陈国泉‖我的“小三线”记忆

黄先标

　　本文《我的“小三线”记忆》收编入《老照片》(山东画报出版社)第一五四辑，由陈国泉口述，龚玉和整理，经陈国泉老师授权转发网络。

【《老照片》(山东画报出版社)出版】

【陈国泉与李师兰夫妻的近照】

　　1942年，我出生在杭州望江门大狮子巷的一个普通市民家庭，父亲是货车司机，母亲在丝厂工作。尽管生活艰难，父母仍熬尽苦楚将我们兄弟三人培养到大学、中专毕业。不过，只有我一个人读到大学，初中在杭州第七中学，高中在杭州第五中学。

【陈国泉的父母亲】

　　我考进浙江大学时，专业是核物理。毕业那年（1964），国家第二机械工业部（下称“二机部”）的王淦昌到学校来挑人，因为我是班学习委员，毕业论文又是《核子的二次分裂与三分裂》。

王淦昌一眼相中我（杭州只选了二人），将我带到了北京。我们这些年轻人满怀激情与理想跑到首都，到了二机部报到才知道，与我同时进入二机部的人，还有哈尔滨工业大学、北京大学、清华大学、上海交通大学、南京大学的等六十多人。

第一件事，是保密宣誓。领导再三说，这是一个国家绝密单位，你们都是经过特别挑选的优秀人才，敌对势力都盯着我国的核武器研究，尤其是我们搞核工业核心设计的人，被绑架、暗杀，随时可能发生，“保密”必须列为首位。宣誓内容大抵是，一生要为国家保密，把自己的一切献给祖国、献给党、献给人民，献青春、献终生、献子孙，成为座右铭。

“两弹一星”开发是当时国家科技发展的主攻方向。我所在的二机部第九研究院第九研究所则是核技术开发的核心。总部在北京，基地分布在青海、甘肃、新疆、四川、内蒙古，大家在京做设计，然后到各厂家分派任务、指导工作、督促生产。邓稼先负责总体工作，着重于设计，王淦昌主持试验操作。

多年来，我一直在邓稼先手下做事，常常叨念邓老对我说的几句话：“小陈，我们做事也好，做人也好，必须经受实践考验，还要经得起长时间考验，讲真话、做实事，绝对不弄虚作假。”

他这些话也成为我的人生指南。

【兄弟三人合影，居中者为陈国泉】

一、 小三线

我是1969年在北京结婚的，邓稼先是证婚人。

婚礼刚结束，邓稼先把我拉到一边，说道：“小陈，非常抱歉！有一件绝密任务，需要你明天去甘肃。”我二话没说，次日清晨坐上火车，走了。妻子一个人回了天津厂里。

1970年的一天，邓稼先带了几个人特地从北京来到天津，探望住在娘家的我妻子，她在天津一家半导体厂工作。邓稼先说：“小陈经常要出差，工作辛苦，单位就要搬到小三线去了，夫妻分居二地也不是个办法，不如一起迁到四川去吧？互相也好有个照顾。”

我妻子听了，没有思想准备，只说了句：“让我考虑考虑。”

【陈国泉和李师兰结婚照摄于1969年】

　　未料，只过了一个多星期，调令来了。妻子独自收拾了点行李，匆匆起程了。

其实，说是在四川，等火车到绵阳，先住在招待所等，然后，由基地开货车来接人。我们在卡车上颠簸了大半天，直到黄昏才到了一个不知名的地方（今梓潼县曹家沟）。

那是一个非常偏僻的地方，周边没有村落，临时在山沟的空地上造了几间房子。不过，四周树木参天，几间小屋淹没在一片林荫之中。我们在那里安营扎寨了。我则常年东奔西跑，全年难得回来一两次，每次也只待一两天。

整个基地里只有家属与警卫人员，设了个机房，也只偶尔用一下。

妻子每天的工作就是去开下机器，以保持正常运转。房子周边倒是有许多空闲的土地，大家开垦种地，播了点蔬菜籽。

一年中，每当我回来时，就帮着做蜂窝煤。

那时我的工资每月是五十六元，妻子三十七元。可是基地没有商店，有钱也没处花。每周有车子到县城给大家运来生活品，像蔬菜、大米、煤及日用品等。全家人在曹家沟整整待了八年，直到1978年才奉命调离。

我的两个儿子，一个叫陈伟，另一个陈鹏，都是在基地里出生长大的。

【原子弹(1964.10.16)与氢弹(1967.6.17)爆炸的蘑菇云照片陈国泉珍藏】

二、顽强

1972年冬，我到青海的一个与外界几乎完全隔绝的基地出差，走着走着，不知不觉，迷了路。天渐渐黑下来，突然，从树林里窜出几只狼。我忽然想到，老农曾嘱咐过，狼怕火。于是，退到一个山坳里，拿出打火机将旁边的柴草点燃了，狼见了火，虽然不敢接近，但是，仍站在附近盯着我。

我见到旁边堆着乱石块，于是将石块砌起来，硬是用石头将那几只狼赶退了。

我知道，是石头救了我的命，由此，我跟石头结下了不解之缘。每到一个地方，我就注意那里石头的特色，收集石块成为我的一大嗜好，我也就成了石头专家，石头坚硬、顽强，不屈不挠。

由于受核辐射影响，我的白细胞数目直线下降，头发全脱掉了，牙齿也松动了。

后来我回到杭州，身体竟然神奇地恢复了。可是我的一个儿子（陈鹏)却没有那么幸运，他受了我的累，胳臂有点残疾。这些石头是我留给儿子唯一的财产了。

三、尽忠与尽孝

1978年，上级安排在四川基地小三线搞设计的同志回京，我全家调回二机部。大儿子八岁了，正好回到北京上学。

多年以来，我虽说在二机部上班，可母亲从来没有到过京城。听说我已经回到北京，母亲就想到首都来看看。那年回家，我将母亲接到了北京，虽住在二机部宿舍，其实房子很简陋，只有十几平方米，除了分配的床、桌、板凳，几乎没有什么家具。母亲到了北京，我借了辆三轮车，自己蹬着，带着母亲到了天安门、天坛、颐和园等处游玩，了却了她多年的心愿。

父母一直到过世都不知道，我从事的是核武器研究。

1981年，父亲已经瘫在床上，病得不省人事。我那时正在新疆出差，家里连发四个加急电报催我回家，因为核基地是保密单位，电报辗转才到我手中，我急忙赶回杭州，父亲已经病危。

人说，为人一世，草长一秋，为国尽忠，为子尽孝。我为核工业做到这个份上，应当说已经尽忠了。作为人子，有四个病重老人，也该尽点孝心！于是，我萌生了调回杭州的念头。

好在有个朋友听说我想调回杭州，便介绍我到浙江工业学院去教书。谁知请调报告送到浙工院，刚好浙江省电子信息站黄元彪站长也在，见了报告，就把报告拿走了。

所以，我的调令是浙江省电子信息站发出的。

离京时，我向邓稼先辞行，他说：“小陈啊，回到家乡，一定要继续发扬核物理工作者的精神，做事掺不得一丝一毫的假。”

【陈国泉借一辆三轮车带母亲去天安门，摄于1980年】

四、回家

1981年底，我们夫妻回到了杭州，住进了望江门老屋那个陈旧的小房间。

在信息站上班，工作是做全省人口与经济的调研。在此期间，我撰写了大量论文与调研报告，有几篇文章系统地研究了百多年（从1949年到2050年）的人口发展，做了一个生命发展表，以演示生命进程。为了写好这些文章，我一个人跑到浙江省十一个地市做了实地考察，查阅了大量资料，我还提出,在一定的时候人口政策可以放开。

不料，送到了计生委，上级大为光火，说道：“这个人写的报告不是与计生政策唱反调吗？”准备组织人员对我进行批判。我的另一篇论文《省工业经济效益分析预测》讲到，有人提出GDP的发展要达到135%。我说，这里有虚假成分，引起某人反感，准备组织材料批判我。

　　材料报到了吴敏达副省长那里，他看了，说道：“你们要批判这个人，先把他的材料调过来，我看一下。”未久，上级传下来，吴副省长要到信息站视察。

领导听说了，说道：“老陈，明天吴省长来视察，你到外面去避下，他走了，再回来。”

我说：“我又不是反革命，干吗要逃？只是做了点调研，写了篇论文，表达了看法，有什么错！”秘书取走了我写的几篇论文，吴敏达看了，说道：“这个人做了详尽调查分析，还一个人跑到杭钢、杭氧十几个单位考察。如确实不宜公开发表，也可以作为内部参考，至于批判的事，还是暂时缓一缓吧。”几句话，将事情压了下来。

后来，我那几篇论文不仅发表在一级刊物《社会科学》《经济研究》上，还评了奖。

有几位专做人口研究的教授读了，特地找上门，说道：“陈老师，我们专做人口研究的人都没有想到用这种方法研究人口，你是怎么想出来的？只有你才称得上是浙江人口研究第一人。”

我说：“我的专业是核物理，多年做核物理研究，要求每做一个实验前都必须有详尽确凿数据为基础，掺不得半点假。我只是将此方法运用到人口调查上了。”

你问我后来为什么离开了电子信息站，原因其实很简单。

20世纪80年代，有一次所里要评职称，上级给的“高级经济师”名额只一个。所里一把手、二把手都想要评，副所长就跟我商量：“老陈，上面给的名额只一个，我不参加评选，你也不要参加了，让给所长一个人评算了。”

我不同意，说道：“为什么不准我评呢？各人凭自己的贡献嘛！”结果报上去以后，评选人员看了我的论文，全票通过。这一下，得罪了领导，我也就不能不走了。”

【陈国泉夫妇与两个儿子在北京】

五、论文

1988年，我听说工商银行杭州金融管理干部学院正在全国招人，便去应聘了。

他们见我写了那么多论文，各门课程都拿得起来，便调我去经管系当了主任助理。

出乎我意料的是，他们系主任与副主任正在闹矛盾，一个负责总体，一个负责日常事务，我负责教学与科研。我这个主任助理夹在他们二人中间，两面难做人。还有，学校里还经常莫名其妙地停课。有一次，总行一位处长下来调研，他们来通知我：“总行某某处长来视察了，马上停课！”我正在上着课，便说：“上面不过来个处长，需要大动干戈停课吗？我们有教学任务，课上不了，谁负责？”于是，我继续上我的课，这一下，开罪了领导。

这时，我刚好见到报上登着中国银行浙江分行金融研究所要招聘编辑。我在工行金融学院工作的那几年，除了上经济理论课，还兼任校刊编辑，对编辑工作也不陌生。于是，就去应聘。他们见我既能上课，又能编杂志，还写了那么多论文，便将我调到了中行，编辑《浙江国际金融》。除了编杂志，我提出举办国际金融业务培训班、研讨班，鼓励基层干部结合本岗位业务撰写论文，提高业务水平。

进中国银行浙江分行不久，我就到分行计划处查资料，将分行自成立（1981)至今(1991）十年间的相关存贷款材料找来，摸了个透，洋洋洒洒写了一大篇文章，从专业角度，对分行十年存贷款和国际贸易结算做了分析，提出了改进办法。分行行长顾鸣超读了我的报告，大为吃惊，在会上说：“老陈只来了一个多月，就对分行这些年来的工作做了详尽研究，并提出改进意见，实在不容易！”

直到退休（2002），我仍针对某些机关滥竽充数的现象，写出了论文《应尽快调整金融审计定位、审计监督缺位问题》，就单位每个岗位要定人、定事，每年写出自己职务范围业绩报告。是年，浙江大学副校长冯培恩读了，感同身受，将论文作为一个提案带到北京，在全国政协会上做了发言，引起了国务院秘书长华建敏的注意。华建敏不仅做了批示，还派审计署和银监会专人来杭，就落实那个提案进行了调研。

六、退休

2002年，我退休了。但我的工作不仅没有减少，反而更忙了。在浙大、浙工大、浙财大等大专院校及培训中心上课，每周课时多达三四十节，最多时有四十六节，每节课有一百元的讲课费。我一个年过花甲的人，这么做也是被逼出来的。你想一想，我上有两个老人没有劳保，光医药费就欠了几十万，都压在我身上，为了事业，也为了还债，不干也不行啊！

我每周除了在多家大学兼课，从事写作，还积极参与社区公益活动，无论是搞卫生，或者是为小朋友或社会工作人员讲课，我都不辞辛苦，乐此不疲。2017年我被评为“良渚十大感动人物”之一、“最美浙江人”、“杭州百姓学习之屋”等。2019年我还被中共浙江省委宣传部评为“老百姓身边的活雷锋”，2023年被授子市级与区级的“最美长者”称号。

【邓稼先儿子邓志平(右)，邓稼先侄子许进(左)，中间是陈国泉与李师兰夫妇。邓志平向陈国泉了解父亲邓稼先的情况】

【氢弹之父于敏的儿子于辛(中)，专访陈国泉与李师兰夫妇，摄于2022年】

【邓稼先（1924年6月25日—1986年7月29日），出生于安徽怀宁，中国共产党党员，九三学社社员，核物理学家，中国科学院学部委员（院士）。生前是核工业部科技委员会副主任，中华人民共和国国防科学技术工业委员会科技委员会副主任。1999年被追授“两弹一星功勋奖章”】

【2024年6月17日邓稼先诞辰100周年铜像落成在浙江安吉中国“两弹一星”教育基地，陈国泉、李师兰夫妇与邓稼先铜像合影】

【中华人民共和国核工业部颁发荣誉证书和奖章】

【陈国泉老师荣获的各种奖章】

【陈国泉老师被评为“最美浙江人】

浙江省临海市退休教师黄先标

2024年9月27日于杭州蓝孔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