春风得意郝先生（画与文…）

嘎嘎（王亚新）

丙烯画《捆不住的郝先生》

我称他郝先生，是老国企“永字号”的人才，所谓永字号即三线建设中的永胜电表厂（五眼桥附近）、永跃电器厂（油炸街附近）、永青视波器厂（太慈桥附近）等七家老国企，按现在说法，实际是改开前的“央企”（因为都直属顶层）。并且这些永字号厂都位于贵阳城。它们当年举足轻重的分量不亚于现在的央企。和其他三线（老国企）同样，拥有很多从清、北、复之类名牌大学和发达地区来的、实实在在的科技精英。郝先生是永胜厂的电子技术人才。二三十年前永胜厂与无数的老国企被“抓大放小”zc“放小”后很快危在旦夕，不少职工另谋生路。而他是南下深圳如鱼得水。可是厂里要留住人才不放人，也就像著名导演王小帅的电影作品《青红》的父亲也是被国企制度捆绑着——不放！最后是一家四口，什么也不要就毅然离去，结果如何？不得而知。而他也同样决绝——自动离职。他在深圳一干就是二十多年，直到几年前落叶归根，回到贵阳。“要不然，我哪能买得起国际城的房子！”郝先生说。

同样是著名三线某号码厂的陈静思夫妇，当年先以妻下海试水也去了深圳，离开了黔东南的大山中、这本以为安身立命处，闯荡过程中还没站稳脚跟，被政策变化——单位的一纸通知：“规定时间不回厂者按自动离职处理！”——吓回大山里的“老鸦窝”。

我同学强伟只在凯里083工作了5年，但对这一少女时代的印象也是非常深刻的。“当时分配到来时，一下车，我就意识到我必须离开这里。”的确，后来的日子就是“长年累月被关在大山里，除了周日去凯里赶场，累积休假时间回家外，与外界很少关联”。日子长了她就不断请病假，可以想象她顶着不少被边缘化的屈辱，懵懵懂懂地寻求其他出路，几年之后她终于走出了大山，争取到一些自己可控的时间去看看“外面的世界”。最后以她自己的力量率先在广东汕头经济特区真正得以安身立命。

郝先生说：“那时候有实用于市场需要技术特长很重要。单位卡不住我，当时在深圳我一月工资超过原单位半年的收入。我咋舍得回来嘛！”……“再后来我女的也来深圳帮我打理生活。”

我画友潘鸿家是三姊妹，前兄妹俩都是“三线”二代，小弟……（后叙）。那些年在人们的心中根深蒂固是“依靠组织”，尤其是这类直属中央的军工企业，所以大家多是“把一切献给D”。也因此与太多三线人一样，父辈都把一切希望都寄托在单位。也从来不会怀疑有一天会“树倒猢狲散”。

殊不知“改革开放”途中1990年代末，国家显然为了“放下包袱”出台了“抓大放小”政策，即牢牢掌握大型垄断型国有企业，放弃无数奄奄一息的老国企，让其自食其力“找米下锅”。

与此同时政治体制改革受阻，“摸石头过河”的经济改革乱像等冲击着这些猝不及防的老国企……最后无数“三线人”的希望如天翻地覆般蜕变为深深的失望。太多年过半百的“三线人”，被固化于几乎如僵尸的老国企中，仍然年轻或还没有完全老去的“三线”二代开始挣扎在还不那么开化的旧体制的捆绑中。“弟弟被沿海开放城市的企业看中，要求调离，厂里却坚决不放，只能辞职或被开除。” 她弟弟冲出“后三线”绝境，在大千世界摸爬滚打多年后，现在已经是一家分量不轻的上市企业的顶层高管了。

他姜老伯（见视频）好像也是“永字号”的藏龙卧虎者！

潘鸿还说，那年那月的有一天，小弟和几位小朋友在单位一副老厂门前玩耍，那几位小孩爬在门上摇晃，小弟在门下递食物给他们吃。有小朋友叫他也爬上来一起摇啊摇，小弟说：“我妈妈不同意的，我要听妈妈的话”。突然那年久失修的老铁门倒塌，重重地压在弟弟幼小稚嫩的身上，送进医院救治其间，小弟见妈妈泪流满面还发出微弱的声音说：“妈妈不要哭，我不痛，一会就会好的。”结果还是医治无效身亡。这一切如晴天霹雳般打击着我们一家。父母为了离开这伤心之地，与单位领导沟通设法调离，当时领导也表示理解，可是当父母费尽心机找好了接收单位（父可调重庆一家企业任厂长，母亲调重庆市委机关），或因政策变本单位领导却表示人才难得，坚决不放。“我们一家叫天不应，悲痛欲绝”。

如今退休好几年的郝先生已经年盖75，仍然春风得意，每天下河游泳约两千米，冬天游泳也比我们游得远很多，还常常放声歌唱，且歌声也嘹亮，还少不了与泳友们谈天说地，乐融融。

最近我又告诉他十里河滩水更好，他很快就找到了那个十分隐密却方便下河的位置，更加如鱼得水，说：“从我家（国际城F区）下楼门口就是地铁3号线，十几分钟就到十里河滩出口了。”有时候也来小车河，顺便会老泳友。

以下图中，他们或也属藏龙卧虎在民间之类，且待下回再叙。

（文中涉及人都用化名）