生活中的父亲——作者王延连

张利

父亲王丕年

生活中的父亲

我的父亲，在党的事业中，走过长长的足迹:在工作岗位上，随职务的变动，有过许多的称谓。但是，他在我们家庭的生活中，不管是分分合合，度过漫长的人生，还是喜怒哀乐，共伴日月，却始终只有一个角色——父亲。父亲1915年出生于陕西省衡山县武镇王台村，因家境贫困自幼放羊，只读过小学。13岁就随革命洪流闹学潮。后奔赴延安找到工农红军。1942年与同是陕北人且在延安青干校学习的高雪晴相识，用母亲的话:“革命式结婚一切听组织的，以迅雷不及掩耳之势就成家了”。父母生养我们兄妹6人，我排行老4，因前3位都是姐姐，第一个男孩的出世让父母格外高兴。《三字经》有一名句：“子不教，父之过”，在国人的眼中，父亲的影响可见一斑了。在我们这个家，最明显的有两点:父亲的出身是陕北穷苦农民的儿子，是放下羊鞭，拿起枪杆子的；他的革命道路是从1935年延安开始步入政治生涯，1945年随党中央派遣的两万干部大队枪林弹雨一路走到哈尔滨参加了松江省会执政的(后合并为黑龙江省）。于是他常常言近旨远，告诫我们不要忘本和不要忘记革命传统。就连给子女起名都不忘记革命圣地延安，所有孩子的名字都有个“延”字，加革命的路走到哪孩子出生就地名而取之:6个子女顺序名字:王延晨、王延霞、王延平、王延连、王延滨、王延敏。

1942年毛主席为任延安县委书记的父亲亲笔题写奖状(材质为延安土布)

　　1961年我刚满12岁，父亲就带我回延安老家。那时去延安既没有火车公路又不好走，陕西省委听说当年的延安县委书记来了，特别派“运5”机专程送我们飞到延安。在我幼小心灵中无数次幻想的父母的出生地，也是中国革命的圣地，第一次映入我的视线，竟然黄土飞扬，舍穷路僻。可是当时我怎么也搞不懂，爸妈好像丝毫也不在意这环境，反而显得特别兴奋。在王台村老家，被老乡团团围住，与当地穿土棉袄的老乡那个亲呀。吃的最好的家乡饭羊汤和荞麦面。直到现在，这两样东西一直是我们家的特色饭，那个合了床子保留至今。参观延安父亲任职的窑洞和毛主席为模范干部(其中有我父亲）颁发奖状的会堂对十几岁的孩子印象不深，但长大学政治历史才晓父亲从放牛娃走上革命道路，在中央所在地延安县任县委书记，又曾听毛主席亲切说“我是你的公民”，这对父亲革命生涯是何等重要。

回到哈尔滨不久，不知父亲从哪弄来两只羊交给我放。那时国家遭遇“三年困难时期”还没有过去，我们也尝受过忍饿、挨冻和穿补丁衣裤的日子。让我放羊，我很卖力，每天去儿童公园收杏树叶喂羊。父亲还亲自带我们全家去离市区不远的城篙子，在收过的土豆地里溜土豆，回来当饭吃。父亲用心良苦，意在不忘本和与老百姓共度难关。我从此养成节俭的习惯，在我的记忆里，从小学到初中毕业，从来没有用过一支整根的铅笔，都是捡姐姐们用过的笔头，插上笔帽继续使用，直到手无法捏住为止

王丕年的6位子女儿时照

(前排左起:王延滨、王延敏、王延连；后排左起:王延平、王延霞、王延晨)

1963年父亲(前排中）与母亲(前排左）重回延安

　　家庭在社会中是个很弱小的细胞，它有时很脆弱，被政治的、经济的、社会的风浪吹来刮去。家庭生活并不平静，有欢乐，也有过苦难。1966年的仲秋节，让我始终不能忘却，过得太郁闷了。国家被突如其来的“文化革命”搅的昏天昏地。妈妈被单位叫去集中学习，姐弟都“大串联”到外地去了，我是13中的好学生被视为修正主义的苗子，再加上“走资派”子女的身份，没有哪个革命团体收我，于是一个人在家陪老爸。吃点什么？连月饼都被看成是封建产物而下市了，我只买到2斤点心。爷俩共餐，相对无言。当时省公检法三家的公安厅长、检察院检察长都被“打倒”了，只有法院院长的我父亲虽批判待查尚未离岗，自己已经岌岌可危了，可是他还把我当作组织外的人，处于保密纪律不对我说实情。那情景与仲秋团圆的节日本意反差甚大，实在叫人伤感。

王家6子女在长大

　　到了1967年，我父亲也被“打倒”关起来了，法院通知家里送生活用品。妈妈准备了很简单的小包，收音机是老爸特别嘱咐带去的。我一人到省公安厅二楼的一间办公室。见到父亲让我吃惊了，他脸色灰暗，一夜之间老了很多。我想喊他，但不知为什么硬是咽回去了。父亲没有表情的脸显然是下意识地在撑着，让我不敢再看。与父亲在条桌两侧坐下，有“造反派”在场，我们都好像是机械人，互相问了同样一句话和答了同样一句话：“怎么样？”“还好”。带去的剃须刀被扔了回来。回到家，我与妈妈形容见到爸爸的情景，老妈忍不住落泪。后来，发生了更蹊跷的事，省公检法三个头头被关进黑龙江省唯一的高级监狱。这个监狱是公安厅长卫之民1964年为遣返当时俄侨特嫌而修建的，1966年刚刚竣工，还未投入使用就闹“文革”，没想到，第一个被关进来的竟是公安厅长自己，接着是检察院检察长吴诚、法院院长王丕年。父亲作为重犯，带上了手铐和脚镣。造反派“优待”他们，每人占据一层。历史真会开玩笑，不过这个“玩笑”太苦涩了。还有更捉弄人的事儿，可以说猝不及防地在我父亲身上发生了。那是1969年，父亲被转移到凤凰山劳改农场监狱。这个劳改农场是他领导的法院的下属单位，在职时还未曾到过，第一次来到这却以“阶下囚”身份入住。狱中犯人得知是法院院长“来了”，立马恶毒地意识到他们入狱是眼前这位大人签的字，犯人一拥而上打我父亲……。怎么会这样？什么逻辑？是非、黑白、曲直，一切都颠倒了！肉体上的折磨可抗住，最让人难以煎熬的是精神上的屈辱。我和家人听说此事，心戳的痛，那段日子太难过了。

1970年“动荡”年代可以回家的父亲立马与全家人合影

　　学校已经停课，我们姐弟几个各自随要好的同学“上山下乡”去了。听说父亲也由凤凰山劳改农场转到柳河五七干校，虽然照旧是改造，但境况大不一样，干校是干部自我改造世界观。不做犯人了，父亲开朗起来，劳动之余还参加演节目，这时的他仍不忘怀他的陕北，他的延安，他常给大家唱“信天游”。有一次，他运好气，十分投入地刚一亮嗓，哇，假牙掉了，全场哄然大笑。不久，他被编入毛泽东思想宣传队去了友谊农场。就算有工作了吧，他不在乎这个宣传队是什么级别，自己是什么老资格和高级干部，有事做足以让他自豪了。后又辗转到哈尔滨附近的九三五兵工厂他都未回趟家，是我利用休假的机会，骑自行车到工厂给他送去了一些衣物。1974年我在赵光农场被推荐上大学，不料出了岔子，政审材料中没有父亲的平反证明，面对将被取消入学资格的当口，父亲得知此事，不由分说带着材料只身上路，搭乘农场的拉煤车走了一天。初春的寒风有股尖厉劲，掠起煤渣在周围旋卷，又脏又冷。当我看到已经年近60岁的老父亲，黑棉袄里紧裹着材料站在我面前时，我说不出话来，父子之情尽在不言中。

大学毕业的作者曾任大学教员、研究所工程师、哈高科副总工

　　我上大学后，父亲也调回省城，先是整顿省民政厅，后又调他组建新法院。他没讲任何价钱，一门心思投入工作。近60岁的人，又是法院一把手，每天骑自行车上下班。我放假回家见他忙，就问他忙啥呢，他兴奋而利落地回答“搞三案”。我不解，又问：“什么是三案？”这一问，老爸火了：“这么大的事都不知道，就是平反冤、假、错案嘛。”他曾为平反一个关于知青的错案，亲自跑到伊春五营法院办理。那股劲头，好像发生在昨天的那些苦楚、冤屈的事都烟消云散了。说共产党人是特殊材料做成的，一点都不夸张。毛泽东说过“人总是要有一点精神的”，老一代革命者的境界、胸怀、气度乃至坚定性和责任感，是我们党和民族宝贵的精神财富一点都不过分。在整顿法院初期，案子很多，相互交错很复杂，父亲没有受“文革”阴影的影响，反而更有紧迫感，再次以法院高级法官的身份阅案审案，正气凛然地签上名字。当他发现犯案人中有不少年轻人就紧皱眉头，甚至当宣判时还有青年杀人犯冲这位院长问：我会死吗？父亲见到的一张稚气的完全是法盲的脸，他连犹豫都来不及，斩钉截铁地答到：“国法难容！”一语吐出，他心中油然泛起一种忧患意识，公检法被破坏，中国民众法律意识的淡薄，令人焦虑，加快建设法制国家的紧迫感袭扰于怀，他要抓紧时间做很多很多的事。

毕竟年龄不饶人，工作应当让给年轻一代了。1980年以后父亲先后到省人大常委会和省顾问委员会工作。

“文革”结束恢复工作的仍任黑龙江省法院院长的父亲

任黑龙江省人大常委会副主任的父亲

　　父亲70岁离休回家。脱离了工作群体，卸掉了所有的职务，对视工作为生命的他还有些不习惯、不舒服。到了90高龄还想老有所为，亲自与陕西省委书记“要钱”给家乡修一座利民桥，让拦住王台村的大水沟畅通无阻。

其实，老爸你好生休息也没关系，你始终有一个不变的群体，那就是家；还有一个不退休的角色，那就是我们生活中的父亲。

2004年父亲助力在家乡修建的利民桥

全家福(子孙满堂，老少四代)

　　2013年3月27日父亲结束了他的人生，如愿以偿找马克思去了。中共中央办公厅发来唁电。按照父亲遗愿将骨灰送回延安红军苑安葬。听说“老书记回来了”，延安干部老乡纷至沓来，延安日报追踪采访，我含泪述说了我的父亲，该报以特别报道整篇幅刊载回忆老书记的文章。

父亲可以安息了。生活中的父亲永远活在我们心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