视点29：铁腕斯大林(2)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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铁腕斯大林(2)

斯大林授意肃反机构枪决乌克兰几百名民间歌唱艺人。乌克兰的民间歌手都是盲人，这些民间艺人是民族文化的活化石，他们的歌曲从来没有文字记录，得靠师徒代代相传才能将歌曲传下去，每一个盲人歌手都有自己独特的歌曲。

音乐家肖斯塔科维奇说：“每当他们枪决一个民间歌唱艺人或者走方说书的艺人，几百首伟大的音乐作品就和他一起消失了。”

因为当时农村正在开展集体化运动，富农作为一个阶级已经被消灭，一些“富农” 家庭在极“左”政策下绝了户。斯大林担心这些盲人歌手四处云游，唱的歌又哀哀戚戚的，谁知是不是在为富农鸣冤叫屈？

为什么盲人歌手所有的歌都是关于痛苦和不快呢？

因为盲人生活社会的最底层，饱受生活的折磨。歌手们一边弹琴，一边唱：

这里没有面包

也没有熏肉

搜粮队把一切都抢走了

这里没有牛

也没有猪

只有墙上的斯大林

对盲人能有什么审查制度？既不能把一份经过修改和批准的歌词交给盲人，又不能给他下达书面指示。对盲人什么都得用嘴说……还是把他们枪毙了比较省事。

于是他们就这样做了。

大肃反也使相当一部分人得到提升：

大肃反使党内、政府内、军内和经济部门出现了许多空缺的职位，许多人因此被迅速提升。例如，一个名叫列昂尼德·伊里奇·勃列日涅夫的工程师在三年内便当上了第聂伯罗彼得罗夫斯克的州委书记；一个名叫阿列克谢·尼古拉耶维奇·柯西金的小厂长当上了俄罗斯联邦共和国的副总理；一个名叫尼古拉·格拉西莫维奇·库兹涅佐夫的巡洋舰舰长成为苏联海军司令。

或许经历了这次空前的肃反活动，斯大林在苏联奠定了自己绝对权威的领导位置，但与此同时斯大林也亲手将苏联推入到一个前所未有的黑暗时期。因为斯大林的一意孤行，使得党政军精英损失十分惨重，使苏联一度陷入到无人可用的尴尬境地，这也注定苏联最终走向解体的命运。

这场大规模的政治迫害导致了社会的恐惧和不安，许多人选择保持沉默，甚至出于生存需要而背叛自己的亲人和朋友。

特别是苏共内部的恐怖氛围进一步削弱了组织的团结，使得决策越来越偏向个人意志，而不是集体智慧。

在结束对异己的清理后，斯大林还通过控制苏共的高层干部来确保自己的权力地位，大量党干部被迫辞职、被驱逐甚至被消灭。

权力的高度集中使得决策过程变得孤立，底层干部不敢提出异议，导致政策的失误和偏激。

权力滥用也成为常态，政府部门的腐败现象愈发严重，国家治理的有效性受到了严重削弱。

斯大林采用的这种集中和滥用的权力结构破坏了原本应该是民主决策的苏共运作模式，对苏联人民的民主梦想造成了毁灭性的打击。

首先，在斯大林个人威权统治下，言论和政治自由几乎荡然无存。

党内外的批评和异议被严厉镇压，人们不敢发表意见，甚至害怕私下讨论政治话题。

这导致了知识分子的沉默和抵制，使社会中的创新和进步受到了巨大阻碍。

民主制度所赋予的公开辩论和多元观点的权利被彻底扼杀，使得社会陷入了一种思想的僵化和停滞。

其次，个人集权统治为政府腐败和权力滥用创造了肥沃的土壤。

党内高层的集中和控制使得权力变得无限制，许多官员滥用职权，谋取私利。腐败在政府部门和社会各个层面蔓延，社会信任逐渐丧失，公共资源被挪用，民众的生活质量急剧下降。

这一恶性循环进一步加强了个人集权统治，权力的私有和资源的公有使社会陷入了无法摆脱的困境。

最后，个人集权统治的崛起导致了社会的严重分裂和人的心灵创伤。

大清洗和政治迫害使社会充满了恐惧和不信任，人们开始互相怀疑，甚至出卖自己的亲人和朋友。家庭被破坏，友情被瓦解，社会凝聚力急剧下降。

苏联社会逐渐沦为一个无法容忍异见的国家，言论自由受到严重限制，民众无法真正行使自己的权利，国家走向了极权主义的深渊，“斯大林模式”将苏联带入了万劫不复的深渊

1936年，苏联通过了新宪法，这一事件标志着苏联高度集中的经济、政治体制的形成，也被称为“斯大林模式”。这一体制在全国基本实现社会主义工业化和农业集体化的基础上，通过计划确定全社会的产、供、销和企业的人、财、物等,排斥市场和价值规律的作用。斯大林模式在帝国主义包围和国内经济文化相对落后的情况下，使苏联迅速发展成为一个先进的工业化国家，国防实力也大大加强，为以后苏联打败德国法西斯的侵略打下了基础。然而，这一模式也存在严重弊端，从长远看，它严重阻碍了苏联的进一步发展。

斯大林铁腕操控蒙古国。

蒙古国是紧排在哈萨克斯坦后头的第二大内陆国家，1911 年，外蒙古受沙俄指使，打算搞独立。1924 年，蒙古废除原来的君主立宪制，宣称成立“蒙古人民共和国”。斯大林对那些所谓的盟友一直有着很强的掌控欲，从上往下对蒙古的领导人进行更换，使得蒙古的国家元首最后都变成了斯大林的傀儡。

斯大林在雅尔塔会以上对英美施压，强制中国承认外蒙独立。苏联在蒙古驻扎好多军队，蒙古国内的经济特别依靠苏联，被戏称为“苏联的第十六个加盟共和国”。蒙古国成为苏联的附庸和战略缓冲地带。

根登在 1922 年加入蒙古革命青年联盟，一年后就成为了地方代表。

1924 年 11 月，根登代表前杭爱省参加了蒙古第一届国家议会。在会上，受到了当时的总理车林多尔济亲睐，被提拔为蒙古常任委员会的主席、蒙古工会理事会的主席。

到了1928年，他如愿以偿地成了蒙古中央委员会的三大书记中的一个。

根登在任职的四年里，大力推行好些新经济政策，像关闭私人企业、强制收缴僧人财产、搞集体化等政策，国内出现了很强烈的反对声音，多地出现了起义和游行。

苏联觉得蒙古执政党有“左倾”的毛病，偷偷地处决了蒙古总理以及除根登外的另外两名中央委员会书记。

根登是新经济政策的主要推动人之一，按说该被清理掉。可他很会周旋，在蒙古的党派争斗里，他不但选对了队伍，还靠着向斯大林表忠心获得了斯大林的喜爱。1932 年 7 月，离大清洗运动结束还不到俩月，根登就被苏联指定为蒙古总理，掌握了最高权力。

新的经济政策比之前根登实施的政策温和不少，降低税收，给私有企业提供帮助，不再干涉宗教机构等等。在这种政策下，蒙古原先不太好的经济慢慢变好了，根登也得到了民众的大力拥护。

1933 年，蒙古人民革命党内展开了一场狠毒的清洗行动，结果党内有 56 人给处决了，200 多人被关起来，还有 100 多人被流放到别处。

这次遭到清洗的人大多是根登的对头，很多人觉得根登是背后最大的促成者。可实际上，根登在这次清洗中发挥的作用很有限，苏联才是那个最主要的促成者。

根登心里明白，自己就是苏联的一个工具，迟早也得被清理，这次的事让他对苏联的掌控越发反感。

然而，苏联对蒙古国内政事的干预远远没到停止的时候，根登最后也正因这个遭了难。

未完待续，敬请期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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