纪实文学三题

暖水瓶

（曾经的过往，亲身的经历，特殊的年代，留下了故事。）

红杏出墙有故事

话说刚刚改革开放不久，门户大开，精华糟粕一起涌进封闭已久的中华门庭。

太平盛世，歌舞升平，灯红酒绿，盛况空前。

各种尝试，性需首淫。

我有一前女同事，大家公认漂亮，我也不能免俗，人家就有容貌姣好的资本。

不过我们不同岗位，交集很少，见面连点头之交都算不上，只是彼此知道在一个单位上班。

某一天，此女两次给我隔空对视，欲言又止。我纳闷，难道是对我暗示？

想多了。人家属于众星捧月，我这平时假装正经的人是不合群的。

“邓……邓老师……”

我又一吃惊。

我站定。

“你有事吗？”

“没……没啥事。”

俩人尴尬，我疑惑她好像有事情。

不到十分钟，我们再次“邂逅。”

“邓……邓老师，你方便吗？”

好奇怪，方便之词何意？

“你有事吧？”

我这次把“你有事吗”换成了“你有事吧”。

“有点事想请你帮忙”。

我们工作不搭界，我能帮她什么忙？

“咱别在单位大院，去门口说”。

疑惑跟跟她出了门。

“你有事就说吧！”

“实在难以开口”。

看起来这事还真不是小事。她这句话一出，满脸潮红。

结结巴巴中我终于明白，她遇上事了，她遇上大事了。

原来她前一天晚上在长途汽车站附近的酒店与人颠鸾倒凤，被派出所逮个正着。

这事放到现在只要你情我愿，啥事没有。但那个时候“扫黄打非”是公安常规动作，要有结果的。

任凭他们如何求情，派出所就是“铁面无私”，要求双方到单位开证明，一是确系单位之人，二是婚否证明。

这可是俩人命脉。单位开证明，这不是丑闻昭告天下吗？两人都在婚内，最要命的是，这女人的丈夫和我是熟人。

所以她求我确实是迫不得已。

我当时是政法记者，和公检法都熟，但是我极不愿意管这种闲事。

她快哭了，说你不帮忙我俩这辈子都完了，还有“他”，正在事业关键时刻……

说实话，如果是刑事案件我是绝不介入的。我当十年政法记者，经历大小案件不计其数，很多大案要案都是第一现场目击者，和公检法关系很好，公安局还专门给我配备了手持电台，我的呼号是“刑侦29号”。我牢记职业道德，案件不破我守口如瓶，长期交往建立了互相信任的默契关系。

我也知道，这件事对派出所不是啥大事，但对他们个人至关重要。不帮也许会毁他们一辈子，帮了又不能让女方老公知道，心里会愧疚一辈子。

“邓老师，求求你，12点之前这事办不成，派出所就要让俩单位去领人。”

我真不想帮，因为凡和政法交集都不是啥好事，我和她又不熟。

她苦苦哀求。不帮明明知道对他们人生的影响。

我说，你在这里等吧，我去车站派出所看看情况。

其实我和车站公安分局颜局长是朋友，这本身也不是啥大事。我说这女的确实是我单位的，那个男的我也知道，我就担保吧。

我回去告诉那女同事，你去领那个男人吧。

事情过后，我和那个女同事仍如过去，见面连点头之交都没有。有时候我还想，我帮你那么大的忙，至少咱俩单独插肩而过时，你得感谢我一下吧，但是啥都没有，好像俩人是陌生人。

我再见那女人的老公也会内疚，帮了忙反而两边都尴尬。还好，后来这女人和她老公离婚了，我的心病也释然了。

这真是： 春色满园关不住,一枝红杏出墙来；珠胎暗结东窗发，和我无关管球事。

其实我帮助过的人，事后互不来往还很多，我不会纠结于这些事，拍着胸口说，不管以后有无交往，旧事我从不再提，比如这件事，我保密30多年，现在物是人非，我仍然不会直接所指，除了当事人，这件事就永远只有我知道了。

红颜薄命‌多才女

我们这辈人有个特殊经历，我们的履历填着一个前无古人后无来者的名词---知青。

那是半个世纪前的事了。

1968年冬，一拨知青下到河南省修武县西域一个小村子。时快到春节，村里要举办“春节联欢会”，20多个知青全部参加，水平相差很大，但有一个知青特别突出，首先形象出众，1.7米个子，肤白貌美，能唱会跳，普通话标准。主持、舞蹈、唱歌于一身，更重要的是她八面玲珑，在知青和农民中间很有亲和力。

人们可以放肆和她开玩笑，知青可以放肆给她起外号，什么“白骨精”、“阿庆嫂”、“傻大个”……我比她大一岁，不能太放肆，见面叫她“大个”，人家也爽快答应。

因为她人缘好，能力强，村里把她作为党员培养对象。当然，她的多才多艺吸引了不少青年人的目光，不仅知青有好几个对她情有独钟，就连农村条件好的青年也对她垂涎三尺。

“大个”是来者不拒，笑脸相迎，但从不对哪个搞特殊，真叫一视同仁。

时间长了，喜欢搞笑、幽默风趣和同样多才多艺的胡君渐渐进入她的视线。胡君是我的朋友，他天资聪慧，深受女青年暗恋，其中一个还为他痴迷如癫，可胡君对谁也没有投入真正的感情，游走于众女人之间。

“大个”和胡君虽然若即若离，我分明看到他们互有好感，但谁也不捅破，见面大大咧咧开玩笑，真不真假不假一直持续好长时间。

胡君不想下农田，他靠聪明才智弄了个医院证明，“心脏二尖瓣狭窄”，被照顾当了知青炊事员，较早支工进了父母的新乡军工厂，“大个”也在村里入党，也较早被推荐到新乡一家大型企业，很快她的条件受到企业重视，被破格提拔为企业团委书记，为准备进领导班子做铺垫。

谁知他们都支工后，情况发生重大变化。胡君被推荐到广州上了大学。而“大个”遭遇国家政治形势的影响，先是免了团委书记职务，进而被下放到车间。

在她郁郁寡欢之时，有人几次看到她和知青带队干部在下乡的县城逛街，后来家里发现她有时候说话前言不搭后语。

后来胡君毕业到原来的所在工厂当技术员，我问他对“大个”的态度，他说其实他心里有“大个”，社会风言风语让他退而却步。恰在这时“大个”到焦作找我，我估计她也是想了解胡君对她的态度。因为我出差而不得见面，我回来后安排他们俩到焦作见了一面，彻底断了胡君的念想。胡君感觉“大个”精神方面出了问题，很觉婉惜，回到新乡后，胡君还几次去“大个”家看望她，后来“大个”母亲劝胡君不要再去了，说胡君每去一次，“大个”心里就有一次波动。

此后他们再没见过。有一次我从焦作到新乡和老知青聚会，获悉“大个”和一个大她20岁的一个丧妻工程师组织了家庭，这位工程师虽然很宠她，但她时而清醒时而糊涂的生活状态实在令人唏嘘。

她和社会基本割裂，一个才女竟以这种方式度人生，呜呼哀哉！

香消玉殉“小邓丽君”

上世纪九十年代初，交谊舞方兴未艾，焦作亚细亚舞厅由现场乐队伴奏更受到追捧。

我有个朋友在亚细亚舞厅乐队弹电子琴，他的朋友在焦作歌舞团做独唱演员，素有“焦作小邓丽君”之称，声线很像邓丽君，在舞台很受观众追捧，我有时候会和他们一起在舞厅玩。

一天夜里，我们又在舞厅相会。舞会开始后，大家翩翩起舞，我独坐欣赏。突然看到舞台乐池朋友使劲向我摆手，我过去后，他指指台下的“小邓丽君”，说她表情不对，让我去看看。

我过去问她情况，她说肚子疼，一边说一边开始出现痛苦状。

我发觉不妙，赶快向台上示意，我们几个朋友赶紧护送她去附近医院急诊科。急诊科医生按肚子疼给了药，但控制不住，她连连说冷，我又给她找了条被子，11点多，她好像稳定了，朋友让我先回去休息，有啥事再说。

我睡到黎明6点左右，突然接到电话，说“小邓丽君”已经去世。

我大惊失色，大脑一片空白。

急忙赶到医院，人已经到太平间。

一条鲜活的年轻生命就这样落花红尘。

一个在妇科进修的医生告诉我，逝者是宫外孕，医院急诊科误诊是急性肠胃炎，等急诊科邀妇科会诊，病人已经无力回天了。

我在报纸发了讣告。

在殡仪馆与遗体告别那天，逝者的音乐界朋友组成一个焦作史上第一个送葬铜管乐队，社会来了不少人为“小邓丽君”送行。

乐队到医院门口，我特意让乐队停下奏哀乐，搞的医院紧张万分，我们也有苦难言，因为我的朋友和“小邓丽君”只是红颜知己，她丈夫木讷老实，我们作为朋友没有出面资格。

追悼会由我主持，我请我的老同学、焦作歌舞团书记致了悼词。

看到讣告专门为“小邓丽君”送行的拥趸者无不心疼万分，因为她不到30岁，太过年轻。

仪式上，逝者六七岁的孩子面向大家谢客，他那一跪惹的下面哭声一片。

一朵鲜花陨落，在焦作那个小城引起不小涟漪。