战火中（六）成长的二十一军文工团

鲁宁

编辑：夏鲁宁

此篇献给在21军文工团工作、战斗过的老前辈！！！

周总理接见文工团员

翻开历史,总有一些人物让人动容,总有一些情景令人震撼。

1950 年10月19日，中国人民志愿军牢记民族的期望，高举保卫和平、反抗侵略的正义旗帜,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同朝鲜人民与军队并肩作战,历经两年零九个月舍生忘死的浴血奋战,赢得了抗美援朝战争的伟大胜利。这一胜利,打出了新中国的国威和人民军队的军威,极大地提高了中国的国际地位，增强了中华民族的民族自尊心和自信心。《中国人民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共收录团以上干部烈士 244名,其中军职干部4名,师团职干部 240名。《中国人民志愿军英模功臣烈士英名录》共收录特等功以上英模功臣烈士 136 名,其中特级英雄2名,一级英雄 23名，二级英雄 85 名，特等功26 名。烈士名录主要包括姓名、性别、籍贯、部职别、出生时间、入伍时间、入党(团)时间、任职经历、牺牲时间和地点等要素,按照职务和奖励等级高低,以姓氏笔画进行排序,重点突出战斗经历和英雄事迹,展现了烈士们的高尚品格和英雄壮举,浓缩了烈士们的奋斗历程和辉煌人生。他们是30多万中国人民志愿军英雄功臣的杰出代表,不愧为中华民族的英雄儿女,不愧为祖国安全和世界和平的坚强卫士,不愧为人民心中最可爱的人!

中国人民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

第21军61师后勤处财务科科长王宏夫

王宏夫,男,安徽省人。中国共产党党员。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1军61师后勤处财务科科长。1953年6月25日,在抗美援朝战争鱼隐山接防时遭敌机轰炸光荣牺牲。

中国人民志愿军团以上干部烈士英名录

第21军63师189团副团长贾永胜

贾永胜,男,1921年12月出生,江苏省宿迁县小陈庄村人。1944年2月入伍,同年9月加入中国共产党。中国人民志愿军第21军63师189团副团长。1954年12月23日,在抗美援朝中于江原道金化郡不幸牺牲。

中朝两军文工团在互教互学

女 兵 的 誓 言

游赛回忆：

我最心爱的一只“金碗”里，珍藏着三十八年前参加抗美援朝所保留下来的珍贵物品——祖国人民赠送的抗美援朝纪念章、和平万岁纪念章，还有朝鲜民主主义人民共和国颁发的军功章。此外还有一封信，它是在入朝途中，师首长亲笔写给师文工队女兵和师直属单位女兵的一封回信。今春三月，我从柳木书橱中捧出这只“金碗”，把这封发黄的信，从头至尾看了数遍，心头久久不能平静。

1950年舟山战役结束后，我们驻军温岭。一天我们去师部参加大会，会上师首长动员说:“美帝国主义正在屠杀朝鲜人民，已把战火烧到我国的鸭绿江边，我们决不能等闲视之，一定要抗美援朝、保家卫国……”会后整个文工队沸腾起来，大家纷纷写决心书、保证书，有的还写了血书，坚决响应祖国号召: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然而这次仅批准了两名战友(一名文工队员、一名通讯员)参战。在欢送会上，我们以羡慕的眼光、祝贺的心情与他俩告别，同时我们心中已暗暗下定决心，以后如有机会，一定要求参加。后来我们到了宁波。一天队领导从师里回来，召集全体队员开会说:“今天，我们接受了一项新的任务，上级命令我们三天后出发。”至于到何处去，暂时保密，不准问。为此，战友们都在暗自猜测，肯定这是不寻常的任务，准是要参加抗美援朝去了。第三天我们从宁波出发，到了江苏太仓，领导又告知大家，要轻装前进，让大家赶快把自己宝贵的东西寄回家。

我们在太仓住了一个月，上了一列专用军车，火车轰隆轰隆地响着，向北方奔驰。我们六十一师文工队女兵和师直属队的女同志乘坐在这一列车的十六号车厢，一路上情绪高涨，斗志昂扬，大家唱起了苏联歌曲《青年团员之歌》:“听吧!战斗的号角发出警报，穿好军装，拿起武器。青年团员们集团起来，踏上征途，万众一心，保卫国家!我们再见了亲爱的妈妈!请你吻别你的儿子吧!再见吧妈妈，别难过，莫悲伤，祝福我们一路平安吧!

歌词的内容，正反映了女兵们的心情，我们明知战争是残酷无情的，但却没有人觉着害怕和畏难。在车上，我想起入朝宣誓那天，全师直机关和所属单位聚集在一个大礼堂内，会场气氛严肃而热烈。师首长动员之后，我队男战士雷楚汉跑到台上，他代表自己，又代表文工队全体同志表了决心。那时我的血液在沸腾，心都快要跳出来了，也想上台发出我的誓言，但是在全师直前讲话还有点怕，错过了机会，没有表达自己埋在内心的话。今天在车上，我憋不住了，等女战友们刚 刚唱 完歌，我抢先说:“战友们!在赴朝路上，我们全体女兵向师首长表决心好不好?”话音刚落，沈露露和金文华马上从坐位上跳起来，张引和李杭也围了过来，争先恐后地嚷道:“班长，班长，好的!好的!再好也没有了!”“谁说我们女兵不行，我不仅双手赞成，”文华还俏皮地指了一下腿，意思还要把腿举起来。这时，鲍紫珍打了一下她的腿。赵均、胡宛禾较为文静，没有大声喧华，却也笑着赞同。女兵的心是一致的，我们

志愿军第二十一军文工团小分队在朝鲜

的喧闹声，立即引起同车厢的师直属单位女战士们的共鸣，也要求和我们共同表决心。为此，我和师直的一位女同志执笔，大家争着你一言我一语倾吐着女战士的铿锵誓言:

亲爱的师党委:我们第十六号车厢的全体女战士，向师党委宣誓，坚决响应党和祖国的号召，参加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神圣战斗，愿将我们的青春献给祖国献给人民和人类最伟大的事业!不怕苦，不怕累，严格要求自己，在征途中努力学习，团结一致，遵守纪律,一切行动听指挥!坚决完成上级交给我们的光荣任务!在行军中积极开展文艺宣传活动，永运保持高昂的士气。当祖国需要我们的时候，毫不犹疑，献出我们年轻的生命。

此致敬礼

第十六号车厢全体女战士敬上

1953年2月3日

接着，我和另一女同志，将女战友们的决心书送到师首长乘坐的车厢。我俩进入车厢，看到师长、政委、政治部主任和参谋长，四位领导正在研究什么，看了我们送去的决心书，非常高兴。他们和蔼可亲地询问第十六号车厢的情况，从生活谈到思想，了解大家的精神面貌，我们的汇报使他们非常满意。当我俩返回车厢，向女战友们详细地传达了师首长的问候和鼓励，同志们情绪高涨，劲头更足。

列车奔驰，夜色笼罩大地，虽然已是三月，但还春寒料峭。女兵们有的在窃窃私语，有的摇头晃脑在打瞌睡，有的用背包带、绑腿把自己固定在货架上，以免掉下来，让出位置给别的战友更好地休息。突然列车轰隆一声，停在兖州车站，站上人员寥寥无几。我和几位女战友下车换换空气，忽然师首长的警卫员出现在我们面前，一个立正敬礼，把我们给怔着了。啊!原来他送来四位师首长写给我们的回信，我们马上上车，向全车厢战友高声朗读起来:

十六号车厢的全体女同志:

接读你们写来的保证信，使我们感到满意和愉快，在即将走上光荣的前线时，你们的决心坚强，情绪热烈，证明了你们对党与人民的事业的忠诚。

祖国在召唤我们，人民在期望着我们，新的荣誉在等待着我们，党和上级首长在领导和教育着我们，现在是考验和锻炼我们的时候了。望你们团结一致，积极努力在各个岗位上，贡献你们的才能和精力，做到你们可以做到的一切。

车运中，你们能亲密的团结，融洽的生活，认真遵守纪律制度，抓紧时间进行学习，不断地开展文娱活动，这是值得表扬的。希望你们继续保持这种精神，圆满完成行军任务。

最后，祝你们健廉、愉快。此致敬礼

黄、刘、刘、冯

1953年2月3日于兖州站

这封宝贵的信鼓舞着一群热爱祖国的女青年走向战场，她们当时所想的不是个人的安危、个人的价值、个人的得失，想到的是我们的祖国和人民不能再遭受帝国主义的蹂躏。帝国主义想乘我中华人民共和国刚刚诞生之际，扼杀在摇篮里，我们决不能让他们的企图得逞。年轻的女兵们带着必胜的信心，随着野战部队，英姿飒爽地上了前方。记得当时一起入朝的女战友，有沈露露、金文华、鲍紫珍、胡宛禾、赵均、李杭、张引、张超麟和我等共九名女兵。

文工团员在朝鲜前线排练

行军行军行军

郑朝回忆：

年过花甲，湖畔独坐，浮图积翠,往事如烟,便想些平生赏心乐事，跑到眼底来的竟是行军行军行军……

朝鲜的行军是艰苦的、惊险的、奇幻的，又是温馨的。数十年回忆起来，像是衔着一枚杭州的九制橄榄。

朝鲜战场行军，缘于敌军的空中优势，往往是昼伏夜行。夜行军纪律严明:不准有灯火(包括抽烟);不准谈笑;不准掉队。我们这个由杭州一带参军的大中学生组建起来的文艺工作队，在国内已有三年的行军历史。想起那春秋佳日，迤逦在浙东的沿海山区，一路上过雁荡、上天台、迎天姥，看不尽的名山胜水，唱不完的“解放区的天”，何等快乐。而朝鲜夜间在深山密林中兼程前进，却是笼罩着战争的氛围，有些提心吊胆。尤其在那没有月亮星星的夜，景色森森，万籁俱寂，一个跟着一个走，每人在腰带后面佩一块白毛巾，整个晚上，每人都两眼紧盯着前面那个朦朦胧胧、飘飘忽忽的白点点。谁一疏忽找不到那白点点，整条长龙就会被头尾斩断。那时我当班长，前面走着政治部长腿的管理员，后面跟着一名娇小的女兵，逼得我瞻前顾后，不敢稍怠。还好那女兵用足吃奶的力气，仗着会跳芭蕾舞，脚尖弹性强，我回过头看，她总在我后面紧跟不舍。整个夜间就是沙沙沙，沙沙沙……偶尔轻轻地传话:“前面有沟!”“快快跟上!”军令如山，真够紧张。总算我们也是老兵，行军中很会调节神经，一张一弛，张中有弛。有时队伍走得缓慢了，或者稍息片刻，那紧绷的神经立即松弛下来，甚至美美地打一会盹儿。这一会儿的松弛，体内如重新充了一次气，再行军的时候又是精神抖擞了!

下雨的时日，当然更是艰难，要用那厚厚的雨披包裹着自己。下雨行军最能检验你的行军资格。背包是否打得结实，背包带子长短是否适度，米袋、枪支、叮叮当当的东西是否各得其所。倘不，在雨中就会自食其果，洋相百出，负重如牛。调整自己的呼吸，掌握自己的步伐，在雨声的伴奏下，沉稳而坚毅地前进，就会有一种持久昂奋的力。雨有时是温柔的，抚摸你的脸，引起你想起一些愉快也许是秘密的事，那雨水流到嘴边，稍稍有点咸味，也是别有滋味在心头;但如果滴溜溜流到脖子里去，便会使你透心的凉，从雨的怀抱里惊醒。最怕的是那滂沱大雨，猝不及防，劈头盖脑，浸入雨披，沁入内衣，甚至把你包着油布的背包，打得稀湿，那就狼狈不堪了!有一次，突遭大雨，到了一个大的防空洞内，洞内也漏着水，个个如落汤鸡。男战友们立即褪下衣服,绞干雨水，大大咧咧，嘻嘻哈哈。而那些年轻的女兵们，还湿淋淋地站在那里，为难地大眼瞪小眼。这时队长发火了，下了命令:“这样捂着还不生病?!还顾什么，快换衣服!”女生班长就带姑娘们躲在洞的一角，拉上雨披，于是在雨布的后面淌出他们绞出来的雨水和窃窃的笑声。

朝鲜的冬天很长。冰封雪冻，行军的时候，帽檐袖口都挂着小小的冰柱，风像刀一样锋利地刮着我们的脸。但是也有好处，就是夜间不那么漆黑一团了，仿佛走进一个水晶的世界。

文工团员在朝鲜雪地里演出

那时，夜间常常升起各式各样的照明弹。在摇曳的光亮下，地面就出现了种种奇幻美丽的景象。那复盖着冰雪的山峦、树林、巉岩、溪流、屋舍，晶莹透明，色彩或红或绿或黄或白，变化奇谲，其迷人正如苏联电影《宝石花》!但你不能陶醉，反要警惕!因为照明弹有我军自己打的，也有敌人间谍打的。一次几颗照明弹打后，就有几架敌机在我们头上盘旋，不久就开始扫机枪，接着就扔下一串炸弹，幸好炸弹偏斜到小山坡的那一边去，只是把雪泥溅盖了我们一身，无一伤亡，继续前进。冬天行军，真是艰难的跋涉，那汽车轮胎上装了链条才能启动，我们岂能履冰如夷?扑通!骨碌碌!格郎郎!雪夜行军，是一曲各种声音组成的交响乐，人跌了，东西摔了，开始还轻轻互相取笑，后来连取笑的力气也没有了，就数着自己或别人跌跤的次数。

可怜的是音乐班，大提琴、小提琴、手风琴、这些就是他们的武器呀，怎么能跌，抱得紧紧的，十倍地小心翼翼。即使跌跤，宁可让自己的身体先着地，也不让跌坏乐器，因此他们跌起来比我们疼痛，自然也没有我们那份潇洒!

行行复行行，最终目的地是军事秘密，小兵不得而知，我们盼望的就是当天的目的地。“到目的地还有五里，同志们加油!”当精疲力竭时，就会有这样的传话。老兵都知道这往往是鼓动，走了五里还有五里，鬼知道那“五里”到底有多远，但是战士的情绪还是活跃起来了!如果是在祖国，到了目的地就能顺顺当当地烧水烫脚，吃一顿热呼呼的饭菜，在松软的稻草上一夜无梦到天明，那真是多么美妙的享受!在朝鲜可不行呀，就说升火烧水煮饭，就是一大难题，战争中的老弱妇孺，哪能给你提供那么多干柴禾，能找到一堆湿漉漉的就不错了。男战士背来湿柴禾，女战士就点火引燃，一口一口地吹气，便慢慢地冒起一股股呛人的浓烟，硬是把火升起。朝鲜老乡那铁锅，真是厚得可怕，烧一锅饭，眼泪也要淌出一大碗。一夜行军，疲倦不堪，分配在哪儿，纳头便睡。醒来的时候才发现各式各样的住处:农家的热坑头、废弃的猪牛栏、毁坏的水电站隧道……有时竟是十十足足的野地。天热的时候，露宿倒是有趣，醒来时，金达来花开得满山满谷，空气清新而芬芳;寒冬腊月，没有住房，也没有美军那样的睡袋，确是可怕的!一个冬日行军到长津湖，长津湖一战，震惊世界，敌人丢下一辆辆其貌狰狞的坦克，被厚厚的严冰冻在那块焦土上，好像是中朝战士的一块块丰碑!但那一带经过炮火的激战，满目废墟，我们真耽心没有住宿之地。后来幸而找到一处无人居住的平房，约二十个平方，我们这个文工队男男女女三十多口，个个像沙丁鱼一样也挤不下，怎么办?就这么你拥着我，我枕着你，恍恍惚惚到梦乡里去吧!我班副班长是位积极分子，凡事先人后己，又是浪漫主义十足，好发奇思幻想。他忽然站了起来，神密地说:“班长，我有办法了!”说着就把他的雨披四只角吊在屋柱上，变成一张吊床，他爬上去躺了下来，夸张地说:“同志们，吊床好舒服!”他是想让别人睡得舒服一些，他自己舒服吗?果然，那吊带越睡越松，后来那吊床变成一个麻袋，把他裹成一个米团子，垂了下来。第二天行军，副班长腰酸背痛、两眼惺忪，哭笑不得，一瘸一瘸地走在队伍里。现在他已是一位离休的师职干部，住在北京的一个大院里，说起这件旧事，就捧着发福的肚子大笑不止。

前进前进前进!我们这批知识分子出身的文艺战士，读过许多描写战争的作品，演过许多表现战争的节目，从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鸭绿江，就渴望投入真正的战争，在血与火中锻炼自己，把艺术献给正义战争，为捍卫和平甘心牺牲一切!在朝鲜东海岸辗转了几个月后，终于开赴上甘岭附近的一个主战场。大炮隆隆飞机嗡嗡，一场凶恶的现代化鏖战、一场辉煌的胜利正在等待着我们，年轻战士欢欣的心跳跃着，迈开双脚，前进前进!

(原载1990年12月8日《文艺报》)

全军第一届文艺工作会议

“为了祖国”创作漫忆

夏驼、赵道回忆：

1950年10月，美帝侵略朝鲜的战火，烧到鸭绿江边，刚满周岁的中华人民共和国，受到严重的威胁。这时，中央决定派遣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

11月中旬，我军于东海前线开展抗美援朝运动，掀起报名参战热潮。此时，文工团创作组刚成立不久，我俩便奉命下一八四团一连参加这项工作，搜集素材，准备创作。

一八四团一连驻海门(现为椒江市)东北角山坡上的一座大庙里，我俩被安排在庙宇东北角的一个小套间里。套间很小，只有5.6平方米。启窗远眺，可见无垠的大海，窗下是悬崖峭壁。白天我们随战士出操上课，夜晚或参加班、排讨论，或漫谈采访心得，深夜则倒腿在一张不宽的单人禅床上。我们刚到连队不久，便从战士的墙报上看到一副对联:“小草春前添秀色，大军指日定台湾”，还从他们在会上的发言和平时的谈吐中，发现这是一支颇有文化、颇有觉悟的军队。待到抗美援朝动员教育一开始，便全连上下，群情激奋，从班排战士到炊事员、通信员、司号员等连部的勤杂兵，人人争先恐后，纷纷报名，有不少人还写了血书，积极要求赴朝参战，决心彻底消灭美国侵略者，弄得连长指导员夜以继日，应接不暇。连长指导员也“明争暗斗”，向上级党委反复申述自己的有利条件和坚强决心。一名战士家属来队探亲，从教育中受到鼓舞，也积极动员其丈夫报名。指战员们这种灼热的爱国之情，深深地激发了我们。回到团部招待所，我们连夜交谈，确定主题、人物和结构，由夏驼执笔，先搭起架子，三天三夜就拿出了独幕话剧的草本。

在和战士们相处的那段激动人心的日子里，我们发现，在战士们的发言、谈话、决心书上，出现频率最高的一个词，便是“祖国”，这是以前历次战争，包括抗日战争和国内革命战争中都很少出现的新现象。我们也被这个扣人心弦的新词深深地打动了。我们感到我们的战士，再也不是只知道保家卫国的土八路，而是胸怀宽广，十分明确自己肩负历史使命的战士了。为此，我们便毫不犹豫地把剧本的题目叫做《为了祖国》。

初稿完成后，回到军部(驻黄岩)，全组同志又经过半个月的讨论，提出修改意见，然后换手由赵道执笔，写出二稿。至12月中旬送团部审查，受到宋奇、三百两位团长的极大关注，并立即决定排演。选定王季力、林湘、李玉如主演，郭伟同志(后改由宋奇团长)执,并定为准备参加全军第二次文艺会演的节目之一。

《为了祖国》从剧本形式到演出，可以说是真正意义上的集体创作，不仅创作组全体同志，包括田苏、王振业、梁燕等全力以赴，在排演过程中，从导演、演员到整个剧组也都倾注了很大的心血。一段对话，一句台词都经过反复推敲，提出修改意见，先后改动不下数十次。宋奇团长也参予修改并定稿。

1951年2月底，在全军文艺会演大会上，《为了祖国》与由梁燕执笔、三百团长参予修改并定稿的大型话剧《哪里跑》(原名《一条路》)获得一致好评,双双获得一等奖，并与六十一师文工队创作演出的《为了和平》一起被推荐去杭州参加七兵团会演。在兵团会演期间，适逢朱总司令在杭视察，也观看了《哪里跑》的演出。兵团会演结束时，两剧又双双获得最高奖，并由兵团推荐赴南京参加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会演(《哪里跑》送剧本参赛)。《为了祖国》在华东军区会演期间，可以说是唱出了我军抗美援朝的英雄气概，因之得到了军区首长的肯定和与会同志的热烈赞扬，被誉为“爱国主义的教科书”、“三野近年来出现的比较优秀的剧目之一”(何捷明《介绍〈为了祖国〉》一文中语)。熊佛西、宋之的、刘白羽等名家观看演出后，也给予了充分肯定。熊佛西在大会发言中说:《为了祖国》这个独幕剧的成功之处，也是她的特点，就是写出了兵的精神。只有熟悉兵的生活的人，才能写出这个精神来。这次会演，许多戏都是写兵的，但都没有这个戏这样深刻地写出了兵的精神。会演评选结果，《为了祖国》与华东军区、第三野战军前线文工团创作演出的大型歌剧《碧海红旗》同获会演最高奖一一创作、演出二等奖。会演结束后，军区文化部又为之出了单行本，发行全军。后又由济南军区文工团排演赴朝鲜前线作慰问演出，亦收到了良好效果。《哪里跑》剧本亦获剧本创作三等奖。回军部后，创作组为此荣立集体一等功、二等功各一次。

从历史的角度观察，应该承认，《为了祖国》和《哪里跑》两剧的创作和演出，是二十一军文工团一段鼎盛时期的产物，它们奠定了二十一军文工团在华野文艺战线上的应有位置。它鼓舞了创作组全体成员深入生活，学习生活，反映生活的信心，也鼓舞全团乃至全军文艺工作者在开展兵写兵，兵演兵群众性文娱活动中为创作出优秀作品而迈步前进。同时，作为创作者的我们,也清楚地看到,这个作品由于我们当时创作经验和艺术修养之不足，给它造成了一些先天性的缺陷。话剧是靠台词来刻划人物和表达主题的,因此台词的个性化就极为重要。我们在这方面虽作了极大的努力，但仍不免有概念化的感觉。也就是说，如果把剧中连长和指导员的台词互换一下，演出仍可照常进行。这就说明他们台词中缺少鲜明的“这一个”!这是形象艺术创作之大忌，我们当时还不大懂得这一点。当时我们的头脑里只有一个原则:我们要如实地表现生活中正面英雄人物，表现正面人物的精神世界，要展示指战员们爱国主义的心灵之美和革命英雄主义的高尚之情，对于文艺创作中的诸般表现手法还不甚熟悉。当时有同志反映台词有点“学生腔”，大约也就是这个问题的症结。

所以正如通常所说，视觉形象的创作，常因为某一原因而造成遗憾。现在我们也无法去改变这个“遗憾”了。

1994年5月

志愿军第六十三师文工队（系温籍知识青年）

琐 忆 两 章

李娴娟回忆：

没有写完的诗

抗美援朝的战斗年代已相去很远了，可作为一名志愿军文艺战士的我，却一直眷恋着那留有美好记忆的三千里江山。在阔别她的漫长岁月里，哪怕是听到一曲朝鲜歌子，也会引起我许多动情的联想，就像有一种甜丝丝的东西轻柔地舐着我的心。在温馨的沉醉之中，我总是看见一位白衣母亲光洁的身影;看见她那张布满皱纹的慈祥的面庞;看见那一双和蔼可亲的眼睛;看见……啊!其实我什么也没看见，只在记忆的屏幕上时隐时现出一角白色的衣裙和一双饱经沧桑的手。但是，我却实实在在地触摸到一位母亲的心。

那是在1953年的初春，我随文工团小分队七八个同志下连队演出。一路上搭乘不断更换番号的卡车，中途饿了，随便遇上哪个部队，端起碗来就吃饭，不需清算伙食费;困了，下车推开一家老乡的房门，摸到炕上倒头便睡，不用考虑交纳房金。大家都习惯了战争时期这种特有的生活方式。

这一天夜间，卡车进入鱼隐山腹地，淅淅沥沥的雨珠夹带着细碎的雪粒，把我们几个蜷缩在露天车箱里的男女战士浇得浑身湿透，加之呼呼冷风袭来，更是寒冷难禁。人在饥饿和寒冷时，最渴望的是温饱，一向精力旺盛的文工团员们，这时都蒙住大衣，各自进入美好的向往。

搞美术的老裘，年长一些，他怕同志们睡着冻病想活跃一下情绪，便提出了一个讨论题目让大家回答--什么最温暖。这话很提神，立时引起了我的某种向往，便不加思索地说:“要是现在能够喝上一碗热呼呼的棒子面粥，那是最温暖的了。”

“嗨!就知道你们山东的棒子面。”小张上牙打着下牙抖抖瑟瑟地道，“还不如我们上海的酸辣汤呢!”说着“吸溜”→声哈着气，好象已经辣得冒汗了。

“什么棒子面酸辣汤的!温暖，这个主题是很有诗意的，它让人想到了太阳，想到了火。”小郑在《抗美援朝专刊》上发表过短诗，显然他想的意境高一些。

搞独唱的刘建风附和道:“对对，火!它的颜色是火红的，节奏是热烈的，应该是……”他鼓起腮帮，发了个“呣”声，找到了共鸣，刚要引亢高歌，我打断了他:

“火热和温暖并不是同义语，温暖应该是……怎么说呢?如果是音乐，它的旋律不是热烈的，而是柔漫的。如果是绘画，它的颜色不是鲜红色的，而是乳黄色的。如果是诗，那应该是一股涓涓流向心田的甘泉。”

在七嘴八舌的议论中，得出了一致的倡议一一根据各自的感受由老裘画一幅画，刘建风写一只歌，我把它升华成一首诗。

可惜我在创作组只能胡诌几句笨拙的歌词，当然也竭力学着写诗。在汽车的颠簸中，我陷入了沉思，冥思苦索着生动的诗句，不久便昏昏入睡了。半路上因为车子出了故障需要拆修，司机把我们唤醒，让我们找个地方休息。规定凌晨四点钟开车，不得有误。

我懵懵懂懂跳下车，跟着两个男同志踏着冰凉刺骨的雪水，找到了就近一家房舍。推开门扉，借助一缕手电的光束，呈现在眼帘的是被战争破坏得一贫如洗的家庭。简陋的炕上竟连一床被子也没有,三四个和衣而睡的人影,蜷曲着身子分辨不清是男是女。当时我是又冷又困,看见有个炕铺,哪里管得了这许多，挤个地方，枕着湿漉漉的衣服，越发冷不可耐。我缩成一团，揪住大衣顾上不顾下，双膝几乎抵住下巴，可脚还是被冷落在大衣的外面。迷迷糊糊睡着，做了一个冰凉的梦。只觉得一双脚踩在雪水里，像是无数针扎得通身瑟瑟发抖。不知过了多长时间，梦境里脚下的雪水变了故乡的海滩，我踩在热烘烘的细软沙面上，温暖的海潮轻柔地舐着脚面，冰冷的针刺感融化成一股股热流，立时涌到身上每一个细胞，惬意极了，舒适中，诗情油然在我醒着的那一片大脑中激荡，萌生了梦中的诗句:大海，你是母亲温暖的胸怀。句子虽然落俗，却也受到启迪，给予车上讨论的命题找到了准确的感觉。

“上车，出发!”急促的呼唤声把我惊醒，打断了充满诗情的梦。我睡眼惺忪地坐起，眷恋着梦中未成的诗稿。可不知为什么，梦中的温馨感依然在我身上扩展。不由得顺着自己的脚住下看!啊!我的两只脚裹着洁白的衣裙，被阿妈妮那双饱经沧桑的手紧紧地搂在她的怀里。

只有浓缩的感情，才能凝炼成诗。眼前的这幅画面谁能说不是情深意浓的油画、歌曲和诗!梦里那热烘烘的细软沙滩却原来是阿妈妮温柔的胸怀;那轻拂脚面的潮水不正是一位母亲流动的爱泉?我的眼睛湿了，情不自禁地想大声呼唤，可刚张开嘴便止住了。我不忍心惊动一位慈母安祥的梦，只是在心里

志愿军第六十三师文工队在朝鲜

默默地唤着: 妈一一妈。

汽车已经发动，催促出发的口令频频传来。我轻轻地挪开那双苍劲的手，从温暖的怀里悄悄地抽出了我的脚，登上鞋子重又踏上征程。

我并不知道那一夜住的是什么村庄;也不清楚阿妈妮姓甚名谁:在夜色朦胧中更没有看清她的面容。可是，从一位普通的母亲心底释放出的体温，依然在我的血液里流动，一直到我自己也做了母亲。

三十年过去了，那两个同志的画和歌不知是 否 问 世。而我，那首梦中未就的诗，至今仍没有写完……

未能实现的愿望

大凡赴朝作战的志愿军成员，在那块美丽的国土上，心里都会铭刻下这样和那样的一些动情的记忆，甚至还会留下本该实现而未能实现的某种美好的愿望。而作为侵略者驱使的工具 --美国士兵们，读者是否知晓他们的心里留下的是些什么呢?

这使我不由想起一个美国战俘的遭遇:

1953年春，我在某团二连深入生活，该连营房位于偏僻的山沟，交通极不方便。为了运输方便，上级决定，在营区通往大路的山道上修一条公路。一声令下，全连指战员抡锤挥镐，热火朝天地干了起来。开工的第二天，忽见一支着蓝色制服的队伍松松散散地朝工地走来。战士们误认为是来自祖国的民工，热情地迎上搭话。到了跟前，才发现，他们竟是蓝眼睛大鼻子的美国人。跟随的翻译同志告诉我们，这是俘虏营里的美国战俘。我方管理人员考虑到他们睡不惯地铺，动员战俘们自力更生到山上砍木头搭高床。战士们看到队伍里没有我方持枪看押的人，有些不放心地问:“不怕他们跑了?”翻译笑道:“赶都赶不走，战俘营是他们的乐园，营区悬有标志旗号，不会遭飞机轰炸。他们巴不得躲过战场上流血奔命的厄运，呆在这样一个安乐窝里等待战争结束，还可以按月在他们上司那里记领薪金，这可是不可多得的生财保命之道哩。”正说时，一个战俘走了过来，嘴里还吹着口哨。他凑到我们跟前，潇洒地挥挥手中的树条，做了个友好的手势，端起石头上一只盛满开水的杯子一饮而尽。饮完，认真地端详着杯子上的一行红字，不解地耸了耸肩膀。翻译告诉他那字是“最可爱的人”。他夸耀地竖起大拇指，用生硬的中国话连连喊着:“最可爱的人!最可爱的人!Friend! Friend!"

此人名叫尤利，二十五岁，家中只有寡母一人，独居于芝加哥城郊。这个性格开朗的年轻战俘，每每路过工地，总是主动地与我们打招呼，有时还天真地用生硬的中国话唱着:嗨啦啦啦啦嗨啦啦啦，天空出彩霞呀，地上开红花呀，中朝人民力量大，打垮了米桂桂呀。”他总是把“美国 鬼”唱成“米桂桂”，战士们笑着帮他纠正，他连连耸肩摆头，指着自己的鼻子:“米国鬼!米国鬼!”

这个很有点个性的美国士兵，引起了我的好奇。便利用他们每天路过我们工地的机会，断断续续地作了一些了解。

尤利兴致勃勃地告诉我们他的一项长远计划。根据战局发展状况，他估计自己还将在我战俘营住上一年或者两年，以至于住满他的服役期。这样，回去后便可以领到相当可观的一笔美金，他计划用这项收入投资，做一笔赚钱的生意，可望变成富翁。于是，便寄信给芝加哥的母亲，让她登个广告，把自己拥有的财富和打算公诸于众，作为他招来一个愿意合作的美貌的未婚妻的资本。不久，尤利先后收到了五十六封各种颜色的信笺，并附有形象各异大小不等的照片，其中有十四岁的小姑娘，也有三十八岁的老姑娘(天晓得是不是姑娘)，她们毫不隐讳地炫耀自身各部零件，作为签订合同的法码。信中津津乐道地介绍自己有怎样柔软的金色美发;什么颜色迷人的眼睛;多么纤细而又富有曲线美的腰身，何等丰润的大腿等等，等等，不一而足。尤利大喜过望地翻看着这些照片和信件，对自己妙不可言的未来寄了热切的希望。

这个美国人的向往，也许在他们那个社会并非奇特，然而与我们品格纯清理想崇高的战士相比，就显得十分地荒诞了。我心头不禁萌发出一个创作动机，想以尤利的真人真事写一个讽刺活报剧，从反面来衬托我志愿军战士的高洁情操。这个想法得到连队的支持，初稿很快写好了。正要组织连队文娱骨干排练时，意外地得知尤利所在的战俘营遭到美国飞机的轰炸，幸好我方人员抢救及时，损失不算太大。但是尤利不幸身亡了，他那可悲的愿望连同他年轻的生命，都在自己的炸弹下被撕得粉碎。

我怜悯尤利，同情那位美国母亲，那出讽刺活报剧终于没有排成。自己的飞机轰炸自己人，这固然是个莫大的嘲讽，然而，就这个家庭的命运来说是可悲的。想来想去，不该写成讽刺活报剧，倒是值得编著一部发人深思的悲剧。

这以后，我们文工团全力配合即将开始的大规模战役，进行宣传鼓动工作，忙得不可开交。部队涌现出的英雄模范事迹写不完颂不尽，哪里还有空去写一个美国士兵的悲剧。这段素材沉睡在采访本子里变成了陈旧的历史，随着时间的流逝，此事也便渐渐地淡忘了。

1983年，我观看美国杨百翰大学访华舞蹈团在北京别开生面的演出，引起了一些联想，三十多年前尤利的形象在眼前。我在心里不禁默默地为舞台上生气蓬勃的美国大学生祝福，但愿尤利的悲剧不要再发生在当今美国青年的命运之中。

志愿军坦克部队在朝鲜作战

一束难忘的金达莱花

李静回忆：

1990年10月25日,首都京西宾馆大厅内,隆重召开中国人民志愿军赴朝参战四十周年纪念大会。军委、总部领导和曾参加抗美援朝战争的一些老同志欢聚一堂。我(原名胜利)作为一个曾赴朝参战的中国人民志愿军的文艺战士，现任总参政治部文化部部长，也参加了这次聚会。与会的领导和同志按大会的安排，均做了慷慨激昂的讲话和发言，阐述了抗美援朝的重大意义，颂扬了中朝人民的伟大友谊。最后，人们走上会场中心，用歌声来抒发各自的情怀。

在一片掌声中，人们把我也推至表演区，出于当时真诚而热烈的气氛，我这个多年不登台之人，也放声高歌，唱了一首现代京剧智取威虎山选段《共产党员》，引起了热烈的反响和掌声。知道我曾去过朝鲜，一致欢迎我跳个朝鲜舞。随着带有浓郁民族风韵的朝鲜民歌《桔梗谣》的乐曲，我缓缓地、不由自主地舒展双臂，轻移舞步，跳起了当年我在战地上，向朝鲜艺术家学习地道的朝鲜民族舞。我边跳边用朝鲜舞独特的语汇，邀请与会的领导和同志，他们有的已是年逾花甲的老将军，却一个个应邀起舞，边唱边跳。张张笑脸、一个个各具特色的舞姿，引起人们一阵阵轰笑。就在这此起彼伏的欢声笑语、掌声和乐声中，热烈的气氛达到了高潮。人们忘记了年龄、忘记了环境、忘记了身份，沉醉在对往事的回忆中……我仿佛也回到了三十多年前，回到了亲爱的志愿军战友们的行列:回到了充满挚情的朝鲜朋友们的身边;仿佛看到了侵略者在那片如诗如画的异国土地上留下的累累战争创伤;看到了在弹坑里、在满山遍野盛开的灿烂的金达莱花。许多往事也像多彩的荧屏、一幕幕呈现在我脑海……

美帝国主义于1950年发动了侵略战争，把战火烧到了鸭绿江边。毛主席、党中央经过慎重考虑，作出了重大决策:为了保卫世界和平，打击侵犯之敌，号召热血青年，组成中国人民志愿军,出兵朝鲜,为正义而战。虽然那时我才只十三岁，而一种强烈的爱国主义和国际主义之情激励着我。为了捍卫祖国的尊严,使我们神圣的祖国不再受侵犯,为了使亿万像我这样的青少年过上更美好的生活，我这个在战火中长大的烈士之女，年轻的革命战士、共青团员，怎能袖手旁观?我积极响应号召，主动申请奔赴祖国最需要的战斗前线。开始，由于自己年龄小，后又调回南京参加全军文化大进军，学习文化。组织上考虑我自幼从军，饱受战争之苦，在动荡的军旅生活中长大，胜利了，刚刚过上几天安定的日子，又要放弃学习的良机，离开大城市，到基层部队，投入更艰险的异国战场，不忍心让我去。经过我多次软磨硬泡，慷慨陈词，多方努力争取，终于被批准成为一名光荣的中国人民志愿军文艺战士，加入了中国人民志愿军第二十一军文艺工作团的战斗行列，成为当时年龄最小、资格最老的团员，被人们戏称为“年轻的老革命”。

1952年，我满怀革命豪情，与战友们一起高唱志愿军战歌:“雄赳赳，气昂昂，跨过鸭绿江!”奔赴抗美援朝，保家卫国的朝鲜战场。在战火纷飞的异国土地上，我和战友们像电影《英雄儿女》中的王芳那样工作战斗着。在零下四十多度的严寒里，不惜冒着生命危险，冲过敌人的封锁线，到前沿去进行战地慰问。有一次我们身背全副行装、武器和演出用品，跑步通过一道沙河和长达几十里的封锁线。美国侵略者倚仗他们的空中优势，不分时间地点，不分前方后方，肆无忌惮地狂轰滥炸。对于这道封锁线，敌机更是不停地进行低空俯冲，交叉扫射轰炸，俯冲时的怪叫声震得人们头皮发麻，扫射的弹片击起排排尘土和火花如同一张张血盆大口要将我们一口吞下。进入这样的死亡线，我们都有着为国捐躯的准备，实际上有许多同志倒下去，再也未站起来。我是幸运者，虽穿过枪林弹雨，却依然安然无恙。我们来到前线，把部队的英雄事迹编成各种文艺节目，为他们歌舞，为他们演唱，战友们热情地握住我们的手激动地连声说道:“谢谢你们转达了部队首长对我们的慰问和鼓舞，带来了祖国人民的心意:谢谢你们冒着生命危险到前沿来为我们演出。请转告部队首长:人在阵地在，我们决不辜负祖国人民的重托，坚决完成党和毛主席交给我们的神圣使命!”听到他们那铿锵的话语，我们的眼眶湿润了，我们深为能有这样的英雄战友而骄傲，更为身为一个光荣的志愿军文艺工作者而自豪!

记得。还有一次我们奉命到最前沿的坑道里为即将出征参战的部队进行慰问演出，坑道上面的山头已被敌入占据。在夜幕的掩护下，我们通过敌人的封锁区，来到一个驻满部队的长坑道里，用树枝和被褥堵住洞口加以伪装，我们就在只有三米见方的坑道尽头，点起松枝火把照明，开始了特殊的带有神秘色彩和重大意义的地下战地文艺演出。一曲志愿军小唱“紧敲那个板来，慢拉琴，我来唱唱光荣的志愿军”拔动了战士们的心弦，激起了他们无比的自豪感和亲切感;快书《一车高梁

中朝两军战场会师

米»逗得大家哈哈大笑，对愚蠢的侵略者一—联合国军发出嗤之以鼻的嘲讽，我表演的朝鲜舞和中国民族舞蹈《双剑舞》,激起了战士们对朝鲜、对祖国的无比热爱。这是我表演生涯中在最小的舞台上的一次演出，当我双剑一展两个剑头就刺到了坑道的土壁上，就在这忽明忽暗小得不能再小的舞台上，我们全神贯注地演，部队整装待发全副武装，刺刀闪光，整齐地挤坐在地上观看。因为人多洞小，又无通风设备，洞内的空气令人窒息，连照明的松枝火把和蜡烛均因缺氧而难以燃烧，人闷得喘不过气来。当时我只感到四肢瘫软，头晕目眩，豆大的汗珠洒落在地，无力再演下去，但想到我们的战士，他们马上就要冲上战场与凶恶之敌展开殊死搏斗，也许有些同志将一去不返，他们是祖国最优秀的儿子，他们是祖国最可爱的人，能为他们演出，就是付出鲜血和生命也在所不惜，全身就又有了力气。当时，我们满怀激情地演，他们饱含着热泪看，那悲壮的情怀，那动人的场景，令人至今难忘。就这样，作为一个战地文艺工作者，我们背负着人民的期望和祖国的重托,转战在硝烟弥漫的战场和异国的崇山峻岭，有时饿了吃一口炒面，渴了捧一把冰雪，将生死置之度外，把欢乐送到前线。

那时，我只有十五六岁，这是一个少女最美好的花季，可是在那充满艰险的战争熔炉里，我这个年轻的文艺战士，也经受住了苦与乐、血与火，生与死的严峻考验。驻在我们营区下面的一位朝鲜老妈妈，她的儿子为了保卫国家参加了朝鲜人民军，奔赴打击侵略者的前线。当她看到我年龄那么小，就远离自己的祖国和亲人来到异国朝鲜，在滴水成冰，零下几十度的严寒里，手冻肿了，脸冻红了，还要天天早起在刺骨的寒风中苦学苦练:在敌机狂轰滥炸下，还要不断奔波为前线服务，就常常会感动得露出慈祥的目光，伸出双臂把我冻僵的身体搂在怀里，用不太清楚的中国话连连叫着:“女儿，好女儿!”她用自己的体温和慈母般的爱，温暖着我的身心。我的母亲早在抗日战争中为国捐躯壮烈牺牲了，这位朝鲜“阿妈妮”(妈妈)对我的爱，使我深深地体验到了母爱的伟大，体会到中朝人民血肉相连。我为能有一位朝鲜妈妈而感到幸福，虽然岁月流逝，但她的深情和慈爱却永远活在我的记忆里。

中朝军队并肩作战，粉碎了美帝侵略军的美梦，他们像被痛打的落水狗被迫不得不在板门店的停战协议书上签了字。

停战了，我们胜利了!这惊人的喜讯传到了我们的军营，顿时欢声雷动。人们急忙扯下防空的门窗挡布，冲出阴暗潮湿散发出霉臭怪味的坑道宿舍，对着星光闪烁的夜空，在开遍金达莱花的山坡上，尽情地欢呼跳跃，手舞足蹈，笑骂戏打，互相拥抱，共同欢呼中朝人民正义之师，战胜了世界上装备最现代化的凶恶之敌。

停战后，为了巩固胜利，入朝部队的驻防布署均做了调整，与朝鲜人民军也加强了友好来往。有一次我们到人民军去慰问演出，朝鲜同志感情热烈奔放，他们非常喜欢我们中国的民族歌舞，更喜爱他们自己民族的文化艺术。当我们在台上表演朝鲜民族舞时，他们在台下击掌而和，还不住地高叫:“朝他!朝他!”(即朝鲜语“好啊”)。记得那次我与舞蹈队的小伙子张克愚表演朝鲜双人舞《军功章》，表现一对朝鲜青年夫妻相会时双方戴上闪闪的军功章，男的是人民军英勇杀敌的功臣，女的是劳动支前模范，他们相见后各自表述军功章的来历，表达一对革命夫妻互敬互励的崇高情怀。舞蹈跳完后，台下响起热烈的掌声和叫声，两位男女人民军战友手捧鲜花，在暴风雨般的掌声中像雄鹰展翅，跳上舞台，那位女士直奔小张，先是献花，后是拥抱，热情无比，那位雄鹰，展开双臂直向我扑来。我这个平时视男女谈情说爱为不端的女军人，年龄虽小，封建意识却极浓厚，当即被惊呆了，吓坏了，哇地高叫一声往后台就跑，躲在角落里，心砰砰直跳。这时台下的观众爆发了更大的欢呼，小张带着那位男士跑到后台，像老鹰抓小鸡一样，又把我拽上了舞台。在台上台下一片欢呼和雷鸣般的掌声中，那位英俊的人民军战士，向我献上了一束在自己国土上采撷的最鲜艳、最美丽的金达莱花，并将我紧紧地拥抱。这是我平生第一次接受男性的拥抱，真感到茫然不知所措。出人意外的是我的舞伴，平时讲话都要脸红的缅腆的小张，却勇敢地张开双臂，用同样的礼节拥抱了那位给他献花的小姐。台下顿时掀起欢呼的狂潮。一股巨大的暖流传遍我们全身，我为之激动，为之自豪，我感到这束鲜花不仅代表献花者的心意，而是代表了朝鲜人民军战友和三千万朝鲜人民的深情。这热烈的拥抱，象征着中朝两国军队患难与共，牢不可破的战斗友谊!在台上，我们与人民军战友手拉着手，将金达莱花高举过头，挥动着、挥动着……我仿佛看到了在朝鲜三千里锦绣河山上的金达莱花发出灿烂的霞光，仿佛看到了我亲爱的祖国人民脸上绽开的幸福微笑，也仿佛看到了一群群美丽和平鸽在碧蓝的天空展翅翱翔!

今天，当我在中华人民共和国首都北京，与当年曾赴朝参战的战友们共同唱起《桔梗谣》，欢跳朝鲜民族舞时，往事历历如在眼前，我想起了那些朝夕相处，生死与共的志愿军战友，想起了那位深情慈祥的朝鲜妈妈，想起了那束象征友谊和胜利的令人难忘的金达菜花!

【作者简介】李 静,女,1937年生。曾任新四军四师拂晓剧团团员，二十一军文工团团员，中国人民解放军总参文化部部长。创建中国第一支业余女子军乐团并兼任团长。

志愿军第六十三师文工队在朝鲜

我的负伤经过

汪平回忆：

1951年初秋的一天，从我家门口走过一队英姿飒爽的女兵，多么神气!多么英武!这是什么队伍?一打听原来是驻在本市江北岸槐树路的二十一军六十一师文工队的队员们。那时，我是多么地羡慕，多么想参加进去的呵!我和他们年纪差不多大，我能不能成为他们之中光荣的一员呢?一天，我把埋在心里的话讲给姐姐听，姐姐很高兴，鼓励说:“你这个愿望很好，我去问问学校老师怎么办手续，但你真的要去当兵，就要有保卫祖国和为人民服务的决心!”多么新鲜的字眼，我一口答应:“你放心，我能做到。”过几天，我姐姐真的拿着一张老师的介绍信,叫我到部队去找指导员。那天,我穿着整齐的服装，兴高采烈地来到了江北岸槐树路部队，果然找到了指导员陈星刚，我一见他就开口问:“首长，我能不能参加你们解放军?”但心在扑扑地跳。只见指导员和蔼而严肃地问我:“小鬼，你几岁了?"“我十四周岁”，“这么小，会不会哭?"“不会!”又问:“你为什么要参军?”我立即用姐姐教我的话回答:“为了保卫祖国，为人民服务。”指导员笑了，接着又说:“你怕不怕苦?参军要走很远很远!”我定定神，鼓着勇气答道:“我不怕苦，永远跟着你们跑。”这坚定的话音，使指导员很高兴:“小鬼，合格，要你啦!”就这样，一个不懂事的女孩子穿上了军装，于1951年10月5日正式投入了革命的怀抱。

1952年年底，整个部队紧锣密鼓，处于紧张状态，开始很神秘，保密，后来层层发动，大家都讨论着抗美援朝的事了。我觉得自己已是革命队伍中的一员，抗美援朝也该有份，就写了决心书。1953年开春，我军正式接到命令赴朝参战，于是整个部队沸腾起来，整装待发，我虽然不用操心，但也和其它战友一样，心情非常激动，有一种光荣感和自豪感。谁也没给家里写信,这是由于纪律的约束。不久我们就雄赳赳气昂昂地跨过了鸭绿江。记得过江的时间约是晚上7时左右，只听有人大声说着，“我们成了志愿军了。”在朝鲜的日子里，几乎每天行军跑路，为了躲避敌机的轰炸，常是夜间行军，不管是风雨交加，还是漫天大雪，我也摔过跤，但没哭，也不怕苦。有时炊事员挑着锅担摔跤，才像一曲动听的交响乐，逗得大家捧腹大笑，既解疲劳，又解瞌睡。十六岁的我，从没叫大哥哥们背背包，都是自己背着行军。听首长讲，我们跑遍了朝鲜三千里江山的三分之一国土，有时宿营在朝鲜老大娘家，亲切地喊她“阿妈妮”，有一次我还喝过大娘煮的野参汤呢。

1953年6月的一天，我们部队全副武装，接受上阵地任务，向鱼隐山前线开发，要上山头阵地接防。我和其他战友一样，不示弱，身上背着自己的背包、雨披、两个手榴弹、一条米袋、两只急救包。那天，飘着细雨，下午二时许，命令下来了，要争取时间到达目的地，我紧紧跟着行军的队，一步不掉队。约四时左右，前面传来就地休息的口令，部队立即分散，我也就在附近一个半山坡的一颗小树下靠着休息。谁知刚歇下几分钟，忽然敌机的声音由远而近，一架美机像一只凶恶的老鹰在空中盘旋。大概被它发现了什么，紧接着便俯冲、轰炸、扫射，一颗炸弹在离我一百米左右的前方落下,一刹那，火光四射，乱石飞溅，我全身被震抛得老高。镇静下来后，拍去身上的沙石，正为自己庆幸没被炸死，只见山脚下很多战友不同程度地受伤了，有的捧着头，有的抱着手臂，有的拐着腿。忽听一声喊，“小汪平，快往山上跑!"我正想起身离开，忽见自己大腿鲜血直淌，手一摸，一手血肉模糊，原来我的右大腿也被弹片射着了。不知道时，还不觉 痛，一经发现，顿时眼发花，头晕目眩，痛得利害。“我不能走了!”一声大喊，战友们立刻把我身上的急救包拉开包扎起来，他们说我脸色苍白得可怕。此时，敌机扔完炸弹已远去了，部队检点人数，在轻伤不下火线的口号下继续前进。经检查，有三个同志属于重伤，我也是其中一个，另两个是男同志。我们三人被命令留下，送当地坑道医院治疗。这时，我忍不住唰一下流下了伤心的眼泪，不是为自己负伤，也不是想到妈妈，难过的是自己要离开革命队伍，就觉得像一只小鸟要失去自己的母亲。听战友们七嘴八舌地劝说:“小汪平，坚强些，祝你早日伤愈，我们会来接你的……”听罢战友们的勉励话，心中又想到，我是军人，这是命令，不是在妈妈身边的孩子，不能哭，很快擦干了眼泪，迅速被担架抬到了不远的坑道医院。到了医院，夜幕已经降临，但医院里却灯火通明。他们叫我吃面条，我吃不下只喝了几口汤，一点力气没有，血还在淌着。医生检查了我的伤口，说道:“小鬼，你真幸运，弹片还有眼，如再射上一点，穿进肚子里就麻烦了，若是再射下一点，打着膝盖骨也要残废，你正好伤在大腿后边，没伤着骨头。小鬼，命还大!”被医生这么一说，我挂着眼泪的脸蛋，露出了一丝笑容。医生一面给我说着笑话，尽力分散我的注意力，一面已经动手替我开刀。我躺在一张简陋的手术台上，鼻子上放着一只小小的罩子，开始了麻醉。医生说:“小鬼，别动，动手术不会痛的，你跟着我念:一、二、三、四、五……”我念着念着，念到几十声后，失去了知觉。一个多小时后，我渐渐醒来，发现自己已经躺在集体病房中了。这时麻醉药性已过，我痛得忍不住又一次流下了眼泪。第二天，医生来换药，揭开带血的绷带一看，伤口面积有小碗口那般大，且是横的(因受伤时是坐着，弹片横穿过去)不便缝合，怕对肌肉有影响。医生又说:!“你伤得不轻，病床紧张，我们想送你回祖国养伤。”我一听要把我送回祖国，心里急了，恳求医生说:“不要送我回祖国，我入朝才几个月，还不像个最可爱的人，你们把我留下来吧，我一定听话，好好养伤，争取早日回部队……”医生微微点头，终于答应了我的请求。时间一天一天地过去，胃口渐开了，伤口逐日好转，笑容也回到了我的脸上。当时，朝鲜坑道医疗条件差，女伤员只有我一个，又都是大病房，同病房的还有一个被俘的美国兵，和一个李伪军，我有时还为他们端水送药。在坑道医院度过了三个月，我的伤口基本痊愈，医生说:“小汪平，可出院了!”还发给了我25元人民币，说是让我补养补养。第二天，师首长特地派来吉普车把我接回部队。我第一次乘上小汽车，而且是师首长乘坐的小吉普车，真开心。我回到了师部，战友们一个个问长问短，有的抱着我.轻轻擂着说:“小妹妹又回到了我们身边!

1994年8月15日于宁波

志愿军第六十三师文工队在朝鲜

未完待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