刘行军王亚文现在怎样？

无有华为

1969年4月，一群上海知青来到王亚文的家乡北大荒德都县庆丰村（即今日的五大连池市）插队。王亚文说，刘行军闯进她的感情世界，缘于一次偶然的“事故”。刘行军到庆丰村五年后成了村卫生所的药剂员，负责为村民发放药品。1974年，王亚文的父亲生病到村卫生所拿药，刘行军不慎拿错了药。服下这些药，王老汉病情加重，被抢救了一夜终于获救。此后，刘行军因为内疚常常去王亚文家帮着干活，一来二去，王亚文开始注意起刘行军来。在冰天雪地的异乡，善良热情的当地姑娘王亚文成了刘行军惟一的安慰。小伙子和姑娘就这么默默地相爱了。1976年，他们准备结婚了。可就在那一年，知青大返城开始了。刘行军被保送去了华东师范大学读书。拿到录取通知书后，刘行军找到王亚文，告诉她自己学成后一定回来。1980年，刘行军大学毕业了，王亚文跑到县城火车站等她的刘哥哥回来。等了三天三夜，每天都兴冲冲地去，但都两手空空地回。毕业后，刘行军被分配到上海市闵行区一所小学工作。在家人朋友的劝说下，他给王亚文写了一封直截了当的信，“我不会跟你结婚的，我们分手吧”。接到信王亚文感觉：“真的是像晴天霹雳一样，我眼前一黑，一下子就靠到门上了。当时我好像是傻了一样。”刘行军后来跟父亲老战友的女儿结了婚，夫妻双双去了美国，几年后离了婚，刘行军一个人回到上海。时间到了1994年， 那一年开始流行那首叫《小芳》的歌。也是在那一年，刘行军插队时的伙伴曲胜辉回了一趟北大荒，见到了惟悴不堪、一直独身一人的王亚文。胜辉回村的那几天王亚文很激动，她苦捱了近二十年，无人可倾诉衷肠，这回终于把快烂在肚里的痴情话全倒了出来。说话之间，她的眼睛放着光，就象又回到了人生经历过的梦境。她不怕被曲胜辉取笑，不怕被误解，不怕敞开的内心被伤害。她几乎是迫不及待地，固执地，自顾自地在说。她不想让这次对话中断，她一定要说完她想说的话。为了能不被干扰地继续说话，王亚文几次要求更换谈话地点，从热炕头到学校的空教室，从室内到户外，从白天到晚上。王亚文的执著和谈话的避人，使曲胜辉感到有些不便，这毕竟是一男一女的谈话。然而曲胜辉只能迁就，谦让。王亚文说话的有气无力和清晰传出的哮鸣音使曲胜辉不敢说也不敢问，生怕一个敏感的话题使王亚文情绪波动。他甚至以为王亚文的生命处于一种回光返照之中。　　为了认真地倾听，曲胜辉的回乡计划被打乱，行程一再变更。他真的担心王亚文的身体状况，后来这种担心持续了许久，一直到他们破镜重圆之后许多年还在担心。　　王亚文终于说完了，极度兴奋的她就象换了一个人似的，一下子气息奄奄了。她的生活中好象从此再也没有什么要说的，更没有什么可想的了。对于人生她既无牵挂，也无任何奢望，似乎她把什么都放下了，只等着生命的油灯熄灭。　　老的牵挂没有化解，胜辉又带着更沉重的牵挂回去了。他想不出用什么办法来救王亚文，更不知道怎样才能给大英子一点帮助，他的心情很沉重！他托许多在上海的合心屯知青寻找刘行军，可是大家都没有见到过刘行军，他就象在上海蒸发了一样。　　这年曲胜辉从青岛回了一次上海，在徐家汇的一家商店，他透过玻璃窗看到街上走的一个人有点像刘行军。他惊喜地跑出商店朝那个人身后喊了一声：“刘行军！”那人回过头，半天他们才互相认出来。他如此这般地说出了王亚文的现状，行军流着泪表示，我一定要把她接到上海！胜辉给了他一番忠告，你已经伤了一次亚文，不要再伤害她了，她已经受不住任何打击。她已不是当年的亚文了。曲胜辉有意识地问了一句：“你现在生活怎么样？”刘行军说他还是一个人。曲胜辉说：“你对不起人家。”震惊、自责、内疚使刘行军当晚给王亚文写了一封信，刘行军觉得再也不能把王亚文放弃了。1994年冬天，刘行军踏上了北去的列车，距离他和亚文最后一次见面已经整整18年了。那是一次五味杂陈的会面，王亚文回忆说：“那天早晨四点多钟，我弟媳妇先跑进来，说来了来了。我妈说，谁来了？她说，那个上海人来了。当时我也不知道是什么感觉了，反正我穿衣服都穿不上了，手一直在发抖。等过了一会，我把衣服穿好了，我就坐在炕上隔着窗户看他们，他在跟我的家人聊天，大概过了一个小时左右吧。吃好饭了，收拾完了，家人都走了，就留下我们两个，这时候我们俩抱在一起都哭了。”三天后，王亚文从家乡出发去上海。此时的她由于长年的忧郁患上了肺炎，体重只有35公斤，整个人几乎垮掉了。身体极其虚弱的王亚文已经走不了路了，刘行军一路背着她回到了上海。两人结婚后的生活怎么样呢？王亚文说：“来上海前半年，刘行军单位分的房子在4楼，下楼还可以。上楼上不去他一直背我。王亚文说：“说实话在这10年里，我真的是过得很开心很开心，我就感觉我是这世界上最幸福的女人。这10年里，我认为我虽然吃了那么多苦，但一切还是值得的。”刘行军语：但造化弄人，厄运对我们的考验一直没有停止。继1996年二丫的肺大泡破裂，手术切掉了左肺后，2004年2月，我又出现了腹痛、乏力、食欲不振、皮肤瘙痒等症状。上海一家医院诊断为甲肝。在住院治疗的43天里，我的体重急剧减了l0几公斤。病情不断恶化，高烧不退，还出现了肝腹水。4月9日，已为我妻的二丫（王亚文的昵称）见情势不妙，把我转到上海中山医院，经全面检查，结果出来了。二丫被医生叫去办公室，回来时两眼通红。她强作笑颜：“肝炎，有点儿肝腹水，得住院治疗，没啥大事。”她的目光躲闪着。在她11岁时，我们就认识了，我熟悉她就像熟悉自己的掌纹。她的故作轻松，对紧张和悲伤的掩饰是瞒不过我的。病房里有4张床，其他3张床住的都是肝癌患者!突然的醒悟，好似呼啸而来的铁锤砸在我的胸口。我知道肝癌是死亡率极高的一种疾病，那么我还有多长时间?我才51岁，死亡就这么在我毫无准备的情况下悄然而至?病情来势汹汹，我极度虚弱，时而昏迷，时而清醒。王亚文说：2004年4月9日，医生把我叫进办公室，告诉我：“你的丈夫是肝癌晚期，唯一的希望就是进行肝脏移植手术。”仿佛大地在脚下裂开，我坠向无底的深渊，空白、绝望、恐惧像拍天的巨浪一样涌来，仿佛要把我拍烂扯碎。在我的生命中有过一次类似的经历，那是1980年，我接到他的分手信时。微笑的生活突然面目狰狞地挥起大棒，砸在我的头上，我的爱情、幸福和未来都碎了。第二天，医生下了病危通知书，并告诉我，他的肝功能已衰竭，随时会出现肝昏迷和吐血的现象。医生还说，必须马上做整体肝脏移植手术，不过风险大，费用很高，至少要35万元。我们仅有一万元的存款。10年前，刘行军把我从北大荒背到上海后，我一直在养病，没有工作。刘行军的收入也不多，仅够维持我们的生活。l996年，我又做了一次手术，花去了四五万元。我们家最值钱的就是单位分的30多平方米的住房，那是一房一厅，老式结构，厅是晒不到阳光的。当时上海的房价还没太涨，卖不了几个钱。死神扇动着黑色的羽翼，要把他从我的身边夺走。我要是能凑到35万元，电许能从死神手里夺回他。可是，我上哪儿去筹这笔巨款呢?我守在他的身边，紧紧地抓着他的手，死神随时随地会把他带走，可是我不甘，不甘我们就这样被命运再次分开……刘行军很快就出现了间歇性肝昏迷。医生告诉我，肝昏迷是肝癌患者最主要的死亡原因，必须马上进行手术。马上凑齐35万元医疗费，才能救他的命!我哭了，除了哭，我还能怎样?傍晚，他再一次陷入昏迷。我肝肠寸断地把他的头抱进怀里：“哥，你醒醒，跟我回北大荒吧。那里有漫山遍野的向日葵，你说过，金灿灿的向日葵是世界上最美的花。”不，我决不轻易将我的丈夫交给死神，决不!就像当年我死死抱定爱情，决不肯放弃一样。刘行军总说我：“你这个女人啊，又傻又犟。”可是，怎样才能凑到这35万元的救命钱?我急得在上海的大街小巷乱转，在家里四处乱翻，哪怕一分一角都不放过。也想过向亲戚求助，可刘行军的父亲1984年患肺癌病故。他们家兄弟7个，生活都不宽裕。我的父亲也去世了。2000年，刘行军将我母亲和我的小弟一家接到上海，母亲在小区看车棚，弟弟做保安，弟媳在饭店洗碗。他们将积攒下的1000多元钱，一分不少地都给了我。最后我在家里翻出了刘行军的电话本，逐一打电话求救：“求求你，救救我们……”几十万元的手术费用难住了刘行军和王亚文。刘行军的单位支付了6万元，余下的手术费用，王亚文天天打电话恳求所有认识的人帮助他们，终于在当年4月15日把刘行军送上了手术台。2004年4月14日，医院专家组决定，派人紧急寻找匹配的肝源，在此之前，先给刘行军换上人工肝脏，以血液透析来维持他的生命。手术定于2004年4月15日。上午9时，医生让我在术前风险告知书上签字，我的手抖得不行。当时肝脏整体移植手术在．我国刚刚起步，手术风险极大，很多病人死在了手术台上。我签完字，想到即将到来的生离死别，泪水止不住地流了下来。9时30分，刘行军在要被推进手术室时，突然拉住我的手：“对不起，丫妹，这些年难为你了。如果我出不来，你一定得挺住。”我俯下身，在他的耳边轻声说：“记住，你得活着回来。我等着你。你知道我傻，一根筋，认定的东西死也不放开。你不回来，我也就没命了。”说着，我的泪珠滴到了他的脸上。他抬手轻抚了一下我的头发：“傻丫头，我不会再坑你一次!”他被推进了手术室，我站在门外，双手合十向上天祈祷，保佑我的丈夫平安出来。我在这里等着，哪怕是地老天荒我也等……上苍也许听到了二丫的祷告，也许是因为目睹了我们18年的离别及团聚后的种种苦难，终于动了慈悲之心。刘行军说2004年4月15目下午3点多，当手术进行了一半、坏死的肝脏被摘除时，传来一个天大的喜讯。匹配的肝源提前空运到了上海！医生马上放弃了植入人工肝脏的计划，新的肝脏被移入……肝脏移植手术进行了6个多小时，当我醒来时，发现自己躺在重症监护室里，身上插满了管子。医生笑着告诉我，手术非常成功，坏死的肝脏被摘除了，新的肝脏已经开始在我体内工作。但这并不意味着我逃出了死神的魔掌，接下来的几天，是极其危险的排异期。我用目光寻找着，看到了站在重症监护室玻璃墙外的二丫，她含泪带笑地望着我，向我摆手。我知道她的意思，她在说：“哥，你得坚强，你得活着走出来。”我示意她去休息，别在那里傻站着。她是只有半边肺的人，我担心她的身体撑不住。二丫摇头，倔强地站在外面，从手术开始，她就寸步不离地守着，生怕一不小心，死神就会带走我。我知道二丫心中的恐惧。1996年，二丫被推进手术室时，我的心里也曾这么恐惧过。我们不能再失去彼此了，我们跟别人不一样，因为我的愚蠢，我们曾失去了宝贵的l8年。刘行军说：此后，亚文每天凌晨4点就站在医院的重症监护室外，一站就是一天，站到第6天，医生允许她进去看丈夫一眼。一见面，刘行军一下子拉住王亚文的手，他说：“我又回来了。”刘行军的身体十分虚弱，王亚文每天要陪着丈夫去楼下散步。 每月医药费还要花好几千元，为了照顾丈夫，王亚文几乎寸步不离刘行军。“只要有爱在身边，我们就是最幸福的。”王亚文告诉记者。接下来的时间里，刘行军处在恢复阶段，他的抵抗力很差。“时间太短了，我和丫妹只有10年的好日子。”有时刘行军会叹口气，轻轻拍着妻子的手。这时，王亚文用手背试一下刘行军的额头温度，握着丈夫的手：“很多事是冥冥中注定的，以前的事我不怪他，那个年代的事说不上谁对谁错……”参考：作者 | 杨立亚文章、网络其它文章。 当年在黑龙江德都县（今五大连池市）太平公社庆丰大队合影左起：杨东平、张家美、刘行军、赵家娟、裘锦文、解青、张耀祥、董爱玲、曲胜辉 刘行军回上海后，依然和王亚文保持着密切的书信联系，两人的感情也并为因为身隔两地而有所降温。1978，刘行军为了给王亚文一个惊喜，突然回到了黑龙江，满怀憧憬能和两年未见的爱人甜蜜的相守几天，可是没想到却遭到王亚文家人的刻意阻挠，原来因为刘行军的回城，王亚文的家人对他们的恋爱以及他们的将来都开始持怀疑和反对的态度，王亚文这时已经当了村妇女主任，第二天要去县党校学习，王亚文的母亲在刘行军和王亚文见面的这几个小时里，寸步不离开自己的女儿。因为如果成不了最后王亚文在村里再找婆家有一定的影响，父母的阻止有他们的道理。最终两人只在一起匆匆的说了几句话就分别了。这次回黑龙江让刘行军的心中埋上了阴影，他的父亲也劝他要重新考虑他和王亚文的将来。　　又是两年时间过去了，面临毕业的刘行军一直努力想把王亚文接到上海来生活，可是在那个年代，要接她来上海面临着许多类似户口、粮票等一系列难以解决的现实困难，刘行军渐渐感到无能为力再继续这段感情，王亚文父母的态度也让他寒心，最终他狠下心，写了一封只有寥寥数语的信给王亚文，向她提出了分手。信寄出后他再也没有收到王亚文的回信。 2006年7月的最后一天。黑河市组织的老知青座谈会结束后，我从会场出来（记者语：）正好与王亚文肩并肩。亚文左边是我，右边是她的丈夫刘行军。亚文身材高挑，瓜子脸，大眼睛，脸色红润、不胖不瘦；行军个子与亚文差不多，很瘦。亚文的年轻漂亮把行军比成了小老头。我们脚下是沿黑龙江的、黑河市最美的景观大街。人行道很宽，在绿荫下、在鲜花前，亚文和行军手拉手走着。他俩拉着的手时而成直线，时而成弧线，随着脚步一晃一晃，一直紧紧相扣。我问亚文，你的户口进上海了吗﹖亚文笑着说，没有。现在的年轻人们一定会笑我问得愚蠢，户口算什么﹖下过乡的知青能理解我。当年城乡户口的鸿沟拆散了多少对有情人！户口对我们这一代人的刺激有多深！ 作者手记2009年l0月，我到上海重访刘行军和二丫这对多灾多难的夫妻。刘行军换肝后奇迹般地恢复了健康，重返上海少年劳教所上班，但手术欠下的巨款还没有还清。坐在他们简陋的“蜗居”里，我问二丫：“如果人生能够重新来过，你还会选择刘行军吗?”“会的。”没有半点迟疑，二丫平静的回答中有不容置疑的坚决。 图文来自网络 后语：最近没有了刘行军和王亚文的消息。刘行军的身体还好吗？王亚文怎么样？按理说他们岁数不大，刘行军应该是1953年出生，王亚文应该是1958年出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