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想起鲁迅笔下的闰土

虎捷

文革前一年，小玉的爸爸从部队转业，她跟着爸爸从北京转学到我们班上。

她被老师领进我们班时，带着一副近视眼镜，高挑的身材，两条小辫子垂到胸前，看上去挺斯文的。（那时候戴眼镜的人很少） 听说是从北京转来的新同学，不少同学都热情地围上去问这问那，小玉用她那满口溜利的京腔回答着同学们的问题。我没有去凑热闹，心想北京来的又怎么样？我叔叔我哥哥也在北京呢。上课了，我思想走神没听老师讲课，回头看看新来的北京同学，她也没有听老师讲课，正在用心的折一个纸鹤，折好后扯着纸鹤的尾巴一拉一拉，纸鹤的翅膀随着她的拉扯一扇一扇，一副专注的样子。

1966年文革开始了，小玉的家庭出身一栏填的是革命军人，我填的是革命干部，我们都被选为红卫兵，那时候绿军装、绿军帽、红袖章、武装带是最时髦的打扮，我们的红袖章是戴在上臂，小玉的红袖章则戴在她穿着她爸的军大衣的袖口上，一双军队的马丁靴又为她平添了几分野气。

串联时我们到了北京，住在东大桥的芳草地小学。那是使馆区，街上常有老外走动，那个时候外国人很少，我看着挺新鲜的，就拉着小玉跟在外国人的身后屁颠屁颠看热闹，我们成了要好的朋友。文革时没课上，有一天我到他们家去玩，我在楼下大声的喊着她的名字，她匆匆地跑下来冲我悄声说：待会儿我爸问你，你就说我昨天去你家玩了，这时我才明白，她这是拿我当幌子骗她爸爸。

不久我爸爸成了走资派，我离开了学校，回到地处太行山区的老家，小玉仍在学校参加文化大革命。后来学校复课闹革命，我从老家回到学校。士别三日当刮目相看，此话当真不假，经过文化大革命锻炼的同学们都进步不小。不少同学的嘴皮子经过大辩论的锻炼，比过去利索多了，我没经过锻炼嘴皮子到现在还笨的不行。68年毕业分配我们是三个面向，小玉继续上学，我则进了工厂。当然，我进工厂的票数仅比玉荣多两票，我看到她没有举手投我的票，我也没有举手投她的票，我们两个就此别过，不再讲话。不久她跟着下届毕业生下乡到了信阳。

两年后，小玉从农村招工回城，分配到饮食公司下属的一家国营饭店工作，离我们学校很近。我们班还有位同学云和她在一起工作。云特怕碰见熟人，遇到有同学和老师去买饭，好不容易排队到了跟前，云一看是熟人一扭头到厨房里躲起来了，大大咧咧小玉则不然，一看是同学老师来买饭，她总要热情地打招呼，还把饭盛的格外的满，深得老师、同学的称道。

小玉从农村回城的第二天就到单位找我，看到我就搂住了我的脖子，我俩前嫌尽弃，又成了好朋友。你来我往无话不谈。连找男朋友要互相征求意见，再后来结婚、生子、忙工作，忙家务，渐渐的就少了往来。

80年代末，随着阵阵强劲的东南风我从中原来到了南方的这座小城，有年春节我回郑州去看她，打听了不少人，好不容易找到她家，从门顶窗望去，屋里却是黑乎乎的，已经该是做晚饭的时候，还不见亮灯？大概是不在家了。我不死心，那么老远的赶来，见不上一面有多丧气，我就使劲的拍门。过了一会儿门居然开了，开门的是她家先生，仍是那么大的块头，只是看上去老了许多，是啊，我们都已不再年轻。“你看看谁来了，还不起来。”她的先生亮着嗓门朝屋里喊着，“谁呀？"熟悉的声音从房里传来，我的心头一热随声音走进屋里，小玉靠在床头，鬓角已染上浅霜，岁月没有饶过我的这个发胖的朋友，她的额头，她的眼角都刻下了浅浅的痕迹。"我们单位的效益不好，每个月才发100多块钱不够用，就去批了点布下班去卖，昨天晚了点，今天没有出摊就多休息了。”停了一会儿，她又说你还没有吃饭吧？我起来给你做，我说不用了，我已经吃过饭了，我搪塞着在她的床边坐了一会儿就走了，当我走出她的家门，鲁迅笔下的闰土悄然进入我的脑海，我想起了闰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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