断线

童猫35116419

编注：
2024年夏季气候异常湿热，8月几乎都是夜雨，白天烈日炎炎，一阵阵热浪席卷而来。那阵阵蝉鸣响起，勾起了满满的回忆。热，让人心情烦躁，湿，让情绪郁闷压抑。23号我接到老前辈杨崇道去世的消息，又多添一份伤感。杨崇道为右史存世，他从南京城，到北大荒，遍访全国右友十几年，他个人出资、出力、出书，为后人留下了许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仁心济世，芳泽百代。他是一位永远值得尊敬的人，更是我们爱戴的人！
一路走来，昔日往事，借助文字得以传承，不被历史遗忘。今日社会虽已很宽容了，互联网可吐其苦水，但写那段历史还是会吞吞吐吐。杨叔叔是我最崇拜的一位老前辈，他千辛万苦，追寻右情，留下请多珍贵的历史资料与照片。杨叔的离世让我的心境没有了追随，今日随想置顶“清明怀感——告别话题”和重发下面这篇“断线”，以此告慰死者在天之灵。以后这类的文章不再发表了，最后，感谢“美篇”平台一直以来的大力支持！还要特别感谢网友的关注！

断线（2014）
《八六杂谈》作者赵文滔，在其书112页曾写到我与他相识的过程。我们书信往来多次，但我与文滔叔叔从未见过面！在一次转发邮件时，无意中看到赵文滔去世的消息。消息很意外，让我不敢相信，心不由得抽搐了一下，这是人被打击后的表现。
每次杨崇道来北京总是要组织右友们聚会。2014年中关村右友们聚会，时间被分别安排在二天时间里，文滔叔参加前一天的聚会，我参加第二天的聚会，所以我与文滔叔没遇见，他说下次聚会一定要见我。所以，赵文滔去世前我没一点预感，也没听到他病重的消息，他的邮件成了我们最后的诀别信。
那几夜，我辗转反侧无法入睡，脑海中闪现了这一年多一幕幕的往事。

第一次，我与赵文滔叔叔联系，我是看了他写的《伤害》知道他的原工作单位二机部“教育司”，而我父亲也曾在二机部“教育司”工作过。于是，我便主动给他电话，主要是想问一问他是否认识我父亲。我发去了照片和集体照，他只认识父亲的好友谭兆武。这让我感到有些遗憾，但我还是很惊喜，因为我也正在找谭兆武。因谭兆武是我父亲生前最好的朋友。谭与父亲1958年一起被流放到北大荒，父亲因饥饿死在了北大荒，而谭侥幸活了下来。
1978年国家落实政策改正错划的右派，1979年谭兆武到北京来看望我母亲。现在一提起这事，让我后悔万分，今生错过了唯一了解父亲真实死因的机会。我第一次看到谭叔，他戴着眼镜一身旧知识分子的气质，他看见我有点腼腆说：我是你爸爸的同事。我听后十分诧异，因父亲死后，谭兆武是我唯一见过父亲的同事。我知道谭兆武还是从父亲的日记里了解的，我小的时候，他们夫妇常到我家，与我父母一起带着孩子去北京动物园游玩。
我从父亲的日记里知道了一些谭兆武的情况，也通过文滔叔介绍二机部“教育司”、“人事司”的情况，还知道了领导和同事的名子。文滔叔说他对谭兆武印象很深是因为谭的眼睛有点斜。

第二次，我与文滔叔联系还是因为谭兆武，文滔叔知道我工作在他的原单位，他想通过我找谭的同时，也帮助他找几个原来的同事，因老干局有许多名单记录。再后来，我向文滔叔说，我准备放弃了不找了，文滔叔问我为什么？我说：我先生通过熟人在“公安网”查找，全国一共找到54名谭兆武，没有一个是1931年出生的，学历也对不上。我还说：1992年我被单位派送，参加过“全国第四次人口普查”那时户籍还没电子化，更谈不上互联网。所以，我想1992年以前的变故，根本查不到了。文滔叔还是一再鼓励我不要放弃，现在文滔叔也走了，我的心就更加彻底凉了！

第三次，我与文滔叔联系是因为聚会。那时我与文滔叔书信快一年了。杨崇道叔叔来北京总是要组织几次右友聚会（我是右二代）。我对文滔叔说：昨天聚会我以为您也会来，一直都很想见见您。他回复说：我知道你们昨天聚会，我们 “公安五处”茶淀老改人是前一天聚会，因为我不是北大荒的右友，所以没有参加你们的聚会，以后有机会我们再聚吧！

第四次，我与文滔叔联系，他给我一篇他写的“强势的……者”文章写的很长，现摘录其中三段放在这里：
1、“……1978年，国家落实政策时，我正在轻工部进出口公司工作，政工科长张学录有一次对我说：“当年二机部送你去劳动教养，还真是费了不少劲了。”我问：“你怎么知道？”他说：“我看了你的档案了。”我问他“怎么费劲了？”张学录说：“第一次送你的材料，公安局看后不收人，说此人不够条件；第二次你单位又报送，还是不收，说理由不符合政策；第三次还报，才把材料收下。”你的档案里三次材料都有呢。
文滔叔写到“接收单位已经说不符合政策了，这些人利用搞运动的特殊政治环境，一而再再而三也要楞是“送”我。我们司划右17%的成绩在全部获得了头名，由此也可看出他们是何等的恶，根本就不按上面政策和规定办事。他们就是利用运动中乱的机会，和他们手中的权力来加害他们不满的人，用以换取政治资本的好处。……说到这方面，我才真正认识到搞人事部门工作的重要性，档案里写错一句话，往往会影响到一个人的一生。
我来到了教育司不久，我就和杨*星在一件事上发生了争执。他说“童子军”是国民党军，青年军的后备军属于政治问题。我给他解释那是第一次世界大战后英国人创始的。目的是让儿童在非常时期（战时）没有成年人照料时，也能自我料理一些简单的生活问题，比如烧开水、煮食物、简单包扎等自我救助。它是一种儿童少年的自救活动，不是政治组织。他顽固地坚持是国民党的政治组织，他这样一定性，把许多人儿童时代的非政治历史问题，变为有政治历史问题来对待。我极力对他解释，他还认为我政治立场有问题。我说什么他也不懂，这件事招致其记恨于我。”

2、……还有另外一件事“我在外贸公司工作的同事，她和我平时相处不错，就因为她在上海读小学时，上了一所教会学校，参加过童子军的活动。当年她年龄小，没有社会常识，她并不清楚童子军是什么组织，档案里便有了记载。她也碰上一个杨*星式的人事干部，童子军居然成了她的政治历史问题，为此还调整了她的工作。改革开放以后，人事工作才对一些问题有了正确的认识。后来她丈夫被任命为驻中东某国商务参赞，她作为夫人也随同前往，驻了两年。如果揪住不是问题的童子军不放，对她工作和个人岂不是没有意义的自扰？”

3、……“1956年我们司长李承文，后来调纺织机械研究院当院长，他在二部时看透了这批人，他几次给我谈起这些人有问题。作为司长，自己的手下被搞出了这麽多人，那个新调来什么也不行的副司长王*春，让他无法工作。司长李承文无法调走他看重的人，最后他采取的办法就是他自己“走人”，坚决调走，调到纺织部。临走时他对我说：我不能把人调走，那我自己走。唉，中央有文件，（一般干部只能在本系统调动，不能调到系统外。司长调动属中组部，不受此限）你只好等机会吧。后来没料到，我等来的是反右运动，而且被划成右派分子，这都是后话了。……司长李承文讲：这些暗地里搞害人的勾当，其实针对的人是我，但又不能直接针对我，却害了我以外的亲属和朋友。我的这些人不但和他没有关系，甚至他连见都没有见过。我一直搞不清楚，为什么他会这样作？……”
2007年以后，我通过聚会、看书、互联网，我与许多老前辈有了联系。特别是认识了杨崇道叔叔之后，他的书里有许多人的电话和通信方式。我的邮箱每天会收到前辈们发来的邮件，他们的年龄大多在80多岁以上。
赵文滔叔叔是5月份走的，现在已是7月份了，我知道消息太晚了。遗憾我一直没能与他见上一面，他走的这么快，这条线就这么断了，我也没送赵文滔叔叔最后一程。想想今后我们无法再通信了，心里感到十分的难受也很遗憾！
2014年的7月，除了天上的飞机一架一架往地下掉以外，我还去了三次“八宝山”送人。我用文字的方式悼念文滔叔叔也是一种无奈，感谢他留给我这么多值得留念的情与事！
最后祝赵文滔叔叔一路走好！我会永远怀念他！