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小学生忆往］厦门定安小学记

未迟

一九六三年秋天，我入学厦门市定安小学读书。一转眼，六十年如烟飞逝。想起当小学生时的情景，记忆如潮水般涌来，历历在目。小学的第一年级，七岁吧，正是对世间感兴趣和认知的时候，正式踏入学校教育的大门，开始接受系统的学习和培养各方面能力。有的同学因为有过上幼儿园的经历，所以对集体、教室和老师不太陌生比较快地融入其中。有的同学就会有羞涩、不专注等的表现。学期开学的第一天，老师第一件要做的事情就是排座位。上课用的是双人木头桌子，上下面各一块木板，中间两个空洞式的抽屉，放着书包和文具。老师按照同学高矮顺序排列，一个一个入座，是男女同学同一桌。那时大家还互不相识，都会不约而同地在桌子中间用粉笔划一条中线，有胆大的男同学就用削铅笔的刀直接在桌中线划上一条「楚河汉界」，各不能过界，谁都不侵犯谁，如果运气好，碰到喜欢的人，那整学期就有好日子过了。当年我个头较高就坐在教室后排，从后往前看，常常见到同学的小胳臂彼此推来推去，在楚河汉界、兵家必争之地相持不下，为了争那丁点的地方，有女同学用指甲掐一下过界的胳膊，有的甚至下课后还争得面红耳赤。我的同桌女同学个子也比较高，有时候不小心我的手臂过了界，脚就被踩了一下，所以我就一直记着她的脚背有条明显的疤痕，印象特深刻。一年级时我们就在距学校差不多五百米处的分校里上课，有个天井当作下课时间的活动地方，木楼梯上去的二楼是老师办公室和数间高一点年级的教室。我这班一年级的班主任是黄青葵老师。随着年纪的增长，同学们就愈加融洽了，一起读书，一起玩乐，无忧无虑的。早上第一节课通常是语文，老师总是事先把要学的新字写好在黑板上，大家反覆抄写几遍，然后背诵、造句，我们的国文基础就是这样一字一划地打造起来的。算术课比较难熬，因为是要练脑子（心算），刚开始还得把一双手的十个小指头掰起来折下去地加减。老师的启蒙教学方法循序渐进的教会了我们初始的数字运算，熟背乘法口诀……这些基础的知识在以后的初中、高中、以至深造或进入社会工作中都受益匪浅。那年代，很少人有零用钱花，偶尔，有同学口袋里有几分钱，在马路边买了些“珠子糖”，小小的一粒粒有红色和白色，甜甜的，或者买了一小纸筒的“嘎锥螺”分着给大家，含着糖、吸吮着小螺肉不亦乐乎，曾经还有买过3分钱一根豆沙冰，每人尝一口，同学们其乐融融。每天下午等着下课铃声响，同学一窝蜂似地抢着跑出教室，一路追追跑跑地回家。回到家扔下书包，和邻居的同龄人又开始玩各种游戏：官兵捉强盗、骑马打仗、跳绳、打弹珠…… 不胜枚举，直到吃晚餐或天黑时候，妈妈们拉起嗓门叫自个儿的孩子回家，才陆续散去。这时全身已精疲力竭，吃完晚餐后就已哈欠连连，但还是要把老师布置的作业做好完成才上床睡觉。六〇年代初期，家里根本什么没有电视、电脑、手机、电玩⋯⋯，唯一的电气用品是收音机，或者有线广播，下午放学时分中央台有个《小喇叭》是中国覆盖面最广、影响力最大的一档少儿广播节目，是成为许多中国人童年回忆的重要部分。有喜欢的节目时，就聚在一起，听得津津有味。那时还去看小人书，思明电影院对街的骑楼人行道上有一家，几条的长木条作椅子，一分钱看一本，常会有左右两旁各一人坐着一起看“三国演义”、“铁道游击队”等等炙手可热的“古册”。暑假是小时候最开心、最快乐的时光。那时候没有夏令营，没有补习班、没有好书可以读。一放假就丢了书包，呼朋唤友上山下海。老师给的暑假作业是每天写一篇日记，一页毛笔字和若干算术题。我们通常都等到接近返校日前几天才开始赶着做，写得手发酸发软，抬不起来。暑假的生活非常「规律」，每天的日记都是千篇一律：「今天早上起床洗脸刷牙……」，事实上，整个暑假都在玩，每天有玩不完的游戏及户外活动：粘知了、自制弹弓射鸟、踢足球、放風筝。还有在工人文化宫旁边的新华电影院看暑假专场。最消遣和好玩的是视潮水而定到海边游泳。舍不得花三分钱到海口坐电船去鼓浪屿的港仔后，大多是步行穿过厦大的校园去海滩游泳。我们这些男孩子整个暑假几乎不穿上衣的在外面野，厦门的艳阳天，把我们这些贪玩的孩子，各个晒得像小黑人一样，要整个冬天过去后，才能恢复肤色。现在回想起来，小学生活无忧无虑，快乐幸福，时隔六十年，记忆仍然鲜活。二年级时我们来到总校的教室上课，总校是座四面用长条石头砌成墙的三层楼，围成的方型中间是天井采光。二年级的班主任老师是陈洁敏，家住鼓浪屿，有次带了全班的同学去港子后和日光岩远足，并且用她的照像机拍摄了几张的全班照片，现在看着，同学们稚气十足，人人充满天真可爱的面容，有同学把这几张照片都保存了下来，才能看到六十年前自己的模样。那时候的课外还有请八中的学生来上科技兴趣活动课，我还有幸参加民立小学马路对面的「少年之家」的活动。盐溶液加热变结晶，还有一种叫石蕊试剂的可以遇酸变红、遇硷变蓝；自己动手做小小的滑翔机，组装矿石收音机…… 当时感觉到科技让世间的一些平常事物变得更加生动和有趣。以至长大后自己对无线电的兴趣缘於当时的投入。 1966年夏天文化大革命兴起，整个小学的教学就乱了章程，高年级学生写了“大字报”贴在校内的墙面上，看到老师胸前挂着牌被“批斗”，满大街的“牛鬼蛇神”，看到学校对面的“华记布店”被人冲击、抄家，同文顶上传来枪声，接下来学校停课了。那时的定安小学教学楼也成为革命造反派某一派别的重要据点。记得那是在1967年的夏天，突然发起的一场大火把我们的小学校给烧了，还好是石头的墙面，外型尚存但是木料的课桌椅几乎焚烧殆尽，以致1968年秋季复课后只能借於隔壁的“青年会”来上课，又在武当分镇路21号盖了一座三层楼的新教学楼，没有课桌椅，只能坐在地板上上课。复课后“工人阶级领导一切”，学校当时已经有派驻从太古码头运输公司来的老工人来当革委会主任，记得这位主任个子高高，略微驼背老实憨厚的模样。还吃过一餐“忆苦饭” 是在搬运公司的礼堂吃的，先是老工人上台控诉在旧社会受压迫受削的苦难生活，在新社会可以当家做主了。忆苦饭是米糠和高厘菜一起煮放些盐但没有一丝的油迹，要师生们亲自体验旧社会劳动人民的艰苦生活，感谢现在党和毛主席领导下的社会主义社会很幸福，师生们都吃出津津有味状。1969年初始，我国东北地区的边界发生了珍宝岛战事，全国动员“深挖洞、广积粮”，学生们也在工人老师傅的指导下，在学校旁边开始挖地洞。有过一次事故：一位王姓同学在挖洞时不慎摔倒，导致脾脏破裂内出血在中山医院手术抢救治疗。若干年后才知晓，因为此次边境冲突，苏方欲投用原子弹来解决，美国佬得知后释出信息严厉制止了这场可能的毁灭性灾难。复课后我的班主任章丘梅老师教语文。当时每位老师都有调皮的学生们私底下给予的绰号（因这是对老师的不敬故不多述）。章老师对学生们非常的友善，教书认真，她对医疗卫生的知识也在帮助校医蔡护士处理一些平时学生的磕碰破皮。后来知𣇈，章老师也是出于医生世家。小学老师中我对章老师的印象很深刻，她对我也关爱有加。工作后有次在单位遇见她，还认真的说要帮我介绍个女朋友。受到文化大革命的停课、复课、学制缩短等影响（学制要缩短教育要革命），小学曾由六年制改为五年制、初中由三年变成两年、高中也由三年缩为两年。当年有小学办初中的戴帽班，1970年过完春节后开学我们即升为初中一年级了，但仍然留在原来的定安小学。三月初我随着父母亲下放山区而离开同学和学校，离开厦门前，有不少的同学来家送别，谁谁谁至今我仍记得。戴帽班的第二学年即初二就转入厦门第八中学，我也错失了和共处了六年的小伙伴们再一起进阶同校学习的机会。1972年秋天，我从乡下返回厦门就读于二中，虽然和个别同学有联系再后来离开家乡与小学同学们的关系渐渐的疏远了。 十多年前得益于科技的发展有了微博、微信后又和小学的同学们联系起来，也被邀请参加过多次的同学聚会，能与阔别了近五十年的同学再见面时部分同学的脸貌依稀能辦，但一说名字，一提绰号立马想起是谁了，连住在什么地方都能记得，在我的印象中，同学们的容貌都定格在小学生的脸上。几十年时间的流逝和环境的变迁都在大家的脸上刻下了皱纹，青丝变了白发，但儿童时，少年时的情怀如蒸熟的糯米中放入了酒药在大伙的热情释放下缓缓地酿成了香醇醉人的回忆。 我们成长在一个黑白分明的时代，幼年懵懂无知，少年随波逐流（波，乃文革及各种运动之波），书读不了多少，最美好和最能吸取知识的年龄，于未知珍惜中流失而不自觉；那时候也为我们个人的选择画了一个限制之圈。所幸迎来国家开放而展生之机遇，我们踌躇满志，得失两忘，乃得与经济和商业鼎盛之势，一同成长，在各样的社会岗位上尽显才华。现在大部分同学已经退休颐养晚年，生活快乐美满。童年往事，儿时学成和信念，影响左右我们一生，无意间常乘着时光的翅膀，回到当年淳静质朴的岁月，即使不刻意寻觅，记忆也踏着往日的足迹回来找我们，回忆这东西肯定有吗啡的成分，每当想起，总是眼睛雾蒙蒙，往事历历在目，清晰可数，仿佛昨日，犹如今晨。年龄愈大，愈加珍惜我们那段美好的小学生时光，因为人生当中只有一次，也是唯一的一次。「找呀找呀找朋友，找到一个好朋友，敬个礼握握手，，你是我的好朋友……」 2024年中秋（感谢青平、翠芬、玉英、文凯提供照片）