雅鲁藏布流域的史前考古手记（一）

水易

2024年8月20-25日在玉树参加“2024玉树石刻文化艺术季学术论坛”，8月26日飞拉萨，然后坐车赴那曲参加市政协举办的2024年“羌塘大讲堂之文史讲坛”活动。之后赴康马县玛不措、拉孜县的阔雄遗址、雅鲁藏布江北岸的查木钦吐蕃时期赞普墓群、艾旺寺和布达拉岩画点、萨迦寺、以及拉萨市德庆镇邱桑村尚嘎崗旧石器时代遗址。一周时间，一行四人：李永宪、张建林、施兰英和我。李永宪和张建林教授算是老西藏了，在西藏从事文物考古发掘与研究已经30多年，不仅对西藏的文物和古迹如数家珍，甚至对西藏人事关系、风情民俗也是烂若披掌，张建林教授甚至可以说一口流利的藏语，跟着他们做西藏文物游，等于选修了一门西藏考古课。

西藏考古的两位帅哥大咖：张建林教授（上），李永宪教授（下）

可能是年纪大了，我以前到西藏根本不会高反，但这次来西藏，居然第一晚有些失眠，胸闷气短，这也是一种高反。第二天8月27日，一辆考斯特中巴车载着我们从拉萨开往那曲，在藏北万里无云的湛蓝天空下看到一群羚羊像火车一样高速地奔驰在辽阔的大草原上，高反迅即被治愈。最初是上个世纪80年代中期来过那曲，后来来过多次，眼看着那曲从最初109国道旁几个用油毛毡和土坯搭建的饭馆与客栈发展成眼下这样一座与内地毫无二致的现代化城市，感到的不是白云苍狗的沧桑，而是自己瞬间的苍老！

白云苍狗，白云在天上，而我正是那条苍狗

29号从拉萨去康马县，去参观那里正在发掘的玛不措遗址。从藏北那曲到后藏年楚河流域，感觉是从北半球到了南半球。过了日喀则之后，我们便沿着204省道，傍着年楚河进入到姜若（rGyang ro）山谷，这是年楚河南部非常重要的地理区域，也是年楚河流域极富人文历史底蕴的区域。年楚河是是雅鲁藏布江的一条支流，与雅鲁藏布江交汇处的是日喀则市，其上中游还有著名的江孜城。河流两岸群山坡状起伏，海拔高度从江边的3900米，向南升高到4000米左右。年楚河又称"常流甘露之水的河"，千百年来滋养着阡陌纵横的良田沃野，自古是西藏发达的农业区，有“西藏的粮仓”之称。

稻黍平畴熟，你无法想象这里是海拔四千米的高原

这里完全是一派农业区的景象和生态，“稻黍平畴熟”，坐在车上望着窗外年楚河两岸翻滚着金色麦浪的平畴沃野，你很难想象这也是被称为第三极地的西藏高原，但跟那曲藏北或阿里藏西完全是两个世界。西藏的“藏”、藏族的“藏”，在古代既不指今日整个西藏地区，也不是藏族人自称，而是特指年楚河这片美丽富饶的土地。它孕育了西藏的“粮仓”，也是“最好的庄园”——藏语称“日喀则”。李永宪教授说日喀则地区农业繁盛的景象可以说明吐蕃王朝是一个农业立国，用农业统一了牧业的部落。在藏语中，"雅鲁"和"雅砻"是一个意思，指的是从天上来，而雅砻本身也是一个地名，即今天的西藏山南地区；"藏布"的意思是江。这条江最终被命名为"雅鲁藏布江"，是和雅砻地区的悉补野部落（也就是松赞干布的祖先）最终统一青藏高原分不开的。最早的地方是雅砻，最早的农田是泽当，最早的藏王是聂赤赞普，最早的房屋是雍布拉康。雅砻部落正是在松赞干布的带领下由此出发一步步征服、联合了各大部落，统一了全西藏，建立了强大的吐蕃王朝。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统治期间，开始在雅砻地区兴修水渠，引水入田，开辟农田，使用木犁耕地。历史的飞跃出现在公元7世纪中叶，雄才大略的第三十二代赞普松赞干布起兵雅砻河谷，先后征服苏毗、羊同等部落，进而一鼓作气，统一青藏高原，最终建立了吐蕃王朝。所以年楚河谷、雅砻河谷不仅是吐蕃的粮仓，同时也是吐蕃立国的根基。

藏史云“第九代赞普布德贡杰统治期间，开始在雅砻地区兴修水渠，引水入田，开辟农田，使用木犁耕地。”物是人非，农田依然，但人不一样了

之所以用这么长的一段文字来说年楚河，也就是雅鲁藏布江流域，绝不仅仅只是为了表达对此地的印象和观感，而是强调我们将要考察的这个地区的重要性，而后面所提到的所有文物，都是与其地理环境所导致的重要性不无相关。

在康马县城南部距离15公里处冲堆村北侧山脚崖面的咀查东遗址，我们首遇了图齐曾在其《穿越喜马拉雅》一书中提到的岩画：“在拉达克、西藏西部、后藏及东部都发现在岩石上雕刻的“大角野山羊，还有骑在马背上的人，进行战斗的武士，晚期还有塔的雕刻物。”岩画图像包括放牧、狩猎、骑行、骑射、动物、佛塔、雍仲符号、藏文文字等内容。图齐认为这些岩画的时代可以追溯到贵霜时期（公元40-600），这应该可以涵盖这些岩画的制作时代，起码相差不会太大，因为图齐猜测的时代很宽泛。由于位于锡金-江孜的商道上，其内容图齐认为可能描述了藏史中大量记载的中亚部落间的袭击事件。图齐的猜测毕竟不是空穴来风，我们既不能反驳，也无法证实，我们暂时抛开不予置评，我们这里先只说我们能说的，或可以确认的。

咀查东岩画点的动物图象，其中数量最多的是孔雀。右图是3号孔雀的放大

咀查东岩画点中主要画面之一，画面上1-4号是一种禽类，根据1号和3号均为头部三根羽的冠，和长长的尾羽，亦即长腿的绘画特征来看，应该是孔雀。如果是孔雀，其源头就非常明确了，肯定是印度次大陆的产物。在西藏岩画中，也只有与印度接壤和毗邻的地区才发现孔雀岩画，譬如阿里、改则等地，这也从另一个角度说明了孔雀岩画的源流。实际上全世界的孔雀都是来自印度。《圣经·旧约》说，公元前950年左右在位的所罗门王（以色列人）从喀拉拉邦的古港穆吉里斯进口了一批孔雀。甚至连孔雀的希伯来语单词“tavas”也被认为源于泰米尔语单词“togai”。还有一个说法是公元前326年，亚历山大入侵印度时，拉维河岸上飞翔的一群野孔雀令他目瞪口呆。这些鸟儿的美丽令他着迷，他警告军队，伤害这些鸟儿的人将受到惩罚。后来亚历山大离开印度时带走了200只孔雀，它们在地中海成为奇观。

凭着天生丽质，便可歌可泣，倾城倾国，青史留名，孔雀就是这样

在寻找和追溯孔雀岩画的源头之前，我们需要着重强调一下岩画中孔雀绘制的风格特征，因为这是我们在后文中按图索骥或追本溯源的线索和依据：头上有羽冠，用三条竖线表示，竖线的末端为球状，望之若蘑菇或铆钉状；有长长的尾巴，尾巴或用三根羽来表示；长腿。这些特征是从咀查东岩画中的孔雀图形中总结出来的，但在下图的改则、拉达克、以及日土等地岩画中的孔雀形象也可得以验证。

左：拉达克岩画； 右上：日土岩画；右下：改则县岩画。这里左、右上、右下的顺序实际上也是一个年代序列的排列，即蘑菇状三羽冠（球状很突出、茎部较小）逐渐向球状消失的三条直线发展。

孔雀是印度河流域人们的最爱，在佛教神话中，孔雀是慈悲和警觉的象征。耆那教僧侣曾随身携带用孔雀羽毛制成的拂尘，因为人们相信它们可以驱除邪恶。关于孔雀的图象最早可以追溯到哈拉帕时代（公元前2600-1700年），不过哈拉帕文化中的孔雀基本上都绘制在彩陶罐上，有的很写实，有的则图案化，均与我们查阅东岩画中的孔雀风格迥异。

印度河流域昌胡达罗出土的距今4600年的哈拉帕彩陶罐，其上绘制着风格写实的孔雀图案

到了孔雀王朝，孔雀成为统治阶层的圣物。在梵语中，这种鸟被称为mayura，在印地语中，被称为mor。在旃陀罗笈多(Candragupta)孔雀宫殿的石头上就发现有孔雀的图案；在印度中央邦的桑奇大塔（Sanchi）的北门和东门，都装饰有孔雀。我们注意到阿育王时代的孔雀浮雕风格，与我们康马县咀查东岩画点中的孔雀非常相似

印度中央邦的桑奇大塔北门上的一对孔雀，注意头上蘑菇状的三根羽冠

孔雀在在印度古代的神圣性通过公元前322年旃陀罗笈多建立伟大的“孔雀王朝”便可得以证明 ，这个王朝就是以孔雀命名的。孔雀在他的孙子、第三任孔雀皇帝阿育王的岩石敕令中被广泛提及。公元2世纪贵霜皇帝迦腻色迦的印章就是一只孔雀，而统治“印度历史的古典时代”的笈多王朝的统治者发行了以这种迷人鸟类为图案的金币和银币。

我们在康马咀查东岩画中见到的这种孔雀作为一种艺术风格或者流派而盛行的时代应该就是孔雀王朝。桑奇大塔的石雕应该只是该风格的盛行，而其滥觞则应在公元前544-491年摩揭陀时期（Magadha）。流传下来的带有冲压印记的摩揭陀银币上，孔雀图案非常流行。因为银锭的面积较小，孔雀的羽冠和尾巴不能绘制太长，所以往往用三个球状代替，风格与上图中拉达克岩画中的孔雀风格更为接近。到了孔雀王朝，银锭之外的孔雀图案有了足够的空间加以表现，故球状逐渐向蘑菇状和直线状发展。

公元前5-2世纪带有孔雀冲压印记的摩揭陀银币

根据有纪年的桑奇大塔和摩揭陀银币上的孔雀图案进行交叉断代，我们认为西藏改则、康马、日土，包括拉达克等地岩画中的孔雀图案应该是受印度摩揭陀和孔雀王朝文化的影响所产生的，如是，康马县咀查东岩画中孔雀以及与孔雀相关的岩画形象的时代，应该在公元前5-2世纪。法国岩画学家法朗克福也认为拉达克岩画中的“这种鸟”（他没能认出这种鸟是孔雀）应该与其上面的北山羊为同时代，即公元前5世纪左右的作品（Francfort et al. 1992: "Archaic Petroglyphs of Ladakh and Zanskar", in: M. LORBLANCHET (ed.), Rock Art in the Old World: papers presented in Symposium A of the AURA Congress, Darwin (Australia), 1988, New Delhi, IGNCA）。事实上拉达克岩画中孔雀上方的北山羊，也可以作为一个断代的标型图案，这是一个典型公元前5-3世纪斯基泰风格，即单线侧面绘制，身上饰以横置S纹，以足尖站立的北山羊。

咀查东岩画遗址前的合影。前排（从左至右）：汤惠生、李永宪、张建林；后排：施兰英

5号是野牦牛，这也是一个具有时代特征的岩画图象。在青海草原地区，距今三千年前的青铜时代的野牦牛一般都是使用敲击法通体打制、半通体打制，即便极个别的有单线轮廓打制，其线条也很粗疏、不匀称、不流畅。线条匀称的单线轮廓打制的牦牛图象应该是历史时期吐蕃时期的艺术作品，下图中的动物形象全部都是单线轮廓制作，这明显是一幅具有故事情节或佛教寓意的岩画，时代应该在佛教昌盛的吐蕃时期。该岩画发现于拉达克地区，这头牦牛的绘制风格被称作西藏高原西部风格（Western Tibetan Plateau Style，缩写WTPS），即腹部绘以下垂的牛毛。如果我们将图中的这条单线轮廓打制的牦牛看作是早期通体或半通体打制的牦牛风格发展或进化的结果，那么咀查东岩画中的这条腹部绘有下垂牛毛的轮廓敲击法制作的牦牛就是二者之间承前启后的风格作品。

拉达克地区发现的吐蕃时期具有佛教寓意岩画

咀查东牦牛背部线条宽阔的敲凿方式显然是对早期通体风格的继承，而四肢和头部的细线条、特别是腹部下垂的牛毛表现，无疑是吐蕃时期那种单线轮廓打制的牦牛风格的先河与祖本。从下图中我们可以看到牦牛岩画的这种演化与发展脉络还是较为清晰的：根据青海野牛沟微腐蚀测年，这种通体打制的牦牛岩画时代在距今3200前（左上）；部分轮廓打制岩画的时代似应放在距今3000-2500年前（左下）。在康马岩画中，牦牛与孔雀共处同一岩面，牦牛居中，几只孔雀围着牦牛分布，但牦牛和孔雀的制作风格不一，显然二者是不同时期的作品。刚才我们已经论证孔雀的时代为公元前5-2世纪，如是牦牛的时代要早于公元前5世纪，我们觉得可能将其上下限放宽一些更为妥当，故确定在距今3000-2500年前；右下单线轮廓打制的牦牛岩画时代为吐蕃时期。

上：日土通体打制岩画 左下：康马部分轮廓打制岩画 右下：拉达克单线轮廓打制岩画

最后，我们还应该向图齐这位来自意大利的考古前辈致敬，致敬他当年的艰苦跋涉，致敬他渊博的学识和科学的研究。咀查东岩画图形从打破关系来看，骑马人的图象晚于上面我们谈论的孔雀和牦牛图象，那么图齐说他们可能是贵霜武士，应当离历史事实不远。

艾旺寺，几乎是西藏最小的寺院，却汇集着西藏古代艺术风格最多的壁画和佛像

我们在咀查东岩画地点盘桓了一个多小时，然后起身奔赴康马县。康马，藏文意为“红墙房”，据传与艾旺寺有关，因为斯内德庙宇均为红色颜料涂饰，我很想去一趟艾旺寺，但似乎时间不允许。直到我们返回拉萨后参观重新布展后的拉萨博物馆时，我才知道我错过的是一场怎样的佛教艺术盛宴！博物馆里只是七尊复原的泥质佛像，被岁月侵蚀了千年的风貌依然是那样的高贵和圣洁，那样的卓荦不群，顿时有了尘满面、鬓满霜的历史感动，借图齐的话说：“在我走进正中殿堂的那一刻，我感受到一种震撼，这震撼来自塑像雄浑的气势和精致的装饰性。”图齐把这种风格定为“波罗-中亚”风格，即“萨玛达类型”，被认为是中原、印度、于阗、藏地等艺术风格的交融体。“这些巨大佛像呈冥想状，他们身着涂满金箔而华贵富丽的服装”，图齐的这句话是描述，也是评价，与比他早200的德国古典美术考古学家温克尔曼对古希腊雕塑造型艺术所表现的最高的美学评价可谓异曲同工：“高贵的单纯，静穆的伟大” (edle Einfalt und stille Größe)。通过艾旺寺多种风格集一身的佛像，我们也可理解咀查东岩画中所蕴含的文化和风格的多样性，因为年楚河谷不仅是一条交通要道，也是一条文化走廊。

艾旺寺泥塑。尘满面，鬓满霜，历史的斑驳扑面而来

不过人文的事需要用自然科学的话语来说，这是考古多学科或跨学科研究范式的趋势和核心。青藏高原古DNA研究显示，自距今3000多年开始，青藏高原南部广大地区，包括整个雅鲁藏布江流域及喜马拉雅山脉的古人群，都有着高度的遗传相似性，这说明雅鲁藏布江河谷在公元前第一千纪是一条重要的人群迁徙廊道，人群的移动是文化多样性的根源。到了距今2500年，人群迁徙和融合有了结果，青藏高原古人群在不同地区已出现较为明显的群体结构，可分为三个主要人群：一是以共和盆地和玉树高原为中心的“东北部”高原人群；二是以那曲和昌都地区为中心的“东南部”高原人群；三是以日喀则、山南及拉萨地区为中心的“西南部”高原人群。其中，“西南部”高原人群遗传成分空间跨度最大，主要沿雅鲁藏布江河谷分布，从最西部的阿里地区一直延伸到东南部的林芝地区，影响范围最大。主要人群结构的形成，也就是地域文化的诞生。

玛不措也是在这条文化走廊上，那里会有什么样的惊喜等着我们呢？我在青海同德的宗日新石器遗址发掘了5年，宗日文化发现的石棺俯身葬听说在玛不措遗址也有所发现，这使我感到很惊奇，因为史前俯身葬是整个西北包括西南地区非常罕见的葬式，两个遗址相隔几千公里，年代也差上千年，怎会有相同的葬式、葬俗和葬具呢？这才是我来玛不措的真实原因，想看看究竟，做个对比。

远处的山丘就是玛不措遗址所分布多的地方

下午四点抵达玛不措发掘工地，工地领队夏格旺堆教授带着我们全面参观发掘工地并和详尽介绍发掘过程。中国人有个传统，为尊者讳，传到考古界，可以叫“为挖者讳”。也就是说一个考古工地在发掘报告发表前，任何外人或参观者都不可以公开披露相关内容，也不可以评述，这是考古界的不成文的规定。好在就在近几天，第一篇关于玛不措遗址的杨晓燕等人撰写研究文章《4400年前青藏高原早期土著居民以湖泊为中心的定居生活方式》（Yang, X., et al. 2024 Lake-centred sedentary lifestyle of early Tibetan Plateau Indigenous populations at high elevation 4,400 years ago. Nat Ecol Evol）见刊了，这是一个具有国际前沿的高水平研究，在多学科的数据支持下，使考古猜想落了地。

玛旁错湖与玛旁错遗址，旁边是一块县保碑

不过在谈玛不措遗址之前，我们来大致了解一下考古界关于高原考古的实践与理论，这样更有利于我们对玛不措遗址的学术定位。

由于青藏高原的高海拔以及更新世末的冰期造成的大冰盖理论等，21世纪以来，人们不再认为青藏高原是人类的起源地，而开始关注人类是何时移居到青藏高原，以及如何移居到青藏高原的。美国亚利桑那大学和中国科学院的考古学家们于本世纪初联合考察青藏高原的旧石器，并提出一个三步曲的青藏高原移居理论（具体内容我们以前谈过，这里就不赘述了），几乎是精准地指明了什么时间以及各种经济类型的族群是如何进入青藏高原的。这个理论首先肯定的是，青藏高原不仅不是人类的起源地，恰恰相反，它是最后一块被人类占据和定居的地方。理由很简单，人类对居住地的选择如同水漫金山，先从低地环境好的开始，逐渐浸没高处。青藏高原是世界上最高的高原，环境也是最恶劣的，当然也就是最晚被占据的地方。尽管在不到十年的时间内，由于尼阿底遗址等一系列考古新材料的发现，“三部曲”的迁移理论很快就被推翻了，但这个学说不仅仅是建立在已有考古学材料上的，而且还基于自然选择的理论指导。换句话说，该理论突破了以建立考古文化的时空框架或序列为宗旨的研究范式，代之而起的是作为一个人类与动植物驯养（包括文化）在高海拔环境适应的全部过程这样一种新考古学研究范式，因之对于今后青藏高原考古研究，仍富有引领方向和启示意义。所以在接下来的时间里，学者们开始关注人类是何时定居于高原的，因为这是人类对高海拔环境适应的表征。不过，什么叫定居？考古学家们对此有不同的看法，发现房屋遗迹？不一定，即便是有房屋遗迹，也有可能是季节性居住，如拉乙亥遗址。而且早期人类的居住形式不一定非得砌墙建屋，拉乙亥和尼阿底遗址就是例证。于是学者们认为应该以种植的谷类为标准，因为种植谷类总得需要一个较长的时间，同时也能满足高原人的食用需求，那么就算是定居了。受三部曲理论的启发，学者们（特别是搞自然地理环境的学者们）又提出了人类向青藏高原扩散的“三步走”模式：距今5200年前，旧石器人群在青藏高原低强度季节性游猎；距今5200年前至3600年前，粟黍农业人群在青藏高原东北部海拔2500米以下河谷地区大规模永久定居；距今3600年以后，麦作农业引进到整个青藏高原，农牧混合经济人群向高海拔地区大规模扩张，最终导致了永久性定居，这被学者们称作“大麦模式”。“大麦模式”与其说这是发现定居的例证，不如说这是给定居的定义。这个定义显然是受斯科特（James Scott）“谷物立国”思想的影响，但转化成“谷物定居”，问题就出现了：采集渔猎族群本来就是集食者，只是后来因为食物资源匮乏才变成觅食者（foragers）；他们作为集食者时（譬如梅龙达普遗址洞穴遗址），算不算定居？考古学家们有着自己的看法，认为大麦模式一方面忽略了狩猎采集者在迁移过程中对同一景观的长时间占据, 另一方面对年代更早的粟作农业的贡献也有所忽视。这些学术理论和争论，正是玛不措遗址的问题与意义之所在。

玛不措遗址位于尼洋曲河的源头地区，尼洋曲河也是雅鲁藏布江中游的主要支流之一。这里海拔4400米，气候寒冷干燥。现在当地人们生计主要依赖畜养牦牛、绵羊、山羊和马，农业则有青稞。从2020年开始到2024年，这里已经发掘了1500平米左右的面积，发现了近100座墓葬，还有房屋基址、柱洞、石构遗迹、灰坑等。众多的碳14测年数据表明该遗址的占据时间为距今4400至4000年前。有遗址有墓地，说明玛不措人是常年居住在这里，他们的生活方式以捕鱼为主，辅以狩猎，然后也与低海拔的农人进行农作物如粟、黍和水稻的交换。尽管现在距离遗址不到十公里的地方就有青稞种植，但距今4000多年前，青稞应该还没被引入高原。

玛不措遗址就分布在玛不措和嘎啦措两湖之间。4000年前两个湖是连在一起的，遗址所在的山包是个半岛

通过动物鉴定，考古学家发现鱼骨在动物遗存中占据主导地位，占总出土遗存的81.5%。作者还发现了大量捕鱼工具，如钓钩等。同时鱼类在人群的饮食中也是占据主导地位的。考古学家测量了41个样本的碳氮同位素，包括10个人类、15条鱼、9个陆地动物、6只鸟和1个作物植物。人类遗骸的δ15N值最高，约比鱼类高出5‰，这与每个营养级间的同位素富集（通常在3‰至6‰之间）相符，表明鱼类是该遗址人群的主要食物来源。玛不措和噶拉措在公元前4400至4000年间的总面积超过100平方公里，远大于现代的总面积（8.8平方公里）。正是这个巨大的古湖为遗址人群提供了可靠的鱼类资源，所以学者们认为玛不措人是“基于捕鱼的定居生活”。

玛不措遗址的发现使我们认识到，史前的青藏高原存在一种纯粹以渔（辅以猎）为生的人群。4万年前的尼阿底人也是纯粹以渔为生的族群，但由于尚未发现尼阿底人的墓地，所以他们很可能只是一群季节性到色林措捕鱼的人群，也许其它季节到别的地方狩猎或采集，他们显然不是定居者。青海的拉乙亥遗址也是一群专门在黄河岸边捕鱼的人群，这是一个距今7000多年前的遗址，不曾发现他们的墓地，而遗址中发现的20多个不同层位的灶，说明他们也是在此季节性居住的人群。拉乙亥遗址中出土的研磨谷粒的磨棒与磨盘，说明他们是来自农业区的农人。尼阿底人和拉乙亥人虽然也是渔人，但他们只是季节性的捕鱼，遗址只是他们的临时居住地。但玛不措渔人不同，他们是常年居住在湖岸边的专业渔人，他们生于斯、长于斯、葬于斯的永久定居者——房基遗址和一百多座墓葬就是最好的说明。

根据付巧妹团队研究认为，现代西藏人群携带的EPAS1基因最早出现在距今5100年前宗日遗址人群中，这是人类适应低氧环境的关键基因。他们进一步研究发现，青藏高原人群特有的遗传成分由两股不同的遗传成分以大约4：1的比例混合形成，其中约80%的遗传成分与中国北方9500至4000年前的人群相关，剩下约20%的遗传成分来源于一个未知的古代人群。对现今藏族影响最大的南部谱系只能追溯到公元前3400年，杨晓燕等人通过DNA研究认为，玛布错人群和宗日人群在公元前4400年时已经在遗传上分化。玛布错个体的遗传特征显示，南部高原的祖源--现今藏族的主要遗传成分之一，至少在公元前4400年就已出现在南部高原。这为最早的南部高原土著狩猎采集者的遗传特征提供了新的见解，将南部高原祖源的出现时间比之前的估计提前了1000年。

来自青藏高原东北部共和盆地宗日遗址、距今约4500年的头骨和下颌骨

但这并不是故事的全部：当王子与公主幸福地生活在一起后，终结的仅仅是童话，生活的真相在这一刻才正要露面。考古发掘出来的问题往往多于要解决的问题，这正是学术进步之道。玛不错遗址的出现否定了“大麦模式”，但问题也随之而来。青藏高原“一错再错”，像玛不错这样的湖非常多，其它湖滨是否也居住着像玛不错一样的专业渔人？譬如尼阿底人，如果有，他们与玛不错人是否有关？何种关系？如果没有，那么玛不措人的一花独秀又是如何开放的？一句话：玛不措人从何而来，又去向何方？与他们进行农产品交换的又是谁？

21世纪以来的考古学研究范式中，自然学科的实验、数据、建模、图表等全面碾压人文学科的思辨、推论、联系、猜想，似乎传统考古学已经全面失守。然而，我们的思想、流派、风格和主观能动性也应该全线退缩吗？我前面提到人文的事需要用自然科学的话语来说，反之亦然，我们也要用人文历史的话语方式来讲述自然科学的故事：历史——过去的一切——都是故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