北京串联

苏仲辉

四、北京串联

（一）

要说上农业中学，给我带来了实际性利好，首先那时政府给农中学生的待遇特别高，每个月的粮食定量为33斤，而其他中学的学生每个月的定量只有22斤。而且，我参加了农中首批的革命师生大串联。

1966年8月18日，毛主席在天安门城楼接见红卫兵，林彪发表讲话，号召广大革命群众要打破一切剥削阶级的旧思想、旧文化、旧风俗、旧习惯。很快，“破四旧”狂热行为在全国范围蔓延开来，各地的文物古迹、图书字画等文化遗产，均成为“革命”对象的重中之重。但古田新城很新，基本没有文物古迹旧的东西可破了，那就将带有所谓“四旧”色彩的街路名称进行更名：城关文兴街改称红卫街，青云街改称红旗街，文胜街改称胜利街，文安街改称红光街，文河街改称红星街，胜路改称前进路，西大路改称红河路，西大桥改称解放桥，南大桥改称建设桥。这些被改的名称直至1981年除胜利街名称保留外，其余全部恢复原名。红卫兵还在街头路口，设立破旧立新站，检查行人的奇装异服，要求行人背诵一段毛主席语录，背不来的就不让走。我见到一位老婆婆在南桥头被拦的情形。

红卫兵：

“请你背一段毛主席语录”；

老婆婆用古田话说：

“我不会”；

红卫兵：

“那我教你背，我读一句你跟一句”；

老婆婆：

“我不会讲‘国语’，我会喊‘毛主席万岁’”。显然，老婆婆的头脑是机灵的，也想尽早摆脱纠缠；

红卫兵：

“好，那你喊三句‘毛主席万岁’”；

老婆婆连喊了三句“毛主席万岁！”正要走，红卫兵又把她拦住了说：

“第三句是‘万万岁’，要多一个‘万’字懂吗？”；

老婆婆急忙点头，又连续喊了三句：

“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岁！毛主席万万岁！”

这样红卫兵才让老婆婆走人。

最恐怖的是抄家。

我有一位邻居在旧城是开书店的，有一天一伙红卫兵冲到他的家里翻箱倒柜，抄出了很多旧书。邻居一直喊冤屈，说这些书不都是“毒草”，不能都没收了，那位红卫兵“头头”说，这些旧书都是“封资修的毒草”，不能再去毒害人，将书抄到天井就放一把火烧全烧了。这样，惊吓的左右邻居为了保平安，纷纷把自己家里旧家具、珍藏的古书画、契约、家谱甚至寿衣都自行付之一炬。父亲过去是“神职”人员，红卫兵也扬言要抄我的家，我母亲一害怕，自己就把家里所有的旧书，包括我父亲“神职”书、族谱等都烧掉了，我父亲知道后，精神一度恍惚，好久都没有回过神来。

我感到最不忍的是，路边的小人书摊位也遭到浩劫。当时，古田城关在“圆圆圈”周边都有小人书摊位；摊位就地而设，在邻墙上挂着用小人书封面制作的排版，路人可以根据封面选择小人书租赁来就地阅读，薄的一本一分钱，厚的一本二分钱。红卫兵就以检查有否“大毒草”为名，随意翻翻就烧掉了好几百本摊位的小人书。我当时还冲进去在火堆中抢了两本，飞快的跑了。一本是《独脚龙》，说的是一位年轻人极为孝顺，在与地主斗争时，误食了龙珠要变成龙，而其母亲抓住儿子的脚，最终这只脚仍保留原型未变而成为独脚龙，情节感人，对小孩也有教育意义；另一本是《林冲雪夜上梁山》。现在回想起来，我的许多知识都源至于当年这小人书的书摊。

还有那时的办公室的门上、窗上、办公桌上，都贴满了大大小小的“忠”字、楼房墙壁上也用红油漆刷满“忠”字，连平常用的东西，如茶缸、脸盆、牙具这样的盥洗用品，和被套、毛巾、手绢等纺织品也都被喷上“忠”字或印上毛主席语录，甚至衣服上也绣上忠字。再接着就是时髦带“军帽”，头顶上那颗红五星多是自制的；胸前佩戴毛主席像章，而毛主席的像章越来越讲究，花样繁多，材质优良，制作考究，长的方的扁的三角的什么形状都有，不单有铝的，还有陶瓷的，小的似扣，大的如茶盘。内容上，有韶山纪念的，上海“一大”纪念的，“南昌起义”纪念的，“遵义会议”纪念的，“万里长征”纪念的，天安门纪念的，------。大家都为收存多、新、奇而感到荣耀，也就出现了置换毛主席像章的交易。这里讲一个也是那个年代，由换像章置换引起的故事。

有一天，我去找同学，在他家门口见到一对夫妇大打出手，一个女的说对方男的耍流氓，摸了她的胸，哪位男的说这女的在耍赖。原来事情是这样的：这对男女都看上了对方胸前佩戴的像章，提出来要置换，而这男的将像章摘下交给这女的后，这女的拿着这男的像章爱不惜手，迟迟不摘自己胸前的像章。这样，这位男的就急了，伸手去抢女胸前的像章。起先这女的就是躲躲闪闪，还咯咯笑，没想到旁边人见热闹不嫌事大，就起哄说，光天化日之下男女调情了！那是个男女授受不亲的年代，当众调情那还了得。这女的一被起哄，马上就翻脸高喊男的非礼她，这一喊就惊动了她的老公，她老公就赶出来要揍这男的。这男的老婆一听说自己老公被揍，也赶来参战，四人扭打成一团。像此类奇葩的现象，那年代确实还不少。

那时，还有更奇葩的事就是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早晨一上班，工人在车间，干部在办公室，都要集体排列在毛主像前，手举语录本毕恭毕敬地三鞠躬，齐声放开嗓子：“首先，让我们共同敬祝伟大领袖毛主席，万寿无疆，万寿无疆！让我们敬祝林副主席，身体健康，永远健康！”之后，开始个人早请示，向毛主席请示今天要干的工作，然后表决心，保证坚决完成任务。到了下班，又要进行晚汇报，仪式与早请示大同小异，就是内容不同，特别是早请示表示要做的工作没完成时，要向毛主席做检查，要斗私批修，保证明天一定完成。

走资派、右派、牛鬼蛇神也得早请示、晚汇报。前面仪式与喊的口号也一样，就是站姿不一样，他们都齐刷刷撅成“喷气”式飞机状；身体弯成一排弓，向毛主席像请罪，自报家门，格外虔诚。这些人都总结出经验了，在早请示时骂自己越狠越好，纲上得越高越好，端起屎盆子往头上扣也脸不变色心不跳。早请示做好了，可能会换来今天分配干点轻活，至少保证一天之内平安无事。晚汇报就是说自己还没改造好，明天继续改造。

一般在早请示晚汇报后都会来一段集体跳忠字舞。这时跳的忠字舞比较简单，就是手上拿着毛主席语录小红书高过头进行挥动，口中喊着“我们永远跟着毛主席干革命，海枯石烂不变心”等表忠心的口号，动作粗放、夸张，采取象形表意、图解化的表现手法。在广场跳的忠字舞那就比较专业了，有如现在的广场舞，经常以《大海航行靠舵手》、《敬爱的毛主席》、《在北京的金山上》、《满怀豪情迎九大》等歌曲伴奏。在1966年至1968年间，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是全民的行为，动作、程序、声调、节奏全国基本一致。

那个时代，不论是上层人物时时带着像章、天天手拿小红书，还是下层庶民百姓早请示晚汇报跳忠字舞，都是表达忠诚的一种技巧，都是时代的风景线。

9月份我进入农中读书。农中没有校舍，我这一届的教室是设在现在的古田城关基督堂内，就一个班，十几个学生。第一节课介绍情况时，说有好多老师，但我只见过两个老师，一个是男的游老师，40多岁，这位游老师性格比较张扬，是教数学的，也是我们的班主任；另一位是女老师，姓陈，30大好几岁，是教语文的，当时没有课本，语文的第一节课是学毛选中的第一篇文章《中国社会各阶级的分析》。应该还没上一个月的课，各学校就停课开始闹革命了。

农中没有成立红卫兵组织，也就没有参与破四旧，但参与了革命师生的大串联。农中的首次串联，是在其他中学进行了好几批串联之后才进行的。首次串联的名额也得评选，要看表现与家庭成分。我在班上批判修正主义的文章写的好，发言也积极，而且接受了教训，申请表格再也不填“恶霸”大姑丈了。这样，我就毫无悬念的参加了农中第一批的革命串联。领队是游老师，学生有15人，不是一个班的，各年级的都有，其中女生有5人。母亲非常支持我去串联，说男孩子能出去走走见见世面最好，还说穷家富路，给了我10元钱，10斤全国粮票，其中把5元钱与5斤粮票缝在我的衣角，一再嘱咐手上的钱没用完，不要拆开衣角。

游老师拿着县领导的批条到车队去联系车辆，车队给我们安排了一辆有竹编顶棚的货车。我们行李不多，一床棉被打成的背包，还有手提一个里面装衣服的布袋，这比我们平时砍柴挑的担子轻松多了。但我人矮个子小，货车没有专门的上人搭板，我和几位女同学还是被游老师“托”上去的。

车到了莪洋。莪洋是古田、屏南、周宁三县的水陆码头，但没见有一块平地，房子都盖在山坡上，就连火车站也要爬十几级台阶。路边堆着许多货物，煤炭最多，到处黑乎乎的，我们每个人的身上都是灰尘。我们还来不及抖抖身子，游老师就大喊，赶紧上火车。我也是被连推带拉才上了车，虽然没有位置坐，但车厢走廊还能站人。

一下火车，使我眼睛一亮，福州火车站的广场太大了，红旗漫舞，锣鼓喧天，红卫兵们挥舞着鼓棒围着大鼓在拼命撞击，热烈欢迎外地红卫兵来福州大串联。我认真的看了他们带的红袖章的字，是“东海前线红卫兵”，这个组织当时很响亮，但没多久就被打成了“保皇派”组织，这是后话。当时，我们见此热闹情景，心情无比激动，精神振奋，斗志昂扬，兴奋的连昨夜一夜未眠的感觉也没有了。高音喇叭一遍又一遍地播放着一位女播音员慷慨激昂的欢迎词，欢迎词中也夹着震天的口号，誓死捍卫毛主席，要将文化大革命进行到底；一遍又一遍在唱着语录歌和歌颂毛主席的歌曲：

“马克思主义的道理千条万条归根结底就是一句话，造反有理------”；

“政策和策略是党的生命，各级领导同志务必充分注意------”；

“金色的太阳升起在东方，光芒万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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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是第一次出远门的山区人，哪有见过这场面，心想，革命大串联太有必要了，应该向省城学习，向省城革命的红卫兵学习。大串联，确实掀起了文化大革命的狂热，激发了学生们的幼稚思潮，使得他们成为了文化大革命的急先锋。

我们被安排住在南门兜的红武中学。红武中学原是一所女子中学，文化大革命后改为延安中学。意想不到的是，竟然不要交伙食费，也不要交粮票，就发了饭票，而且每餐都是白米饭。菜有鱼有肉，比家里吃的好多了。我们中午一吃完饭就上街了。

学校大门出来，拐一小段路，上几级台阶就是八一七路，又走没几步路就是南门兜了。那时南门兜有一棵非常巨大的榕树，这是我生平来见到的最高大的树。这棵榕树高度有二十米左右，树干粗壮，胸径可达数米，而且从树干或枝条上长出许多独特的气生根，这些根系，悬挂在空中或深入土壤，既增强了美感，也显示了顽强的生命力；榕树的枝叶茂密异常，层层叠叠，绿意盎然；树冠呈圆形伞状，遮蔽大片天空，宛如一片绿色的海洋，其雄伟壮观的姿态，给人以强烈的视觉冲击和生命力的震撼。榕树上挂着好几个高音喇叭，不停在播放着“大海航行靠舵手”革命歌词和语录歌曲，时时还在播送文化大革命最新动态消息，也在为推动文化大革命的发展发挥着作用。但怎么都没想到，这棵为文化大革命做出贡献的千年大榕树没多久就以破四旧的名义被砍掉了。这世界疯狂了！

十几年以后，我在福州大学读书时，听说南门兜要移种一棵百年榕树，而在这棵榕树搬运过程中，沿途拆了很多的电线杆，使用了当时最先进的起吊设备。后来去看时，还是有很大的失落感，这棵刚种的榕树与被砍掉的那棵榕树相比简直就是“小巫见大巫”，而且没了神气。四十多年过去了，今天再看这棵榕树，虽然也已经树干粗大、枝繁叶茂，遮阴避日，也是福州的名片之一，但要赶上原先的那棵榕树的雄姿估计还得要有几百年的时间。

破坏与重建，砍伐与种植，都存在着时间与空间的交织。在历史的洪流中，每一样事物都有其独特的生命旅程——无论是古老建筑还是参天古树，它们都是时间沉淀下的宝贵财富，承载着无法估量的文化价值和记忆。摧毁一座古建筑或许轻而易举，但恢复其原貌却近乎登天。这不仅仅是因为物质的损失难以弥补，更因为那份历史与文化传承的中断是无法修复的。同样，砍伐一棵古树似乎只是举手之劳，但要培育这样一棵树成长为参天大树，却是极其漫长且艰难的过程。我们要告诫子子孙孙，破四旧砍古树的历史悲剧绝不能重演。

晚上，红武中学的红卫兵为我们和其他串联的学生团队举行欢迎晚会，表演了许多时尚的歌舞，其中有一段歌舞，确实令我不安，这歌舞的歌词题目是《红色暴动歌》，歌词为：

山在动, 地在摇, 红色恐怖来到了!黑七类屁滚尿流, 狗崽子浑身在发抖。自来红们齐暴动, 向旧世界刺刀见红。杀———杀! 杀! 冲啊!

“老子英雄儿好汉，老子反动儿混蛋”的血统论，“成份”至上，只有“红五类”才能参加红卫兵，确实在文化大革命之初盛行，但就是上个月（1966年10月），人民日报不是发表了批判“血统论”的文章，强调要重在表现了吗？怎么还会有这样的节目？不由的我心里打了寒颤，脸都发白了。幸好，没有人看到我的表情变化，也没有人知道我有一个“恶霸”的姑丈。

表演还在继续。有的团队的学生也上台即兴表演了节目，使得整场晚会气氛极为欢快热烈有激情，而我们队却比较腼腆，没一人上台。不仅如此，游老师安排一位女生上台致感谢词时，竟然把“衷心感谢”读成“哀心感谢”，使得台下一片哗然，游老师也极为尴尬。这就是农业中学学生的文化水平。

当时，我见到的福州还是比较平静的，我们集体去了农业大学，校舍非常大，而且也很漂亮，就像一个大花园，但那时的校舍已经被省军区占用，没见有大字报之类的文革迹象。以后几天，多为自由活动。我第一时间就是去东街口看邮电大厦，没来福州时，就听说看东街口的邮电大楼不能带帽子，否则，一抬头帽子就会丢到地上了。这话显然夸张了，但邮电大厦还是给我这山区来的小孩以震撼。再有就是逛西湖，游台江码头，一切都是新鲜的。反正坐公交车不要钱，中午也不吃饭，在福州六七天了，一分钱也没花。

突然，游老师说我们要去泉州串联了。去泉州也是坐大篷货车，而且那时的福厦路难走，福州到泉州要走8个小时。到泉州是住在医学院。泉州好像文化大革命的气息不浓，而开元寺又封闭，在古街转了几圈，大家都觉得没趣，只呆了两天又回福州了，还是住在红武中学，就这两天，外地的学生多了很多，住的也拥挤了，吃饭去迟了，食堂就只能领到一个馒头，有时连馒头都没的吃。

福州热闹了起来，很多学生往省政府去批条子坐火车去省外串联。游老师也去批了一张去南京串联的条子，拿着省政府的批条，去火车站确定了车次，45次列车3号车厢。我们都非常高兴。

我们很早就来到了火车站，也没检票，点点人数就上车了。这时车上已经有不少的人了，没过多久，车厢就满了，这时离开车正点时间还要一个多小时。但开车时间到了，车还是没有出发，说是有人要卧轨拦火车。这是我们想象不到的事，好好的怎么会有人做出这样的事，难道就没人管了吗？当时还是有人管，只不过延误了1个多小时才开车。

列车开出不久，同学们就收到游老师传来的字条：这趟列车是去北京的，我们在南京不要下车。是去北京的列车，车厢里一片欢呼。也是在这车厢里，我第一次有了“艳遇”。这将在下一章节介绍。

2024年9月15日苏仲辉于厦门

本文照片为福州泉州市景照，均下载于网络。