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的知青岁月（26）父老乡亲一一三姐

KLRS

刚下乡那个冬天，因女知青宿舍太冷，队里就把我们都分散到社员家里暂住，我和一名老知青被领到一户社员家里。

这户人家只有一间半草房，半间用做厨房，一间用来住人。到这家时，男主人到煤矿上班去了，只有女主人在家。

第一次和女主人见面，我看不出她的实际年龄，就喊了声："大婶好''。她听了之后笑着说“我还不到三十岁，大伙儿都叫我三姐，今后你也这么叫吧”。刚和主人见面就把人喊“老”了，这让我有些尴尬。

三姐家有五口人，男、女主人外加三个孩子。和多数社员家一样，屋内南、北两面炕。男、女主人和两、三岁的女孩儿住在南炕，我和那位老知青还有两个不到十岁的男孩儿住在北炕。

那天早上离开家的时候，我的心情就像暴风骤雨前的乌云压顶，沉重地喘不过气来。本以为到青年点以后，与同是"沦落人"的同学们住在一起，可以互相疗伤，抱团取暖。没想到竟住进了这么拥挤、这么不便的陌生社员家里。眼前的一切，真好比雪上加霜，在我本来就难过、滴血的心头又插了一刀。（心情难过的原因，在第一篇文章里有详细描述）

那个冬天，我们的一日三餐都在青年点吃，只有晚上才回到借住的社员家里。初到三姐家借住的时候，我最害怕晚上的来临，因为我实在不愿意回到那窄小逼仄、又不方便的三姐家。所以每天都很晚了我还和几个同学呆在一起，而同学们借住的那个社员家比三姐家宽敞多了。我每天都是半夜时分，才不情愿地回到三姐家。

但时间长了，我发现三姐是个热情爽快、颇具感染力和亲和力的人。她不但对我嘘寒问暖，还经常讲些农村里的笑话儿来活跃气氛，驱散我心中郁闷和不快。

刚下乡时，我们每天都趟着厚厚的积雪，赶着牛爬犁往地里送粪。等收工时，厚厚的棉鞋都被积雪湿透了。每天晚上，都是三姐张罗着把我湿漉漉的棉鞋放在炉台上，以保证第二天我下地劳动时能穿上干爽的棉鞋。

她每次做好吃的东西时，都会特意给我留一些。还经常嘱咐我，如果在青年点吃不饱，晚上回来不要客气，家里有点什么就垫补垫补，只要不嫌弃就行。

三姐用她的热情和真诚的帮助在时刻温暖着我，使我刚下乡时那颗冰冷的心，被逐渐地融化了。

下乡几年间，除了春节放假和我回家之外，不论是杀猪还是过各种节日，只要是做好吃的，三姐都会打发孩子喊我到她家吃饭。有一天三姐用家门口小河沟里抓的蝲蛄，做了一碗蝲蛄豆腐让我尝尝。我现在还记得，那菜吃在嘴里简直是妙不可言，那鲜、香的味道让我觉得那是我吃过的最美味、最特殊的味道儿，是让我至今还时常怀念的味道儿。

那时候，三姐家和大多数农户一样，家里都不富裕。做一次好吃的东西并不容易，她家孩子多、还小。有时她让我去吃饭时，我就会谢绝。每到这时，她都会很生气，觉得我跟她外道了。所以后来我干脆就"来者不拒"了。当然我每次回家都会给孩子们带些乡下少见的食物，给三姐带些适合的东西，以此来回报三姐对我的关照，但与三姐对我的帮助相比还是显得微不足道。下乡几年，我在她家蹭饭的次数根本就数不清了。

不仅如此，我还把三姐家当成自己修养生息，抚慰心灵的港湾。当我觉得青年点太闹腾，心情不好或心里有过不去的坎儿时，我都会跑到三姐家呆上一会儿。白天的时侯，哥（三姐的丈夫）到煤矿上班了，两个大点的孩子去学校上学了，只有三姐领着小女儿在家。每当看到本该下地干活的我却出现在她家的时候，善解人意的三姐从不多说一句话，借故领着女儿就到邻居或自己的母亲家去了，给我留下独处的时间和空间。

一九七五年三月，一个好消息传来。大队通知各小队从知青中选举一人，回城到技校学习。要知道这是下乡几年才出现的一次凤毛麟角般难得的回城上学机会，点里知青们对这个名额的重视程度就不言而喻了。经过青年点选举和小队领导班子的研究决定，把我做为人选，上报给了大队。

当我满心欢喜，觉着自己已经回城在望的时候，得到的消息却是大队这次只有两个名额，我们小队并没有分到名额，这劈头盖脸的一盆凉水浇得我心里拔凉拔凉的。

后来，上面又把我做为公社的侯补名额，让我去县医院参加了体检，这似乎又让我看到了一丝儿希望。可是，后来就没有后来了。我心里很清楚，知青们各个生龙活虎，身强力壮，根本不会有机会让我去侯补，候补名额只是个摆设罢了，但我就是不死心。

当我最后一次冒着冬末春初的一场大雪，去公社打探消息又依然毫无结果时，在回来的路上，那铺天盖地的鹅毛大雪，让天地间仿佛都笼罩在了一片迷雾之中。此时，我的心情和眼前的景象一样混沌茫然。我看不清自己人生的方向，找不到自己今后的出路，也不知何时才能脱离这无边无岸的苦难境地。心如死灰和绝望的感觉让我的眼泪再也止不住了，不由自主地哭了一路。

我没法儿直接回青年点，不想让大家看到我这副模样儿，便径直走进三姐家，进屋就躺在了炕上。三姐看我这般情形，轻轻地给我盖上了被子，便领着孩子出门了，我在她家昏昏沉沉睡了大半天。

那些日子，不到二十岁的我，吃不下饭，睡不着觉，后脖梗上起了两个大闷头儿（大包），平生头一次上了这么大的火。

三姐看我总是失魂落魄的样子，她便轻声地说道："你还年轻，有的是机会，这次走不了还有下次。青年点不是还有那么多同学都没走吗？像我们可能一辈都得呆在农村，难道还不活了？人生在世，这点小挫折还算个事儿吗？"

三姐不经意的几句话儿，却让钻进了死胡同的我突然醒悟了。是呀，跟三姐们比起来，我算是命运的幸运儿了，现实的情况不过是我可能晚些时候回城罢了，好几年都熬过来了，再咬牙坚持坚持，也没有什么大不了的。想到这时，我心里似乎不那么难过了。……

有很长的一段时间里，三姐不知什么原因突然患了一种谁说不清楚的病，经常又哭又笑，满嘴胡话连篇，说的都是些跟实际生活不着边际的话。

农村有不少人都比较迷信，当三姐发病时，就有人说三姐是什么附体了，我听得毛骨悚然。有一次，三姐发病时我正好在场，看到她一反常态，嘻皮笑脸，满嘴胡话，连说话声音都仿佛是另一个人的样子，我害怕极了。正想拔腿躲开的时候，被三姐看到了，她一边笑一边喊我的名字，这把我吓得更是不知所措，幸好她身边的妹妹制止了她地大喊大叫。

她的家人曾用马车把三姐拉到大队卫生室找赤脚医生看过，但赤脚医生也看不出她得了什么病。因家里困难，舍不得花钱到公社医院或县里的医院去看大夫，她的家人只是让她在家里慢慢恢复。

我回家时，把三姐患病的情形说给了父母听，父母让我转告三姐的家人，最好能到市里医院来看看，我家可助一臂之力。但三姐的家人不愿意麻烦我家，婉言谢绝了这个建议。

在三姐得病的那段时间里，我的心情很矛盾。因为害怕她发病时的状态，我不敢去见她。但心里却老是惦记着她的病情，还老想去看看她。由于缺少了三姐对我的牵挂，没有了让我停泊的港湾，让我好长时间都觉得没着没落儿的。这时我才意识到，这几年的时间里，我已经习惯地把三姐当成了心中的依靠，把她当成了自己的亲人，把她的家当成了自己的家了。

让我非常开心的是，经过一段时间的调养，三姐终于慢慢恢复了健康，恢复了正常。

一九七五年七月，我终于迎来了回城的日子。和三姐分别前，我从市里给她买了一件鸭蛋清色的确良衬衫。这可把她高兴坏了，嘴里一个劲地说，我还没穿过的确良衣服呢。

回城后，我和她保持过一段时间的通信联系。但由于种种原因后来便中断了。当我和同学再回农村时，很遗憾，却没能见到她，她把家搬到条件比较好的大队去了。

在一次知青伙伴的聚会中，一位了解她家情况的伙伴向我述说了三姐这些年的情况。

因为三姐教子有方，孩子们从小就懂事听话。长大后，他们更是独立、优秀。

我离开农村时，她的大儿子只有十岁出头，在上小学。他学习努力刻苦，从不用三姐操心。高中毕业后，他被学校聘为民办老师，后被转为公办教师。因为他工作突出和本人优秀，便一步步走上了领导岗位，最后升至县里的局级干部。

她的小儿子很有经商头脑，在经过多年打拼后，成了县城小有成就的知名老板。

当年三姐的女儿只有几岁大，可惜她后来患了病，不能行走，一直瘫在炕上。两个懂事的哥哥都说长大后要照顾妹妹一辈子，幸运的是三姐的女儿遇到愿意照顾她终生的有缘人，如今生活的也非常幸福。

随着孩子们的成长、有出息，三姐终于苦尽甘来。她把家从农村搬到了县城，自己也过上了以前想都不敢想的城里人生活。

这些年我一直都想去看望三姐，但因为各种事情的羁绊，一直没能成行。在得知她的一切都很好，孩子们都很有出息后，我从心里由衷地为她髙兴，为她骄傲。于是我决定不去刻意打扰她了，让她过着安静祥和的日子，尽情享受着幸福温暖的天伦之乐吧！

（图片源自网络）