："孔子在齊，舍於外館。"词条上还有标注，即旧时公主出嫁，筑馆于宫外，亦称之为外馆。

北京安定门外的外馆，是从什么时候开始有这个地名的，还真没有确切记载。一般来说，应始于明代中后期或清代初期，因为外馆这个地方，在元代至明代初期，是几乎没有民众百姓居住的。

外馆在元代是元大都安贞门内的地域，属于丹桂坊辖管，坊内有座北宫城，外馆地界正好被圈于北宫城内。‌考古专家赵正之先生《元大都平面规划复原的研究》论文中，认为元大都的北部，存在预留的北宫遗迹。因为元大都皇宫与窝阔台都城和林之间，有很多刻意安排出来的相似。和林内分为南北两城，于是元大都有南北两宫。和林北城龙庭行宫外有羊圈、鹿苑、马圈，还有皇后宫帐斡耳朵，元大都也按照相同的方位布置了一圈。

元代时，北京的百姓多居于中南城坊，对于北城坊很少有人居住。有少量的民房，建在了安贞门内大街两侧或大街东部的泰亨坊地区。

明代将军徐达占领元大都后，见元大都故城北居民稀少、地势空旷，在防守时城上军人无可依托，便于洪武四年（1371）新建京师北城墙，墙址地向南迁移五里，将原来元大都北城墙上的安贞门和健德门，以及东、西城墙上的光熙门和肃清门也一并废弃，并且将这四门的城楼，以及原丹桂坊和泰亨坊区域内的建筑（除寺院外），如北宫殿堂、官署、住宅等尽悉拆除，以扩大军事防卫视界。

在永乐年间，明成祖朱棣为了加强军事防御，在京师北城墙外，即安定门和德胜门外设立了兵营。即称为京军三大营，包括五军营、三千营和神机营。总人数前后达到17万人，占据了北城墙到元土城一带大部分区域。

直到明代中后期，安定门外关厢居住百姓增多，关厢北部斜街始有散落的民房。

有说外馆是明代京城六馆之一，但并不确定外馆的从属。从有关资料上看，有不同的六馆，却没有发现外馆的官名和馆所称谓。

比如百度文库上说六馆，指的是唐朝时国子监领国子学、太学、四门、律学、书学、算学，六门学科合起来为六馆。 到后来人们提六馆便知是国子监的别称。明代学科的名字上有所不同，但也是六馆，不知那个馆业与外馆有关。

明代设有四夷馆，是官办的外国语学校，共有十所翻译国语馆，虽有专门翻泽鞑靼文字的蒙古馆，但未标明为外馆。

比较接近的，是明代的会同馆，接待朝贡使节的中央驿馆。明初北平府有元代的燕台驿（水马驿），具有接待贡使和商团开市贸易的功能，其址在元大都澄清坊大街。永乐元年，朱棣皇帝改北平为北京，设置中央机构，燕台驿也升格为会同馆。《大明会典·兵部·驿传》："自京师达于四方设有驿传，在京曰会同馆，在外曰水马驿并递送所。"

会同馆分南北两馆。南馆六所（初时三所），在澄清坊东（今金鱼胡同一带），北馆六所，在东江米巷玉河桥西街北（今东交民巷一带）。

北馆和南馆都在紫禁城东部，接待客人有内外之别，虽北馆和南馆各有分属，但也没有确切的外馆之称。

明代的北馆和南馆：

清代仍沿用明代建制，清政府保留了会同馆，"顺治初年，设会同馆，以待外国贡使"，并沿用明代的南馆北馆名称，其地点还是在原东江米巷（今东交民巷），对原馆舍重新进行了划分。

那时比较多的使团，是来自蒙古地区。

蒙古在明末清初时分为三大部落，即漠南蒙古（内蒙古）、漠北喀尔喀蒙古（外蒙古，明代称为鞑靼）和漠西厄鲁特蒙古（明代时称为瓦剌）。

清朝早在入关前，漠南内蒙古已经归附了清朝。从顺治五年(1648)开始，谕旨漠南内蒙古王公贵族首领和四十九旗旗主，每年按班次轮流入京朝觐。漠南内蒙古王公贵族首领和旗主及使团入京后，由理藩院安排，住进城内会同馆分给的馆驿，亦称鞑子馆。

然后进行朝贡，顺治皇帝再设宴款待。

理藩院是清朝政府管理蒙古、回部及西藏等少数民族的最高权力机构。初时为"蒙古衙门"。

到顺治初，理藩院官制升级相同于六部，院下六司掌管的功能不少，如爵禄、朝贡、户口、赋税、驿站、贸易、宗教等。

清朝理藩院：

每年的朝觐称为"年班"，归理藩院属理。每年十月，理藩院会下发本年度年班以及成员名单的通知。朝觐人员通常均应在十二月十五日至二十五日期间抵京，并在春季开始时返回。如同大雁南飞北往，说进京朝觐使臣为雁臣，倒也不为过。

顺治七年（1650），漠西蒙古与清朝通好。顺治十二年(1655)，清政府也与漠北外蒙古喀尔喀部议盟，在漠北外蒙古设立八旗八札萨克（注：旗主），分左右翼。

在此之后，顺治谕旨漠北外蒙古喀尔喀王公贵族首领和旗主（含漠西蒙古汗王使团），年班期间可同时进京朝贡。

因来京朝贡人员众多，理藩院于顺治十七年（1660）上书："外藩王、贝勒等年班来朝，令编为两班"。获准后，理藩院更改并实施了朝贡年班新计划。年班时间与次数，在清代之后几朝，也有所变更改动。

因驻地不敷使用，理藩院启用了新馆驿建设。他们把目光瞄向在安定门外黄寺地区。

有史料显示，清顺治皇帝建都北京后，八旗军兵居于城内，汉人被从城内赶出，多居于南城，或散落于城外各门关厢，关厢地带为此人满为患。百姓人群便逐渐向北，到斜街北面的空地建民房以为居所，慢慢地形成了一个里甲村落，归北城灵中坊辖管。有说外馆当年是个一个小村庄，倒也比较符合。

《清国行政法泛论·地方自治·保甲·组织·备考》载："城中曰坊，近城曰厢，在乡曰里"。

在村落西边原有两座中土寺庙，被改建成藏传佛教双黄寺后，傍寺院建新馆驿以待客，符合内外蒙古人信奉藏传佛教的宗教传统习惯。这样，理藩院选择在寺院东墙外，建造起新的馆驿。

因地址在安定门城外，故而将新馆驿称之为外馆，把城内的馆驿(鞑子馆)叫做内馆。

于是安定门外斜街地区始有了"外馆"之名。

人们有时也会习惯地把外馆称作北馆。"北馆"和"南馆"的名字，在后来的清康乾两朝曾多次使用，但容易混淆，有时要在前面冠以国名才能分清。比如俄罗斯东直门的北馆和会同南馆。朝鲜的安定门北馆和玉河西岸的南馆以及正阳门外横街的南馆等等。

但官方对接待内外蒙古使团的馆驿，一直称作内馆和外馆。夏仁虎先生的《旧京琐记》卷八中载："外蒙宾馆，昔日在东交民巷北者曰内馆，在黄寺傍者曰外馆。"

黄寺旁外馆（地图标注"蒙古外馆"）：

用来接待居住的馆驿职能亦有所划分，《大清会典》记载："内馆在东长安门外玉河桥侧，以住年班内札萨克（注：内蒙古旗主）各部。外馆在德胜门外正黄旗教场之北，以住年班外札萨克（注：外蒙古旗主）各部"。

即城里的内馆，安排漠南"内蒙古"的王公贵族首领和旗主入驻；城外的外馆，接待漠北"外蒙古"的王公贵族首领和旗主（含漠西蒙古使团）；西藏蒙古黄教领袖驻锡于于黄寺。

作为接待蒙古人（内外蒙古）的国宾馆，内馆是在原有馆舍基础上改建的，外馆则是完全新建，据说当年有衙门的官员住在安定门内，负责筹建外馆，也许是改建朝鲜北馆。

外馆除了官方的馆驿，一些蒙古的王公贵族也建有自己的住处，有说四十八所豪华宅院。

这应该是源于＂多伦会盟＂的记述：＂康熙三十年(1691)五月，康熙皇帝与漠北外蒙古喀尔喀三部首领、哲布尊丹巴活佛、内蒙古各部四十八旗王公贵族（注：内蒙古有四十九旗，其中的一旗不设旗主，该旗由清朝政府理藩院直接管理），在多伦城外25公里的十三里滩草原举行会盟。史称多伦会盟，又称七溪会盟。＂

多伦会盟提到"四十八旗王公贵族＂，指的是"漠南内蒙古"。如前所述，当时的外馆并不接待漠南内蒙古王公贵族。多年来，外馆只接待漠北的"外蒙古"喀尔喀朝贡使团（含漠西蒙古汗王和使臣），外馆亦被称为喀尔喀馆。

在多伦会盟后，清政府将漠北外蒙古喀尔喀之前设的八旗，增加到三十五旗。到嘉庆年间，漠北外蒙古达到四盟四部八十六旗。而漠西蒙古也设有六十四旗（漠西三十四旗、青海二十八旗、西套二旗）。

漠北外蒙古和漠西蒙古的所有王公贵族和旗主及使臣，到京朝觐全部入驻外馆，除官方的馆驿外，他们自己建立的宅院，远多于四十八家。不管怎样，外馆的基本建设很快发展起来。《老北京的生活》书中有描述："自清代以至民初，外蒙内附，二百余年，外馆最富，街道房屋，极其讲究…。"

既然来京师朝觐，王公贵族和旗主的排场不会小，扈从侍卫及使臣下人，再加上商人富豪，数千人的队伍每年沿着张库大道迤逦而行。

《西迁新疆的察哈尔人》文中论述：【清初，蒙古王公在值年班、朝觐和进贡来北京时，都是要随带人数众多的商队，携带大量的毛皮等畜产品和土特产物品，来北京进行交易。康熙八年(1651)，漠北喀尔喀蒙古土谢图汗部，一次就派遣来京贡使及商队984人。康熙二十二年(1683)，新疆准噶尔部诸蒙古王公每年派遣来京的贡使及商队“或千余人，或数千余人，连绵不绝”。更多的喀尔喀蒙古王公和厄鲁特诸部蒙古则是在清政府指定的归化城、张家口、张掖等地进行互市易物交换。】

每年漠北和漠西外蒙古王公贵族和使臣进京到外馆时，随行的使团带上必需品及各种贡物，再加上商队的大批骆驼骡马，驮满了货物，其队伍十分庞大，浩浩荡荡走进外馆斜街，人喊马嘶，热闹非凡。

〈文中除手绘图示外，图片取自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