水乳交融师生情（纪实文学）（祝所有的老师教师节快乐！愿所有的老师都能健康长寿桃李芬芳！）

中华大姐大

他很精神，精神得使你无法相信他已是年逾古稀的人！虽然，岁月早已染白了他的鬓发，身板儿也不似年轻人那样雄健和挺拔。然而，他的眼睛依然炯炯有神，在那张红光满面的四方大脸上，不时闪烁着聪颖和智慧的光；他的步履依然坚强，充分显示了岁月在他的生命中铸就的达观和自信！否则，如此高龄，他怎会在漫长的八个春秋的风风雨雨中，走完了“老年大学”的全过程，完成了自己青年时代就梦寐以求的夙愿，成了一名大学生！否则，如此高龄，他怎会发起、组织并领导了“延河合唱团”，把自己当年的学生，如今也都是些花甲之年的老人们组织起来高唱延安精神，宣传延安精神，并从中体验到了老有所为的乐趣！

他，就是当年延安保育院小学部的老师、校长黄克同志。说起黄克，当年的学生们没有一个不翘大拇指的。这不仅因为在那艰苦的战争年代里，黄克和孩子们建立起的那种生死相依的师生感情，也因为黄克的一生，始终是遵循着党的教导，兢兢业业为党的事业奉献着自己的忠诚的一生！他把自己的形象活生生地树立在了学生们的心中。

然而，当年，黄克也和所有血气方刚的青年人一样，向往着投入共产党的怀抱，甩开膀子大干一场——上前线、打日本、抛头颅、洒热血，做一个青史留名的英雄儿郎！谁知事与愿违，到达延安后不久，组织便安排他到延安保小去任教。这真是一盆凉水由头顶浇下，满腔的热忱一下子来了个透心凉！他想不通，他实实在在想不通：不上前线，算什么打日本；不打日本，还算什么干革命！那时，组织上多次找他谈话，说：

“都想上前线，后方的工作谁来做？尤其是教育。打完了日本鬼子，建立了新中华，由谁来建设？”

吴玉章也亲自对他们一批青年人说：

“冼星海不是有首歌儿吗？歌儿里唱道：打鬼子的方法有多种！你看，我也是知识分子，也没上前线，在做统战工作么！革命有分工，不能都由个人，想干什么就干什么。一切都要从革命的大局出发啊！”

就这样，不到二十岁的他，被动员到了保小，一干就是二十五年！而且越干越爱干，越干越觉得骄傲和自豪！尤其是当一群群的学生欢聚在他的周围的时候，他就深深地体会到了不仅是桃李满天下，而且是桃李尽芬芳的幸福！尤其是当他看到自己的学生为革命事业做出了优异的成绩，在各行各业里都名列前茅的时候，心中的那感觉啊，就象有一股甜甜的清泉，在他的心中流淌……

他说：“干教育事业，我真是终生不悔！”

的确，他深深地深深地爱上了教育事业。每当他看着几十双天真无邪的目光，想到这些孩子中有的父母已为革命献出了自己年轻的生命，有的父母正在前线与敌人进行你死我活的战斗，有的父母正在后方为革命事业日夜奔波操劳，他的心就疼。一种近似母爱般的感情就从心底油然升起。他常常不由自主地想把某个学生搂在怀里，轻轻抚摸着他的小脸，疼他爱他，给他以温暖和温柔……然而，他不能。他常常努力克制着自己，他时刻记着党的教育和要求：对孩子要有母爱，但不是狭义的而是广义的母爱，要爱而不溺。记得那时毛主席和朱总司令为了防止教育战线的同志对学生溺爱娇养的思想，曾经及时地指示过：

“一定要从实际出发，在保护孩子们安全健康的基础上，认真、严格地教育和锻炼他们，决不要娇养。”

人民教育家梁金生同志也发表了著作《论发扬母爱》，强调指出：我们是为了尽社会义务来养儿子的，是为培植革命后代、革命继承人来养儿子的。发扬母爱不是溺爱等等。

黄克和其他许多老师们一样，把对孩子们深深的爱，全都体现在行动上，而表面上，却常常是一付不苟言笑的严肃形象。在教学和教育工作中，黄克逐渐明白了一个道理：对学生除了爱，还有比爱更重要的感情，那就是深重的责任感。任何一个搞教育的人，如果缺少了这两者之中的任何一种，都是不能搞教育至少是搞不好教育的人。

那时候的生活条件和教学条件都是非常困难的。尽管组织上已经尽力设法改善孩子们的生活，但也仅只是吃饱肚子而已。在战事紧张的时候，甚至连肚子都吃不饱。上课没有教室，黄克就和其他的老师们一起，带领着孩子们按班级在山坡上开出一块平地，每个人找一块石头或木块儿，当做自己的凳子。按组的顺序排列好就地坐下，把腿往回一弯，大腿面就成了一个桌面。再在树杈上挂一块黑板，或用草绳子支着黑板，就这样上课了。

那年冬天，陕北山沟里的穿堂风吹得人连心里都似乎结上了一层厚厚的冰！孩子们冻得无处躲无处藏，只好挤在窑洞里上课。有同学就冒着严寒捡了些马粪烧起来取暖，弄得本来就空气污浊光线昏暗的窑洞乌烟瘴气无法上课。老师看见了真是眼泪往肚里流啊！看着孩子们冻得通红通红的小脸和活动不灵的小手，老师怎么还能批评他们！当孩子们安静下来，坐好了，那一双双被烟熏红了的眼睛，更加使老师的心里有种难以言说的感受。老师努力克制着心头的酸楚，颤栗着声音说：

“孩子们，你们受冻了，老师的心里很难受！可是你们知道吗，上海、北平有电灯，有暖气，有许多高楼大厦。这样好的地方，却被万恶的日本鬼子霸占了！而咱们，却在寒冷的冬天无处上课！这都是日本侵略者造成的！而你们的爸爸妈妈和许多爱国的叔叔阿姨们，在这样寒冷的冬天里，还在前线和敌人英勇战斗。他们连死都不怕，咱们革命后备军在后方还怕冷吗？”

孩子们你看看我，我看看你，脸上露出了惭愧的表情。有人立刻把火熄灭了。在他们幼小的心田里，更加滋生了对侵略者、对一切危害人民利益的人的仇恨，对为了保卫祖国不怕牺牲的革命人的无比热爱。从而激发了他们树立明确的学习目的：努力学好本领，长大了消灭敌人、建设新中国。

那是秋季的一天，孩子们照例围坐在“饭桌”旁，实际上就是在院子里围坐一个圆圈，拍着手认真地唱“吃饭歌”：

我们的粮食是老百姓供给的，

我们就应该加倍努力，

服从纪律、用功学习，

准备去打倒日本帝国主义！

唱完歌，一声哨响，大家开吃。不一会儿，大家吃饱了，稍微休息一会儿，就开始上课。突然，有同学报告说：新来的两个蒙古族同学（兄弟俩）和另一个蒙古族同学，三个人不见了！老师的头“嗡”的一下就炸了！孩子们的父母把孩子放心地交给了学校，万一出了事，如何向家长交待！老师们立刻四处去寻找：河边，没有！山谷里，没有！山梁上，没有！庄稼地里，也没有！所有的地方都没有！老师们急得顾不上吃饭，有的老师直急得眼泪花直转。这可怎么办？！黄克和其他老师们一起分析了情况，估计是回延安找他们的爸爸去了……天哪，延安离学校整整有八十里地呀！现在，黄昏将近，几十里的山路沟壑纵横，也许还会有野狼出没……大家不敢多想，也来不及多想，立即刻不容缓地顺着延安的方向，呼叫着，寻找着。直到半夜过后，老师们才找到了那两个孩子的父母！他们的父亲，就是后来我党的领导人之一乌兰夫同志。老师们得知孩子正安然地睡着了，一颗心这才落了地！

这件事虽然是虚惊一场，却引起了老师们的反思。能怪孩子么1他们还那么小，刚刚离开父母到了一个新的环境，尤其是语言不通，叫他们如何不想家，叫他们如何不想爸爸妈妈！黄克首先检查了自己工作中的疏忽：肯定是没有更多地给予孩子们温暖和照顾，才会出现如此不堪设想的后果。只能怪自己！于是在三个孩子没回学校之前，抓紧时间做好了老师们和同学们的思想工作，布置了孩子们返校后的注意事项。

几天以后，三个孩子又被送回了学校。这回他们老实了不少，一来知道再跑也没用，还是要被送回来的；二来，给学校惹了这么大的麻烦，犯了这么大的错误，准备好了要受严厉的批评，甚至处罚的。谁知，老师不仅没有批评他们，反而温和地抚摸着他们的后脑勺说：

“以后再要回家，要给老师打个招呼，请个假，老师送你们回去。”

从此，班上的大哥哥大姐姐们都主动地照顾他们，教他们说汉语，学唱歌，做游戏……随着日子的一天天过去，他们深深感到：学校比家里强多了，就是叫他们走，他们还不走了呢！几十年后，乌可力，兄弟俩中的哥哥，是中国长城工业公司的副总经理；乌杰，那位弟弟，也做了山西省的副省长。小兄弟俩都成长为很有出息的人才了。

左边第一人就是何枫



左起第四人是黄克老师

说起当年黄克老师对学生的教育，国家一级演员、中国音乐家协会武汉分会顾问、女高音歌唱家何枫（当年她的名字叫何文康）回忆说：

“小孩儿么，总是好动和调皮的。但是，黄克和老师们却能使调皮的学生变成听话的好学生。记得我小时候，午休时大家都睡午觉了，我却怎么也睡不着，就给旁边睡着的陈业（我记得好象是她）脸上画了眼镜、鼻子、胡子等等，自己觉得很得意。谁知，午休起床后，有的同学哈哈大笑，有的同学在一旁起哄，弄得大家乱成一片。陈业也气得大哭起来。我于是被黄克老师严厉地批评了一顿，还罚了一会儿站。过了不久，我又在黄昏时分躲在厕所里，在自己的脸上贴满了纸条。记不清是谁走了进来，我就装成自以为是‘鬼’的样子，‘呜哇’一声跳出来，美美地吓了她一大跳。那位同学被吓得也‘呜哇’一声跳起来，倒把我吓了更大的一跳。我咧着嘴刚要使劲儿哭出来，却突然想起上次老师对我的批评和罚站，意识到自己又犯了恶作剧的错误。就立即把脸上的纸条撕去，苦苦地哀求她不要告诉老师。并一再向她表示：今后再也不敢了，再也不做坏事儿了。那位同学终于停止了哭泣，目光中流露出半信半疑的神色，认真地问我：你以后真的不再做坏事儿了？我诚恳地点点头说：真的！不然我就是小狗狗！就这样，我终于避免了一次老师对我的批评。直至今日，黄克老师也不知道我们的这个小秘密。然而，那时在我幼小的心田里，确确实实认识到了自己的错误。用一句现在的话说，就是灵魂深处闹了革命。从那以后，我真的再也不恶作剧了，变成一个遵守纪律的好学生了。”

如今，鬓发斑白的黄克老师见了何枫，还十分内疚地说：

“真对不起，当年我罚了你的站。”

听了这话，不仅何枫，就是所有知道此事的学生（如今都已是老太太了），心里都是酸酸的。每个人都在心里默默地说：

“老师，亲爱的老师，是您教育了我们，培养了我们。若不是那时的你们，哪有今天的我们！老师，不要感到内疚，我们永远感激您！”

黄克和何枫，现在同是“延河合唱团”的团长，他们的工作配合得是那样的和谐默契，这真是师生同堂，宛若当年！

说起当年，黄克老师无限感慨又不无自豪地说：

“当年，若不是对学生无私的爱，若不是对教育事业深重的责任心，若不是延安精神在支撑着我们，任何人也难以带领着小的只有五、六岁，大的也只有十几岁的三百多个学生，在前有难以设想的险阻，后有敌军追赶的情况下，行军转移二千里，时间长达半年之久！”

记得当年按照毛主席“诱敌深入”的指示，党中央决定暂时放弃延安。我们保小也要从白家坪撤往雷嘴河。任务是何其重大，条件又是何其艰苦！然而，韩作黎、黄克和其他的老师们，在困难面前并没有被吓倒。他们统一了思想，制定了行动方案，并集体对党发出了铁的誓言：

“要尽一切力量，保卫孩子。有我们在，就有孩子在！”

三百多个学生，尽管组织上已经尽其所能，也只能给保小分配了二十二头牲口。这在当时已经是十分奢侈的了。老师们绞尽脑汁，想方设法，最后制作了长方形的“架窝子”。每个“架窝子”上坐两个低年级的小学生，一个牲口可以驮两个“架窝子”。为了照顾所有低年级的小学生，只能走几里路就轮流换一批。稍大点的孩子不但没得坐，有的得走在前面提着小马灯照亮；有的还要给小同学牵毛驴。每个老师的身上背着配给的枪支、子弹（每人十几板儿，每板儿五颗），还有手榴弹和自己的行李。他们不仅要防止坐在“架窝子”里的小同学被颠出来，还要在牲口走不动或发驴脾气的时候推它们、拉它们。每到一个宿营地，还要照顾孩子们的饮食起居等等等等。更为难的是：一路上还要不停地给孩子们讲故事，免得孩子们睡着了受凉感冒。可想而知，那故事讲得不精彩不生动还真不行呢！

就这样，后面追赶着杀人不眨眼的敌人，前面是崎岖蜿蜒的山路、冰凉刺骨的河流，更有种种预想不到的困难……我们就这样走啊，走啊，走得双腿肿起来，走得再也迈不出第二步！学校就找了一些农民，轮流背着我们。这么多这么小的孩子，有时难免为了背谁不背谁而发生争执。老师阿姨和大哥哥大姐姐们就要给他们做思想工作，有时甚至要哄哄他们。

那是将近黄昏的一个下午，我们走到了石湾那个地方。六岁的小苏炳再也走不动了。他躺在地上，说什么也不起来，谁也不知该怎么办。只有黄克就像父亲知道自己的儿子一样，知道孩子需要什么。他小心翼翼地在自己的口袋里掏着，把自己上顿吃饭时省下来的半个干饼子给了苏炳。只见苏炳的眼睛立即亮了，接过饼子狼吞虎咽地吃完后，站起来拍拍身上的土，像没事人一样高兴地说：

“走啊，咱们打胡儿子（胡宗南）去罗！”

这件事过了不久，我们路过一个村庄，看到有个人家在办丧事。晚上，老师听到了两个孩子的对话：

苏 炳：“他们埋死人还放那么多好吃的东西，还不如给我们……”

熊小红：“是啊，人死了还会吃东西吗？”

听了孩子们天真的对话，老师们的心里都酸酸的，眼里红红的：可怜的孩子，他们还这么小，就受这份罪！

第二天，黄克和老师们怀着对孩子们满腔的爱怜，尽可能地买了些枣子、梨子等等，让孩子们“痛痛快快”地吃了一顿。看着孩子们那样精心和专注地吃着，看着孩子们那样高兴和忘我地吃着，尤其是想到有的孩子已经是无父无母的孤儿了，老师们就心疼得暗暗落泪……

黄克这时抓紧时机教育学生，他问大家说：

“同学们，今天大家饿肚子，这是为什么呀？”

同学们就响亮地回答说：“这全都是因为有了国民党反动派和日本侵略者！”

黄克再问：“今天，学校在这么困难的情况下，给大家买了这么多好吃的东西，同学们吃了以后，要做些什么事情呀？”

“要更快地行军，早日到达目的地。”回答的声音更加响亮。

黄克说：“是的，我们一定要早日到达目的地，抓紧时间努力地学好各种本领。等到全国解放了，把咱们的国家建设得好好的。到了那时，咱们想吃什么就吃什么！”

在黄克和老师们的鼓励下，同学们群情激昂，精神倍增。大家有说有笑地走着，宣传队的同学还在路边敲起了鼓舞人心的快板儿：

同学们，加油走，

前面就是雷河口，

谁英雄，谁好汉，

行军路上比比看！

我想，这，就是当年学校在孩子们幼小的心田里播下的第一颗革命乐观主义的种子吧。

大家终于到达了目的地。只有年仅十五岁的少先队大队长邢立统，迟迟没有到来。原来，他负责赶驮行李的毛驴。山高路陡，行李又重，小毛驴就不听话起来。邢立统上山时要在前面拉，下山时要在后面拽，直累得自己小脸通红，满头大汗。有时，小毛驴死活不肯走了，急得他眼泪花儿直转，真想坐地上大哭一通！可是不行，老师们常对我们说，有了困难就要设法克服。再说，“男子汉大丈夫，有泪不轻弹”么！怎么能哭呢？他知道自己是同学们的大哥哥，是小同学的榜样；他知道自己是老师们的得力助手，协助老师保护好小同学，使大家早日到达最终目的地，就是自己的责任！一个十五岁的孩子，在前面有老师同学等着，后面有敌人追着，而此时此刻，他却在那前不巴村后不巴店的深山野沟里，面对一匹死活不挪窝的小毛驴……这是怎样一幅动人的画面！这，怎能叫人不感动又怎能叫人不受教育呢？

我，就是当年坐在“夹窝子”（后来被人们称做是马背上的摇篮）里的小娃娃，每当忆起这段生活，阵阵的心酸总是使我忍不住想狠狠大哭一场！不为自己，只为那些不是父母胜似父母的老师阿姨们；不为自己，只为那些不是手足胜似手足的哥哥姐姐们！啊，保小，就是把我满腔的热血都写在纸上，也表达不了我对您深深的深深的敬意和眷恋……

就是在这样艰苦的条件下，黄克和老师们也没有忘记我们的学习，没有忘记对我们进行思想品格和革命道德的教育。老师常常把生字写在纸上，别在前面同学的背上，后面的同学就边走边读边记。到达宿营地后，又抓紧时间休整，挤出时间来给孩子们上课。

一天，我们走到了双湖峪。那里，驻扎着我们人民解放军第一野战军的一个解放军官团，即被俘的国民党胡宗南的一六七旅的全体俘虏官兵（从排长到旅长）短训班。大家看到我们打了这么大的胜仗，又抓了这么多的俘虏，心里的高兴那就别提了！黄克却觉得光是高兴那哪儿成啊，还要从中受到启示、受到教育。于是，学校与解放军官兵的团长李启明同志（后来他曾任陕西省省长和云南省省长）联系，让孩子们经受一次锻炼和考验：与俘虏官兵对话！

这无疑是一堂机会难得别开生面的阶级教育课。孩子们对日本鬼子和国民党反动派奸淫烧杀的恶劣行径早已耳闻目睹。更有一些孩子的亲生父母，就是被这些万恶的豺狼残酷迫害，死在他们的面前的！不到八岁的王桂苡同学，就亲眼见到了母亲的肚子被敌人豁开，肠肚流在地上的惨景！像这样的例子还有许多……这仇、这恨，早已在孩子们的心中生了根发了芽！然而，要面对这么多杀害老百姓的“魔鬼”，孩子们还是免不了有些恐惧和畏缩。老师们就给孩子们讲了许多革命人大无畏的勇敢精神，讲了正义和非正义的区别。让孩子们懂得了我们才是正义的，正义是必将战胜邪恶、战胜非正义的以及我军优待俘虏的政策。并且，具体细致研究和布置了孩子们与俘虏对话的详细内容。

这天，大家排着整齐的队列进入“会场”。所谓会场，就是在双湖峪小学的操场上分坐十几个圆圈。每个圆圈有十几个俘虏和五、六个学生。同学们一双双明亮的眼睛怒视着这群对人民犯下了滔天罪行的俘虏官兵。对话就在这种满含仇恨和正义感的气氛中展开了。当时，黄克参加的是低年级同学的一个组。这个组的俘虏军官是国民党一六七旅的少将旅长李昆刚。他是一个很有将军派头的军人，外表很威武。但是，我们只有九岁的小张建，平时很调皮，此时却一点儿也不怯场。他站起来，一副居高临下的样子，十分威严地问：

“你们烧过老百姓的房子和窑洞吗？”

李昆刚无克奈何地答：

“烧过。”

个子瘦小的潘罗汉站起来，指着李昆刚问：

“你们破坏我们的粮库，把吃不了的粮食倒上大粪，有的还浇上汽油烧。这事儿有没有？”

李昆刚答：“有，有。”

……

同学们又列举了大量国民党反动派的罪行，李昆刚等都不可否认地承认了。

同学们再问：“你们为什么要这样做？！”

李昆刚：“……”

同学们更加严正地问：“说！到底为什么？！”

李昆刚：“我……我不知道。那都是底下人干的，我全都不知道。”

潘罗汉说：“你离开过部队吗？”

李昆刚：“没、没有。”

张建说：“没有？哼！既然没有，那你一个当长官的，手下人干什么你难道不知道？！你这是狡辩，是耍无赖！”

大家立即指着李昆刚说：“不许狡辩！不许耍无赖！”

李昆刚被大家问得哑口无言、理屈词穷。这时一个小女孩儿（记不得姓名了）走上前去，拉扯着李昆刚的衣襟，一边摇晃着，一边扭动着自己的身躯，说：

“你这个坏蛋！你，你为什么杀死我的爸爸妈妈？他们……他们……”说着，再也忍不住了，就“哇”地一声大哭起来，“你，你们还我的爸爸！还我的妈妈呀！”

同学们的眼里都噙满了泪花，每个人都想起了自己的遭遇，大家都气愤地说：

“你也有孩子，假如我们把你杀了，你的孩子怎么办？他愿意吗？”

只见李昆刚的鼻尖和额头上沁出了颗颗汗珠，脸也憋得通红，眼睛望着地下，不敢正视孩子们愤怒的目光……

停了一会儿，孩子们镇静了一下情绪，说：

“这就是你们打败仗的原因。你们危害人民，做了坏事，老百姓就不拥护你们！所以，你们找不到毛主席，更打不倒共产党！”

这次与国民党俘虏军官的对话，对孩子们是一次活生生的教育。在他们幼小的心灵中，留下了非常深刻的印象。孩子们亲眼看到敌人做了坏事总是心虚的，因此并不可怕。他们也深深体会到了敌人的狡猾，知道敌人是决不会自甘失败的。更重要的是，孩子们的革命志气大长，他们知道自己在正义一方，胜利必定是属于人民的！

在行军路上，孩子们还看到了一个怪现象：一个民兵叔叔押解着被俘的国民党官兵三十多人，往前走。奇怪的是，民兵叔叔在前面带路，俘虏却跟在后面！老师就问孩子们说：

“同学们，你们说，民兵叔叔怎么不怕俘虏跑了？”

大家一时你望望我，我望望你，都没反应过来。老师就让那个民兵叔叔给大家讲讲。民兵叔叔说：

“因为咱们打的是人民战争呀！这四沟八岔、村村落落，哪里没有咱们的人！跑？他往哪儿跑！跑不了。就是现在他跑了，再抓住可就不客气了！”

就这样，一路上，黄克和老师们抓住一切时机，因时、因地、因事、因人制宜地教育和启发学生，使孩子们懂得了许多革命的道理。在行军中，孩子们加强了团结友爱的集体主义思想；发扬了不怕困难的革命乐观主义精神；锻炼了自己管理自己的能力；发扬了延安精神，更加明确了自己的学习目的……半个多世纪以后，保小的学生不少成了我们党、我们国家和我们军队各级领导部门的负责同志。有的成了作家、科学家、歌唱家、舞蹈家、农业科学家、优秀的人民教师……这在中国教育史上，甚至在世界教育史上，都是十分罕见的！同学们都发自内心异口同声地说：

“这与当年保小给予我们的教育和锻炼是分不开的。”

真的，老师阿姨们把他们最真挚的爱、最深厚的情，化做了一滴滴乳汁，注入了我们的生命。我们决不会忘记那段生活，决不会忘记延安和延安精神。

如今，鬓发染霜的黄克语重心长地说：

“搞了这么多年的教育，我深深体会到：要教育好学生，首先要认识到孩子是咱们祖国的希望，是咱们革命事业的接班人。我们的责任实在是太重大了，千万不可掉以轻心！”

谈到未来，黄克说：

“我们应该认真地总结人民教育的历史经验，明确建立具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教育体系的前进方向，要继承并发扬延安精神，把我们的教育事业搞得更加出色。”

为了宣传延安精神，让延安精神在漫漫的历史轨迹中留下一个深深的脚印，让延安精神在我们子孙万代的心目中，永远树立起一个辉煌的丰碑。他，我们敬爱的黄克老师，不分严寒酷暑，不论风狂雨骤，在年逾古稀之时，依然迈着坚定的步伐，带领着他的“孩子”们，以“延河合唱团”的形式，放声歌唱着、尽力宣传着……

当年的我们

现在的我们

在北京育才学校给老师们祝寿

发言者是周丽（曾用名孔屏—孔厥女儿）

中间的三位也是保育学校的老师和阿姨，请原谅现在已经叫不上名字了！🙏🙏🙏左起第一人是韩陆 后排左起第一人是周丽 第二人是张燕林 第三人是康国雄 第四人是冷某某（抱歉，记不清了）

延河合唱团在宣传延安精神

左起第三人是黄克老师

左起第二人是周丽

左起第一人是聂承勇

后排第二人是王笑利（著名摄影艺术家沙飞的女儿）

黄克老师带领我们研究工作

演出后

在理工大学演出后

还有很多照片不知放在什么地方，一半会找不到了……如现在这般好像也能说明问题了，所以就这样吧！文中所有人名全部实名，若有错记，敬请谅解。还有许多同学和老师，现在都已经说不出名字了！最可悲的是：年代久远、本人年迈，竟已无处问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