故乡的“闰土”

张友良（外科副主任医师）

　　扎赉特神山脚下，还有一个我的故乡，先前在文章中提及过，我的童年时光过得那是相当“精彩”。精彩的童年生活得益于，我那个年轻时候非常强势的母亲。

母亲十七岁嫁给父亲，就随着彼时当勤务兵的父亲“东跑西颠”的，大姐二姐三姐就是在不同的城市降生的。父亲转业务农后，随母亲回到了母亲的家乡。我至今不知道为什么父亲会回到母亲的家乡，这边都是母亲的兄弟姐妹们，父亲既不是入赘也不是没有家乡，怎么就“屈尊”来到了母亲的家乡，我一直疑惑的问题至今也未曾向任何人提起。

也许是父亲生来“懦弱”，也许是来到了母亲的家乡，没有亲人的“庇护”。在我的印象里，父亲一直被母亲“压制”着一样，不是被奚落，就是被埋怨。我童年的记忆，多半是在他们的争吵中度过的。他们吵架没有一点“技术含量”，都没有念过书，吵起架来却还算文明，就是纯粹的“吵吵”，基本没有动过手，而且没有一点标准的东北脏话。只是我们当时年幼，被吓得躲在角落不敢说话，要是现在，估计我会说：“吵了这么多年，也没个结果，不行就离了吧。”

　　吵了一辈子架的父母，居然没有提过离婚这个词，这让我多少有点理解不了和好奇。已为人父年过半百的我，现在懂了，他们的吵架，估计就是生活压力下的一种情绪释放而已，从某种意义上说，嫁鸡随鸡嫁狗随狗的“传统美德”一直在束缚着他们从没有开过窍的心，吵了一辈子将就了一辈子，也挺好。

就是在这样的吵吵闹闹中，生了我们姊妹八个，看来“床头吵架床尾和”这个俗话对他们很适合。现在我又懂了，能把八个孩子都拉扯大，没有一个傻子和残疾的，已经为社会做了很大的贡献。看来，我的父母在生儿育女方面还是挺有正事的。

那时候，孩子多的家庭都一样，贫富差距不算太大，年长的拉扯年幼的，一茬一茬的也都过来了。现在就一个孩子，父母爷爷奶奶姥爷姥姥的紧围着转，也没见他有多大出息。

　　孩子多了，吃饭是最大的问题。衣服可以传弟传妹的，饭只有自己吃饱了才行啊。家乡的土地少，孩子多，老实巴交的父亲又没有经商和政治头脑，只能在一亩三分地上想办法。可是家家按劳动力人口分的土地都是有数的，为了保证我这个读书的独苗，哥哥姐姐们都被父母劝退了，开始了在土地上刨食的生涯。

姐姐们一个一个的出嫁了，可哥哥们也要成家啊，可想而知的经济压力，年少无知的我是理解不了的。终于，在四十年前的某一天，母亲做出了一个至今让村里人震惊让亲人们理解不了的决定，随远嫁到神山脚下的姐姐举家搬迁。

一向顺从母亲意愿的父亲，没有反驳，他知道一旦母亲做出的决定，他反驳也是没用的。于是，赶着马车拉着家当，和初中毕业的哥哥走了两天，才到了离家三百多里的神山脚下的一个只有三十多户人家的小山村。

　　那年我十一岁，还得继续我的学习生涯，“聪明能干”的母亲把我寄宿到邻村的姐姐家，我的童年就这样开始了“精彩”的奔波。

第一次去神山脚下是放暑假，姐姐来接的我。第一次看见高山、石头、山泉 ，年少的我很是好奇和欢喜。初来乍到的我们，得益于大自然的馈赠，可以上山打石头，砍树木，去小河里挖沙子。除了买了点水泥，这里盖房子基本可以自给自足。

母亲的“厉害”不光在嘴上，她不是一个纯粹的家庭妇女。她不光去地里干农活，还喜欢鼓捣泥瓦活，我家的房子就是她领着父亲和哥哥，在泥瓦工有限的帮助下盖起来的。什么垒石头，和水泥，脱土坯，甚至会打个小家具。她虽然什么都敢干，什么都会干，但是做出来的东西，只能说能凑活着用，是“样样通样样松”。但在那个年代，确实是省下了一大笔开支，我们还是由衷地佩服这个“强势”的女人。父亲就是一把庄稼地里的好手，其他的活计还真得指望着母亲，所以说他的“顺从”是有原因的。

　　在那一年的暑假，我斗胆问了一下母亲，为什么要搬到这个没有电交通又不发达的山沟里。母亲简单直接还有点得意地说，这里的地多啊，我们能种多少种多少。也许是我们当时的思想阅历比当地的村民开放先进一点吧，我们家盖的石头房，种的玉米大豆的丰收，让他们刮目相看了。母亲在那一刻，有点骄傲和自豪。

就是在那一年的暑假，我认识的风生。风生和我同龄，但比我长得瘦小，家里弟弟妹妹好几个，生活上显得很拮据。因为我们是同龄人，自然就成了玩伴儿，他一点汉语都听不懂，我也只会几句简单的蒙古语。孩子们在一起，总会有交流的办法，简单的语言加上夸张的肢体玩耍起来是不成问题的。

每到一个地方，我都像自来熟一样，很快就能融入到当地的玩耍游戏中。我小时候，也是真的聪明机灵，都喜欢和我玩耍，很快就会成为好朋友的。我们一起上山用弹弓打鸟，一起去河沟里用筛子捞鱼，整天在外边疯跑，他给我带来了很多的欢乐。

　　寒假放假回家，我们自然又玩到了一起。那时候，他已经辍学，小学都没读完。因为村里的小学只能读到二年级，要学习就得去离村很远的镇上，需要住宿，学费也是挺高的。本来就学习不好的他，只能早点下来帮助家里放羊了。

我不知道怎么安慰他，也帮助不了任何。那个寒假，我俩好像陌生了很多，也许没有了共同语言，也许是注定的两条路会越走越远。

只在神山脚下呆了两年，母亲又领着父亲哥哥姐姐搬家了。这一次是搬到了有电有学校有客车的镇里，这个镇里原本就嫁过来我的两个姐姐。母亲这一次的决定得到了所有人的赞同和支持，她说完全是为了我有个地方上学。

于是，我的小学再一次地转学到了现在的家乡，从此母亲再没有折腾过。于是，神山脚下就成了我的第二个故乡。一晃四十年过去了，我小学大学的一路走来，成家立业生子，走了和别人一样的平凡之路。这个故乡也是回来过几次，每次都没有回第一故乡那么情绪高涨热情似火，但总是想起风生，又不敢去看望一下他。不知道见面了从何说起，又能说些什么，虽然我现在的蒙古语比小时候强了太多，估计风生的汉语也已经交流无大碍。

　　四十年后的中秋，姐姐家杀了羊，邀请我们在外的几家来这里过节。神山脚下不再是那个代表着贫穷落后的山沟沟了，早已成为了远近闻名的旅游景区，村里也早就有了电灯电话小轿车，清一色的砖瓦房代替了茅草屋，柏油路直接修到了家门口。现代的气息早就飘到了全国各地，这里也不例外。

满满当当的一桌人，有一个长发稀疏但也飘飘的，戴着黑色的棒球帽，脸上有一个硕大的黑痣，让我既陌生又有点熟悉的男人，看着我一直在怯怯地笑。我也只好举起酒杯会意地尬笑，外甥走过来说：“老舅，你不认识他了吧，他是风生啊，知道你要来，我特意请他过来杀羊的。”

我说怎么这么眼熟，我过去挨着他坐下，边喝酒边问一些家长里短。他告诉我孩子已经三十多岁了，也在村里种地，小孙子都七岁了。我惊讶于他健谈了，更惊讶于他的孩子还能扎根农村继承他的“事业”，更惊讶于他对这片土地的热爱和那份执着。

谈笑间，我知道他现在过得很好了，三代人依然像过去的父辈一样在一起生活着，这样的家庭结构，在城市里极为罕见，在农村也已经不多了，三十来岁的农村人就更不多了。

我们回忆起儿时的故事，不知不觉中就喝多了。回来的几天，风生一直在我脑海里挥之不去，不知道为什么，让我总想起鲁迅先生笔下的“闰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