少子化断想（原创）

曹岗

有段时间印度人很得瑟，因为印度终于成了世界人口第一，中国终于成了老二。往后我们会不会再次成为第一，我不知道。我倒是想到了甘地。如今在生育问题上，我们好多年轻人“非暴力不合作”，已成事实。

合作是一种利益交换。不愿合作是怕利益损失，就是挎菜蓝子大妈说的“划不来”。要说生孩子难吗，不难，找准日子就可能上路了。所以也有人说，不生孩子，是一种对自已对社会的负责任的善良，这话说得象是哲学家。还是经济学家管清友说得狠：现在的青年人太难了，如果我晚生20年，也许会夜夜哭泣。

其实不生孩子这个说法值得商榷。我以为大多数年轻人是在观望，观望有很多种，在观望能不能遇到一个真能托终生的伴侣，观望能不能实现个人财富自由，观望孩子能不能幸福作为父母能不能幸福，显然，谁也给不了答案或给不了标准答案。

要感谢这时代，人生可以有更多选择，可以不按既有剧本来。过去工作靠顶替，过去生一堆孩子是应该，过去丁克是另册中人。现在不生孩子，可以拿到桌面讨论、平等的讨论，现在当事人没有了羞耻感，现在就算你骂对方不生孩子是反人类，对方也不跟你急。自然也不用担心会被行政记过。

经济学家任择平组织了一个“催生委员会”。他们发布文章说，生育成本过高是低生育率的根源，发放补贴是降低生育成本的最直接方式。“据估算，全国家庭0-17岁孩子的养育成本平均为48.5万元；0岁至大学本科毕业的养育成本平均为62.7万元。”其估算准不准我不知道，发钱肯定有用。作用有多大，不好说。

有评论认为，从发达国家的鼓励生育政策效果看，单纯的补贴对生育率的提升并无显著效果。韩国、日本、欧盟诸国和美国等，都有相应的鼓励生育补贴政策，尤其是欧盟诸国从出生到死亡，社会福利是非常完善的，但这些发达国家的生育率都没有因为高福利、生育补贴而改变低生育率的问题。看来“重赏之下必有孕妇”并不绝对。仔细想想，所有的好政策只是针对愿意生孩的人，而有些人根本就不想生孩，这涉及到人生观价值观幸福观等等问题。

台湾卫福部门有一个负责人叫林静仪，她建议：“晚上10点后就限电，来解决（台湾）少子化问题。”我在想，这位负责人忘了还有避孕套的存在。是不是要砍掉所有生产套的企业呢。问题是避孕是不是只有用套一种办法呢。会不会一些人因为生孩子的巨大恐惧，开始分床睡，开始转移注意力干点别的事，或者直接吃点什么药，或者直接禁欲。想想这建议有点吓人。

从锄头耕地到机械耕地，从巫婆高死亡率接生到医院高存活率接生，少子化也许是农业社会走向工业社会的大趋势。在日本，少子化叠加老龄化，老年人成了社会和企业的主力，由于其占据更多的资源和地位，造成论资排辈和整个社会风气倾于保守，最终创新活力下降，经济增长放缓。但我认为，中国少子化包括老龄化，未必会“日本化”，一是中国人口基数大、民族众多、经济发展不平衡等国情差异，二是中国作为后来者可以借鉴前者的经验教训和总结。就象我们不需要用成熟的市场经济体系里的货币学说来解释我们当下的经济一样，我们应对少子化可以有自己的策略与特色。但也决不是天马行空，如复旦大学教授葛建雄给出的药方：放开高中生早恋。我忽然想到中国正在扩大的廉租房建没，完全可以用最低价出售给生育新生儿的家庭，并同时消化大量闲置的商品房，也盘活了资金。

少子化源于越来越多的家庭丁克。据说丁克族这个概念源于上世纪五十年代的欧美，八十年代传入亚洲，该词的英文缩写为DINK，直译过来为“双收入无孩家庭”。“双收入”：这话很气人，难道单收入不生养孩子的家庭不能叫丁克家庭。这反映出当初丁克是很纯粹的。而今天则不然，就业难是不生孩子的一个重要因素。

有人说，现在多生一个孩子，未来就多一个商品消费者，也多一个文化传承者，也可能多一个科技创新者，所以当今中国最值得投资的是孩子。从国家民族的立场出发，这话没毛病，妥妥的正能量。但也有一些人不这么看，他们认为，如果当不好父母硬要当父母，甚至还生二胎三胎，会不会是对国家民族的不负责。如今地球上已经太多的高离婚率与单亲家庭，还有如遗弃与虐待等等问题。

我是60后，过去我们父母那辈很穷，但很多人不叫苦。我记得92年“破三铁”之前的收入是有“确定性”的，每月的工资是按时到手的。那时穷是穷，能计划着数着日子过。那时单位上有的人每到月底总靠借钱渡日，而借出钱的人心里清楚某个日子能够还上钱。那时的家庭对付拮据的办法很简单有效，如老大的衣服老二穿，老二穿过补一补老三接着穿。而现在情况都变了。现在人的穷，不再是补疤的穷。我以为现代人更多的是怕穷，怕明天突然穷。

突然间的事情会让人措手不及。当你突然去问某些坚定不生孩子的年轻人时，他们有一种回答：不生孩子需要有理由吗？其实私下里他们是有所谓理由的，如吃了太多不该吃的现代食物，生不了孩子；如没人教，怎么保证生出个优秀的孩子；如自己活了几十年，还不知道活着的意义；如从小父母干仗从不避亲，潜意识中已认同了孩子等于累赘。

每一个人都有生育权，同时有不生育权。这是现代人的一种人权观和自由观。说来有点想不到，对战争中伤害他国人民不肯反省的小日子，就本国实行了48年的“计划生育”作出了反省。今年7月3日日本最高法院作出裁定，判决《优生保护法》违宪并判决予以受害者赔偿。当然，这事发生在日本少子化越来越严重的大背景下。

小时候我们常被父母骂作是来讨债的，只是嘴上说说。现在的人，会不会是心里话，真难讲。现在可以看到很多大学生毕业去跑快递，或干一些在父母眼里不值的工作，这些“前车之鉴”让想做父母的人不得不掂量自己的心理承受能力。事实上有些人认为，让下一代重蹈自己没跳出的境遇，再复制一个我，没有意义。怎么说呢，其实绝大多数人来到这个世界，都是来做平凡人的，真正能光耀门庭或让父母成功体验到是来“报恩”的，能有多少呢。在这一点上，西方的一些父母做得比较好：我只负责生你养你，你长大了，就与我无关了。

关于生个理想的孩子，有聪明人说不还有马斯克们吗，不还有神奇的人造子宫吗。说实在的，我是反对不尊重自然反人类的设计的（我是这样认为的）。有些后果将来可能我们难以承受。好比那些合成的所谓好药，就有反人类之嫌。人本身是智能的追求平衡的，那些好药不过是通过强力手段按下葫芦起来瓢。人们发明的西药只负责打破一个旧世界，不能建立一个新世界。同理，机器人造出的人，无论多么完美，能是人类社会的人吗。

有时我也在想，如果大家不愿生孩子，与孩子相关的太多行业的饭碗可就没了，后代越来越少，一些村要合并，一些县要撤销，一些机构要精简，更关键的是年轻人越来越少了，阿斯迈的卡脖子谁去解决，漫长的边境线谁去守护，机器人老了谁去养老，旅游还搞不搞得下去，若干年以后，贵州的九坝会不会成了空坝子，石柱的黄水会不会成了泪水。

记得我当年自考写作的题目是关于蜜蜂，我写了一堆赞美之词。几十年后才知道，我对蜜蜂的理解很肤浅。蜜蜂中大多数是工作工蜂，一生不结婚，不恋爱，无后代，只知道工作，生命只有短暂的几十天，也没有退休金一说，老了就独自离开蜂群自行了断。但再一想，蜜蜂也许很知足，毕竟曾经有工作有忙碌，享受于万花丛中。我甚至相信，蜜蜂都有着“很容易感受到幸福”的灵魂。某种意义上讲，蜜蜂比我们高级。

当我们面对少子化和老龄化的同时，中国的结婚率也不乐观。今年上半年结婚登记人数创下近十年新低。如李稻葵先生所言，一个重要的原因是现在不婚的压力远没有父辈当时的压力大，而结婚的成本却很高，婚姻好象已不是必需品。李先生没有说明压力是指什么，我解读压力的本质就是传宗接代。现代人有此思想的少之又少，现代人越来越多的敢于所谓虚度年华，“不为无益之事，何以遣有涯之生”，越来越多的人不想那么功利的生活，就想过自己想要的生活，包括不婚姻也包括不婚姻状况下不生孩。关于婚姻成本高，李先生提议给新人结婚发一定国家补贴，但不过他自己也认为，效果有限。少子化、老龄化和婚姻率下降，是三座大山。现在看来，就算瑞典皇家科学院有心设个“地球人口繁荣”奖，也找不到领奖人。

少子化也许会任性地发展下去，也许将来中国的校车将是马路上的王者。如美国的校车全身都是防弹的，它停车牌一放下来，后面的车不敢超过去。今后中国的校车不需要防弹，但它停车下孩子的时候，后面的车是不敢超过去的，否则交警叔叔重罚。当然，如果谁刹车不灵撞上校车，很可能就等于申请破产，车上的孩子很可能要你监护到18岁。听说欧美的孩子动不动就打报警电话，将来全世界的孩子都会如此，当他们感到在家里受到委屈的时候。

可以预料，未来单身经济会起来，健身房蓬勃发展，包括银发经济、宠物业、婴幼儿产业高端化等。到那时，大街上遇见宠物狗的机率远比遇见婴儿的机率高得多。我是重庆人，重庆市现在人口3000多万，不知道将来人口是不是依然很多。多少年以后，我们已经作古，会不会出现下面这样的情形：

在著名的重庆观音桥步行街上，一位年轻的母亲正推着婴儿车，被一名近百岁的城管拦下，城管礼貌地要求与车里的婴儿合个影，结果引来了一群八九十岁的“婴儿粉”，年轻的妈妈成了摄影师，婴粉们笑得很灿烂……

我国是世界制造大国和巨大消费市场。发达国家人工贵但需要大量商品，他们依赖制造大国；发达国家的好东西要赚钱，要依赖巨大的消费市场。上述情况突显了中国人口巨大的优势。因此，如果人口不断减少，优势就会逐渐丧失。除非，我们不再需要这个优势。除非，我们有更多更好的生财之道，比如我们在掌握了盾构机的最高技术之后又掌握了光刻机的最高技术，比如我们在许多行业上获得了制定与修改规则的权力，能以此轻松支撑十几亿人的幸福日子。

据马未都先生说，有段时间他胃疼得厉害，去检查啥问题也没有。医生问他：平时紧张吗？马未都说不紧张。医生又问：有压力吗？马未都说没压力。医生最后问了一句：您是有责任心的人吗？马未都说，我有责任心。医生最后说：责任心就是压力。我感觉，我们好多人都不喜欢压力，至少我是。

生不生孩子是年轻人自己的事情，少子化是国家大事。两者的撕裂，已经开始。

注：个人观点，欢迎指正。

2024年9月24日于重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