知青印象

独往

　　上世纪七十年代中期，村（其时叫大队）里来了一群城里的小年青，约30来个，是一辆有车蓬的大卡车送到我们村小的。那天是周末，老爸早早在村小操场上迎接，因为老爸是大队长。

我遵老爸吩咐，在自家门前的自留地里拔辣椒秆。村小离我家很近，约百十来米，10点光景，听到了敲锣打鼓的声音，想必是已经到了。

又过约一小时，老爸背着一个箱子回来了，后面跟着一个小姑娘。其实我老早就听说有一批知青要下乡到我们村，并且听老爸说，这批知青都要安排到农户家吃住的，我家也要安置一个。因此前两天，老爸已经把紧靠厨房的那间杂物间腾出来收拾干净了，只是非常小，只够搭一张床和放一张书桌。

那时家家户户都是草舍，人口多的四间，人口少的两间半，我家人口不多不少，也只有两间半。所以原本就已逼仄，再住一个人，必将更加逼仄了。但老爸是大队干部，他说他必须带头接收。后来我看出来了，这些知青几乎都安置在大队干部、小队干部及骨干村民的家里。

安置在我家的知青叫惠娟，长得有点高，虽然也才十七八岁，但在我这个十三四岁的少年眼里，俨然就是个大人。她把行李安放好后，不听我老妈劝阻，竟来帮我拔辣椒秆了。我不禁想，这么懂事一定是之前她父母对她的嘱咐起了作用吧！

然而拔了没几株，她的手上就起了几个血泡。看到她一脸的惊慌，我知道她之前一定没有经验，便叫她用针挑破血泡，把血水挤出来，她说她不敢，后来还是老妈帮她作了处理。

自此，知青们便跟着村民一起干农活了，不过干的都是最轻便的活，即便如此，干错活帮倒忙的事也时有发生。村里规定，满十三岁的孩子就有资格干农活挣工分了，当时我已满十三岁，不上学的时候比如周末，也下地干活，一般把我及其它几个小伙伴与知青安排在一起，也就是扫扫地、除除草之类的。记得有一回一个公社干部来地头慰问知青，居然握着我的手把我错当了知青，弄得大伙哈哈大笑，公社干部倒也不尴尬，边笑边说：“这孩子还真有点像知青呢！”

遇到下雨天，村民们一般都不出工了，但也有做不完的家务。而知青们就有些无聊了，干什么呢？男知青大多玩扑克，但据说是带彩头的，便有村民举报，结果被抓了几个。另外还有个男知青晚上到地头去拔了几根甘蔗，也被当作小偷抓了，听说当时抓住时，一个年轻的村民上去就给了他几巴掌。其实这些知青也还都是孩子，从城里来到乡下，远离了家人，想必也是很寂寞的，稍稍有点出格行为或有些嘴馋，也属正常。然而那时的社会风气就是这样，动辄得咎。女知青呢，也不知从什么时候开始，我家成了她们的热聊之所。

凡是不出工的日子，女知青都会跑来我家，挤进惠娟那又狭小又简陋的卧室，实在挤不进去，则坐在门外的厨房间。俗话说，三个女人一台戏，何况是七八个，她们一边吃着零食，一边叽叽喳喳说着杭州话。我知道她们为什么喜欢来我家，因为我家是村里少有的公认的开放式家庭，父母虽没什么文化，却非常开明，由此养成了一种自由包容的家风，不光知青，村民们也一向喜欢来我家闲聊。

那时我刚上初中。在那样的年代，在农村，读书普遍不重视的。而我却是认真的，老师布置的作业从不打折扣。但知青们在我家办“沙龙”是很影响我写作业的。虽然惠娟不时提醒她们压低声音，但不知不觉中声音便越来越大，偶或还忍不住大笑起来。如此，我只好将作业收起。

有一回她们又来时，其中一位知青主动借给我一本书，叫《悲惨世界》。老实说，生活在农村旮旯里的我，当时除了课本只看过连环画，这样大部头的书摸都没摸过。但第一次看名著，我的体验是很沮丧的，虽然我硬着头皮啃完了，但内容不甚了了。尤其是人物的译名根本记不住，看着看着就不知道谁是谁了。由此，我心里倒开始暗暗佩服这些知青了，觉得他们的确是有文化的人，是无愧于“知识青年”这个称号的。其实他们也不过是高中毕业，好像都是杭针厂子弟学校毕业的。但就教育水平而言，农村的学校与城里的学校自然是不可同日而语的。

大约不到一年吧，村里的知青屋造好了，长长的一排，两层楼。所有的知青便都搬了过去，楼上住女知青，楼下住男知青，还有一些多余的房间成了村里的办公场所。他们住上知青屋后，也就不再到我家来了。我上学时要路过知青屋，有一次我看到她们在走廊上好像在用手指我，并议论着什么似的，心里很不舒服。后来路过知青屋时我就只管低着头走，但好像有心理障碍似的，仍能感觉到她们对我的指指点点。

期间我去过一次知青屋，是惠娟生病了，我跟着老妈去的。惠娟说，她在城里都没见过像我这样认真读书的人，她说她们看到我背着书包独行在上学路上时，的确议论过我，说我与农村里别的孩子不一样。听惠娟这么一说，我之前的心理障碍便一下杳无踪影了。

1977年我刚上高中，高考制度恢复，这给了年轻人以无限希望。然而，像我们这样的乡村中学，教育质量自是无从谈起，何况据说招生人数十分有限，而考生队伍将异常庞大，毫无疑问，对于农村学子，上大学是比登天还难的。不过我是打算一试的，为此，老师们倾尽全力帮我们七八个预备参加高考的学生翻印复习资料。我们准备参加的是79年的高考。

有一天晩上，惠娟来到我家，向我借高考复习资料。她说他们多数人有参加78年高考的打算，因为77年的高考已来不及准备了。当时不要说复印机，村里连油印机都没有，也就是说这些复习资料都得用手抄。惠娟说她争取两天之内抄完，然后她抄好的再让别人抄。

那些年的高考，竞争实在太惨烈了，参加高考的历届生人数远远超过应届生，真可谓是千军万马过独木桥。78年的高考，惠娟他们后来究竟有几个人去考我不知道，反正一个都没考上，这是意料之中的，毕竟他们是被文革严重耽误的一代。而79年的高考，我们几个应届生也都没考上，我是最接近分数线的一个，后来去别的学校复读了一年，终于考上了最末流的大学。

大约78年知青政策有所调整，到79年，村里的知青开始陆续返城了。我考上的是外地大学，那时交通非常不便，每次返校都要先在杭州住一晚，然后再坐长途汽车。记得可能是81年吧，我就去惠娟家住了一晚，是杭针厂的宿舍，也很逼仄，但有一个阁层，应该是自己搭建的，而我就被安排睡这个阁层。

这之后，我再也没见过曾经来我们村插队的任何一个知青。前几年，听说有几个知青重访插队旧地，不知其中有惠娟不？而今，四十余年过去，他们都已年近古稀，定然子孙满堂了吧！